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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我申请去高原做环保志愿者时，女面试官告诫我：“严重的高原反应如没能及时治疗，可能会死。志愿者的工作也不提供过多新鲜感。”她继续说着，还给我演示了一遍多数志愿者的心路历程：第一周，像仓鼠出了洞穴，对着什么都两眼放光；第二周，像树獭一样平静，动作懒洋洋；第三周，像猴子一样烦躁，想离开“新笼子”速速下山。我听过之后，并未退缩。
我到达高原保护站时已是凌晨，室友阿影给我开灯，告诉我身边就有氧气瓶：“如果不舒服你可以吸氧。但是别多吸，会上瘾。”
第二天我睡到10点多才起床。坐在床边，有轻微的耳鸣，像有一根线在发声，像银铃一般，又像夏日的昆虫演奏。严重的时候，感觉脑袋里有一个时钟，藏了一颗炸弹。又像是潮水，一阵一阵涌来。几秒之后，它们就微弱了。我摸到额头上的青筋，它突突突地跳。
2
新生活的主要工作是捡垃圾。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外出做垃圾调查，给垃圾分类称重，并将可回收垃圾收集运回保护站。垃圾调查的工作没什么浪漫可言。我们用冲锋衣、毛线帽、围巾和防风口罩将全身包裹，带上劳工手套去几十个垃圾箱翻捡塑料瓶、易拉罐，将纸板箱拆开折叠放进车后斗。
作为领头人，明哥包揽了多数的活。有的饮料瓶顏色不正，是长途汽车司机的尿液；加油站边的雪堆是过路人和野狗的排泄区，明哥会淡淡地说一句：“太脏的就不用捡了。”
还有许多自驾的游客，若是遇到往东走的，我们会邀请他们带走一袋垃圾，并合影发微博。有回一个年轻男生自驾经过这，他后备箱空空，带走了五六袋垃圾。等送走他，明哥才突然意识到什么，咕哝了一句，“带得太多了”。
请游客带走垃圾是一种宣传，与游客互动，鼓励他们关注环保。保护站实际上并不缺少运力，部队的物资车下高原时总是空驶，他们很乐意带走垃圾。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保护站的这层心机。有次，一个交警押来两位违反交规的货车司机，安排他们运送垃圾作为惩罚。明哥担心司机会在路上丢弃垃圾，但又难以明说，只得捡最大的瓶子装了两个蛇皮袋，“我们没有大袋子了，就装这些吧。”竟是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3
野外考察开始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拍摄雪豹。
带队的站长仁次，长得不像藏族人。除了次仁，站里还有一位负责野外考察的藏族管理员桑吉。我们在一座山的山脚下见到一位卓玛，这位卓玛的丈夫成了我们的向导。他领着我们上山，最终选定放置摄像机的那座山上，有许多狭窄的岩缝，适合遮蔽，可攻可守：雪豹缺乏安全感，喜欢在岩缝中穿行。通常情况下，雪豹都是单独行动，只会在发情期成对。母豹怀孕后，公豹会离开。雪豹一胎产仔一到三只，小豹子长到三四个月，母豹也会离去。
我们在选好的岩石缝隙里插上铁棍，挂上红外相机，16G的内存，12节南孚电池够用3个月。相机有热量和移动感应功能，有情况时才会拍照。相机在那里放了好几个月，拍到了一只雪豹进食的场景：它捕获了一只体型庞大的公羊，吃了一个星期。在第三天的时候，有一只狐狸偷偷过来进食，被雪豹发现后赶跑了。
在保护站，最大变数是志愿者，每个月都有一群新人来，每人一个月，不同期的两个人，中间会有半月的重合时间，早来的志愿者带新来的。可可和小琪一起来的，可可是应届生，之后会去美国，“我来这儿想清楚一些问题。”她严肃地说。
每晚垃圾调查结束，明哥和当日值班的志愿者都会在办公室工作。志愿者要将当日测量的温度数据录入电脑，通过邮件抄送给几个负责人。明哥在咖啡室门上贴了一张时间表：每日早晚开放2小时，其余时间关闭。过去，拥有暖气的咖啡室是志愿者最常待的地方。垃圾调查工作只在早晚进行，每日下午志愿者可以坐在咖啡室做自己的事。
规则颁布后，志愿者下午必须待在邮局，等待接待偶尔来的官兵或游客。邮局装有摄像头，不能做什么娱乐活动，多少让人有些不适。
明哥说：“这是规矩。”他自觉过去的管理太过松散，正努力将其拨回正轨。有天，他突然告知我们，每天要将垃圾调查的数据全部录入电脑并汇总。
“那之前的数据呢？”有人问。
“补上！”
这项工作被遗漏了两个月。
同样被遗漏的还有每天早上的大扫除：志愿者们要分区域拖地，拖三块地砖，拖把必须清洗一次。工作排得越来越密了，唯有“做饭”这一条是反着来的，过去志愿者要轮流做饭，管理者偶尔帮厨。一天明哥突然宣布：今后由管理者轮流做饭，志愿者只负责帮厨。
明哥的弦绷得很紧，我看他越来越不顺眼。“你脾气也别太硬。”阿影告诫过我。我没能践行阿影的忠告。一天早上大扫除结束，我在厨房喝水。明哥走进来，在厨房站了一会儿，指着水渍说：“你没擦干净。”
“我昨天值日擦过一遍了。”
“你昨天没擦干净。”
我本想说那可能是早上留下的水渍，但没开腔。我拿起抹布蹲下身，从头到尾擦了一遍。明哥站在那儿没挪身，像是等待检验。
“怎么样？”
“没擦干净。”
我又擦了一遍，比先前更用力：“现在呢？”
他站在那儿不说话。我洗干净抹布，又擦了一遍。
“可以了吗？”
“你觉得可以了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觉得可以了。”我放下抹布，走了出去。
那之后我几乎没再和明哥说话。我快离站了，没什么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工作差不多都交接给了可可她们。
她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某天晚上，可可在房间里哭着和她母亲打电话：“我知道我娇气，那也没不干活。他要嫌弃女生干不了活，别招我们进来啊，这是什么态度？”
几天后，小琪也跟明哥吵了一架。她曾是明哥坚定的拥护者，认为他工作尽心尽力，但他的态度让她伤了心。明哥责骂她时，总会要挟说：“你们再这样就别去野外考察了！”小琪则回顶上去，说不去就不去，她很烦明哥的这种要挟，“我又不是为这个来的！”
过去有人曾问过明哥来这儿的原因，他说自己厌烦了城市和枯燥的工作，渴望去野外。可实际上，他总是驻站的那一个，每日的工作也难免重复和琐碎。
4
离开保护站的时候，只有明哥开车送我。可可想送，被他拒绝了。那辆火车只在凌晨发车，出行不便，他还得接新来的志愿者，可可若去，一辆车坐不下。
开到火车站门口，他熄了火。从窗户里头向外看，火车站的栅栏似乎还关着。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口：“你要提前拿身份证去登记。”
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抬起箱子往上走。那阶梯很长，我提几步就歇口气。等进了大厅，所有人都转过来看着我——这儿只有我一个年轻姑娘。
我又回想起那些平和的日子：凿冰取水样那天，我们凿了一个小时的冰也没出水。大家说着“这次怕是凿到石头了”的玩笑话，却没人肯放弃。明哥回去拿了锤子，敲着铁棍一点点向下，终于凿碎了冰层。眼看着铁棍卡在里头出不来，明哥、次仁和桑吉蹲下身，一同抓住铁棍，嘴里唱着“一直摇摆”摇晃，大家都笑起来。
回程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桑吉肩膀横着扛着铁棍，就像孙悟空。次仁在一旁配音：“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似乎终于有了一些安定感。
那大概是我在这段奇怪的生活里，最开心的时刻。
当我申请去高原做环保志愿者时，女面试官告诫我：“严重的高原反应如没能及时治疗，可能会死。志愿者的工作也不提供过多新鲜感。”她继续说着，还给我演示了一遍多数志愿者的心路历程：第一周，像仓鼠出了洞穴，对着什么都两眼放光；第二周，像树獭一样平静，动作懒洋洋；第三周，像猴子一样烦躁，想离开“新笼子”速速下山。我听过之后，并未退缩。
我到达高原保护站时已是凌晨，室友阿影给我开灯，告诉我身边就有氧气瓶：“如果不舒服你可以吸氧。但是别多吸，会上瘾。”
第二天我睡到10点多才起床。坐在床边，有轻微的耳鸣，像有一根线在发声，像银铃一般，又像夏日的昆虫演奏。严重的时候，感觉脑袋里有一个时钟，藏了一颗炸弹。又像是潮水，一阵一阵涌来。几秒之后，它们就微弱了。我摸到额头上的青筋，它突突突地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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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的主要工作是捡垃圾。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外出做垃圾调查，给垃圾分类称重，并将可回收垃圾收集运回保护站。垃圾调查的工作没什么浪漫可言。我们用冲锋衣、毛线帽、围巾和防风口罩将全身包裹，带上劳工手套去几十个垃圾箱翻捡塑料瓶、易拉罐，将纸板箱拆开折叠放进车后斗。
作为领头人，明哥包揽了多数的活。有的饮料瓶顏色不正，是长途汽车司机的尿液；加油站边的雪堆是过路人和野狗的排泄区，明哥会淡淡地说一句：“太脏的就不用捡了。”
还有许多自驾的游客，若是遇到往东走的，我们会邀请他们带走一袋垃圾，并合影发微博。有回一个年轻男生自驾经过这，他后备箱空空，带走了五六袋垃圾。等送走他，明哥才突然意识到什么，咕哝了一句，“带得太多了”。
请游客带走垃圾是一种宣传，与游客互动，鼓励他们关注环保。保护站实际上并不缺少运力，部队的物资车下高原时总是空驶，他们很乐意带走垃圾。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保护站的这层心机。有次，一个交警押来两位违反交规的货车司机，安排他们运送垃圾作为惩罚。明哥担心司机会在路上丢弃垃圾，但又难以明说，只得捡最大的瓶子装了两个蛇皮袋，“我们没有大袋子了，就装这些吧。”竟是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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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考察开始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拍摄雪豹。
带队的站长仁次，长得不像藏族人。除了次仁，站里还有一位负责野外考察的藏族管理员桑吉。我们在一座山的山脚下见到一位卓玛，这位卓玛的丈夫成了我们的向导。他领着我们上山，最终选定放置摄像机的那座山上，有许多狭窄的岩缝，适合遮蔽，可攻可守：雪豹缺乏安全感，喜欢在岩缝中穿行。通常情况下，雪豹都是单独行动，只会在发情期成对。母豹怀孕后，公豹会离开。雪豹一胎产仔一到三只，小豹子长到三四个月，母豹也会离去。
我们在选好的岩石缝隙里插上铁棍，挂上红外相机，16G的内存，12节南孚电池够用3个月。相机有热量和移动感应功能，有情况时才会拍照。相机在那里放了好几个月，拍到了一只雪豹进食的场景：它捕获了一只体型庞大的公羊，吃了一个星期。在第三天的时候，有一只狐狸偷偷过来进食，被雪豹发现后赶跑了。
在保护站，最大变数是志愿者，每个月都有一群新人来，每人一个月，不同期的两个人，中间会有半月的重合时间，早来的志愿者带新来的。可可和小琪一起来的，可可是应届生，之后会去美国，“我来这儿想清楚一些问题。”她严肃地说。
每晚垃圾调查结束，明哥和当日值班的志愿者都会在办公室工作。志愿者要将当日测量的温度数据录入电脑，通过邮件抄送给几个负责人。明哥在咖啡室门上贴了一张时间表：每日早晚开放2小时，其余时间关闭。过去，拥有暖气的咖啡室是志愿者最常待的地方。垃圾调查工作只在早晚进行，每日下午志愿者可以坐在咖啡室做自己的事。
规则颁布后，志愿者下午必须待在邮局，等待接待偶尔来的官兵或游客。邮局装有摄像头，不能做什么娱乐活动，多少让人有些不适。
明哥说：“这是规矩。”他自觉过去的管理太过松散，正努力将其拨回正轨。有天，他突然告知我们，每天要将垃圾调查的数据全部录入电脑并汇总。
“那之前的数据呢？”有人问。
“补上！”
这项工作被遗漏了两个月。
同样被遗漏的还有每天早上的大扫除：志愿者们要分区域拖地，拖三块地砖，拖把必须清洗一次。工作排得越来越密了，唯有“做饭”这一条是反着来的，过去志愿者要轮流做饭，管理者偶尔帮厨。一天明哥突然宣布：今后由管理者轮流做饭，志愿者只负责帮厨。
明哥的弦绷得很紧，我看他越来越不顺眼。“你脾气也别太硬。”阿影告诫过我。我没能践行阿影的忠告。一天早上大扫除结束，我在厨房喝水。明哥走进来，在厨房站了一会儿，指着水渍说：“你没擦干净。”
“我昨天值日擦过一遍了。”
“你昨天没擦干净。”
我本想说那可能是早上留下的水渍，但没开腔。我拿起抹布蹲下身，从头到尾擦了一遍。明哥站在那儿没挪身，像是等待检验。
“怎么样？”
“没擦干净。”
我又擦了一遍，比先前更用力：“现在呢？”
他站在那儿不说话。我洗干净抹布，又擦了一遍。
“可以了吗？”
“你觉得可以了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觉得可以了。”我放下抹布，走了出去。
那之后我几乎没再和明哥说话。我快离站了，没什么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工作差不多都交接给了可可她们。
她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某天晚上，可可在房间里哭着和她母亲打电话：“我知道我娇气，那也没不干活。他要嫌弃女生干不了活，别招我们进来啊，这是什么态度？”
几天后，小琪也跟明哥吵了一架。她曾是明哥坚定的拥护者，认为他工作尽心尽力，但他的态度让她伤了心。明哥责骂她时，总会要挟说：“你们再这样就别去野外考察了！”小琪则回顶上去，说不去就不去，她很烦明哥的这种要挟，“我又不是为这个来的！”
过去有人曾问过明哥来这儿的原因，他说自己厌烦了城市和枯燥的工作，渴望去野外。可实际上，他总是驻站的那一个，每日的工作也难免重复和琐碎。
4
离开保护站的时候，只有明哥开车送我。可可想送，被他拒绝了。那辆火车只在凌晨发车，出行不便，他还得接新来的志愿者，可可若去，一辆车坐不下。
开到火车站门口，他熄了火。从窗户里头向外看，火车站的栅栏似乎还关着。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口：“你要提前拿身份证去登记。”
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抬起箱子往上走。那阶梯很长，我提几步就歇口气。等进了大厅，所有人都转过来看着我——这儿只有我一个年轻姑娘。
我又回想起那些平和的日子：凿冰取水样那天，我们凿了一个小时的冰也没出水。大家说着“这次怕是凿到石头了”的玩笑话，却没人肯放弃。明哥回去拿了锤子，敲着铁棍一点点向下，终于凿碎了冰层。眼看着铁棍卡在里头出不来，明哥、次仁和桑吉蹲下身，一同抓住铁棍，嘴里唱着“一直摇摆”摇晃，大家都笑起来。
回程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桑吉肩膀横着扛着铁棍，就像孙悟空。次仁在一旁配音：“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似乎终于有了一些安定感。
那大概是我在这段奇怪的生活里，最开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