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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连认为与西方文化所不同,中国文化示意方式的特征是“迂回”,这种方式体现在文化的不同领域。在中国诗歌及其理论中对含蓄、隐喻、言外之意极其看重,这也是中国文化意义发展中的一大智慧,它能够在西方文化高度发达的领域里带给我们重返源头的启示和回归本质的引领。中国古典诗歌中善用的“赋比兴”的手法是在现象的规定性的基础上的“迂回”的表达手法,“迂回”并非“表象”,而是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引发无尽的体验和领悟。
【关键词】:迂回;进入;詩歌;赋比兴;隐喻
法国汉学家、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中最初将中国文化的诸多特异性归结为话语和修饰上的原因,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为日常生活中表达上的“迂回”,他从政治、生活、军事、哲学、诗歌等领域来阐释中国话语氛围中“迂回”如何间接表达并提供“进入”的可能性,如从策略上的差异探讨中国传统兵法,从政治上的暗示到弦外之音,从诗文评论上含蓄隐喻等,都不以直说的方式来提供一种逻辑思维,而是通过含蓄、回避、曲折、暗示等手段间接表达意义,隐喻的魅力在于用一种曲折的视角、距离的观念确定语言本身之外的价值。本文将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探讨“迂回与进入”方法所带来的启示与创造价值。
一
于连将中国文明作为重新思考西方古希腊传统的中介,他向西方人展示与“正面”针锋相对的“迂回”,作为西方学者,他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发现了一种并不意在本质普遍性的“记号”的话语,在中国文化中,暗含的意义极为丰富,隐喻中智慧的价值也异常饱满,在此策略中,距离便成为有效的源泉,迂回也因而得以提供进入。在诗歌的赏析中,诗本身的表达是间接的,尤其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更有一种距离感,在两种文化相逐渐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往往会有自我和他者之分,亦或有亲疏远离之别,而于连所带来的“迂回”的方式恰巧带来了一种在解读的距离之上所产生的理性之情和感性之美。在《迂回与进入》中,于连至少提供了两种“迂回”与“进入”的指向,首先是在作者看来,所谓的迂回也就是语言的微妙性,即微言,重点在于话语的“间接”作用;其次,作者也运用迂回的方式来考查中西文化,最终迂回指向的便是回归。
诗歌语言的倾斜性归结于某种言外之意,同样中国诗歌显露的也是一种戒备精神,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现实生活,言语在其中承受着沉默的重负,同样从侧面来深入,这不仅仅是历史时代背景中政治问题所迫,亦是在话语背景下墨守成规的习惯。诗的世界表面看起来是自我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的禁锢,但从深层次而言却是向着各种精神牵引的开放的国度,既有自我的调节,又有憧憬的永恒。阮籍的《咏怀(一)》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虽描写了作者深夜弹琴的情景和孤独不安的忧思,但却隐含了诗人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相交的时代,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诗人自身所处的地位境况造成他夜不能寐的缘由。诗中的“孤鸿”和“翔鸟”都另有所指,“孤鸿”系指诗人的形象,身为忠臣而独自漂泊在外,“翔鸟”则类比帝王左右的宠臣。诗人借用景物来写自己的“徘徊”、“孤独”,却没有指明或暗示其具体内容,以迂回隐喻的方式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对浑浊的社会政治的揭露和批评,这种比兴的手法较为隐晦曲折,表现出意义的多重性。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等,就其诗歌精神而言又有建安风骨之势。这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歌惯用手法使得我们在阐释诗歌意义,研究语言的隐含意味的同时,无论从体裁、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能够解读出更深幽的意蕴。
二
“迂回”不仅仅是一种曲折的隐喻,还提供了一种方式或路径,最终回归于思考或言语的最终本质,“当迂回表达的对象不再是暗示,这种迂回就不在意于缓冲或伪装,而是相反,它意在揭示。”①中国语言中独有的微妙的思维方式影响着表达方式,“迂回”自身便已提供了“进入”,当言语在表达这一个时,其实另一个已经涉及。在诗歌中,诗之意蕴不在诗之表层,而是诗之背后永没停止的隐喻的可能性。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因而形象只是本质的表象特征,亦非价值之根本。所以诗歌中大多以“赋比兴”手法来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以迂回与借喻的方式体现内在性表达。王维的《红豆》一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借咏物而寄相思,首句因物起兴,接下来以设问寄语,意味深长地寄托情思,第三句暗示珍重友谊,在表面嘱人相思下其背面却深寓自身相思之重,最后一语双关,既切中题意,又关合情思,妙笔生花,婉曲动人。此诗语言简练,却意味深长,用富于情味的事物来寄托情思,寄意对方“多采撷”红豆,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暗示远方的友人珍重友谊,语言恳挚动人,以相思嘱人,而自己的相思则见于言外,这种语意高妙,婉曲动人的透露情怀的方式既有双关的妙用,又有语浅情深的委婉含蓄。这种迂回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借用的逻辑和隐喻的意义来创造相思的情境,不言情而处处皆情,将诗歌真实性与意境统一起来,以此事言彼情。
三
“迂回”不仅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其自身还具有创造功能。中国的“迂回”在示意和对话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激发和创造功能,首先迂回的指引有不明言而领悟的飞跃,在诗歌中,就是“兴”的启示。在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中恰巧有一种超越的含义,从起源上而言,“迂回”虽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却深蕴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语言及处世姿态,在后现代语境下,“迂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文学的一种途径。于连对“兴”的思考是在将“兴”与“象征”与“比”做出比较而切入,诗意自有妙处,“兴”的手法不过是一种不断返回自身的方式,也就是“迂回”得以“进入”的途径。“兴”的影响含而不露,在不动声色中便影响了接受者,并且这种“随风潜入夜”的感知使得影响更为彻底,更具穿透力,使得诗意昭然若揭。这就是“迂回”在文学作品中运用的创造功能,它使得原本显而易见的事物产生一定的距离,在相对距离中产生美感,在此过程中便创造了更多的意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词之境界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言,“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②“景”与“境”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王国维所言的“境界”由景而发,“景”字有闹意,又有近之感,而“境”字有静感,又有远之距离,“景”字浅显易懂,而“境”字深入眼底,但它们同归于一个风景,差别在于领会风景的方法。这也就是“迂回”造成的隐喻距离,由“景”过渡到“境”有超越之意,又有进入之感,这是中国美学中关于诗作最为巧妙的地方。
“迂回”的方法最终是为了回归,“迂回”是一种不直说的方式,它将中国传统生活中的示意,借用外在因素或通过内部差别进行间接的表达,“这种间接运作的目的是协调,它甚至自然而然地在另外的团体中出现。”③“迂回”尤其在文学语言中是一种艺术,它并不以固定的内容取胜,而是间接的表达情感,在中国诗人的借景抒情的创作过程中,“景”只是一种引发,从诗学理论中的“模仿”到诗歌经验中的“象征”,“迂回”是隐意,是一种情绪的引入和扩散,是中国智慧所独有的路。
注释:
①[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2版,第137页。
②王国维著:《人间词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2版,第4页。
【关键词】:迂回;进入;詩歌;赋比兴;隐喻
法国汉学家、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中最初将中国文化的诸多特异性归结为话语和修饰上的原因,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为日常生活中表达上的“迂回”,他从政治、生活、军事、哲学、诗歌等领域来阐释中国话语氛围中“迂回”如何间接表达并提供“进入”的可能性,如从策略上的差异探讨中国传统兵法,从政治上的暗示到弦外之音,从诗文评论上含蓄隐喻等,都不以直说的方式来提供一种逻辑思维,而是通过含蓄、回避、曲折、暗示等手段间接表达意义,隐喻的魅力在于用一种曲折的视角、距离的观念确定语言本身之外的价值。本文将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探讨“迂回与进入”方法所带来的启示与创造价值。
一
于连将中国文明作为重新思考西方古希腊传统的中介,他向西方人展示与“正面”针锋相对的“迂回”,作为西方学者,他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发现了一种并不意在本质普遍性的“记号”的话语,在中国文化中,暗含的意义极为丰富,隐喻中智慧的价值也异常饱满,在此策略中,距离便成为有效的源泉,迂回也因而得以提供进入。在诗歌的赏析中,诗本身的表达是间接的,尤其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更有一种距离感,在两种文化相逐渐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往往会有自我和他者之分,亦或有亲疏远离之别,而于连所带来的“迂回”的方式恰巧带来了一种在解读的距离之上所产生的理性之情和感性之美。在《迂回与进入》中,于连至少提供了两种“迂回”与“进入”的指向,首先是在作者看来,所谓的迂回也就是语言的微妙性,即微言,重点在于话语的“间接”作用;其次,作者也运用迂回的方式来考查中西文化,最终迂回指向的便是回归。
诗歌语言的倾斜性归结于某种言外之意,同样中国诗歌显露的也是一种戒备精神,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现实生活,言语在其中承受着沉默的重负,同样从侧面来深入,这不仅仅是历史时代背景中政治问题所迫,亦是在话语背景下墨守成规的习惯。诗的世界表面看起来是自我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的禁锢,但从深层次而言却是向着各种精神牵引的开放的国度,既有自我的调节,又有憧憬的永恒。阮籍的《咏怀(一)》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虽描写了作者深夜弹琴的情景和孤独不安的忧思,但却隐含了诗人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相交的时代,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诗人自身所处的地位境况造成他夜不能寐的缘由。诗中的“孤鸿”和“翔鸟”都另有所指,“孤鸿”系指诗人的形象,身为忠臣而独自漂泊在外,“翔鸟”则类比帝王左右的宠臣。诗人借用景物来写自己的“徘徊”、“孤独”,却没有指明或暗示其具体内容,以迂回隐喻的方式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对浑浊的社会政治的揭露和批评,这种比兴的手法较为隐晦曲折,表现出意义的多重性。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等,就其诗歌精神而言又有建安风骨之势。这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歌惯用手法使得我们在阐释诗歌意义,研究语言的隐含意味的同时,无论从体裁、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能够解读出更深幽的意蕴。
二
“迂回”不仅仅是一种曲折的隐喻,还提供了一种方式或路径,最终回归于思考或言语的最终本质,“当迂回表达的对象不再是暗示,这种迂回就不在意于缓冲或伪装,而是相反,它意在揭示。”①中国语言中独有的微妙的思维方式影响着表达方式,“迂回”自身便已提供了“进入”,当言语在表达这一个时,其实另一个已经涉及。在诗歌中,诗之意蕴不在诗之表层,而是诗之背后永没停止的隐喻的可能性。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因而形象只是本质的表象特征,亦非价值之根本。所以诗歌中大多以“赋比兴”手法来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以迂回与借喻的方式体现内在性表达。王维的《红豆》一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借咏物而寄相思,首句因物起兴,接下来以设问寄语,意味深长地寄托情思,第三句暗示珍重友谊,在表面嘱人相思下其背面却深寓自身相思之重,最后一语双关,既切中题意,又关合情思,妙笔生花,婉曲动人。此诗语言简练,却意味深长,用富于情味的事物来寄托情思,寄意对方“多采撷”红豆,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暗示远方的友人珍重友谊,语言恳挚动人,以相思嘱人,而自己的相思则见于言外,这种语意高妙,婉曲动人的透露情怀的方式既有双关的妙用,又有语浅情深的委婉含蓄。这种迂回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借用的逻辑和隐喻的意义来创造相思的情境,不言情而处处皆情,将诗歌真实性与意境统一起来,以此事言彼情。
三
“迂回”不仅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其自身还具有创造功能。中国的“迂回”在示意和对话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激发和创造功能,首先迂回的指引有不明言而领悟的飞跃,在诗歌中,就是“兴”的启示。在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中恰巧有一种超越的含义,从起源上而言,“迂回”虽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却深蕴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语言及处世姿态,在后现代语境下,“迂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文学的一种途径。于连对“兴”的思考是在将“兴”与“象征”与“比”做出比较而切入,诗意自有妙处,“兴”的手法不过是一种不断返回自身的方式,也就是“迂回”得以“进入”的途径。“兴”的影响含而不露,在不动声色中便影响了接受者,并且这种“随风潜入夜”的感知使得影响更为彻底,更具穿透力,使得诗意昭然若揭。这就是“迂回”在文学作品中运用的创造功能,它使得原本显而易见的事物产生一定的距离,在相对距离中产生美感,在此过程中便创造了更多的意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词之境界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言,“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②“景”与“境”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王国维所言的“境界”由景而发,“景”字有闹意,又有近之感,而“境”字有静感,又有远之距离,“景”字浅显易懂,而“境”字深入眼底,但它们同归于一个风景,差别在于领会风景的方法。这也就是“迂回”造成的隐喻距离,由“景”过渡到“境”有超越之意,又有进入之感,这是中国美学中关于诗作最为巧妙的地方。
“迂回”的方法最终是为了回归,“迂回”是一种不直说的方式,它将中国传统生活中的示意,借用外在因素或通过内部差别进行间接的表达,“这种间接运作的目的是协调,它甚至自然而然地在另外的团体中出现。”③“迂回”尤其在文学语言中是一种艺术,它并不以固定的内容取胜,而是间接的表达情感,在中国诗人的借景抒情的创作过程中,“景”只是一种引发,从诗学理论中的“模仿”到诗歌经验中的“象征”,“迂回”是隐意,是一种情绪的引入和扩散,是中国智慧所独有的路。
注释:
①[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2版,第137页。
②王国维著:《人间词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2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