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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茅盾小说世界中，情绪和理性这两组精神元素不时冲突起伏，表现或隐或显，这种跌宕复杂的审美心态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更为丰满厚实。在他的女性叙事中，暗含着一种政治理性对情感情绪的规训和争夺的意味，结果复杂而耐人寻味。
关键词 茅盾小说 审美心理 情绪 理性
人的现实生存矛盾林林总总，作家作为生活的感受者和文化的传播者，其精神上的矛盾冲突就更为激烈和持久。在茅盾小说世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情绪和理性这两组精神元素不时冲突起伏而表现或隐或显的情况，有学者曾说：“精神冲突既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也不会只限于个人，必须把它看成是代表着重大时刻的文化力量，任何精神冲突都是如此……作家凭借在内心中斗争着的各种力量的能量和重要作用，将包括我们与他在内的这一文化最大限度地再现给了我们。”
强烈的自我情绪是催生好作品的精神动力，也是至真人性的流露。从作品整体上看，茅盾早期的作品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境遇，浓重的个人情感、情绪郁积在胸，处于极度的人格分裂和矛盾心理高潮，作品反而越有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作家在谈及《蚀》的创作时说：“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地表现在三篇小说里。”并且为一些左倾思潮对他作品的责难而辩护“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作品中章静、章秋柳和孙舞阳等形象也染上了情绪化的色彩，或迷茫或悲观，或热烈或颓废。而三部曲题名《幻灭》、《动摇》、《追求》就暗示了个体情绪的动态呈现。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作者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灰色迷乱的社会生活的图画。据茅盾自述，小说中女性都“在各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让读者觉察出恋爱描写的背后是有一些重大问题。但所谓“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正是一群个人主义者的悲观抑郁和企图挣扎的情绪。即便是《创造》中，作者力图使娴娴走上希望之路，但未来的轮廓尚很不清晰。总体上未改变《野蔷薇》的悲观主义基调。
茅盾在那特殊的背景(大革命失败)中惶然悲观的情感驱使下执笔写作，作家那高于环境的文化自信和低于环境的历史力量的压抑、寂寥，形成了早期作品中一股对社会现实的困惑和批判的力量。有学者认为《蚀》表达的是“心力柔弱者对于严酷人生的敏感和怅叹。”小说的意义不在于给青年指引革命出路，而在于洞察到了部分知识青年在时代变动中不安的心灵状况。
他后期的小说更多地表现作家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一种力图指出历史必然的雄心。在《虹》中，梅女士实际承载着作家力图用文学指示时代之路、历史之走向的企望。梅女士这一在逼仄的环境中不断寻找前进方向的形象正是作家力图贴近时代、超越时代的理性化审美的结果《子夜》中的都市女性群以感性的优美、娇贵、俗艳、奔放、堕落的形象充当着这部理性化叙事文本的点缀，她们的活动仍然要服从解释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写作《子夜》的目的是为了回应1930年5月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极其逼近，缺少想象和必要的与客体之间的疏隔，叙事者的参与政治论争的功利性被张扬之后，其感性的审美心理就被压制下去了。
《腐蚀》的写作缘起于香港报纸的约稿，以连载的形式刊出，茅盾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写一篇发一篇，这种并非一气呵成式的应对式作品确实受种种写作之外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作者应读者的要求为赵惠明安排了一条自新之路，已远不如前期《蚀》中的人物心理自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逼真、感人了。
《霜叶红于二月花》中，因为作者力图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风云突变、暗流涌动的社会状况，婉小姐这个浓墨勾勒的女性身上的感性气息也无法淡化作品整体剪裁、表达的理性化倾向。
从作品的局部来看，当作家涉及到“人的发现”、“人的发展”这一主题时，情绪化就明显。女性身体意象在五四后的作品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加之来自于上海的都市唯美主义思潮的冲击，茅盾在表现女性魅力时对她们的肉体吸引力也作了充分的渲染，可以感受到小说中那个“隐含作者”沉醉的审美态度。而且作家又敏感地捕捉到女性在变动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我时的迷茫感、孤寂感加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作家欲表现社会革命、历史救亡这一人类生存背景时，拯世意图和文学功利化的追求就浮现于小说之上。当然。创作的主观意图与文本的实际效果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有时反而会背道而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作家在创作中，越是煞费苦心地想从个性及主观上将无意识排除掉，他倒反而会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无意识，尽管还达不到表现出无意识的大部分情境的地步。”
考察茅盾的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他的女性叙事中，暗含着政治理性对情感情绪的规训和争夺的意味。更可以以他为镜窥见一个事实：“现代人”的哲理醒悟和“为人生”的拯世意图、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审美因素的互相交缠与错综，形成中国新文学矛盾运动形式的巨大“张力结构”和从容不迫的“丰富的历史意蕴。”
关键词 茅盾小说 审美心理 情绪 理性
人的现实生存矛盾林林总总，作家作为生活的感受者和文化的传播者，其精神上的矛盾冲突就更为激烈和持久。在茅盾小说世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情绪和理性这两组精神元素不时冲突起伏而表现或隐或显的情况，有学者曾说：“精神冲突既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也不会只限于个人，必须把它看成是代表着重大时刻的文化力量，任何精神冲突都是如此……作家凭借在内心中斗争着的各种力量的能量和重要作用，将包括我们与他在内的这一文化最大限度地再现给了我们。”
强烈的自我情绪是催生好作品的精神动力，也是至真人性的流露。从作品整体上看，茅盾早期的作品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境遇，浓重的个人情感、情绪郁积在胸，处于极度的人格分裂和矛盾心理高潮，作品反而越有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作家在谈及《蚀》的创作时说：“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地表现在三篇小说里。”并且为一些左倾思潮对他作品的责难而辩护“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作品中章静、章秋柳和孙舞阳等形象也染上了情绪化的色彩，或迷茫或悲观，或热烈或颓废。而三部曲题名《幻灭》、《动摇》、《追求》就暗示了个体情绪的动态呈现。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作者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灰色迷乱的社会生活的图画。据茅盾自述，小说中女性都“在各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让读者觉察出恋爱描写的背后是有一些重大问题。但所谓“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正是一群个人主义者的悲观抑郁和企图挣扎的情绪。即便是《创造》中，作者力图使娴娴走上希望之路，但未来的轮廓尚很不清晰。总体上未改变《野蔷薇》的悲观主义基调。
茅盾在那特殊的背景(大革命失败)中惶然悲观的情感驱使下执笔写作，作家那高于环境的文化自信和低于环境的历史力量的压抑、寂寥，形成了早期作品中一股对社会现实的困惑和批判的力量。有学者认为《蚀》表达的是“心力柔弱者对于严酷人生的敏感和怅叹。”小说的意义不在于给青年指引革命出路，而在于洞察到了部分知识青年在时代变动中不安的心灵状况。
他后期的小说更多地表现作家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一种力图指出历史必然的雄心。在《虹》中，梅女士实际承载着作家力图用文学指示时代之路、历史之走向的企望。梅女士这一在逼仄的环境中不断寻找前进方向的形象正是作家力图贴近时代、超越时代的理性化审美的结果《子夜》中的都市女性群以感性的优美、娇贵、俗艳、奔放、堕落的形象充当着这部理性化叙事文本的点缀，她们的活动仍然要服从解释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写作《子夜》的目的是为了回应1930年5月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极其逼近，缺少想象和必要的与客体之间的疏隔，叙事者的参与政治论争的功利性被张扬之后，其感性的审美心理就被压制下去了。
《腐蚀》的写作缘起于香港报纸的约稿，以连载的形式刊出，茅盾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写一篇发一篇，这种并非一气呵成式的应对式作品确实受种种写作之外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作者应读者的要求为赵惠明安排了一条自新之路，已远不如前期《蚀》中的人物心理自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逼真、感人了。
《霜叶红于二月花》中，因为作者力图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风云突变、暗流涌动的社会状况，婉小姐这个浓墨勾勒的女性身上的感性气息也无法淡化作品整体剪裁、表达的理性化倾向。
从作品的局部来看，当作家涉及到“人的发现”、“人的发展”这一主题时，情绪化就明显。女性身体意象在五四后的作品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加之来自于上海的都市唯美主义思潮的冲击，茅盾在表现女性魅力时对她们的肉体吸引力也作了充分的渲染，可以感受到小说中那个“隐含作者”沉醉的审美态度。而且作家又敏感地捕捉到女性在变动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我时的迷茫感、孤寂感加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作家欲表现社会革命、历史救亡这一人类生存背景时，拯世意图和文学功利化的追求就浮现于小说之上。当然。创作的主观意图与文本的实际效果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有时反而会背道而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作家在创作中，越是煞费苦心地想从个性及主观上将无意识排除掉，他倒反而会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无意识，尽管还达不到表现出无意识的大部分情境的地步。”
考察茅盾的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他的女性叙事中，暗含着政治理性对情感情绪的规训和争夺的意味。更可以以他为镜窥见一个事实：“现代人”的哲理醒悟和“为人生”的拯世意图、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审美因素的互相交缠与错综，形成中国新文学矛盾运动形式的巨大“张力结构”和从容不迫的“丰富的历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