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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立法，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练。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而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了。它适应了读者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开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直相沿，至于《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作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为塑造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悖于历史环境，也不悖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首都有这一部“圣叹外书”。
在舊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清兵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大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五经”之上。
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面，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主。
关于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裴注却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
《三国志平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熏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钜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书》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着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选自《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直相沿，至于《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作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为塑造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悖于历史环境，也不悖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首都有这一部“圣叹外书”。
在舊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清兵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大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五经”之上。
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面，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主。
关于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裴注却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
《三国志平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熏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钜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书》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着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选自《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