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总统尼克松家的喜事。之前一天，他在白宫为女儿举办露天婚礼，仪式上，这个内心孤独、忧郁、黯淡的男人，搂着夫人翩翩起舞，流露出罕见的由内而外的快乐。家中喜事见报，本该让总统倍觉欢喜，然而，当天的《纽约时报》却让他倍觉愤怒。
　　紧挨家事的那篇报道，是一个三栏的大标题，揭露美国政府是怎样陷入越南战争的。越南战争，始自1959年，是二战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等到尼克松上台，这场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思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三年前，美国国防部开始收集整理历史档案，梳理尼克松总统之前的四任总统的越南政策，还原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看看越南怎样变成美国的包袱。这份7000页250万字标有“绝密文件”字样的事关越南政策的文件，被人们称作“五角大楼文件”。
　　当天《纽约时报》披露的，只是“五角大楼文件”的一部分，按照报社的计划，他们要连载这批绝密文件。仅就当天披露的那部分文件而言，并没有出现尼克松的名字。事实上，“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都是他出任总统前的陈年往事。新官不理旧账，他不但可以置身事外，还可以暗暗发笑，感谢这份机密文件的披露，打击了他的对手。的确，是民主党，而非他所代表的共和党，把国家拖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然而，尼克松仍然不能遏制自己对《纽约时报》的愤怒。在他看来，泄密者把“五角大楼文件”转交给新闻媒体是一种犯罪行为。
　　尼克松的怒火，被随后接到的一个电话煽得更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重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特使基辛格，在电话中对他说，泄密事件非但给世人留下总统“软弱”的印象，还会让中国怀疑他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从而影响到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
　　尼克松决定向《纽约时报》采取行动。奉命调查的司法部长，以国家安全为由，致电《纽约时报》，请求他们停止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拒绝了他的请求。怒火中烧的尼克松，一方面指示下属中断白宫与《纽约时报》的联系，予以“报复”，另一方面请求纽约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颁发禁止令，暂时禁止《纽约时报》发表后续报道。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接受了美国政府的主张。《纽约时报》立即提出上诉，认为此举是对新闻自由的事前限制。
　　6月18日，联邦上诉法院开庭了。这一天，最惹人眼球的，不是法庭上的辩论，而是《华盛顿邮报》也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法庭上，《纽约时报》律师质问美国政府律师：你们是否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暂时禁止《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目瞪口呆的政府律师，沉默了几分钟，说：是。
　　政府律师的态度并没有征服上诉庭的法官，这位法官一纸裁决，取消了禁止令。在华盛顿，地方法院的法官则直接驳回了美国政府的请求，理由是：美国政府没能提供证据，证明新闻媒体披露“五角大楼文件”必将危害国家安全。
　　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在纽约、华盛顿两个“战场”，发动反击，纷纷上诉，上诉法庭担心披露“五角大楼文件”，可能导致士兵死亡、联盟破裂、外交受挫，还都作出有利于美国政府的裁决。尼克松还没来得及庆贺，全国十几家新闻报刊接连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美国政府疲于奔命，不得不到处申请“禁止令”。
　　如此复杂的局势，只能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了。6月30日下午2点半，9个大法官同时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只有3名大法官站在美国政府这一边。其他6名大法官认为，对新闻媒体的事前限制，是对宪法所规定的新闻自由的冒犯。其中一名法官说，新闻媒体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防止政府欺瞒公民，把公民送到国外当炮灰。
　　无论尼克松个人是否赞同联邦法院的判决，他和美国政府在6比3的判决目前必须低头，任由《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在大街小巷叫卖“五角大楼文件”。判决作出的那一刻，他把火气撒向那个将“五角大楼文件”泄漏给新闻媒体的泄密者：“我要知道谁是幕后的黑手。”
　　尼克松早已作古，这个案子，还在被心系新闻自由的人们翻来覆去地说。作为美国政府申请法院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前限制的第一案，它提出了一个宪法问题：政府能否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前限制？本案的判决，表明多数法官厌恶事前限制，但是，这是否表明所有的事前限制都是错误的？回到本案，如果《纽约时报》披露的不是陈年往事，而是未来的行动计划，政府还能不能采取事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