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中的人性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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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詹姆斯·乔依斯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一座丰碑,他的意识流小说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第一部小说《都柏林人》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爱尔兰中下层市民在世纪交替之际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他对弥漫于都柏林生活中死气沉沉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无情地解剖和批判,流露出对爱尔兰人甚至是整个人类的人性观照。本文主要从都柏林各种人物同瘫痪的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对小说的深刻内蕴加以解读。
  关键词:詹姆斯·乔依斯 《都柏林人》 人性观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以人为描写的核心,它的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它的最高宗旨是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表现人的不自由和争取自由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人因丧失自由所致的内心痛苦与焦虑”。詹姆斯·乔依斯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一座丰碑,他的意识流小说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第一部小说《都柏林人》是由15个描写都柏林市民生活的短篇小说组成,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爱尔兰中下层市民在世纪交替之际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乔依斯对弥漫于都柏林生活中死气沉沉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无情地解剖和批判,流露出对爱尔兰人甚至是整个人类的人性观照。小说主要是从都柏林各种人物同瘫痪的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的角度,绘制了一副灰色的城市生活画卷。
  
  一 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劳伦斯在其名篇《道德与小说》中,一开头便为小说艺术规定了一个恰当的目的,即“揭示小说在活生生的时刻与周围宇宙之间的关系”,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可以用隐居的方式逃离社会,或者用流浪的方式抵抗社会,但是他无法忽视社会,因为社会的存在赋予他意义,决定了他的状态”。爱尔兰是宗教气氛特别浓厚的国家,天主教会在爱尔兰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乔依斯出生于都柏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年少时在宗教方面十分虔诚,但成年后,却抛弃了极具压抑性的罗马天主教。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尼采惊呼:“上帝死了!”那么上帝的死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人已失去价值维系,人的灵魂无所依托,人的理想幻灭,于是深重的恐惧、焦虑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在人的周围。乔依斯用忧郁的笔调描绘了一大批都柏林人,从儿童到青年到老年,人人都成了社会环境、精神枷锁的牺牲品。
   关于《都柏林人》,乔伊斯曾表示:“我的初衷,就是要书写我的祖国精神史上的一个章节,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我竭力将其呈现于那些漠然的公众面前,从四个方面去展示:童年、青少年、成年,还有公共生活。故事就是按这样的顺序集结的。”《都柏林人》的开篇《姐妹们》是以一个男孩的视角来叙述一位老神父患了瘫痪症,最终与世长辞。老神父之死,隐喻色彩明显,不仅象征精神的瘫痪、社会的衰朽,而且代表宗教信仰的失去,因为其“祸根是他打碎的那只圣餐杯……那是不详的开端”。那只破碎的圣餐杯是乔依斯对爱尔兰天主教会最好的诠释,它暴露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仰危机和理想的幻灭。然而,在《圣恩》中,酒徒的朋友们企图利用宗教劝导推销员克南“静修”,从而洗心革面。可是他本人出生于新教徒世家,结婚时皈依天主教。对于这种本来就无虔诚信仰的人而言,神甫的布道便成了对牛弹琴。更荒唐的是愚昧偏狭的天主教会本身,面对那些企业主,商业家会员,对《圣经》原文胡乱篡改,断章取义。珀登神甫的长篇布道把心灵变成了“账目”,不是拯救人的灵魂,而是诱导人们心安理得地敛财,以达到心灵上的“收支平衡”。可见,上帝的宗教意义消失殆尽,商业精神打败了基督精神,金钱取代了上帝。
  宗教和民族问题是爱尔兰人的两把精神枷锁,禁锢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生活困顿,精神空虚。19世纪末,爱尔兰处在英国严厉的统治之下,一个国家一半自由一半受奴役当然是无法生存的,由帕内尔领导的民族自治运动兴起。乔依斯关心独立运动的发展,认为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不仅是政治上的压迫,而且是对人们思想上的奴役。遗憾的是民族自治运动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就四分五裂,因此,整个爱尔兰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展示了失去领导人的爱尔兰社会宛若一潭死水,表现了政治的背叛和腐败,人们没有自己的主见和信念。拉选票的人不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热情,而纯粹是为了金钱的利益。他们没有为拉票而有所作为,而是聚集在黑暗冰冷的屋子里面围着一个衰朽的老人展开索然无味的谈话。可见,政治上被奴役的国家就不过是一具徒有其名的形骸而已,人们最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除了政治和宗教外,学校和集市都体现了人与不和谐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人的理想幻灭、精神空虚。《偶遇》中的学童因厌倦学校沉闷刻板的学校生活,试图到河边港口寻找异国水手,结果却被一个性变态老头吓得仓皇逃跑。《阿拉比》继续写一个小孩的意识活动,他意欲前往阿拉比市场为自己心爱的姑娘买件礼物,可当他到达那里,“几乎所有的棚摊都打烊了。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小孩美妙的幻想却被黑暗、粗鄙的市场击打得粉碎。“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拨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学校和集市影射都柏林缺乏生气的社会环境,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中,乔依斯通过小孩那双幼稚的眼睛,揭露人为理想奋斗的徒劳,人与社会抗争的失败,从而导致人彷徨无助、愤世嫉俗,即便是一个小孩也难免黑暗衰朽社会的影响。
  
  二 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
  
  人不是孤立生活的,因为他属于构成人的世界的。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对人际关系的兴趣中提到“小说家应该挖掘并表现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冲突的”。都柏林是全面瘫痪的中心,社会氛围令人窒息,人际关系充满着矛盾与危机。合同中的当事人之间、朋友之间、雇员与老板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不和谐的音符处处皆是,他们几乎都无法进入朋友、爱人或家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无法建立和享受亲密的人际关系。
  在《母亲》中,卡尼太太为女儿的报酬与音乐会负责人霍罗汉先生不断发生龃龉和冲突,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合同双方为权利与义务发生的世俗气十足的争执,也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较量,然而,乔依斯企图通过卡尼太太对女儿音乐才能的培养所付出的热情与对其音乐才艺展示的殷切期望,反衬古典音乐会负责人的麻木不仁,从而反映都柏林令人压抑的、沉闷乏味的文化生活,沸沸扬扬的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也未能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激活爱尔兰人瘫痪的精神状态。
  朋友是生命里一页最美丽的风景,真诚的朋友可以相互搀扶,排忧解难;诚挚的友谊可以驱走寂寞,化解痛苦。然而,都柏林人情谊的缺失在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年轻人欢聚一堂,也是以毫无意义的牌局消磨时光。《一朵浮云》中小钱得勒宛如都柏林上空的一朵浮云,精神上无所依托,苦闷彷徨,在个人感情和事业上都缺乏知己。他渴望在伦敦报界发迹的老友加拉赫能帮助他摆脱生活的困境,但他发现久别重逢的老友俗不可耐,并不能如他所愿。回到家里,他只有把心中郁积的愤怒撒向啼哭不停的婴儿。《车赛以后》中吉米家境殷实,他结交的朋友也并非真情实意,他们的经济地位(拥有法国几家大旅馆的赛古安)或者出色的才能(穷困潦倒但才华横溢的维朗纳)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一群快乐的年轻人酒足饭饱之后开始了一场灾难性的赌博。他们的牌局在破晓时分落下帷幕,法利和吉米输得最惨。狂赌可以暂时让百无聊赖的年轻人忘却烦恼与痛苦,可天亮以后,他们又将被带回停滞麻痹的现实生活中来。作者通过年轻朋友之间为消磨时光而过着糜烂的生活来展示都柏林人困顿停滞的精神风貌。
  朋友之间没有情意的存在,而雇员与老板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在工作中傅林敦因丢失两封信件而被上司严厉地责骂,他的心就像都柏林的浓雾一样阴冷凝重。工作中的憋屈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把他变得呆滞、麻木,似乎只有酒精的麻醉才能让他从滞重的生活中得到解脱,获得些许快乐与慰藉。所以,当他一身带着一身酒气回到阴冷的家中,孩子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出气筒,这也无法掩饰他的庸俗与无能。小职员傅林敦的遭遇在现代人身上也有他的影子,工作是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中的喜怒哀乐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面对从星期一到下一个星期一成规化的工作流程,面对上司的压力以及同事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多少人不是带着希望与失望,悲伤与恐惧?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正确地释放工作中的压力与烦恼呢?
  都柏林人的人性冲突在夫妻之间更是展现得惟妙惟肖。《死者》是故事集的压轴篇,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莉塔去参加姨妈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宴,乔依斯笔下的这次聚会,表面上充溢着节日般祥和的气氛,然而人的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孤独和惆怅。当曲终人散,加布里埃尔渴望拥有爱妻时,却发现妻子因一首感伤的爱尔兰民歌沉浸在对“死者”的追忆中:那是为她殉情的初恋情人经常唱给她听的一首歌。他突然明白,他的婚姻早已死亡。为爱而死的年轻人,他虽死犹生,还依然活在格莉塔心中;而他自己却是虽生犹死,自己的爱情生活只是一具空壳而已。他虽然活着,却不能认识他人,甚至自己的妻子,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从而感到人生的孤寂、无聊和空虚,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和荒谬性,他的灵魂已接近正在消融的雪花而走向死亡。面对漫天飞雪,加布里埃尔在嫉妒中感悟着生与死,生命与爱,他想到了人生的意义。小说的结尾是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飘零的雪花仿佛正在奏着一曲无声的安魂曲,“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大雪的描写强化了“死亡”的象征意义,从而唤起读者对人类普遍命运的价值关怀。“这场雪覆盖了一切:生者和死者,生命和无生命,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它埋葬着一切,涤荡着一切,彻底地消除矛盾与对立”。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乔依斯期待着有朝一日,这座瘫痪的城市在严冬的这场大雪过后,能得到全面的复苏,人与人之间能顺畅地沟通与交流,从而和谐相处。
  乔依斯以小见大,使都柏林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精神危机和严酷现实的一个缩影。都柏林人的困境与危机不仅是个别的,而且是广大西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作者通过对普通的都柏林人的人性关照,揭示了个体的遭遇和自我的境况。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导致死气沉沉,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使人际关系淡漠疏远。作者渴望以此揭露都柏林社会存在的“精神麻痹”,企图让国人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他宣称要让“爱尔兰人……在我的这面擦得十分光亮的镜子面前好好地端详自己”。人顿悟后的痛苦并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也不是人生意义价值的最终体现;人与命运抗争和寻求归属难免有失败和痛苦,但这绝不意味这人生的绝望。相反,人不应该就此颓废,在麻痹的精神世界中自得其乐,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懈的追求和抗争之中。
  
  参考文献:
  [1] James Joyce.Dubliners.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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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朱维之、赵澧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马礼霞,女,1977—,四川隆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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