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读书，他四处旅行，接触各国艺术文化，观察建筑的方法和美学。一次在希腊小岛，他看到山上风化的石头，苍凉之美让他想起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那一刻他突然想到，此地是西方，其实都是一个地球，精神上的愉悦感，全人类都一样。
　　他在法国小有成就，贝桑松艺术学院举办欧洲艺术创作比赛，请他当首席评判，他却决定回香港任教，那时香港的同事、学生总在问关于西方的问题，好像一定要飞到巴黎那些地方找所谓的美丽。“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很深厚，但是要去了解又很困难”。赵广超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虽有学者研究，但并没有太多通俗易懂的整理。
　　“不公平”，他说。“当你用中文书写思考，里面总有特殊的内涵和价值在里面的，它让你的人生更加充实的话，忠于这种文化是正常的”。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尝试。
　　为什么会对紫禁城痴迷？“因为它做得好，因为见到好的东西，你有责任为它做些事情。”赵广超说，这就好像遇到一个好人，也会想和朋友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好人。
　　赵广超常提醒工作室的年轻人，不必迷失在电脑、各种软件等工具中，“作书”的目的是沟通，要把内心那份被中国文化触动到的东西展现出来。儿时内向的赵广超，如今的初心却正是沟通。 　　“我的家在紫禁城”已不仅是一套丛书，还是一套展览和教育计划。2011年起，赵广超工作室联合何鸿毅家族基金，在香港的教育机构开展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在北京开展过，之后还会拓展到广州等地。

搏命赵的一双手

　　香港记者陈晓蕾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形容赵广超像“寒风中的润肠”，因为他工作太拼，当时感冒久久不愈，身体虚胖，脸色发黑，就像香港的腊味润肠。当时陈问得有点重：“你这样下去，死了还能写什么？”
　　“这世死了，下一世继续。”赵广超答。
　　当记者在工作室见到赵广超的时候，说起他“搏命”的工作方式，他理所当然：“我想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搏命’也要过条马路，虽然很多车也得想办法过去”。眼前的赵广超肤色依然偏黑，但精神不错，因为有工作室成员与他一起工作，生活规律了许多。多年过去，他还是和那篇文章里一样，香港人着急的买房、结婚他都不着急，还是用他的初心做着研究。
　　采访间隙，赵广超顺手拿起书架上的一个巴掌大的古埃及阿努比斯木雕说，“这是我研究埃及文化那阵子做的”，他当时思考的是，原作的伟大是在于它的比例，还是大小？花了半小时雕出来后，他终于下了结论：比例没变，气势还在。
　　赵广超的工作方法之一就是：如果有机会，就要亲手做。这方法笨拙却有质感。“只有体会过，才会有比较踏实的感觉”，他说。
　　赵广超注重这双手与器物、人的交流：“人有双手，我和你握手那一刻，才明白你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当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却看见一本《御制耕织图》和腕痛带并列放着。其实他的左右手都会痛，他轻描淡写，“以前写画得多造成的”。
　　其实他的“作书”方法非常辛苦，他如工匠一般，往往要把许多古籍图画扫描进电脑里，再一笔一画勾描出原图的轮廓和结构，然后再处理出他要说明的重点。梁文道觉得就是他这种苦活把他的身子累垮了。做关于紫禁城的书，他还是这样细致，梁文道问他为什么要画出来，很辛苦，他答“他们建更辛苦，一砖一瓦，多少心思，我只不过是画出来，有什么很辛苦？”
　　他在紫禁城看到了古时人的用心，好感动。赵广超作书，先有感而发，再找理性根据：“它后面有理性的价值和原因，越感性，越要找理据，不然人家觉得你是情感泛滥而已。” 赵广超用左手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写下“感情的据点，理性的根据”，他的思维跑得比嘴快，总得借助纸笔。
　　有人说，他的观察分析方法是来自西方的科学理性，但他说他们忘记了，调查分析其实在宋明的理学中一样存在，格物致知；当人们惊讶于他图文结合之巧妙，他又向记者提起中国古人的诗画早就融合一体，他左手和右手各自画了个半圆，表示图像和文字世界的接头：“那是很动人的事情”。
　　赵广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和他工匠一般的手，或许也是那两个半圆，总在一些抽象的时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