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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建通一直无法将儿子纪志恭、纪勤力与“黑社会”挂上钩，他对于“黑社会”的惟一想象来自香港电影，“戴墨镜、穿黑西服，大背头溜光光的，还拿枪”。
2010年12月27日，龙西村村民纪志恭、纪水限、纪勤力、纪志强、纪荣章、纪梓材、纪伟超、纪亚荣、纪松鹤等九人，因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一审获刑。其中，被认定为带头者的纪志恭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等，被厦门市同安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涉黑的罪名，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刑，令几乎所有龙西村村民感到意外。龙西村村委会主任纪奖励感到“压力很大”。他皱着眉头问，村里这帮孩子平时就是“打打闹闹、不太争气”，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黑社会”?
小村斗殴录
纪建通一直无法将儿子纪志恭、纪勤力与“黑社会”挂上钩。他的60余年人生都在这个厦门海边的小村子里度过，对于“黑社会”的惟一想象来自香港电影，“戴墨镜、穿黑西服，大背头溜光光的，还拿枪”。
纪志恭出生于1980年，几年前，中专毕业后，纪志恭曾在同安区城区开厂，后来工厂倒闭了。接着，他便在一个公司里做销售，据说“业绩不错”。2008年，纪志恭回到村里，和哥哥纪勤力、堂弟纪水限、远房兄弟纪亚荣、纪松鹤，以及纪水限的同学纪梓材、纪志强、纪荣章等人一起“做工程”。
除了纪勤力，纪水限、纪亚荣等人刚刚初中毕业，出生于1986年与1991年之间。
所谓“做工程”，就是给村庄附近的工地提供沙石等建筑材料。这是龙西村不少人都争相参与的生意。
导致纪志恭等人被捕的导火索，是他们与当时龙西村党村支部书记纪炳权、村民纪添寿、纪省福等人的三次聚众斗殴。由于争夺龙西村附近工地地材供应生意，以纪志恭、纪炳权为首的两派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双方最著名的“火拼”是天桥械斗。2010年1月18日上午，以及2010年1月23日中午，两派在龙西村天桥附近两次持械斗殴。双方使用水管刀、汽油瓶、石块等，而纪添寿一方还拿出了一把猎枪，朝纪水限一方击发了一枪。
失地村庄生态
当地的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将纪志恭、纪炳权之间的争斗，称为龙西村“年轻人和当权派的夺权”。
在龙诬村，领头“做工程”的，分别是纪志恭、纪炳权、纪沈福和纪添寿，加上他们“手下的”，大概是80多人。其中，年纪较长的纪炳权、纪沈福、纪添寿是“做工程”的“老牌”势力，他们从施工队进驻龙西村后，就开始了这项活计，早已占据优势。从2008年开始，纪志恭参与“做工程”，他获得了四个项目工地的生意，业务量属于“新兴”水平，但发展势头看好。自然，“年轻人”纪志恭等，渐渐威胁到“当权派”们的地位。
事实上，从龙西村被纳入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开发区的征地范围后，曾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命运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2006年，厦门市政府下大力气开发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区，这一工业区规划占据陆域面积11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平方公里。龙西村村民几乎失去了全部土地。2006年，村里被征农田1000多亩，村民按照人头每人分得“一次性买断费”3.4万元。
在这个沿海的村落里，每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并不多，为了寻找出路，不少人都在初中毕业后出外打工，或做小生意，一些嗅觉灵敏的村民则“盯”上了建设中的工业区。在村民口中，“向工业区中的工地提供砂石、土方或者其他地材”，在扣除运输费、劳力支出费外，依靠差价获取经济收入，被称为“做工程”。
在一些村民眼里，纪炳权的一些作为，引起了纪志恭一方的不满。
一个村的工程，一般不允许别村的村民进驻。但龙西村前村支部书记纪炳权常常谈下一些合约，交给相熟的朋友，或者招来“外村人”参与。纪炳权看起来瘦瘦小小，皮肤很黑，但一直是龙西村“做工程”中的老大，“家里安装了10来个摄像头”，一位村民说。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年轻人喜欢跟着纪志恭，是因为他“对人好，威信很高”。家里遇上拆迁，这些年轻人可以在纪志恭家免费食宿。即便纪志恭家里没人的时候，他们也能在客厅泡茶、聊天。
每逢过年过节，纪志恭都会给亲戚送礼，有一回，他给纪水限、纪志强等家里也送去了鹿肉。这些跟着“做工程”的小兄弟和纪志恭其他堂弟一样，也曾收到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现金红包。不过，他们斗殴的时候并未穿统一服装。
按照警方的说法，纪志恭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常常劝说纪水限、纪志强等爱打架的年轻人，“没事就呆在自己家，别乱跑，手机要开着，不要乱打架”。纪志强、纪梓材等人屡次寻衅斗殴，赔偿费用、医疗费也都是纪志恭出钱解决的。
“涉黑”罪名背后
小村的斗殴，在村民看来“没啥大不了”的行为，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中，成为纪志恭一伙“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统一服装，并获取不当经济利益”的罪状之一。纪志恭一方的九人被称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殴打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而他们“欺压、殴打”的群众中，就包括纪炳权及其伙伴们。检方的指控中，纪炳权并未被同案追究刑事责任，而纪炳权一方的纪添寿被以聚众斗殴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追诉，纪省福、纪荣议、姚跃进、纪生在等四人，则被以聚众斗殴罪起诉。五人在一审中均被判有期徒刑数年。
作为龙西村前任村支书、同安区人大代表，斗殴另一方的纪炳权在接受调查后，一直居住在同安城区。
纪志恭等九人的家属在一份申诉书中称，该案查办中“故意打压一方，舍大取小”，明显不公。他们质疑，纪志恭一方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以及“打架的气势和势力”都无法与“拥有枪支”的纪炳权一方相比，他们如何能“称霸一方”?
在一审中，纪志恭等九名被告人均对“涉黑”罪名予以否认。而近半年来，纪建通和其他家长，以及亲戚、朋友等，不断在厦门市政府、福建省政府门口拉横幅上访，横幅上写：“我们的孩子不是‘黑社会’。”一个村民这样形容：如果纪志恭这伙人是“黑社会”，那么龙西村所有姓纪的不是“黑社会”的家属，就是“黑社会”的族人，整个村子就是“黑社会”窝点。
一名当地知情人士分析认为，纪志恭一伙充其量也只够得上“小地痞流氓团伙”，至于如何被演变成“黑社会”，和当地“打黑除恶”的政治任务有关。三年前，省里有关部门曾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厦门打黑不力。
“打黑是一项政治任务。”厦门市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每逢当地出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恶性事件，公安部门都须上报至市打黑办，打黑办立刻介入。在前述的当地媒体报道中，厦门市打黑办副主任钟华勇就表示，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必须把他们消灭在萌芽中。”
纪志恭的二审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维认为，从涉黑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纪志恭等人犯罪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他认为，厦门司法部门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已降低到一般犯罪团伙的标准了。
在龙西村，不少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两个儿子纪志恭、纪勤力的被捕，纪建通一家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儿媳在城里做小时工支撑。纪勤力14岁的儿子再也不敢住在家里，他老觉得“有人要拿枪来打我们”；他还不敢上学，怕被嘲笑为“黑社会的儿子”。另外一名涉案者纪松鹤的妻子丢下两岁的儿子，打算离婚。
家属们担心，他们出狱后，如何面对伴随一生的“黑社会”罪名。当然，更多的人觉得，这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他们的刑期很长。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呢?”(原载《新世纪周刊》)
2010年12月27日，龙西村村民纪志恭、纪水限、纪勤力、纪志强、纪荣章、纪梓材、纪伟超、纪亚荣、纪松鹤等九人，因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一审获刑。其中，被认定为带头者的纪志恭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等，被厦门市同安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涉黑的罪名，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刑，令几乎所有龙西村村民感到意外。龙西村村委会主任纪奖励感到“压力很大”。他皱着眉头问，村里这帮孩子平时就是“打打闹闹、不太争气”，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黑社会”?
小村斗殴录
纪建通一直无法将儿子纪志恭、纪勤力与“黑社会”挂上钩。他的60余年人生都在这个厦门海边的小村子里度过，对于“黑社会”的惟一想象来自香港电影，“戴墨镜、穿黑西服，大背头溜光光的，还拿枪”。
纪志恭出生于1980年，几年前，中专毕业后，纪志恭曾在同安区城区开厂，后来工厂倒闭了。接着，他便在一个公司里做销售，据说“业绩不错”。2008年，纪志恭回到村里，和哥哥纪勤力、堂弟纪水限、远房兄弟纪亚荣、纪松鹤，以及纪水限的同学纪梓材、纪志强、纪荣章等人一起“做工程”。
除了纪勤力，纪水限、纪亚荣等人刚刚初中毕业，出生于1986年与1991年之间。
所谓“做工程”，就是给村庄附近的工地提供沙石等建筑材料。这是龙西村不少人都争相参与的生意。
导致纪志恭等人被捕的导火索，是他们与当时龙西村党村支部书记纪炳权、村民纪添寿、纪省福等人的三次聚众斗殴。由于争夺龙西村附近工地地材供应生意，以纪志恭、纪炳权为首的两派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双方最著名的“火拼”是天桥械斗。2010年1月18日上午，以及2010年1月23日中午，两派在龙西村天桥附近两次持械斗殴。双方使用水管刀、汽油瓶、石块等，而纪添寿一方还拿出了一把猎枪，朝纪水限一方击发了一枪。
失地村庄生态
当地的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将纪志恭、纪炳权之间的争斗，称为龙西村“年轻人和当权派的夺权”。
在龙诬村，领头“做工程”的，分别是纪志恭、纪炳权、纪沈福和纪添寿，加上他们“手下的”，大概是80多人。其中，年纪较长的纪炳权、纪沈福、纪添寿是“做工程”的“老牌”势力，他们从施工队进驻龙西村后，就开始了这项活计，早已占据优势。从2008年开始，纪志恭参与“做工程”，他获得了四个项目工地的生意，业务量属于“新兴”水平，但发展势头看好。自然，“年轻人”纪志恭等，渐渐威胁到“当权派”们的地位。
事实上，从龙西村被纳入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开发区的征地范围后，曾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命运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2006年，厦门市政府下大力气开发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区，这一工业区规划占据陆域面积11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平方公里。龙西村村民几乎失去了全部土地。2006年，村里被征农田1000多亩，村民按照人头每人分得“一次性买断费”3.4万元。
在这个沿海的村落里，每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并不多，为了寻找出路，不少人都在初中毕业后出外打工，或做小生意，一些嗅觉灵敏的村民则“盯”上了建设中的工业区。在村民口中，“向工业区中的工地提供砂石、土方或者其他地材”，在扣除运输费、劳力支出费外，依靠差价获取经济收入，被称为“做工程”。
在一些村民眼里，纪炳权的一些作为，引起了纪志恭一方的不满。
一个村的工程，一般不允许别村的村民进驻。但龙西村前村支部书记纪炳权常常谈下一些合约，交给相熟的朋友，或者招来“外村人”参与。纪炳权看起来瘦瘦小小，皮肤很黑，但一直是龙西村“做工程”中的老大，“家里安装了10来个摄像头”，一位村民说。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年轻人喜欢跟着纪志恭，是因为他“对人好，威信很高”。家里遇上拆迁，这些年轻人可以在纪志恭家免费食宿。即便纪志恭家里没人的时候，他们也能在客厅泡茶、聊天。
每逢过年过节，纪志恭都会给亲戚送礼，有一回，他给纪水限、纪志强等家里也送去了鹿肉。这些跟着“做工程”的小兄弟和纪志恭其他堂弟一样，也曾收到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现金红包。不过，他们斗殴的时候并未穿统一服装。
按照警方的说法，纪志恭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常常劝说纪水限、纪志强等爱打架的年轻人，“没事就呆在自己家，别乱跑，手机要开着，不要乱打架”。纪志强、纪梓材等人屡次寻衅斗殴，赔偿费用、医疗费也都是纪志恭出钱解决的。
“涉黑”罪名背后
小村的斗殴，在村民看来“没啥大不了”的行为，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中，成为纪志恭一伙“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统一服装，并获取不当经济利益”的罪状之一。纪志恭一方的九人被称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殴打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而他们“欺压、殴打”的群众中，就包括纪炳权及其伙伴们。检方的指控中，纪炳权并未被同案追究刑事责任，而纪炳权一方的纪添寿被以聚众斗殴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追诉，纪省福、纪荣议、姚跃进、纪生在等四人，则被以聚众斗殴罪起诉。五人在一审中均被判有期徒刑数年。
作为龙西村前任村支书、同安区人大代表，斗殴另一方的纪炳权在接受调查后，一直居住在同安城区。
纪志恭等九人的家属在一份申诉书中称，该案查办中“故意打压一方，舍大取小”，明显不公。他们质疑，纪志恭一方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以及“打架的气势和势力”都无法与“拥有枪支”的纪炳权一方相比，他们如何能“称霸一方”?
在一审中，纪志恭等九名被告人均对“涉黑”罪名予以否认。而近半年来，纪建通和其他家长，以及亲戚、朋友等，不断在厦门市政府、福建省政府门口拉横幅上访，横幅上写：“我们的孩子不是‘黑社会’。”一个村民这样形容：如果纪志恭这伙人是“黑社会”，那么龙西村所有姓纪的不是“黑社会”的家属，就是“黑社会”的族人，整个村子就是“黑社会”窝点。
一名当地知情人士分析认为，纪志恭一伙充其量也只够得上“小地痞流氓团伙”，至于如何被演变成“黑社会”，和当地“打黑除恶”的政治任务有关。三年前，省里有关部门曾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厦门打黑不力。
“打黑是一项政治任务。”厦门市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每逢当地出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恶性事件，公安部门都须上报至市打黑办，打黑办立刻介入。在前述的当地媒体报道中，厦门市打黑办副主任钟华勇就表示，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必须把他们消灭在萌芽中。”
纪志恭的二审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维认为，从涉黑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纪志恭等人犯罪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他认为，厦门司法部门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已降低到一般犯罪团伙的标准了。
在龙西村，不少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两个儿子纪志恭、纪勤力的被捕，纪建通一家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儿媳在城里做小时工支撑。纪勤力14岁的儿子再也不敢住在家里，他老觉得“有人要拿枪来打我们”；他还不敢上学，怕被嘲笑为“黑社会的儿子”。另外一名涉案者纪松鹤的妻子丢下两岁的儿子，打算离婚。
家属们担心，他们出狱后，如何面对伴随一生的“黑社会”罪名。当然，更多的人觉得，这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他们的刑期很长。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呢?”(原载《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