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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著名诗僧释大独特的诗风，与其特殊的地位及交游活动有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入世的情感世界与官场尘俗的纠缠；二是他具有浓厚的雅集情结，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雄杰”诗风。
关键词：释大 诗风 雅集 关系
释大，俗姓陈氏，字笑隐，号蒲室；南昌人，为径山宗杲门下第五代传人。他深得元室推崇，领三品文阶，授太中大夫，掌五山十刹，在元代地位极其尊崇。他最擅长律诗与绝句，五律、七律诗共81首，绝句共50首，五古、七古共45首。这说明大诗歌创作各体皆备，各体皆工。他作为一名诗僧能在元代独树一帜，绝非前人溢美而已。释大的诗歌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交游意识，具有突出的社会交际功能。释大作为一名禅僧、诗僧，他的诗歌的这一现象非常独特，本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入世的情感世界：禅意与官场尘俗的纠缠
释大身为僧官，掌五山十刹，在江南地区地位十分尊崇，由于需要解决的俗务较多，因而官场上的应酬活动也较多。不管其当时心态如何，但身处其位的他必然会努力地对来往谒见的各路官吏尽心接待。在大《蒲室集》的187首诗中，反映应酬交际的篇什多达174首，这说明了官场交际是释大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其诗由此也染上了浓厚的官场气氛。他曾担任官寺住持，长年接待四方官员，对官场之事相当熟悉，因此四库馆臣作《蒲室集》序时对此评为“虽隶缁流，颇谙朝庭掌故。”对于官场风云，大也十分精通，从他为集庆寺免除税役而不断奔走于权豪势要之门即可知大概。为此，他对官场吏事颇有感慨，正如他在《次韵奉答吴可堂左丞致政寓九江见贻》所说的“风物三生梦，功名百岁心”。这些诗歌都是他在文坛官场应酬之作，基本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因为，他自己也对长年应酬于官场的行为，深感“山林久已负归期”（《送张可道管勾赴任西台》），可见他对自己出入红尘、周旋于官场也时有愧疚之心。
二、诗僧的追求：浓厚的雅集情结
由于大是元代高级僧官及得道高僧，还是一名著名诗僧，与他唱和交游的人，有姓名者多达87人。他们与大交游时，大多以雅集的方式进行。在大诗歌中，雅集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士僧结社，二是普通诗人聚会。
关于大的结社意识，《蒲室集》中多有反映。他在《口号四首为海樵公送别》（仪真舟）中有诗道：“收拾香山社，霜颅及老僧。”提到“香山社”的还有《张梦臣侍御题东林李伯高西畴诗卷次韵二首》（其一）：“欲问香山客入社，底须更觅葛天民”。至于香山社，就是因香山居士白居易曾参与而得名。白居易在《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中说：“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指出：“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在释大笔下，他与海樵公、张起岩都有加入香山社之意。除此之外，释大在《蒲室集》中还有这样的诗《曹德昭尝蒙寄诗，已率诸徒同和。吕仲实佥宪偶见连和三首相遗，予与仲实未及识，感其相知，率尔次韵上答》：“愿续三贤龙井社，山行应许野僧知”。从这首诗的题目可知，其一，曹德昭寄诗来，大与其众徒共作诗以和，说明大与曹德昭很熟悉。其二，曹德昭应与吕仲实一起作诗，大虽未识吕仲实，但大诗名在外，吕仲实想借曹德昭以结识大。从诗中看，“愿续三贤龙井社”句中的“续”字，说明曹德昭他们曾经举行过“龙井社”活动。“三贤”，应当是三人集会，这“龙井社”的活动内容是以品茶为中介之诗社。释大希望他们若再集会时，当“山行应许老僧知”，显然是有加入之意。
雅集多有宴会，有宴则必有酒，有酒必有诗，此乃元代雅集之常例。大为当时名僧和著名诗僧，无论他参加别人的集会，还是别人前来和他相聚，都少不了酒之助兴，所以他有“醉罢蒲陶金叵罗，散华方丈写伽陀”（《蜀谒赵鲁公次韵》）的诗句。在《次韵冯东麓侍御游钟山寺》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诗酒与雅集的关系：“底须胜集慕山阴，咫尺钟山足访寻。留客但教樽有酒，归田宁计槖无金。”可见，大对雅集是非常感兴趣的。为了雅集饮酒，对金钱根本不予考虑。在送别冯思温时，又作《东麓侍御赴燕南宪使留别次歆奉饯》诗说：“从车祖帐候城阴，留别题诗辱重寻。愧之鹔鵊酬斗酒，定怜骏骨市千金。”诗人与冯思温饯别之时，还希望冯思温御史能“重寻”，再回来集会。另外，他在《口号四首为海樵公送别》中还指出“有酒从人醉，长斋律自持”，认为“从人醉”是正常的，只要心中有“律自持”即可，显然，他对酒的态度是十分通脱的。在太子千秋日时，他在龙翔寺接待了张梦臣，举行宴会之后游寺，他的诗证明了宴会后题诗情况：“燕罢题诗烟景暮，松高千尺鹤飞还”（《次韵张梦臣侍御太子千秋日燕龙翔寺》。作为元代地位最高的诗僧，大乐于雅集，饮酒无忌，可见他完全接纳了这一世俗行为。
三、释大“雄杰”诗风的表现及原因
释大交游广泛，交游者大多为著名诗人和中高级官吏。他的交游诗在《蒲室集》中占其诗集总数的93%，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与其他诗僧的诗风差异很大。他的诗风不再是“枯槁”、“清冷”，而是高昂雄健，以“雄杰”之面目现于世间。对此，欧阳詹在为《蒲庵集》作序时曾评论说：
“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宏词妙论，人尽叹服。元初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斯文于东南，一洗咸淳之陋。晦机之徒笑隐公，尤为雄杰。后见心复公以敏悟之资发为词章，即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
欧阳詹从历史性角度言简意赅地评论了宋元两代僧诗源流。欧阳詹在序中认为，诗僧创作到了宋代末期转向式微，而圆至、晦机等僧的兴起，激浊扬清，扭转了僧诗创作局面。这个观点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在元代中期，天隐圆至，与笑隐大、觉隐本诚诗声相埒，时称“诗禅三隐”，可见三人均诗才超迈。在《南壕诗话》中，都穆也认为释大诗“造语清婉，当不减于慧勤、参寥辈也”。方回为其《牧潜集》作序以为“其为文赡以奥，其诗虽所存不多而风骨自见”，并采撷其隽语佳句，认为“《弘秀集》中不多得也”。从这些评论可大致得知元代“三隐”的诗歌水平并不弱，确有“一洗咸淳之陋”的可能。其中，欧阳詹特别指出：“晦机之徒笑隐公，尤为雄杰，”显然，虞集对大诗尤其重视，特别是大诗“雄杰”的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虞集与笑隐“相知二十年”，[6]他对笑隐大诗的了解应当比较充分。他指出：“其说法之余，肆笔为文，莫之能御。以予所知，自其先师北碉简公、物初观公、晦机熙公相继坐大道场，开示其法，然皆有别集，汪洋纡徐，辨博瑰异，则欣公之所为有自来矣。”作为克勤、宗杲一系的嫡传弟子，从北硐居简、晦机到笑隐，他们衣钵相传，以诗阐心，在“说法之余”，耽于吟咏，故云“公所为有自来矣”。释大以诗歌创作而闻名于元代中后期，虞集高度评论说：“师于文字盖积思博学，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元人丁仲容形容释大为：“诗留杜甫频茶椀，社许陶潜更酒钟。凉夜熟眠贪梦蝶，清朝枯思困吟蛩”，形象地写出一个诗僧的生活情境。以往诗僧写诗喜欢摹仿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或是寒山的近体诗，崇尚清淡自然。笑隐的诗作却笔力雄健，起伏跌宕，情感饱满，酣畅淋漓，尤其擅长篇歌行，与元代一般的僧诗差别极大。为此，虞集誉之为“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又“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于名教节义，则感厉奋激，老于文学者不能过也”。均反映了大诗之“雄杰”之气。 大诗之雄杰，表现在用词与意象选择两个层面。他诗中的用词，一反僧诗之常态，以动荡、阔大之词替代了以往僧诗中的纤细、柔弱、孤寂之词。而且在选词上也比较喜欢使用表示数量多、体积大、质量重的词语，从而使他的诗歌充满了阳刚与力感。《蒲室集》中绝大多数的交游诗内容上都描写阔大场景，如，虹是“贯月长虹”，残碑所在地是“遥天何许孤云没，不尽青山万马奔”（《古庙折碑图》）；楼外景色则是“潜宫楼殿五云开，云外青山万马来”、“自负东南一剑横，故应宸翰锡嘉名。帛书岘首愁归雁，鼙鼓江心吼怒鲸。落木丛祠孤泪堕，西风长笛壮心惊”（《忠勤楼》）；思念人时的景物为“千岩万壑不归去，落日长江思远人。”（《次韵马虚中道士赠熊以善之金陵》），分别时景物则是“光生玉宇秋先见，气肃银河夜不收”（《次韵王伯循佥事将上江东留别》）；写人更是充满期许与赞赏：“天上知名久，由来汉客星。江湖歌白雪，风露满青冥。巴蜀须传檄，燕山待勒铭。壮夫期远大，不独抱遗经”（《送张用鼎游燕南》）。像上述诗中“万马”、“剑”、“长江”、“银河”、“长虹”、“千岩万壑”等之类的词，在大诗集随处可见，这种用词倾向，使其诗气势磅礴，刚性十足。
其次是大无论写事还是写景，在意境上坚持追求阔大、阳刚之美。一些风景诗，在宋时大多为平淡而少刚性，在大笔下却是不同，关河、星月、湖水、山树等景物，都是阔大无比。如“披图重有感，空负五湖秋”（《题大年小景》），即使一向充满逸气的题画诗，在他笔下则是“天香一骑出燕山，阊阖云开近可攀。华渚龙光瞻斗极，芒砀云气识龙颜”（《次韵张梦臣侍御太子千秋日燕龙翔寺》）；“万化胚胎元气湿，巨灵斧凿五丁愁。何时听徹钧天乐，从此乘云八极游”（《王元戴御史为沈禹锡画洞庭图》）。如“西秦风物由来盛，三辅关河自古雄”；“老龙夜奋千年蜇，彩凤朝翔五色云。淇澳多贤歌卫武，苍悟有泪忆湘君”；“贯月长虹夜，涪翁许独知”（《米元晖江山秋晚图二首》）；“五湖付与垂纶手，斩取长竿掣巨鲸”（《柯仲敬墨竹二首》）；这些自然意象无不充满力度，刚性色彩浓厚。“披图重有感，空负五湖秋”（《题大年小景》）。“万化胚胎元气湿，巨灵斧凿五丁愁。何时听徹钧天乐，从此乘云八极游”（《王元戴御史为沈禹锡画洞庭图》）；这些诗眼界辽远，诗意动荡壮阔，阳刚又不失典雅，毫无传统僧诗的“蔬笋气”。可见，众人论大诗风，以“雄杰”来概括，绝非臆断。
僧人送别，大多以温婉之笔通过情景交融方式含蓄地表达出来，其意绵长无尽，耐人寻味，而释大的送别诗无半点“僧衲气”。如《送钦上人》：“我有锦绣段，翠鲸卷波涛。君家古刀尺，裁剪不惮劳。散作五色云，随风九天高。天高望不极，江水日滔滔。”更有甚者，大在《送张清夫》里言道：
“去年湖阴三日雨，饥吟待旦听五鼓，风水愁催画鹋飞，松杉喜作龙虬舞。别后寄书能几回，搴裳有约今雨来，高歌击节孰不乐，空山井塌生秋苔。王门曳裾三十载，只今鬓影霜皑皑，风流何止一丘壑，置之烨烨黄金台。”
在此诗中，送别时松舞如龙，高歌击节，豪气干云，对于此现象，由元入明的练安评论说：“笑隐禅师文章、节行卓立方外，余家有所赠张清夫诗一幅笔力词气甚有苏文忠公遗风”。由此可见，大诗中的“雄杰”之气，昂扬之态，与那些写“空”、“静”、“闲”的僧诗相比，在元僧诗中可谓独树一帜。
总之，释大的诗歌表现出鲜明的“雄杰”之气。在诗歌创作上，他擅长长篇歌行，风格遒劲，其才雄、思敏，酣畅淋漓，醒人耳目。造成大“雄杰”诗风的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交游的需要。
首先，大与众多官吏交游，出于交际之需，诗作往往只能以赞美，甚至是溢美为主。因而，诗歌内容多是对别人锦绣前程的祝福、对士大夫的高大形象的塑造、对官员施政能力的赞美。可见，这种内容的诗作，应是大官场应酬的产物。其次，这种“雄杰”诗风，也是诗人参加诗文应酬唱和、寻求法外护的必然。他曾于《蒲室集》之《题放鱼记后》有言：“视今污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渔取吾徒至倾赀以结之沃酒，载以啖之，犹不能免。”“安得陈尹之为政，使民与物各安其生，而吾徒可倚为法上护者哉”。大在《与左吉平章书》说得更为直接：“兹恃为法外护，敢以山门公务冒渎钧听。”“近因答罕都事开读护持，本路具税粮数目公文申上，望推潜宫羹墙之思，为常住千年之计，而先皇在天之灵睿鉴昭然，以不忘灵山付嘱也。”由此看出，大交游，主要原因是寻求法外护。而倚靠权贵、交游士宦，则是一种重要的法外护方式。为此，大与官吏交往，莫不努力应酬。这与虞集评论释大“颇谙朝廷掌故”的描述是一致的。再次，以释大为代表的禅宗一系，他们积极参与时政，从而赢得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由于他们在交游中的心态是积极的，所以，他的诗歌基调大多是昂扬的。另外，释大学识深厚，识见超远也是其诗风形成的原因之一。四库馆臣评其“五言古诗实足以揖让于士大夫之间，余体亦不含蔬笋之气，在僧诗中犹属雅音。”而元代无名僧《戏笑隐》一诗最能说明问题：“欣哉笑隐住中峰，本是鸿儒学说空。”诗中尽管有对笑隐的戏谑成分，却揭示出笑隐的身份：“本是鸿儒”。虞集亦认为“师于文字盖积思博学，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将之与儒士诗人相比，可知其人博学之极。后来，将《蒲室集》收入《四库全书》时，馆臣评大云：“非俗僧也”。对此，杨维桢曾评道“大中公又以文字禅动黼座，一言一行皆有裨于世主，吾儒流伟之。”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释大的诗风与其他诗僧的“蔬笋气”、“僧衲气”之不同。在诗学典范的选择上，长篇以李白、苏轼为宗，以跌宕变化为主，短章则承陶渊明和王、孟、韦、柳的余绪，风格清闲淡雅。在诗学本体上，注重真情至性的表现。对此，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认为大是诗僧中的另类。这种“另类”，若从他的交游角度去理解，一切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释大.蒲室集[M]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卷一百六十七.海南出版社，1999.
[3]陈衍.元诗纪事[M].卷三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M]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杨维桢.李修生主编.冷斋诗集序.全元文[M].第4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6]都穆.丁福保.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键词：释大 诗风 雅集 关系
释大，俗姓陈氏，字笑隐，号蒲室；南昌人，为径山宗杲门下第五代传人。他深得元室推崇，领三品文阶，授太中大夫，掌五山十刹，在元代地位极其尊崇。他最擅长律诗与绝句，五律、七律诗共81首，绝句共50首，五古、七古共45首。这说明大诗歌创作各体皆备，各体皆工。他作为一名诗僧能在元代独树一帜，绝非前人溢美而已。释大的诗歌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交游意识，具有突出的社会交际功能。释大作为一名禅僧、诗僧，他的诗歌的这一现象非常独特，本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入世的情感世界：禅意与官场尘俗的纠缠
释大身为僧官，掌五山十刹，在江南地区地位十分尊崇，由于需要解决的俗务较多，因而官场上的应酬活动也较多。不管其当时心态如何，但身处其位的他必然会努力地对来往谒见的各路官吏尽心接待。在大《蒲室集》的187首诗中，反映应酬交际的篇什多达174首，这说明了官场交际是释大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其诗由此也染上了浓厚的官场气氛。他曾担任官寺住持，长年接待四方官员，对官场之事相当熟悉，因此四库馆臣作《蒲室集》序时对此评为“虽隶缁流，颇谙朝庭掌故。”对于官场风云，大也十分精通，从他为集庆寺免除税役而不断奔走于权豪势要之门即可知大概。为此，他对官场吏事颇有感慨，正如他在《次韵奉答吴可堂左丞致政寓九江见贻》所说的“风物三生梦，功名百岁心”。这些诗歌都是他在文坛官场应酬之作，基本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因为，他自己也对长年应酬于官场的行为，深感“山林久已负归期”（《送张可道管勾赴任西台》），可见他对自己出入红尘、周旋于官场也时有愧疚之心。
二、诗僧的追求：浓厚的雅集情结
由于大是元代高级僧官及得道高僧，还是一名著名诗僧，与他唱和交游的人，有姓名者多达87人。他们与大交游时，大多以雅集的方式进行。在大诗歌中，雅集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士僧结社，二是普通诗人聚会。
关于大的结社意识，《蒲室集》中多有反映。他在《口号四首为海樵公送别》（仪真舟）中有诗道：“收拾香山社，霜颅及老僧。”提到“香山社”的还有《张梦臣侍御题东林李伯高西畴诗卷次韵二首》（其一）：“欲问香山客入社，底须更觅葛天民”。至于香山社，就是因香山居士白居易曾参与而得名。白居易在《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中说：“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指出：“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在释大笔下，他与海樵公、张起岩都有加入香山社之意。除此之外，释大在《蒲室集》中还有这样的诗《曹德昭尝蒙寄诗，已率诸徒同和。吕仲实佥宪偶见连和三首相遗，予与仲实未及识，感其相知，率尔次韵上答》：“愿续三贤龙井社，山行应许野僧知”。从这首诗的题目可知，其一，曹德昭寄诗来，大与其众徒共作诗以和，说明大与曹德昭很熟悉。其二，曹德昭应与吕仲实一起作诗，大虽未识吕仲实，但大诗名在外，吕仲实想借曹德昭以结识大。从诗中看，“愿续三贤龙井社”句中的“续”字，说明曹德昭他们曾经举行过“龙井社”活动。“三贤”，应当是三人集会，这“龙井社”的活动内容是以品茶为中介之诗社。释大希望他们若再集会时，当“山行应许老僧知”，显然是有加入之意。
雅集多有宴会，有宴则必有酒，有酒必有诗，此乃元代雅集之常例。大为当时名僧和著名诗僧，无论他参加别人的集会，还是别人前来和他相聚，都少不了酒之助兴，所以他有“醉罢蒲陶金叵罗，散华方丈写伽陀”（《蜀谒赵鲁公次韵》）的诗句。在《次韵冯东麓侍御游钟山寺》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诗酒与雅集的关系：“底须胜集慕山阴，咫尺钟山足访寻。留客但教樽有酒，归田宁计槖无金。”可见，大对雅集是非常感兴趣的。为了雅集饮酒，对金钱根本不予考虑。在送别冯思温时，又作《东麓侍御赴燕南宪使留别次歆奉饯》诗说：“从车祖帐候城阴，留别题诗辱重寻。愧之鹔鵊酬斗酒，定怜骏骨市千金。”诗人与冯思温饯别之时，还希望冯思温御史能“重寻”，再回来集会。另外，他在《口号四首为海樵公送别》中还指出“有酒从人醉，长斋律自持”，认为“从人醉”是正常的，只要心中有“律自持”即可，显然，他对酒的态度是十分通脱的。在太子千秋日时，他在龙翔寺接待了张梦臣，举行宴会之后游寺，他的诗证明了宴会后题诗情况：“燕罢题诗烟景暮，松高千尺鹤飞还”（《次韵张梦臣侍御太子千秋日燕龙翔寺》。作为元代地位最高的诗僧，大乐于雅集，饮酒无忌，可见他完全接纳了这一世俗行为。
三、释大“雄杰”诗风的表现及原因
释大交游广泛，交游者大多为著名诗人和中高级官吏。他的交游诗在《蒲室集》中占其诗集总数的93%，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与其他诗僧的诗风差异很大。他的诗风不再是“枯槁”、“清冷”，而是高昂雄健，以“雄杰”之面目现于世间。对此，欧阳詹在为《蒲庵集》作序时曾评论说：
“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宏词妙论，人尽叹服。元初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斯文于东南，一洗咸淳之陋。晦机之徒笑隐公，尤为雄杰。后见心复公以敏悟之资发为词章，即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
欧阳詹从历史性角度言简意赅地评论了宋元两代僧诗源流。欧阳詹在序中认为，诗僧创作到了宋代末期转向式微，而圆至、晦机等僧的兴起，激浊扬清，扭转了僧诗创作局面。这个观点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在元代中期，天隐圆至，与笑隐大、觉隐本诚诗声相埒，时称“诗禅三隐”，可见三人均诗才超迈。在《南壕诗话》中，都穆也认为释大诗“造语清婉，当不减于慧勤、参寥辈也”。方回为其《牧潜集》作序以为“其为文赡以奥，其诗虽所存不多而风骨自见”，并采撷其隽语佳句，认为“《弘秀集》中不多得也”。从这些评论可大致得知元代“三隐”的诗歌水平并不弱，确有“一洗咸淳之陋”的可能。其中，欧阳詹特别指出：“晦机之徒笑隐公，尤为雄杰，”显然，虞集对大诗尤其重视，特别是大诗“雄杰”的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虞集与笑隐“相知二十年”，[6]他对笑隐大诗的了解应当比较充分。他指出：“其说法之余，肆笔为文，莫之能御。以予所知，自其先师北碉简公、物初观公、晦机熙公相继坐大道场，开示其法，然皆有别集，汪洋纡徐，辨博瑰异，则欣公之所为有自来矣。”作为克勤、宗杲一系的嫡传弟子，从北硐居简、晦机到笑隐，他们衣钵相传，以诗阐心，在“说法之余”，耽于吟咏，故云“公所为有自来矣”。释大以诗歌创作而闻名于元代中后期，虞集高度评论说：“师于文字盖积思博学，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元人丁仲容形容释大为：“诗留杜甫频茶椀，社许陶潜更酒钟。凉夜熟眠贪梦蝶，清朝枯思困吟蛩”，形象地写出一个诗僧的生活情境。以往诗僧写诗喜欢摹仿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或是寒山的近体诗，崇尚清淡自然。笑隐的诗作却笔力雄健，起伏跌宕，情感饱满，酣畅淋漓，尤其擅长篇歌行，与元代一般的僧诗差别极大。为此，虞集誉之为“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又“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于名教节义，则感厉奋激，老于文学者不能过也”。均反映了大诗之“雄杰”之气。 大诗之雄杰，表现在用词与意象选择两个层面。他诗中的用词，一反僧诗之常态，以动荡、阔大之词替代了以往僧诗中的纤细、柔弱、孤寂之词。而且在选词上也比较喜欢使用表示数量多、体积大、质量重的词语，从而使他的诗歌充满了阳刚与力感。《蒲室集》中绝大多数的交游诗内容上都描写阔大场景，如，虹是“贯月长虹”，残碑所在地是“遥天何许孤云没，不尽青山万马奔”（《古庙折碑图》）；楼外景色则是“潜宫楼殿五云开，云外青山万马来”、“自负东南一剑横，故应宸翰锡嘉名。帛书岘首愁归雁，鼙鼓江心吼怒鲸。落木丛祠孤泪堕，西风长笛壮心惊”（《忠勤楼》）；思念人时的景物为“千岩万壑不归去，落日长江思远人。”（《次韵马虚中道士赠熊以善之金陵》），分别时景物则是“光生玉宇秋先见，气肃银河夜不收”（《次韵王伯循佥事将上江东留别》）；写人更是充满期许与赞赏：“天上知名久，由来汉客星。江湖歌白雪，风露满青冥。巴蜀须传檄，燕山待勒铭。壮夫期远大，不独抱遗经”（《送张用鼎游燕南》）。像上述诗中“万马”、“剑”、“长江”、“银河”、“长虹”、“千岩万壑”等之类的词，在大诗集随处可见，这种用词倾向，使其诗气势磅礴，刚性十足。
其次是大无论写事还是写景，在意境上坚持追求阔大、阳刚之美。一些风景诗，在宋时大多为平淡而少刚性，在大笔下却是不同，关河、星月、湖水、山树等景物，都是阔大无比。如“披图重有感，空负五湖秋”（《题大年小景》），即使一向充满逸气的题画诗，在他笔下则是“天香一骑出燕山，阊阖云开近可攀。华渚龙光瞻斗极，芒砀云气识龙颜”（《次韵张梦臣侍御太子千秋日燕龙翔寺》）；“万化胚胎元气湿，巨灵斧凿五丁愁。何时听徹钧天乐，从此乘云八极游”（《王元戴御史为沈禹锡画洞庭图》）。如“西秦风物由来盛，三辅关河自古雄”；“老龙夜奋千年蜇，彩凤朝翔五色云。淇澳多贤歌卫武，苍悟有泪忆湘君”；“贯月长虹夜，涪翁许独知”（《米元晖江山秋晚图二首》）；“五湖付与垂纶手，斩取长竿掣巨鲸”（《柯仲敬墨竹二首》）；这些自然意象无不充满力度，刚性色彩浓厚。“披图重有感，空负五湖秋”（《题大年小景》）。“万化胚胎元气湿，巨灵斧凿五丁愁。何时听徹钧天乐，从此乘云八极游”（《王元戴御史为沈禹锡画洞庭图》）；这些诗眼界辽远，诗意动荡壮阔，阳刚又不失典雅，毫无传统僧诗的“蔬笋气”。可见，众人论大诗风，以“雄杰”来概括，绝非臆断。
僧人送别，大多以温婉之笔通过情景交融方式含蓄地表达出来，其意绵长无尽，耐人寻味，而释大的送别诗无半点“僧衲气”。如《送钦上人》：“我有锦绣段，翠鲸卷波涛。君家古刀尺，裁剪不惮劳。散作五色云，随风九天高。天高望不极，江水日滔滔。”更有甚者，大在《送张清夫》里言道：
“去年湖阴三日雨，饥吟待旦听五鼓，风水愁催画鹋飞，松杉喜作龙虬舞。别后寄书能几回，搴裳有约今雨来，高歌击节孰不乐，空山井塌生秋苔。王门曳裾三十载，只今鬓影霜皑皑，风流何止一丘壑，置之烨烨黄金台。”
在此诗中，送别时松舞如龙，高歌击节，豪气干云，对于此现象，由元入明的练安评论说：“笑隐禅师文章、节行卓立方外，余家有所赠张清夫诗一幅笔力词气甚有苏文忠公遗风”。由此可见，大诗中的“雄杰”之气，昂扬之态，与那些写“空”、“静”、“闲”的僧诗相比，在元僧诗中可谓独树一帜。
总之，释大的诗歌表现出鲜明的“雄杰”之气。在诗歌创作上，他擅长长篇歌行，风格遒劲，其才雄、思敏，酣畅淋漓，醒人耳目。造成大“雄杰”诗风的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交游的需要。
首先，大与众多官吏交游，出于交际之需，诗作往往只能以赞美，甚至是溢美为主。因而，诗歌内容多是对别人锦绣前程的祝福、对士大夫的高大形象的塑造、对官员施政能力的赞美。可见，这种内容的诗作，应是大官场应酬的产物。其次，这种“雄杰”诗风，也是诗人参加诗文应酬唱和、寻求法外护的必然。他曾于《蒲室集》之《题放鱼记后》有言：“视今污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渔取吾徒至倾赀以结之沃酒，载以啖之，犹不能免。”“安得陈尹之为政，使民与物各安其生，而吾徒可倚为法上护者哉”。大在《与左吉平章书》说得更为直接：“兹恃为法外护，敢以山门公务冒渎钧听。”“近因答罕都事开读护持，本路具税粮数目公文申上，望推潜宫羹墙之思，为常住千年之计，而先皇在天之灵睿鉴昭然，以不忘灵山付嘱也。”由此看出，大交游，主要原因是寻求法外护。而倚靠权贵、交游士宦，则是一种重要的法外护方式。为此，大与官吏交往，莫不努力应酬。这与虞集评论释大“颇谙朝廷掌故”的描述是一致的。再次，以释大为代表的禅宗一系，他们积极参与时政，从而赢得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由于他们在交游中的心态是积极的，所以，他的诗歌基调大多是昂扬的。另外，释大学识深厚，识见超远也是其诗风形成的原因之一。四库馆臣评其“五言古诗实足以揖让于士大夫之间，余体亦不含蔬笋之气，在僧诗中犹属雅音。”而元代无名僧《戏笑隐》一诗最能说明问题：“欣哉笑隐住中峰，本是鸿儒学说空。”诗中尽管有对笑隐的戏谑成分，却揭示出笑隐的身份：“本是鸿儒”。虞集亦认为“师于文字盖积思博学，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将之与儒士诗人相比，可知其人博学之极。后来，将《蒲室集》收入《四库全书》时，馆臣评大云：“非俗僧也”。对此，杨维桢曾评道“大中公又以文字禅动黼座，一言一行皆有裨于世主，吾儒流伟之。”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释大的诗风与其他诗僧的“蔬笋气”、“僧衲气”之不同。在诗学典范的选择上，长篇以李白、苏轼为宗，以跌宕变化为主，短章则承陶渊明和王、孟、韦、柳的余绪，风格清闲淡雅。在诗学本体上，注重真情至性的表现。对此，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认为大是诗僧中的另类。这种“另类”，若从他的交游角度去理解，一切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释大.蒲室集[M]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卷一百六十七.海南出版社，1999.
[3]陈衍.元诗纪事[M].卷三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M]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杨维桢.李修生主编.冷斋诗集序.全元文[M].第4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6]都穆.丁福保.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