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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和柯庆施（１９０２—１９６５）都是安徽歙县人，陶长柯１１岁。陶的老家在歙西距城４公里的黄潭源村，柯的老家在歙南距城４５公里的竹溪村，也称水竹坑村。
１９１４年，当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时，柯庆施也正从他父亲柯日昌（字临九）创办、并亲任校长的竹溪继述初级小学毕业。陶随即漂洋过海，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研究教育；而柯也走出大山，到位于休宁万安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求学，当时二师的校长是绩溪人胡晋接先生。
漫漫求学路，这两位徽州的学子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人类文化知识的营养。然而共同的爱国忧民赤子之心，又使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政治，是对强国富民之路的思考，是对真理的探求。
２０世纪初叶的旧中国，贫穷落后，政治黑暗，内有军阀混战，外遭列强欺侮。１９１９年５月，巴黎和谈失败，年仅１７岁的柯庆施在５月９日的日记中愤然写道：“吾人皆为具有灵觉之动物，对于是日何能免得两行血泪！大声疾呼倭奴哉！虽然，前事已往无可追矣，国耻无可悔矣，假流十行血泪，大呼百声倭奴，无济于事。故吾人不可不爱惜此血泪、气力，而图善后之策，将国耻一扫除之。”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吾国今日国富民强，断不至受此次之失败。故近世人士之提倡和平主张人道，徒劳梦想耳。……我国同胞不自图富国强民之术，以理想之和平可成事实，则亡无日矣。呜呼！同胞其速勉乎。”少年柯庆施不仅如此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于５月２９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仅２５天，就参加了徽州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后，由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发起，由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并迅速扩展到北京及外地的工人、学生中，形成一支爱国的群体。柯庆施积极参加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在当地颇有影响。
可是不久，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九就收到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的来信：“临九先生大鉴：……令郎尚惠因思识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初次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柯庆施，就面临失学的遭遇。
失学后的柯庆施，心里苦闷万分。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收收心，也许是为了传宗接代，由父亲做主，柯庆施于年底到芜湖运漕（现为巢湖市所辖），同歙县徽城斗山街许佑卿的次女结了婚。时许佑卿在芜湖运漕盐公堂任职员，婚后柯庆施同年轻的妻子在岳父工作的运漕过了一段闲静的生活。
然而，国家处于动荡之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青年柯庆施的心怎么也无法闲静下来。柯临九托族人柯友根到省立二师代为斡旋，校方答复是：必须“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立意思而类悔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柯庆施返校，“仍可在第五班上课，免废一年之时光。”
但倔强的儿子不肯向旧势力妥协，他在２月１５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柯临九的信中写道：“学校内通知书既有留级之意，则男意决以退学为是。现，且男正从事筹备，能成固属上上，否则决意改行。”
年轻的柯庆施义无反顾，决心闯出一条新路。然而，路在何方呢？
就在此时，陶行知已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歙县深渡九沙人姚文采也受聘为该校生物学、解剖学讲师，还有一位歙人朱家治也在该校教书。此时，陶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入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中，５月９日亲临南京各校“国耻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５月１３日被推举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他尤其关注家乡爱国民主运动的进展情况，联系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毕业生到歙县教书，传播爱国思想，宣传科学民主。笔者不知道陶先生原来是否认识柯庆施，也无从知晓柯庆施是如何联系上陶先生的，仅从现存一些珍贵的历史信件中，可以看到陶先生对柯庆施这位小老乡的求学之心给予了无比的关爱，而柯庆施对他这位师长也寄予了无比的信赖。还是看看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吧：
柯庆施于农历十二月廿八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的信中说：“南京有一试馆为歙县学界之公产，男现托同乡陶知行（注：即陶行知之原名）先生向该馆移借学费，待男毕业后再还。”
翌年农历正月初，柯庆施在另一封致双亲的信中写道：“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前由奉上挂号信一封，内附陶生先信，谅均悉。……男外出之意本二年前所发生，后因经济问题不克如愿，然男此项运动固未尝一日或息也。故于去岁曾致函陶先生商借试馆，余金俟毕业后再行归还，后得复信知事虽未成，而彼爱我之恒，固亦见于纸上。”
此时的柯庆施已是心急如焚，农历二月一日，他在自运漕寄往竹溪双亲的信中说：“男现已寄函与陶、姚、朱诸先生，询问一切事宜，及相借不足之费用，大约总可如愿。但大人前次来函只允担负六七十元，恐相差太远，借贷不具耳。故望大人每年与男百余元，余均由男向陶先生及试馆商借。如此则大人不过多担五四十元，而男事必可其成也。”
农历二月二日，他再次致函双亲：“顷奉陶先生来函，见事颇有生机，故将原函奉上，此事总望大人勉力多筹二三十元，使之成功，万望勿作进退两可之语，至要至要！再望大人火速命恒发将东西送来，万不可再迟，因男已允陶先生于（农历）二十到宁也……”
后经多方努力，赴宁求学的费用总算勉强凑齐，柯庆施终于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９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踏上赴南京的轮船。
抵宁后，柯庆施即于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致信双亲：“男于２１日由运（漕）乘轮至芜（湖），２２日由芜乘大轮至宁。途中一切均皆安适，可慰慈矣。到宁即同同学数人至陶、姚、朱诸先生处，妥商一切。现遵姚先生意见，插入南京中学四年级，今岁年底即可望毕业。”“姚、陶、朱诸先生待人均厚。”
时南京正闹学潮，各校多已停课，加之直皖系冲突，城内经常戒严。这一阶段，柯庆施常以“怪君”署名给家里写信。
５月１７日信中说：“罢课风潮渐有结束，闻此地总会已议定５月１３号各校全体上课，但因有一部分人之意见不愿加此，故日后尚不知有变更否。男现在此不问罢课与上课，决抱补习宗旨（暑假期内，胡适之先生要到高师演讲，高师开一暑假补习班，男女兼收。）男拟届时仍住南京听讲。食住二事可同陶先生商量，或住高师亦未可知。”“再禀者，前禀写就未寄，又接到手谕，读悉一切。罢课风潮现已结束，南京中学已照常开课矣。假期中决入高师补习班。”
５月某日信中说：“此地各校皆不久将放暑假，男已同陶先生商定，决意仍住宁补习，暂不回运（漕），惟假期在此，学问上虽有进步，而金钱方面不免多用数十。”
６月１２日信中说：“男今年暑假决意在此补习，一却均蒙陶、姚、朱诸先生之照料，当无意外之事发生也。”
７月２０日信中说：“……南京中学系私立性质，经济非常困难。本年上学期，所以仍能得维持到现在的原故，实在是因陶知行先生拿出许多钱来。（他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所以不得不如此）。下半年他将不问事了，所以他叫我们到高师附中来，一因费用较少，二因同陶先生等接近些。至于考哪一班，现在也不能决定，只有尽自己的学力去考罢了。”
８月２７日信中说：“七月五日所发之手谕，昨已收到。陶先生转交之函，已由陶先生亲交男矣。……男下学期决定进法政（学校），专习政治经济等科，该校投考生本定须中学毕业，后经与该校教务长王伯秋先生接洽，始允报考。至于入学一切手续，男均可另想法，决无他问题发生也。”
从以上信中可以看出，陶、姚、朱诸先生对柯庆施的学习、生活，乃至经济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柯临九于１９２０年农历六月十三日致信陶行知表示感谢：“小儿尚惠屡有信来，云金陵进校各事极承先生及诸位乡台热心指导，实力维持，既感且愧，铭心刻骨。对于小儿尚惠在校之一切，拜请先生垂青照拂，启迪愚蒙。”信中还说：“弟前以家寒，未能多筹学费为儿辈培植学问之资，甚以为欠（歉），……只筹得每年百元，分两、三次邮寄，恐尚不敷。随后设法多筹多寄。”
此时的柯庆施，除了补习功课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许是怕家里担心，他在给家里的信中一再表示自己“决抱补习宗旨”，“总决不加入”有关活动。而实际上，这段时间是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１９２０年５月中下旬，柯庆施欲去北京，加入李大钊和俞秀松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
１９２０年春夏之交，柯庆施在深入调查南京人力车夫的情况后，于１０月份在陈独秀创办的《劳动界》刊物第１２册上发表了署名怪君的文章：《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旧制度下人民的苦难，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之。
１０月８日，柯庆施应陈独秀来信之邀赴上海，在杨明斋、俞秀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接受任务，回南京发展团组织。
１１月１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刊登了署名柯庆施致陈独秀先生的信，柯庆施在信中说：“独秀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此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末除，将来受他的虐待，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
此时的柯庆施，已经作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的抉择，面临着一次新的飞跃。１９２０年底，柯庆施告别了陶、姚、朱等恩师，离开了他在南京辗转曲折的求学之路，奔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柯庆施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日的自传中写道：“……是年寒假，我即去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准备去苏联。”
可以这样说，南京，是柯庆施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而陶行知先生，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对这位徽州歙县来的大山的儿子，对这位赴宁求学的热血青年，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１９１４年，当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时，柯庆施也正从他父亲柯日昌（字临九）创办、并亲任校长的竹溪继述初级小学毕业。陶随即漂洋过海，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研究教育；而柯也走出大山，到位于休宁万安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求学，当时二师的校长是绩溪人胡晋接先生。
漫漫求学路，这两位徽州的学子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人类文化知识的营养。然而共同的爱国忧民赤子之心，又使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政治，是对强国富民之路的思考，是对真理的探求。
２０世纪初叶的旧中国，贫穷落后，政治黑暗，内有军阀混战，外遭列强欺侮。１９１９年５月，巴黎和谈失败，年仅１７岁的柯庆施在５月９日的日记中愤然写道：“吾人皆为具有灵觉之动物，对于是日何能免得两行血泪！大声疾呼倭奴哉！虽然，前事已往无可追矣，国耻无可悔矣，假流十行血泪，大呼百声倭奴，无济于事。故吾人不可不爱惜此血泪、气力，而图善后之策，将国耻一扫除之。”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吾国今日国富民强，断不至受此次之失败。故近世人士之提倡和平主张人道，徒劳梦想耳。……我国同胞不自图富国强民之术，以理想之和平可成事实，则亡无日矣。呜呼！同胞其速勉乎。”少年柯庆施不仅如此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于５月２９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仅２５天，就参加了徽州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后，由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发起，由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并迅速扩展到北京及外地的工人、学生中，形成一支爱国的群体。柯庆施积极参加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在当地颇有影响。
可是不久，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九就收到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的来信：“临九先生大鉴：……令郎尚惠因思识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初次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柯庆施，就面临失学的遭遇。
失学后的柯庆施，心里苦闷万分。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收收心，也许是为了传宗接代，由父亲做主，柯庆施于年底到芜湖运漕（现为巢湖市所辖），同歙县徽城斗山街许佑卿的次女结了婚。时许佑卿在芜湖运漕盐公堂任职员，婚后柯庆施同年轻的妻子在岳父工作的运漕过了一段闲静的生活。
然而，国家处于动荡之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青年柯庆施的心怎么也无法闲静下来。柯临九托族人柯友根到省立二师代为斡旋，校方答复是：必须“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立意思而类悔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柯庆施返校，“仍可在第五班上课，免废一年之时光。”
但倔强的儿子不肯向旧势力妥协，他在２月１５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柯临九的信中写道：“学校内通知书既有留级之意，则男意决以退学为是。现，且男正从事筹备，能成固属上上，否则决意改行。”
年轻的柯庆施义无反顾，决心闯出一条新路。然而，路在何方呢？
就在此时，陶行知已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歙县深渡九沙人姚文采也受聘为该校生物学、解剖学讲师，还有一位歙人朱家治也在该校教书。此时，陶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入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中，５月９日亲临南京各校“国耻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５月１３日被推举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他尤其关注家乡爱国民主运动的进展情况，联系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毕业生到歙县教书，传播爱国思想，宣传科学民主。笔者不知道陶先生原来是否认识柯庆施，也无从知晓柯庆施是如何联系上陶先生的，仅从现存一些珍贵的历史信件中，可以看到陶先生对柯庆施这位小老乡的求学之心给予了无比的关爱，而柯庆施对他这位师长也寄予了无比的信赖。还是看看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吧：
柯庆施于农历十二月廿八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的信中说：“南京有一试馆为歙县学界之公产，男现托同乡陶知行（注：即陶行知之原名）先生向该馆移借学费，待男毕业后再还。”
翌年农历正月初，柯庆施在另一封致双亲的信中写道：“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前由奉上挂号信一封，内附陶生先信，谅均悉。……男外出之意本二年前所发生，后因经济问题不克如愿，然男此项运动固未尝一日或息也。故于去岁曾致函陶先生商借试馆，余金俟毕业后再行归还，后得复信知事虽未成，而彼爱我之恒，固亦见于纸上。”
此时的柯庆施已是心急如焚，农历二月一日，他在自运漕寄往竹溪双亲的信中说：“男现已寄函与陶、姚、朱诸先生，询问一切事宜，及相借不足之费用，大约总可如愿。但大人前次来函只允担负六七十元，恐相差太远，借贷不具耳。故望大人每年与男百余元，余均由男向陶先生及试馆商借。如此则大人不过多担五四十元，而男事必可其成也。”
农历二月二日，他再次致函双亲：“顷奉陶先生来函，见事颇有生机，故将原函奉上，此事总望大人勉力多筹二三十元，使之成功，万望勿作进退两可之语，至要至要！再望大人火速命恒发将东西送来，万不可再迟，因男已允陶先生于（农历）二十到宁也……”
后经多方努力，赴宁求学的费用总算勉强凑齐，柯庆施终于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９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踏上赴南京的轮船。
抵宁后，柯庆施即于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致信双亲：“男于２１日由运（漕）乘轮至芜（湖），２２日由芜乘大轮至宁。途中一切均皆安适，可慰慈矣。到宁即同同学数人至陶、姚、朱诸先生处，妥商一切。现遵姚先生意见，插入南京中学四年级，今岁年底即可望毕业。”“姚、陶、朱诸先生待人均厚。”
时南京正闹学潮，各校多已停课，加之直皖系冲突，城内经常戒严。这一阶段，柯庆施常以“怪君”署名给家里写信。
５月１７日信中说：“罢课风潮渐有结束，闻此地总会已议定５月１３号各校全体上课，但因有一部分人之意见不愿加此，故日后尚不知有变更否。男现在此不问罢课与上课，决抱补习宗旨（暑假期内，胡适之先生要到高师演讲，高师开一暑假补习班，男女兼收。）男拟届时仍住南京听讲。食住二事可同陶先生商量，或住高师亦未可知。”“再禀者，前禀写就未寄，又接到手谕，读悉一切。罢课风潮现已结束，南京中学已照常开课矣。假期中决入高师补习班。”
５月某日信中说：“此地各校皆不久将放暑假，男已同陶先生商定，决意仍住宁补习，暂不回运（漕），惟假期在此，学问上虽有进步，而金钱方面不免多用数十。”
６月１２日信中说：“男今年暑假决意在此补习，一却均蒙陶、姚、朱诸先生之照料，当无意外之事发生也。”
７月２０日信中说：“……南京中学系私立性质，经济非常困难。本年上学期，所以仍能得维持到现在的原故，实在是因陶知行先生拿出许多钱来。（他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所以不得不如此）。下半年他将不问事了，所以他叫我们到高师附中来，一因费用较少，二因同陶先生等接近些。至于考哪一班，现在也不能决定，只有尽自己的学力去考罢了。”
８月２７日信中说：“七月五日所发之手谕，昨已收到。陶先生转交之函，已由陶先生亲交男矣。……男下学期决定进法政（学校），专习政治经济等科，该校投考生本定须中学毕业，后经与该校教务长王伯秋先生接洽，始允报考。至于入学一切手续，男均可另想法，决无他问题发生也。”
从以上信中可以看出，陶、姚、朱诸先生对柯庆施的学习、生活，乃至经济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柯临九于１９２０年农历六月十三日致信陶行知表示感谢：“小儿尚惠屡有信来，云金陵进校各事极承先生及诸位乡台热心指导，实力维持，既感且愧，铭心刻骨。对于小儿尚惠在校之一切，拜请先生垂青照拂，启迪愚蒙。”信中还说：“弟前以家寒，未能多筹学费为儿辈培植学问之资，甚以为欠（歉），……只筹得每年百元，分两、三次邮寄，恐尚不敷。随后设法多筹多寄。”
此时的柯庆施，除了补习功课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许是怕家里担心，他在给家里的信中一再表示自己“决抱补习宗旨”，“总决不加入”有关活动。而实际上，这段时间是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１９２０年５月中下旬，柯庆施欲去北京，加入李大钊和俞秀松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
１９２０年春夏之交，柯庆施在深入调查南京人力车夫的情况后，于１０月份在陈独秀创办的《劳动界》刊物第１２册上发表了署名怪君的文章：《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旧制度下人民的苦难，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之。
１０月８日，柯庆施应陈独秀来信之邀赴上海，在杨明斋、俞秀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接受任务，回南京发展团组织。
１１月１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刊登了署名柯庆施致陈独秀先生的信，柯庆施在信中说：“独秀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此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末除，将来受他的虐待，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
此时的柯庆施，已经作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的抉择，面临着一次新的飞跃。１９２０年底，柯庆施告别了陶、姚、朱等恩师，离开了他在南京辗转曲折的求学之路，奔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柯庆施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日的自传中写道：“……是年寒假，我即去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准备去苏联。”
可以这样说，南京，是柯庆施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而陶行知先生，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对这位徽州歙县来的大山的儿子，对这位赴宁求学的热血青年，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给了他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