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他们整日奔波于大大小小各家医疗机构，在一个个即将离世的人们身上，为更多的人寻找生的希望。
　　如果说，每一位器官捐献者都是天使，那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守护这些天使进入天堂的人。他们，体会绝望与希望，感受放弃与坚持，见证死亡与新生，是拨通生死之间的“接线员”。
　　习惯并理解被拒绝
　　在2015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其中，2015年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而这些捐献，全部是在全国上千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与见证之下完成的。
　　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13日，全国共有器官捐献协调员1154名，其中420人为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则全部来自全国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因为他们还需完成医院日常的医务工作，所以也被称为兼职协调员。
　　36岁的刘源就是一名兼职协调员。他本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的主治医师，在当了11年外科大夫之后，成为北京市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一名协调员。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各个医院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动员亲属在患者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刘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所谓潜在器官捐献者，是指那些因为各种意外与不幸，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但又符合捐献条件的人。刘源要做的就是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并说服其家人。
　　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摁下手印，签下名字，这个过程虽然只需短短几分钟，但真正作出这个决定，却不容易。
　　刘源在每接触一个家庭之前，都会先了解潜在捐献者的主要情况和这家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在心里打一番腹稿，再通过电话与家属进行第一次沟通。
　　“我联系的都是家人已经表示要放弃治疗的患者，但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在电话里拒绝我。”刘源说。
　　他十分理解家属的心情，毕竟对于即将失去至亲的家庭来说，和一个陌生人讨论生死并同意器官捐献，有些残酷。
　　刘源说，被别人拒绝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接触过40多名患者家属，最终成功实施捐献的，不足10例。
　　因为感动而坚持
　　成功率不到30%，但刘源依然干劲十足，“做外科大夫的时候，我一次只能救一个人，但这份工作只要能成功一例，就能挽回三四个人的生命。”刘源说，他以前对患者更多的是责任，而如今每每想起那些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心里总是充满着感激与敬意”。
　　刘源第一次独立从事器官协调工作，是从一个男孩和他父亲开始的。2014年年末，刘源得到消息：一个15岁男孩因脑瘤已经失去救治的希望。孩子的父母已离婚，他与父亲和80多岁高龄的爷爷一起生活。刘源说，在给男孩父亲打电话之前，他酝酿了很久，想着该如何开口，怎样措辞，并做足了被一口拒绝的准备，可万万没想到，孩子的父亲只沉默了几秒，便同意见面。
　　“我们约在一个火锅店，孩子的父亲看起来十分憔悴。跟我想象不一样的是，我们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而是一直在聊他的家庭和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反反复复叨念，说孩子是他唯一的希望，可老天爷居然连这也要夺走。”刘源说。
　　那一天，两个男人就着一斤半的白酒，在火锅店足足聊了一个下午，男孩的父亲在痛快地大哭一场后，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
　　“这项工作让我感到最难过、最有感触的时候，不是别人拒绝我的时候，而是家属跟我说‘好’，愿意捐献的时候。”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王璐说。
　　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有5年。协调员的工作比当医生时要辛苦，也会遭遇误解与指责，让王璐一直坚持至今的动力是这份职业所带给她的感动。
　　“一个人在生命希望全部消失的时候，还愿意把器官捐出来去挽救他人，挽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敬重的。”王璐说。
　　奔走在各级医院
　　刘源介绍，通常年龄在65岁以下，心、肺、肝、肾等相关器官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过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被确诊为脑死亡的患者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本刊记者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了解到，尽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但每年真正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仅为一万余例。
　　“在工作中，我看到了很多患者因为器官衰竭而失去了生命。这里边有些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是还没成年的孩子。现有的医疗技术本来是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但就是因为没有替换的器官，他们便失去了生的机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鹏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为了争取更多的器官捐献机会，协调员们要积极奔赴各处发现供体。

　　“虽然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资质，但是在全国2万多家医院的脑外科、ICU和急诊室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潜在捐献者。”高鹏骥说。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潜在捐献者，高鹏骥曾经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专门用来和北京及周边多家医疗机构建立联系。“自从当上协调员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发动身边人提供‘情报’，发现潜在捐献者。”
　　高鹏骥表示，在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非移植医院通常没有动力主动联系器官协调员，即使本院家属同意捐献器官，由于担心器官获取手术产生的风险，不少医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基本都会让捐献者前往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实施器官获取手术。
　　“我们接触的潜在捐献者全部已进入脑死亡状态，虽然还有心跳，但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这个过程有时候只能维持两三天时间，而与家属沟通并最终确认签字至少也要花上一到两天，换句话说，一旦家属同意捐献，医务工作者就要立刻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刘源透露，除了要做潜在捐献者家属的工作，协调员们还要协调并见证器官获取手术。
　　说走就走的工作
　　“我觉得器官捐献这项事业之所以在我们国家推进起来有些难度，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家在观念上不能接受，而是很多工作我们还没有做到位。”高鹏骥表示，很多家属之所以会一口拒绝，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听过器官捐献这件事，“如果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宣传和努力，也许就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而在刘源看来，全社会应该给予那些器官捐献者亲属更多的关爱与尊敬。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在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多去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
　　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源说，自从当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他就很难有精力去照顾妻小了。
　　“原来特别渴望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这份工作也算在一定程度上‘圆梦’吧。”刘源有一个专门出差用的书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手机充电工具。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通电话，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旦收到信息，立刻拎包出发。
　　高鹏骥曾在一个难得的周末和妻子女儿一起郊游，眼看车子就要开到目的地，结果一通来自北京近郊某医院的电话让他立刻调头，一家三口直奔医院。
　　“好在家人已经习惯了我的这种工作状态，她们也都挺理解的。帮助那些即使走到生命终点还要奉献爱心的人们完成最后的心愿，大概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吧。”高鹏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