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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机制产生巨大的正面塑造效应。国内外正在就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进行着广泛的讨论，不过在这一讨论中，至少有三个积极因素一直未被重视，一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二是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对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作用；三是中国在多极体系交往规范和规则上的人文智慧和道德关切。本文扼要对这三点进行阐述，这对我们确立自身在当前敏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价值和道德自信，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或许不无认识上的助益。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能动性意义
在汤因比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在受动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小到几乎可以被忽略，中国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一直不被重视，或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部分也由于我们不自信，未能对中国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叙述。
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历经的道路，对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从空间上的展开产生具有启蒙性的能动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在广大的新兴独立国家之中，中国高举反帝反霸反殖旗帜，顺应了当时非殖民化运动的潮流，對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是有极大贡献的。在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中国是大国之中最早跳出冷战思维的国家，先觉性地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实行改革开放。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其成功之道路以及背后之制度，必然引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好奇，并产生示范效应。
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中的许多谜题，激起了外部世界强烈的研究兴趣和热情。这些谜题包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具有洲级人口规模的大国的现代化，不曾对外进行过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唯有中国是个例外，且能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外明确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制度中的什么因素，使中国倾向于负责任地以内部制度创新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以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转移压力？中国的政党体制在中国道路中的独特意义在哪里？中国式内生民主在科学决策、纠错纠偏、协商一致、选贤举能、保护少数等方面，对人类民主价值的进步和提升具有什么样的启发价值？中国的和谐和包容思维，从人文主义角度对破解国际关系中冷战思维、你死我活思维、对立对抗思维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总之，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的谜题为世界社会科学提出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对这些谜题答案的逐一追寻和答解，会进一步形成系统完备的中国理论，从而对人类的知识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产生的新知识，对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思再现代化道路，不乏启蒙性意义。
当今世界处于二战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口，旧国际关系的对抗、干涉思维甚嚣尘上，新型国际关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不牢靠，人类很可能再次退回到冲突无序的状态中，也可能奋力迈向国际关系和平发展新阶段。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这一敏感时期，国际社会需要有国家表达正义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道德，避免国际关系向错误的历史方向演变。2012年，与中国有关的两件事情同时也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走势和走向有关。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坚决反制日本试图推翻二战以来东亚秩序的行为，第二件事情是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以否决票形式反对新干涉主义势力对他国内政的干涉，避免联合国体系下主权秩序的破坏。第一件事情愈来愈得到各国的理解，但是，不少国家以及国际知识界对第二件事情的看法存有疑惑。一些发展中国家暂时可能不能理解这一否决票对维护主权国际秩序正当性的深远意义。“保护的责任”被新干涉主义者滥用为新的干涉借口，乃至堂而皇之地直接颠覆弱小国家合法政权，此闸门一旦打开，必将发生更多的弱小国家为强权国家所宰割的国际政治悲剧，对国际秩序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弱国小国肆意被强权国家肢解，他国对此无动于衷，甚至纵容，最终引起世界性战争的惨痛教训，人类对此历史是绝不该忘记的。因此，中国的否决票是以对主权秩序以及弱小国家命运负责的方式，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高的道义责任。
为什么“中国式改进”
对国际体系建设很重要？
“国际”舆论经常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刻划为以下几种类型，也即：第一，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第二，中国力量的崛起，会导致中国以“另起炉灶”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第三，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舆论将中国刻画为国际体系中的“异类”或“另类”；第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守规则。上述几种观点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市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忽视了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笔者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特色基础上，提炼一个核心概念，也即“中国式改进”，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崛起是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破坏性力量，是国际体系建设的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是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力量而不是对抗力量。
人们经常谈论并引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改进”概念，意为“某一群体的得益不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前提”。这个概念无论对一国国内改革还是国际体系改革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中国人的实践智慧要比这个概念更为丰富，而且，“中国式改进”对国际关系超越赢者通吃规则以及零和对抗思维，推动人类合作真正步入到共赢共生阶段，更具有指示意义。
笔者将“中国式改进”初步概括为以下六个原则。
中国式改进的第一原则，是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此为“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增量原则。中国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的一个最大增量，是使包括东盟、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成为过去三十多年世界增长的关键一极，构成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发展区而不是冲突动乱区。在中国发展的带动下，东亚在摆脱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金融危机以来，与中国贸易旺盛的东亚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要相对小得多。在此背景下观察美国重返亚太，也许会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也即正是因为中国式改进的增量溢出效应，引领着代表着守成集团的美国更为重视亚太，在中国制造的增量平台上参与新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按照中国的合作共赢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幸；美国如果按照军事对抗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守成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国与新兴国家一起推动国际制度的增量建设，促使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或地区治理的新平台。增量建设还会逐步对存量的守成集团形成引导效应，倒逼存量的守成集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式改进的第二原则，是在自身根本利益与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愿意尽量让对方先得益，也即积极让利原则。消极让利原则是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让对方获利，这种让利是不可持续的，在让利一方的国内政治中也是不可接受的；积极让利原则则是在合作过程中，为了从长远角度考虑，只要没有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宁愿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积极让利原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提出的“早期收获计划”，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与俄罗斯企业的合作中也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一原则。积极让利原则较好地将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对方其他的利益结合起来。当然，中国式改进的第二原则是有底线的，中国绝不以损害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的根本利益作为合作的交换代价。
中国式改进的第三原则，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这个原则与中国制度内在的节制和自律属性有关。中国极少通过对外转嫁压力和危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内外环境，而是借助内部制度创新以及集聚内力的方式消化压力，从而避免了对他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冲击。仅以中国解决粮食安全为例，中国13亿人口、每天40亿顿饭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粮食价格体系的稳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设想中国出现粮食危机，或者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满足13亿人口的粮食要求，那么国际资本操控下的世界粮食价格必定失控，从而对许多依靠进口解决粮食安全的国家产生致命的打击。
中国式改进的第四原则，是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此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创利原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开发性金融（即“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和实践，大力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种投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培育市场改善民生产生了积极效应。开发性金融理念仅仅依靠追逐短期利益的私人企业是无法实行和落实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恰好扮演了核心作用。
中国式改进的第五原则，是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但却必须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国际体系改革的任何步骤，都要充分让弱势国家分享收益。
中国式改进第六原则，是在遵守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規则，而不是像过去有些崛起中大国或者现在守成大国，在破坏规则中制定规则。这个原则与中国文化对秩序的强调有着深厚的联系。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三十多年表现来看，中国对接受了的国际规则具有强有力的承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那种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外交上的反复无常相比，因为政策上高度的连贯性和可预期性，也最容易形成对已接受国际规则的遵守和执行。中国并不对抗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通用规则，而是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规则中改善规则。历史上一些崛起中的大国力图在破坏规则中制定新规则，从而导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剧烈震荡，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
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并非中国独有之和谐智慧，人类各个文明体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其成分，若我们细数国际体系改革中的“中国方案”，均包含着包容性改进因素。无论一国国内之政治发展道路，还是国际间关系改善以及国际体系改革道路，遵循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将有助于形成稳健、强劲、持续的前进趋势。“中国式改进”不一定导致利益最大化，但是其坚持损失最小化原则，使各方关系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中。在当前国际体系极为敏感且累积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国际社会以及更多国家如能在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上形成共识，对化解矛盾并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在多极体系交往规范和
规则上的人文智慧和道德关切[2]
从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来看，国际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变得越来越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中国一直是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推进者。四十多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多极特性已经变得日趋明朗。多极世界虽未完全定型，但是，如何为即将定型的多极世界确定交往的基本规范，为多极世界提供必要的稳定机制，已经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一个突出议题，也是中国参与多极世界塑造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准备的一个迫切问题。历史上的一个反面教训至少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重要，那就是历史上超过五个单位的多极世界，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演变，有时甚至酿成惨烈的世界大战。因此，今日形成中的多极世界是否受历史逻辑的支配，抑或我们要在智力上有所突破，避免旧历史逻辑的轨迹，奋力走出一条新历史道路出来，这着实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目前讨论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霸权稳定论认为单极世界更稳定，多极世界更不稳定，不平衡的多极世界最不稳定。这套理论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其追求意识形态的普世性、国际事务裁判的专断性、霸权充当世界警察收取稳定租金的正当性。欧洲的地区国际关系长期呈现多极的特点，难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支配欧洲事务，因而，欧洲的理论集中从均势和制衡角度，探讨多极世界的稳定机制。实际上，均势和制衡并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即便是欧洲经常引以为豪的“百年和平”（指拿破仑战争后的1814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和平）时期，战争和杀戮仍然不绝于欧洲政治。而且，欧洲的多极力量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发展，并演变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个教训是需要今人汲取的。新近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中的国家与衰落中的国家很难避免冲突，并以此来预示中美关系走向。总体上，主流的西方理论并没有为世界探讨出一个可以和平发展的多极体系的稳定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理论，2011年以来，中国还进一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用以指导并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与诸大国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小国家在多极世界的思考上也不乏智慧，在大国关系之外寻求不结盟运动，就是中小国家的努力之一。
一个力量多极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多样、发展道路多元的世界。那么，多极和多样世界的交往道德规则是什么？笔者概括了两种交往道德规则，一是“罗尔斯规则”，另外一个是“费孝通规则”。多样、多极世界要形成良好的对话和沟通，需要逐步超越“罗尔斯规则”。 罗尔斯是美国有名的政治哲学家，费孝通是中國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国内颇为人推崇，但其《万民法》一书则为人诟病不少，尤其是在科索沃战争时期。什么是“罗尔斯规则”呢？简单说，就是“自由世界”有权依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合理正当地干涉所谓“非自由世界”内政！暂且不论有关“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的划分标准是否站得住脚，这种“高尚”的理论在实践中成为许多弱小国家的墓志铭，其派生或相互配合的普世价值论、民主输出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保护的责任等，在实践中导致无数对外专制性干涉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干涉后人道主义灾难”，这一点已经在南斯拉夫、科索沃并正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轮番上演着。在一个多极体系中，这种罗尔斯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旦占据支配地位，只会将一个多极体系引向历史上对抗性的两极体系中，危害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遗憾的是，这种危险性和危害性并不完全为各国知识界和决策界所清醒地认识，前文述及的一些国际知识圈和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恰好反映了这一现象。弱小国家在霸权专制和压制下噤若寒蝉，而形成中的多极世界中的关键力量，若为世界和平发展所谋虑，则需要形成超越罗尔斯规则的共识。
共识的一个可能聚焦点，是对“费孝通规则”的理解上。费孝通提出的多样多元文明共存的十六个字，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多样文明世界的共生之道和多极世界的共处之道。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大国及各国要探寻一种在差异中的相处之道，从不和谐走向和谐，尊重差异、尊重他者之类的共同价值观就很重要。欧美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跨文化沟通理论，不乏与“费孝通规则”契合的地方，所以“费孝通规则”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其内在含义也与文明发展的需求是一致的。“费孝通规则”要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支配准则，是不易的，这套国际关系道德准则要真正有效，还需要大国尽快行动起来，将这套准则通过教育内化到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形成真正有力的道德自律。尤其重要的是，全球媒体报道更需要摒弃讨伐式的“罗尔斯规则”，在互相尊重和欣赏的“费孝通规则”上形成报道的价值共识。
与多极世界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道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他我关系的处理上。在利害问题上，有四类他我关系的处理方式：一是损人不利己；二是损人利己，例如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新旧殖民主义等；三是利己不损人，英国的埃德蒙·柏克曾经掷地有声地说：“只要对自己有利而又不伤害他人，这个人就可以大胆地去做！”这种个人自由观念从孤立的个体意义上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种个体行动一旦置于群体之中，后果很难预料。斯密以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但其未能料及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经常困惑的理性的个体行动总和导致非理性的集体后果现象，此为社会秩序之一大敌。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与其不无关系。社会中的个人也好，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也罢，行动一旦完全为此所支配，难免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现象。
因此，很有必要将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引入到国际关系中，这就是第四种他我关系处理方式，不妨以惠己耘人称之。惠己耘人的行为道德并非高不可及，经济生活中愈来愈为人们鼓励的社会责任企业，实际上是在弱化赢者通吃的企业规则，探索平等互利的经济生活。在国际关系中，有助于惠己耘人的国家行为道德的养成，一依赖于相互监督、平等互利的国际制度，二仰仗于国内制度的改造，将他律、自律、互律机制嵌入国内制度。所以强调国内制度改造，是因为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选举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困境，也即这种制度侵蚀着美德，经常以损人利己并且是所谓“合法”的方式，纵容着对外转嫁危机和压力行为，从而让其他国家民众承担本国国内成本。因此，从国与国关系层面上说，或者从内外政治统筹的角度看，流行的选举民主制度还不是建构惠己耘人的和谐国际关系的最好国内制度，这种制度将对内的责任与对外的不负责任分离开来，极易并且经常制造着国家间纷争。一个实行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涉及他国利害的公共政策辩论时，他国又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不能进行合理的权益维护，从而经常导致弱国为强国所宰割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封闭的选举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所在。封闭的选举民主制度需要逐步统筹内外政治，也即在更多地考虑他国关切的基础上，而不是排他的领土基础上，进行新的设计。这样才能适应内外政治互动愈来愈密切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西方流行的民主理论在这方面并没有形成重大学理突破，仍然停留并局限在封闭排他的领土范围内，这是早期民主国家民主质量如今呈现退化的原因之一；其国内运行逻辑一旦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民主与专制只是一步之遥，从而成为惠己耘人的国际关系难以确立的国内制度根源。现在是国际知识界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意义上用力反思以西式民主理论为代表的第一代民主理论的时候了；一个真正好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制度设计上必须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两级政治统筹好，在此方面，人类探索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有足够的思考和思想空间的。
结 语
本文扼要概括了中国对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走向的几点积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在“国际”知识界更多是作为一个负面或者至少不正面的角色来刻画的。在价值层面上，一些国家利用国际上各类评价机器，试图以“规训”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价值体系，这种以“一”改造“多”的逻辑违背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规律。在多样文明世界中，在一个由于识字率提高带来各国文化日益自觉的世界中，包容互鉴，尊重不同发展道路和价值，是形成互知互识的人文秩序以及巩固国际关系的社会基础的唯一有效方式。国际体系变革需要遵循基本的国际关系道德，过去的全球化模式之所以遭遇重挫，是与全球化的主导者重视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忽视道德约束有很大关系。全球化要走得更远，不在于其前进的速度，而在于其成果能否为更多国家及其人民所分享，这样的全球化才能在绝大多数人支持下走得更稳更远。在此方面，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如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是有助于形成道德与利益、责任与义务更为平衡的全球化新模式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尊重和听取来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中国学者也需要在学术上树立信心，讲好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新知。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本文写作得到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11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能动性意义
在汤因比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在受动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小到几乎可以被忽略，中国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一直不被重视，或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部分也由于我们不自信，未能对中国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叙述。
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历经的道路，对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从空间上的展开产生具有启蒙性的能动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在广大的新兴独立国家之中，中国高举反帝反霸反殖旗帜，顺应了当时非殖民化运动的潮流，對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是有极大贡献的。在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中国是大国之中最早跳出冷战思维的国家，先觉性地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实行改革开放。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其成功之道路以及背后之制度，必然引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好奇，并产生示范效应。
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中的许多谜题，激起了外部世界强烈的研究兴趣和热情。这些谜题包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具有洲级人口规模的大国的现代化，不曾对外进行过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唯有中国是个例外，且能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外明确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制度中的什么因素，使中国倾向于负责任地以内部制度创新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以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转移压力？中国的政党体制在中国道路中的独特意义在哪里？中国式内生民主在科学决策、纠错纠偏、协商一致、选贤举能、保护少数等方面，对人类民主价值的进步和提升具有什么样的启发价值？中国的和谐和包容思维，从人文主义角度对破解国际关系中冷战思维、你死我活思维、对立对抗思维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总之，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的谜题为世界社会科学提出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对这些谜题答案的逐一追寻和答解，会进一步形成系统完备的中国理论，从而对人类的知识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产生的新知识，对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思再现代化道路，不乏启蒙性意义。
当今世界处于二战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口，旧国际关系的对抗、干涉思维甚嚣尘上，新型国际关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不牢靠，人类很可能再次退回到冲突无序的状态中，也可能奋力迈向国际关系和平发展新阶段。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这一敏感时期，国际社会需要有国家表达正义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道德，避免国际关系向错误的历史方向演变。2012年，与中国有关的两件事情同时也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走势和走向有关。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坚决反制日本试图推翻二战以来东亚秩序的行为，第二件事情是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以否决票形式反对新干涉主义势力对他国内政的干涉，避免联合国体系下主权秩序的破坏。第一件事情愈来愈得到各国的理解，但是，不少国家以及国际知识界对第二件事情的看法存有疑惑。一些发展中国家暂时可能不能理解这一否决票对维护主权国际秩序正当性的深远意义。“保护的责任”被新干涉主义者滥用为新的干涉借口，乃至堂而皇之地直接颠覆弱小国家合法政权，此闸门一旦打开，必将发生更多的弱小国家为强权国家所宰割的国际政治悲剧，对国际秩序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弱国小国肆意被强权国家肢解，他国对此无动于衷，甚至纵容，最终引起世界性战争的惨痛教训，人类对此历史是绝不该忘记的。因此，中国的否决票是以对主权秩序以及弱小国家命运负责的方式，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高的道义责任。
为什么“中国式改进”
对国际体系建设很重要？
“国际”舆论经常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刻划为以下几种类型，也即：第一，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第二，中国力量的崛起，会导致中国以“另起炉灶”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第三，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舆论将中国刻画为国际体系中的“异类”或“另类”；第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守规则。上述几种观点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市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忽视了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笔者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特色基础上，提炼一个核心概念，也即“中国式改进”，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崛起是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破坏性力量，是国际体系建设的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是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力量而不是对抗力量。
人们经常谈论并引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改进”概念，意为“某一群体的得益不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前提”。这个概念无论对一国国内改革还是国际体系改革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中国人的实践智慧要比这个概念更为丰富，而且，“中国式改进”对国际关系超越赢者通吃规则以及零和对抗思维，推动人类合作真正步入到共赢共生阶段，更具有指示意义。
笔者将“中国式改进”初步概括为以下六个原则。
中国式改进的第一原则，是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此为“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增量原则。中国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的一个最大增量，是使包括东盟、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成为过去三十多年世界增长的关键一极，构成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发展区而不是冲突动乱区。在中国发展的带动下，东亚在摆脱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金融危机以来，与中国贸易旺盛的东亚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要相对小得多。在此背景下观察美国重返亚太，也许会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也即正是因为中国式改进的增量溢出效应，引领着代表着守成集团的美国更为重视亚太，在中国制造的增量平台上参与新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按照中国的合作共赢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幸；美国如果按照军事对抗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守成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国与新兴国家一起推动国际制度的增量建设，促使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或地区治理的新平台。增量建设还会逐步对存量的守成集团形成引导效应，倒逼存量的守成集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式改进的第二原则，是在自身根本利益与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愿意尽量让对方先得益，也即积极让利原则。消极让利原则是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让对方获利，这种让利是不可持续的，在让利一方的国内政治中也是不可接受的；积极让利原则则是在合作过程中，为了从长远角度考虑，只要没有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宁愿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积极让利原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提出的“早期收获计划”，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与俄罗斯企业的合作中也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一原则。积极让利原则较好地将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对方其他的利益结合起来。当然，中国式改进的第二原则是有底线的，中国绝不以损害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的根本利益作为合作的交换代价。
中国式改进的第三原则，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这个原则与中国制度内在的节制和自律属性有关。中国极少通过对外转嫁压力和危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内外环境，而是借助内部制度创新以及集聚内力的方式消化压力，从而避免了对他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冲击。仅以中国解决粮食安全为例，中国13亿人口、每天40亿顿饭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粮食价格体系的稳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设想中国出现粮食危机，或者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满足13亿人口的粮食要求，那么国际资本操控下的世界粮食价格必定失控，从而对许多依靠进口解决粮食安全的国家产生致命的打击。
中国式改进的第四原则，是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此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创利原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开发性金融（即“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和实践，大力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种投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培育市场改善民生产生了积极效应。开发性金融理念仅仅依靠追逐短期利益的私人企业是无法实行和落实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恰好扮演了核心作用。
中国式改进的第五原则，是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但却必须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国际体系改革的任何步骤，都要充分让弱势国家分享收益。
中国式改进第六原则，是在遵守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規则，而不是像过去有些崛起中大国或者现在守成大国，在破坏规则中制定规则。这个原则与中国文化对秩序的强调有着深厚的联系。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三十多年表现来看，中国对接受了的国际规则具有强有力的承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那种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外交上的反复无常相比，因为政策上高度的连贯性和可预期性，也最容易形成对已接受国际规则的遵守和执行。中国并不对抗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通用规则，而是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规则中改善规则。历史上一些崛起中的大国力图在破坏规则中制定新规则，从而导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剧烈震荡，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
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并非中国独有之和谐智慧，人类各个文明体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其成分，若我们细数国际体系改革中的“中国方案”，均包含着包容性改进因素。无论一国国内之政治发展道路，还是国际间关系改善以及国际体系改革道路，遵循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将有助于形成稳健、强劲、持续的前进趋势。“中国式改进”不一定导致利益最大化，但是其坚持损失最小化原则，使各方关系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中。在当前国际体系极为敏感且累积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国际社会以及更多国家如能在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上形成共识，对化解矛盾并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在多极体系交往规范和
规则上的人文智慧和道德关切[2]
从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来看，国际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变得越来越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中国一直是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推进者。四十多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多极特性已经变得日趋明朗。多极世界虽未完全定型，但是，如何为即将定型的多极世界确定交往的基本规范，为多极世界提供必要的稳定机制，已经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一个突出议题，也是中国参与多极世界塑造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准备的一个迫切问题。历史上的一个反面教训至少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重要，那就是历史上超过五个单位的多极世界，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演变，有时甚至酿成惨烈的世界大战。因此，今日形成中的多极世界是否受历史逻辑的支配，抑或我们要在智力上有所突破，避免旧历史逻辑的轨迹，奋力走出一条新历史道路出来，这着实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目前讨论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霸权稳定论认为单极世界更稳定，多极世界更不稳定，不平衡的多极世界最不稳定。这套理论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其追求意识形态的普世性、国际事务裁判的专断性、霸权充当世界警察收取稳定租金的正当性。欧洲的地区国际关系长期呈现多极的特点，难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支配欧洲事务，因而，欧洲的理论集中从均势和制衡角度，探讨多极世界的稳定机制。实际上，均势和制衡并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即便是欧洲经常引以为豪的“百年和平”（指拿破仑战争后的1814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和平）时期，战争和杀戮仍然不绝于欧洲政治。而且，欧洲的多极力量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发展，并演变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个教训是需要今人汲取的。新近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中的国家与衰落中的国家很难避免冲突，并以此来预示中美关系走向。总体上，主流的西方理论并没有为世界探讨出一个可以和平发展的多极体系的稳定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理论，2011年以来，中国还进一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用以指导并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与诸大国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小国家在多极世界的思考上也不乏智慧，在大国关系之外寻求不结盟运动，就是中小国家的努力之一。
一个力量多极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多样、发展道路多元的世界。那么，多极和多样世界的交往道德规则是什么？笔者概括了两种交往道德规则，一是“罗尔斯规则”，另外一个是“费孝通规则”。多样、多极世界要形成良好的对话和沟通，需要逐步超越“罗尔斯规则”。 罗尔斯是美国有名的政治哲学家，费孝通是中國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国内颇为人推崇，但其《万民法》一书则为人诟病不少，尤其是在科索沃战争时期。什么是“罗尔斯规则”呢？简单说，就是“自由世界”有权依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合理正当地干涉所谓“非自由世界”内政！暂且不论有关“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的划分标准是否站得住脚，这种“高尚”的理论在实践中成为许多弱小国家的墓志铭，其派生或相互配合的普世价值论、民主输出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保护的责任等，在实践中导致无数对外专制性干涉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干涉后人道主义灾难”，这一点已经在南斯拉夫、科索沃并正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轮番上演着。在一个多极体系中，这种罗尔斯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旦占据支配地位，只会将一个多极体系引向历史上对抗性的两极体系中，危害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遗憾的是，这种危险性和危害性并不完全为各国知识界和决策界所清醒地认识，前文述及的一些国际知识圈和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恰好反映了这一现象。弱小国家在霸权专制和压制下噤若寒蝉，而形成中的多极世界中的关键力量，若为世界和平发展所谋虑，则需要形成超越罗尔斯规则的共识。
共识的一个可能聚焦点，是对“费孝通规则”的理解上。费孝通提出的多样多元文明共存的十六个字，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多样文明世界的共生之道和多极世界的共处之道。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大国及各国要探寻一种在差异中的相处之道，从不和谐走向和谐，尊重差异、尊重他者之类的共同价值观就很重要。欧美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跨文化沟通理论，不乏与“费孝通规则”契合的地方，所以“费孝通规则”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其内在含义也与文明发展的需求是一致的。“费孝通规则”要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支配准则，是不易的，这套国际关系道德准则要真正有效，还需要大国尽快行动起来，将这套准则通过教育内化到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形成真正有力的道德自律。尤其重要的是，全球媒体报道更需要摒弃讨伐式的“罗尔斯规则”，在互相尊重和欣赏的“费孝通规则”上形成报道的价值共识。
与多极世界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道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他我关系的处理上。在利害问题上，有四类他我关系的处理方式：一是损人不利己；二是损人利己，例如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新旧殖民主义等；三是利己不损人，英国的埃德蒙·柏克曾经掷地有声地说：“只要对自己有利而又不伤害他人，这个人就可以大胆地去做！”这种个人自由观念从孤立的个体意义上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种个体行动一旦置于群体之中，后果很难预料。斯密以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但其未能料及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经常困惑的理性的个体行动总和导致非理性的集体后果现象，此为社会秩序之一大敌。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与其不无关系。社会中的个人也好，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也罢，行动一旦完全为此所支配，难免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现象。
因此，很有必要将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引入到国际关系中，这就是第四种他我关系处理方式，不妨以惠己耘人称之。惠己耘人的行为道德并非高不可及，经济生活中愈来愈为人们鼓励的社会责任企业，实际上是在弱化赢者通吃的企业规则，探索平等互利的经济生活。在国际关系中，有助于惠己耘人的国家行为道德的养成，一依赖于相互监督、平等互利的国际制度，二仰仗于国内制度的改造，将他律、自律、互律机制嵌入国内制度。所以强调国内制度改造，是因为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选举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困境，也即这种制度侵蚀着美德，经常以损人利己并且是所谓“合法”的方式，纵容着对外转嫁危机和压力行为，从而让其他国家民众承担本国国内成本。因此，从国与国关系层面上说，或者从内外政治统筹的角度看，流行的选举民主制度还不是建构惠己耘人的和谐国际关系的最好国内制度，这种制度将对内的责任与对外的不负责任分离开来，极易并且经常制造着国家间纷争。一个实行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涉及他国利害的公共政策辩论时，他国又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不能进行合理的权益维护，从而经常导致弱国为强国所宰割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封闭的选举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所在。封闭的选举民主制度需要逐步统筹内外政治，也即在更多地考虑他国关切的基础上，而不是排他的领土基础上，进行新的设计。这样才能适应内外政治互动愈来愈密切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西方流行的民主理论在这方面并没有形成重大学理突破，仍然停留并局限在封闭排他的领土范围内，这是早期民主国家民主质量如今呈现退化的原因之一；其国内运行逻辑一旦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民主与专制只是一步之遥，从而成为惠己耘人的国际关系难以确立的国内制度根源。现在是国际知识界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意义上用力反思以西式民主理论为代表的第一代民主理论的时候了；一个真正好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制度设计上必须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两级政治统筹好，在此方面，人类探索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有足够的思考和思想空间的。
结 语
本文扼要概括了中国对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走向的几点积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在“国际”知识界更多是作为一个负面或者至少不正面的角色来刻画的。在价值层面上，一些国家利用国际上各类评价机器，试图以“规训”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价值体系，这种以“一”改造“多”的逻辑违背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规律。在多样文明世界中，在一个由于识字率提高带来各国文化日益自觉的世界中，包容互鉴，尊重不同发展道路和价值，是形成互知互识的人文秩序以及巩固国际关系的社会基础的唯一有效方式。国际体系变革需要遵循基本的国际关系道德，过去的全球化模式之所以遭遇重挫，是与全球化的主导者重视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忽视道德约束有很大关系。全球化要走得更远，不在于其前进的速度，而在于其成果能否为更多国家及其人民所分享，这样的全球化才能在绝大多数人支持下走得更稳更远。在此方面，包容性的中国式改进如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是有助于形成道德与利益、责任与义务更为平衡的全球化新模式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尊重和听取来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中国学者也需要在学术上树立信心，讲好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新知。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本文写作得到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