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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沿线城镇是与长江早期文明相伴而生并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长江城镇带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从历史长时段深刻认识长江城镇带的历史角色，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深远的影响着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已经7000多年，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国文明的两大源泉。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文明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考古证据显示，长江流域（总体位于24-35°N之间）有着和黄河流域一样辉煌的史前文明，两者都是中华文明之源：长江文明以稻作文明为内核，黄河文明则以粟作文明为其鲜明特征。长江文明区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秦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发展的重心在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城镇稀少。魏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遭受重创，人口大量南迁，而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逐步追上黄河流域。建康（今南京）、扬州、荆州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心城市，长江沿线城镇开始呈现带状分布的雏形。隋唐五代至两宋是长江城镇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大势的驱动下，长江沿线城镇获得了蓬勃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城镇带。至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区域性生产分工的强化，长江沿线城镇得到全面发展，沿江城镇的带状化、体系化特征显著。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镇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又成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先行地区。从几千年的长时段看，长江城镇带主要扮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角色：
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战略支点。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重心南移，即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一过程持续了上千年。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我国经济以长江流域为主轴、以大江南北为核心经济地带的基本格局。这既是古代政治不断演变的产物，也是我国特有的自然人文地理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长江城镇带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经济重心南移以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契机、以北方先进生产要素逐步向南方聚集为内容、以长江流域沿江农业区相继崛起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些方面，长江沿线城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江沿线城镇是北方人口南迁的中转站或落脚点，是北方先进生产要素的主要接纳地，进而成为沿江新兴农业区的中心地。由此可以看出，长江沿线城镇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既是北南生产力转移的承接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我国历史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纽带。作为一条黄金水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就是沟通巴蜀与中原的主干交通线。两汉时期，长江及其支流的航运有了进一步发展，“蜀汉之粟，方船而下”，开了“西粮东运”的先河。三国时期，“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已成一种社会常态。隋唐时期，长江航运更为畅达，从上游奉节至中游江陵一日可达，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经贸互动更加频繁。五代至宋元，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长江沿线的三吴两浙地区、江西荆湖地区、巴蜀地区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沿江大小城镇星罗棋布。这些城镇既是港埠商埠，又是地方性经济中心，沿江城镇通过频繁的经贸互动使整个流域连为一体，东西两大区域的经贸活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的区域间贸易规模更大，下游江南地区与中游两湖地区、上游四川地区与中游两湖地区围绕粮食的输出与输入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埠际贸易，“川米下楚”“川米济江”“楚米济江”成为清代国内市场的大宗项目，对全国经济大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近千年国内市场运行的主轴。南宋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流域，经济地理上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的近千年间，以长江水道为纽带、沿江城镇为依托，我国东中西部展开了紧密的区域间经贸互动，这种东西向的区域间经贸互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关系国计民生，在国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为近千年我国国内市场运行的主轴。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其间多次整修大运河，南北间的商品流通依托大运河重新又繁盛起来。事实上，大运河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与长江城镇带的联通，从而实现“南粮北运”、以南济北的战略目的。因此，大运河沿线贸易的活跃非但没有削弱长江连接东西部、整合国内市场的战略价值，反而进一步扩大了长江城镇带的辐射范围，强化了其作为国内市场运行主轴的战略地位。
近代以来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重要渠道。19世纪中叶以后，长江沿线城镇率先被纳入开埠通商的行列，形成以上海为总汇，以汉口为枢纽，以镇江、南京、芜湖等通商口岸为主要节点的进出口贸易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条贸易带连接着中国与世界两个市场，既是西方列强经济势力侵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经济被动融入世界的重要渠道。19世纪中后期，长江沿线城镇是我国主要外贸商品丝、茶出口的主要口岸。从20世纪初起，我国丝、茶出口大幅下降，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大宗农副产品，如猪鬃、桐油、豆类等，除了豆类主要由东北出口，其他大半由长江沿江口岸出口。在沪汉两地的带动下，整个长江城镇带的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其贸易总量与影响超过了沿海地區。20世纪上半叶，长江流域形成了以上海、汉口、重庆为中心，涵盖长江上中下游、辐射东中西部的三大对外贸易圈，不但进一步强化了长江城镇带作为国内市场运行主轴的地位，还使之成为一条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汇起来的极为重要的贸易通道。
长江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深远的影响着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已经7000多年，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国文明的两大源泉。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文明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考古证据显示，长江流域（总体位于24-35°N之间）有着和黄河流域一样辉煌的史前文明，两者都是中华文明之源：长江文明以稻作文明为内核，黄河文明则以粟作文明为其鲜明特征。长江文明区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秦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发展的重心在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城镇稀少。魏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遭受重创，人口大量南迁，而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逐步追上黄河流域。建康（今南京）、扬州、荆州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心城市，长江沿线城镇开始呈现带状分布的雏形。隋唐五代至两宋是长江城镇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大势的驱动下，长江沿线城镇获得了蓬勃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城镇带。至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区域性生产分工的强化，长江沿线城镇得到全面发展，沿江城镇的带状化、体系化特征显著。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镇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又成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先行地区。从几千年的长时段看，长江城镇带主要扮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角色：
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战略支点。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重心南移，即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一过程持续了上千年。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我国经济以长江流域为主轴、以大江南北为核心经济地带的基本格局。这既是古代政治不断演变的产物，也是我国特有的自然人文地理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长江城镇带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经济重心南移以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契机、以北方先进生产要素逐步向南方聚集为内容、以长江流域沿江农业区相继崛起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些方面，长江沿线城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江沿线城镇是北方人口南迁的中转站或落脚点，是北方先进生产要素的主要接纳地，进而成为沿江新兴农业区的中心地。由此可以看出，长江沿线城镇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既是北南生产力转移的承接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我国历史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纽带。作为一条黄金水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就是沟通巴蜀与中原的主干交通线。两汉时期，长江及其支流的航运有了进一步发展，“蜀汉之粟，方船而下”，开了“西粮东运”的先河。三国时期，“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已成一种社会常态。隋唐时期，长江航运更为畅达，从上游奉节至中游江陵一日可达，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经贸互动更加频繁。五代至宋元，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长江沿线的三吴两浙地区、江西荆湖地区、巴蜀地区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沿江大小城镇星罗棋布。这些城镇既是港埠商埠，又是地方性经济中心，沿江城镇通过频繁的经贸互动使整个流域连为一体，东西两大区域的经贸活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的区域间贸易规模更大，下游江南地区与中游两湖地区、上游四川地区与中游两湖地区围绕粮食的输出与输入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埠际贸易，“川米下楚”“川米济江”“楚米济江”成为清代国内市场的大宗项目，对全国经济大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近千年国内市场运行的主轴。南宋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流域，经济地理上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的近千年间，以长江水道为纽带、沿江城镇为依托，我国东中西部展开了紧密的区域间经贸互动，这种东西向的区域间经贸互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关系国计民生，在国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为近千年我国国内市场运行的主轴。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其间多次整修大运河，南北间的商品流通依托大运河重新又繁盛起来。事实上，大运河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与长江城镇带的联通，从而实现“南粮北运”、以南济北的战略目的。因此，大运河沿线贸易的活跃非但没有削弱长江连接东西部、整合国内市场的战略价值，反而进一步扩大了长江城镇带的辐射范围，强化了其作为国内市场运行主轴的战略地位。
近代以来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重要渠道。19世纪中叶以后，长江沿线城镇率先被纳入开埠通商的行列，形成以上海为总汇，以汉口为枢纽，以镇江、南京、芜湖等通商口岸为主要节点的进出口贸易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条贸易带连接着中国与世界两个市场，既是西方列强经济势力侵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经济被动融入世界的重要渠道。19世纪中后期，长江沿线城镇是我国主要外贸商品丝、茶出口的主要口岸。从20世纪初起，我国丝、茶出口大幅下降，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大宗农副产品，如猪鬃、桐油、豆类等，除了豆类主要由东北出口，其他大半由长江沿江口岸出口。在沪汉两地的带动下，整个长江城镇带的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其贸易总量与影响超过了沿海地區。20世纪上半叶，长江流域形成了以上海、汉口、重庆为中心，涵盖长江上中下游、辐射东中西部的三大对外贸易圈，不但进一步强化了长江城镇带作为国内市场运行主轴的地位，还使之成为一条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汇起来的极为重要的贸易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