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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是城市人对诗意生活的集体追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艺术节层出不穷,并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也不逊色。上海国际艺术节、乌镇戏剧节、曹禺戏剧节……各种艺术活动与中国城市交融,共同参与中国新城市精神与气质的养成过程。
上海国际艺术节创办人陈圣来曾为这个“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国际艺术节服务了13年。最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陈圣来说,艺术节就是“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了解,现在各地艺术节的数量有多少?
陈圣来:现在我们各个地方节庆很多,但没有确切地统计有多少艺术节,能查到的数据是2011年的。那时中国节庆有1万多个,其中有六七千个艺术类的。
北大教授叶朗主编过一本书,他讲到现在节庆活动有旅游类、文化艺术类、物产类、花卉类,等等。他做了1400多个文化艺术类节庆的样本调查,这些样本大概占所有节庆的22%。
《人民日报》也作过统计:1975~1995年艺术节相关报道有2700条,1995~2005年有3000条,2006~2013年有3254条。这些数字从侧面反映艺术节在中国的受关注度在不断提升。
《瞭望东方周刊》:但你2000年受命创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时,“艺术节”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吧?
陈圣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确是我第一次接触艺术节。当时中国对艺术节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只有国际上实践比较多的城市才会有“艺术节”的说法。![](http://img1.qikan.com/qkimages/lwdf/lwdf201633/lwdf20163320-1-l.jpg)
北京东宫影剧院,演员在表演来自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的作品西班牙面偶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片段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两个艺术节比较出名,一个是“哈尔滨之夏”,一个是“上海之春”。它们都属于国际意义上的艺术节。
虽然中国比较早就具备了这样的和世界接轨的艺术节,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普遍。主要原因是,一个城市刚刚起步的时候不会考虑举办艺术节,整个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了,才会有艺术节。
现在我们要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红利。这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中国开始从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而艺术节,是城市人对诗意生活的集体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说明,艺术节与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陈圣来:这是艺术节的特点。艺术节和城市化、现代化生活水准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节实际上是城市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标志。
世界上有名的艺术节都是以城市命名的,如巴黎秋季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悉尼艺术节、香港艺术节,等等。
艺术节要有时空概念,一定是在固定的时间、场所举办,而这样的场所现在基本上以城市为主要依托。因为农村太分散了,而且农村不是经济发动、文化发动的引擎,而城市是。
美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容器。城市的功能就是出生文化、流转文化、创造文化。
实际上艺术节的主要受众是市民。20年前,即使像上海这样中国最大都市的市民,和世界一流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他们没有看过、听过世界上最好最经典的艺术作品,譬如说交响乐、芭蕾舞、歌剧,所以市民需要补课。
人们习惯说,上海的文化是小市民文化,要把小市民培养成有世界视野的大市民,眼光、视野、胸怀、文化陶冶都要和世界接轨,如果老是欣赏三四流的文化肯定就达不到世界公民的水平。所以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人们提到爱丁堡就会想到爱丁堡艺术节,提到爱丁堡艺术节就会想到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和这个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物。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创办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上海演出、展览等的整体艺术环境如何?
陈圣来:其实在运作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我也曾经组织国际优秀演出团体来上海演出,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是世界十大名团之一,但是在上海找不到地方可以演出,因为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有100多号人。唯一在福州路有一个市政府大礼堂勉强可用,其实严格来讲也是不合格的。
当时我很难过,上海当时是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还是所谓的国际化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交响乐团的立足之地。
那场演出,最后我们是在上海体育馆搭了台,所有的观众就坐在简易的小板凳上听音乐会,像看排球、篮球比赛那样。
那一刻,我为上海这座城市感到羞愧、难为情。
但是对上海市来讲,这样的事例也是一种倒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开始陆续有了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上海图书馆等文化公共建筑。随后,通过艺术节一年年的举办,各大剧院不停歇地有演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丰满了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艺术节是如何滋养城市气质的?
陈圣来:前几年我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城市里车水马龙,非常繁华,看起来和上海不相上下。但雅加达艺术节秘书长对我说,他们离世界名城还差得远。
当时我正身处这个城市有几千棵椰子树的庄园里,至少在我看来,那个城市的艺术呈现很好。所以,我对她的观点有点诧异。
直到后来,她说出了依据。她说,他们没有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厅。所以,离世界名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城市有隐秘的灵魂。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城市?是因为你希望能呼吸到这个城市的气息,感受到它的气质。比如说,要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打造成上海的城市精神,但是通过什么来打造?
还是要不断有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展示完,撤回去,看起来好像不留痕迹,但实际上文化沉潜下来了。久而久之,这个城市的文化就生长起来了,气质就凸显出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艺术节办起来了,但观众是否与之匹配?比如,对于一个戏剧节,培养观众似乎是比培养演员更重要的事情。
陈圣来:城市的基础建设并不只是把交通搞好,把电机接通,把有线普及到每家每户,更要培育一个有文化气息的环境和这个环境里有艺术修养的市民,后者是更艰巨的事情。
2004年我把萨尔茨堡(莫扎特的诞生地)演奏莫扎特最好的乐团带到上海演出。但是整个上半场,我如坐针毡。每个段落,观众都会因为台上演得好而拼命鼓掌。鼓掌鼓到什么程度?台上的指挥一边指挥一边回过头来看下面的观众,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等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到休息室把他们的演出公司总经理叫出来,我说一到段落之间,你提前打灯光字幕,就写“段落之间请勿鼓掌”。
我还曾经领一个钢琴演奏团到南京去演出,当时剧场有BB机声、手机声、小孩子大呼小叫声,甚至嗑瓜子的声音,钢琴家甚至停下来了,不演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这些年观众有变化吗?
陈圣来:其实艺术节就是一种渠道,慢慢地培养观众、改变观众。文明看演出的习惯正在市民中间慢慢养成,至少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2010年,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来上海演出。他们当中有一个华裔音乐家,回去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说,我真为我家乡的观众感到骄傲——演奏段落之间没有鼓掌,没有杂声,甚至连咳嗽声音都没有,大家屏气来听,演出结束后才报以热烈的掌声。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央提倡节俭办庆典、节庆,你怎么理解?这会给艺术节的组织者带来缩手缩脚的心态吗?
陈圣来:应该正面去理解中央的文件、政策。这几年艺术节发展很快,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城镇化、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不过确实也存在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节庆活动,这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减少甚至砍掉节庆活动,我觉得这不是政策的初衷。
当很多地方畏缩不前的时候,浙江省嘉兴市乌镇这样一个小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办了一个乌镇戏剧节,一炮打响。它比很多省会办的戏剧节还要好,还很符合国际办节的路子——政府对它很支持,但干预不多。
我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大型特色活动和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同质化程度严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不同的城市文化?可以通过许多活动因势利导。要根据自己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民族风情,设计出自己的节庆,为城市建设增加正能量。
《瞭望东方周刊》: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节与中国艺术节在运作上有哪些不一样?
陈圣来:西方及其他一些地区做得好的艺术节,多是社会发起、完成的,政府往往是站在相对幕后的地方。比如香港艺术节就是社区的经典发明。
好的方式是政府给一部分补贴,比如三分之一,但是政府不站在前面。
艺术节很大的功能就是追求社会认同。2014年我到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这个城市只有10万左右人口,一到奔牛节就会涌进来将近100万人口,10倍的增长。
在艺术节期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贵族、平民、州长、市长,都要在奔牛节那五六天的时间里穿戴着白T恤、白长裤、红领巾、红腰带,走在马路上非常壮观。
人们在这样的集群里追求社会认同,这不光是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也是对整个西班牙的社会认同,以及对所有参加艺术节的人的社会认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艺术节层出不穷,并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也不逊色。上海国际艺术节、乌镇戏剧节、曹禺戏剧节……各种艺术活动与中国城市交融,共同参与中国新城市精神与气质的养成过程。
上海国际艺术节创办人陈圣来曾为这个“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国际艺术节服务了13年。最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陈圣来说,艺术节就是“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坐标在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了解,现在各地艺术节的数量有多少?
陈圣来:现在我们各个地方节庆很多,但没有确切地统计有多少艺术节,能查到的数据是2011年的。那时中国节庆有1万多个,其中有六七千个艺术类的。
北大教授叶朗主编过一本书,他讲到现在节庆活动有旅游类、文化艺术类、物产类、花卉类,等等。他做了1400多个文化艺术类节庆的样本调查,这些样本大概占所有节庆的22%。
《人民日报》也作过统计:1975~1995年艺术节相关报道有2700条,1995~2005年有3000条,2006~2013年有3254条。这些数字从侧面反映艺术节在中国的受关注度在不断提升。
《瞭望东方周刊》:但你2000年受命创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时,“艺术节”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吧?
陈圣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确是我第一次接触艺术节。当时中国对艺术节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只有国际上实践比较多的城市才会有“艺术节”的说法。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lwdf/lwdf201633/lwdf20163320-1-l.jpg)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两个艺术节比较出名,一个是“哈尔滨之夏”,一个是“上海之春”。它们都属于国际意义上的艺术节。
虽然中国比较早就具备了这样的和世界接轨的艺术节,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普遍。主要原因是,一个城市刚刚起步的时候不会考虑举办艺术节,整个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了,才会有艺术节。
现在我们要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红利。这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中国开始从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而艺术节,是城市人对诗意生活的集体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说明,艺术节与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陈圣来:这是艺术节的特点。艺术节和城市化、现代化生活水准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节实际上是城市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标志。
世界上有名的艺术节都是以城市命名的,如巴黎秋季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悉尼艺术节、香港艺术节,等等。
艺术节要有时空概念,一定是在固定的时间、场所举办,而这样的场所现在基本上以城市为主要依托。因为农村太分散了,而且农村不是经济发动、文化发动的引擎,而城市是。
美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容器。城市的功能就是出生文化、流转文化、创造文化。
实际上艺术节的主要受众是市民。20年前,即使像上海这样中国最大都市的市民,和世界一流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他们没有看过、听过世界上最好最经典的艺术作品,譬如说交响乐、芭蕾舞、歌剧,所以市民需要补课。
人们习惯说,上海的文化是小市民文化,要把小市民培养成有世界视野的大市民,眼光、视野、胸怀、文化陶冶都要和世界接轨,如果老是欣赏三四流的文化肯定就达不到世界公民的水平。所以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人们提到爱丁堡就会想到爱丁堡艺术节,提到爱丁堡艺术节就会想到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和这个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物。
文化沉潜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创办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上海演出、展览等的整体艺术环境如何?
陈圣来:其实在运作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我也曾经组织国际优秀演出团体来上海演出,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是世界十大名团之一,但是在上海找不到地方可以演出,因为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有100多号人。唯一在福州路有一个市政府大礼堂勉强可用,其实严格来讲也是不合格的。
当时我很难过,上海当时是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还是所谓的国际化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交响乐团的立足之地。
那场演出,最后我们是在上海体育馆搭了台,所有的观众就坐在简易的小板凳上听音乐会,像看排球、篮球比赛那样。
那一刻,我为上海这座城市感到羞愧、难为情。
但是对上海市来讲,这样的事例也是一种倒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开始陆续有了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上海图书馆等文化公共建筑。随后,通过艺术节一年年的举办,各大剧院不停歇地有演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丰满了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艺术节是如何滋养城市气质的?
陈圣来:前几年我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城市里车水马龙,非常繁华,看起来和上海不相上下。但雅加达艺术节秘书长对我说,他们离世界名城还差得远。
当时我正身处这个城市有几千棵椰子树的庄园里,至少在我看来,那个城市的艺术呈现很好。所以,我对她的观点有点诧异。
直到后来,她说出了依据。她说,他们没有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厅。所以,离世界名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城市有隐秘的灵魂。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城市?是因为你希望能呼吸到这个城市的气息,感受到它的气质。比如说,要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打造成上海的城市精神,但是通过什么来打造?
还是要不断有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展示完,撤回去,看起来好像不留痕迹,但实际上文化沉潜下来了。久而久之,这个城市的文化就生长起来了,气质就凸显出来了。
艺术节的观众足够好吗
《瞭望东方周刊》:艺术节办起来了,但观众是否与之匹配?比如,对于一个戏剧节,培养观众似乎是比培养演员更重要的事情。
陈圣来:城市的基础建设并不只是把交通搞好,把电机接通,把有线普及到每家每户,更要培育一个有文化气息的环境和这个环境里有艺术修养的市民,后者是更艰巨的事情。
2004年我把萨尔茨堡(莫扎特的诞生地)演奏莫扎特最好的乐团带到上海演出。但是整个上半场,我如坐针毡。每个段落,观众都会因为台上演得好而拼命鼓掌。鼓掌鼓到什么程度?台上的指挥一边指挥一边回过头来看下面的观众,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等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到休息室把他们的演出公司总经理叫出来,我说一到段落之间,你提前打灯光字幕,就写“段落之间请勿鼓掌”。
我还曾经领一个钢琴演奏团到南京去演出,当时剧场有BB机声、手机声、小孩子大呼小叫声,甚至嗑瓜子的声音,钢琴家甚至停下来了,不演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这些年观众有变化吗?
陈圣来:其实艺术节就是一种渠道,慢慢地培养观众、改变观众。文明看演出的习惯正在市民中间慢慢养成,至少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2010年,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来上海演出。他们当中有一个华裔音乐家,回去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说,我真为我家乡的观众感到骄傲——演奏段落之间没有鼓掌,没有杂声,甚至连咳嗽声音都没有,大家屏气来听,演出结束后才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集群里追求社会认同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央提倡节俭办庆典、节庆,你怎么理解?这会给艺术节的组织者带来缩手缩脚的心态吗?
陈圣来:应该正面去理解中央的文件、政策。这几年艺术节发展很快,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城镇化、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不过确实也存在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节庆活动,这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减少甚至砍掉节庆活动,我觉得这不是政策的初衷。
当很多地方畏缩不前的时候,浙江省嘉兴市乌镇这样一个小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办了一个乌镇戏剧节,一炮打响。它比很多省会办的戏剧节还要好,还很符合国际办节的路子——政府对它很支持,但干预不多。
我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大型特色活动和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同质化程度严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不同的城市文化?可以通过许多活动因势利导。要根据自己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民族风情,设计出自己的节庆,为城市建设增加正能量。
《瞭望东方周刊》: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节与中国艺术节在运作上有哪些不一样?
陈圣来:西方及其他一些地区做得好的艺术节,多是社会发起、完成的,政府往往是站在相对幕后的地方。比如香港艺术节就是社区的经典发明。
好的方式是政府给一部分补贴,比如三分之一,但是政府不站在前面。
艺术节很大的功能就是追求社会认同。2014年我到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这个城市只有10万左右人口,一到奔牛节就会涌进来将近100万人口,10倍的增长。
在艺术节期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贵族、平民、州长、市长,都要在奔牛节那五六天的时间里穿戴着白T恤、白长裤、红领巾、红腰带,走在马路上非常壮观。
人们在这样的集群里追求社会认同,这不光是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也是对整个西班牙的社会认同,以及对所有参加艺术节的人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