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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考古学广义上诞生于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欧洲考古学和美洲考古学呈现不同的面貌，曾在上世纪50年代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目前国内对苏联考古学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本文就已有的资料，简谈苏联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考古学;考古学史
总体而言，考古学是一门产生得比较晚而发展较快的科学。上世纪初，某些考古学家将考古学于年代上的研究范围限制在石器时代或古典时代，而苏联学者们则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科学。考古学拥有它自己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但它的任务和历史学相同，即正确地（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苏联学者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统一的进步过程，并将原始社会置于和古典时期社会、封建社会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研究。苏联时期，考古学才能真正称之为一个学科。
一、基本内容及方法
考古遗存作为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时也被称为物质文化，因此，考古学也被称为物质文化史。然而，苏联考古学家不仅根据遗存来研究物质文化，还根据物质文化来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探求社会的精神文化。当然，器物是最重要的实物资料，苏联学者根据器物群和建筑群来尝试复原古代生活的场景。而在诸多类型的器物中，苏联学者认为劳动工具对于研究过去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劳动工具的制造材料，他们将人类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苏联学者研究的实物资料，不仅有器物，还有建筑物、居址等。苏联境内地下遗存占绝大多数，因此，田野发掘成为苏联学者获取实物资料的主要方式。苏联学者认为，“由于地表或建筑物的破坏，水的冲积或风力的作用等缘故，在这些器物、建筑物及其废墟上堆起一层建筑废料、腐烂的有机物和篝火、炉灶及火灾的残迹等。新的地层堆积在古代的地表上，掩盖了原来地面上的器物和建筑物。在以后的若干历史时期中，人们居住在这些地层上……这样，在若干世纪内，含有过去物质文化的器物的地层逐渐加厚。这种地层，考古学家称之为文化层……文化层下面的土层，考古学家称为‘生土’……它表明文化层下没有人类生活和活动痕迹的地层。”
在苏联考古学中，古代设防的居址或城市的遗存，称为古城;其他的居址遗存称为古村，区分的标准是有无防御设施的遗迹。而那些存在于古城出现前的居址，则被称之为遗址。陶片往往是居址内常见的发现物，它能为考古观察和做出结论提供重要资料，因而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称为“每个国家的考古学字母表”。苏联考古学也曾经历过古物学的研究阶段，那时，考古学被讥讽为“研究破陶罐的科学”，而苏联学者认为，即便是陶罐，也有助于确定重要的史实。
墓葬研究十分重要，不仅能提取关于宗教和葬俗的重要信息，还能展现当时的日常生活。墓葬往往会随葬生前所用或是体现身份的礼仪用品。除提供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外，墓葬研究还能提供人类学资料，可借此了解当时居民的体型特征，丰富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考古学文化，蘇联学者认为其是“由于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域并具有共同特征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群考古遗存”。在苏联，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依据较多，如根据陶器的形制或纹饰、墓葬的葬俗，或根据遗址点来命名。苏联学者通过考古学文化勾勒出古人活动的地域边界，有时也将考古学文化当作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反映。然而，考古学文化并非能与族群等同，不同的族群或可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某些距离较远而独立的族群，在他们处于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也会在物质文化上产生相似的现象，这被苏联考古学家称为“幅合”。遗存研究中遇到的器物类型学上的相似现象，往往难以断定是幅合，还是某族群的迁徙所致。
考古遗存的发现，大部分源于系统性的区域调查工作。苏联考古学家已多次完成考古遗存普查工作，多是采用徒步法，在地图上标记所踏察出的古代城址、古代墓葬，或是发现大量古代遗物的地点。在辽阔的平原地区，还采用航拍的方法，往往能发现大型的古代居址，能较为清晰地观察居址的布局。此外，水下考古的方法已在苏联考古学界尝试。
考古遗存的发掘，由受过专门科学训练的人在做大量准备工作后才能进行。苏联考古学的发掘以地层为单位，采用探方法，利用手铲、小刀、毛刷等工具，发掘至生土为止，并提取出一切遗物。在苏联，考古遗址的发掘是按照一定计划进行的，它的工作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非简单的古物研究。苏联考古学家观察地层之间的更替关系以及各地层中所含器物的关系，依据每一文化层中的器物群来断定该层的年代。相对年代可用地层学来判定，绝对年代往往用制作年代明确的器物来判定。然而，器物制造的时间和器物废弃的时间，往往有相当的间隔，因此绝对年代的估算往往带有一定误差。
考古遗存的整理往往在实验室完成。苏联学者先做器物形制研究，再做器物用途及制作研究，后做器物年代学的研究。然而，受限于材料的局限性，依据层位关系揭示的相对年代研究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苏联学者将典型器物与已知年代的相似器物相比较，归纳出相对准确的器物类型及年代序列，此为类型学方法，在苏联考古学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方法。苏联学者并非局限在器物描述的层面，他们研究器物背后的内容，比如所处的历史时期、制造器物的人群等。而此时的苏联考古学已能运用碳十四测年法、年轮断代法、天文断代法、地质断代法等方式来确定标本年代。
考古遗存的研究，通常于研究室完成。苏联学者往往引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语言学、历史学、测绘学等。考古遗存是古代人类活动产生的，其原因与背景不尽相同，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难以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须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方能完成遗存研究的最后部分。
二、苏联考古学史
十月革命前，俄国考古学即有一定的研究基础。16世纪，俄国民间即已对古物和遗存有较多关注。17世纪末，彼得一世为建立博物馆，广泛征集藏品，并组织对西伯利亚的考察。1739年，俄国史学家B·H·塔齐舍夫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套考古发掘手册。19世纪初，俄国增设许多地方性收藏古物的博物馆，莫斯科、彼得堡等地成立了考古学会，研究古代遗存。19世纪60年代，俄国成立考古委员会，隶属于宫廷部，负责遗迹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十月革命前的考古工作，更多地发掘墓地和大城市遗址，以收集精致的艺术品。这一时期，考古委员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资料的积累，而非科学的综合研究，因此，考古委员会收集并发表了大量资料，为考古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各社会团体、各考古学会和省档案委员会也对考古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某些城市建立了设有考古部门的博物馆。 尽管俄国拥有广泛的科研活动、大量的实物遗存，以及优秀的考古学者，然而，俄国考古学始终未能有应有的成果，主要是受限于宫廷的古物学影响。民间诸团体的考古研究，多是小众的带有爱好性质的活动，官方并不支持发展科学的考古研究。因此，俄国考古学的科研活动，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官方古物学的局限性，另有大量破坏遗址、掠夺文物的行为，都在妨碍着俄国考古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界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原先探讨历史规律的趋势被折衷主义所取代，被唯心主义历史学所影响，俄国考古学也深陷理论危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大力发展考古学，即使是动荡的国内战争时期，领导人仍组织建立俄国（后改为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开启了苏联考古学的新纪元。彼时，苏联考古学的地位确定为历史科学中的首席部门，作用确定为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中引入新的科学方法，发掘前制定规范的前期工作。
三、考古学派
苏联考古学因其研究对象较多，各种理论方法纷繁复杂，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百家争鸣”。苏联考古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探讨不同内容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多种考古学派，每一考古学派都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共同创造了苏联考古学界的繁荣面貌。
1.历史考古学
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学科目标，认为古代遗存天然地带有历史信息，用历史学的方法即可完成研究，不必建立与历史学不同的理论体系。然而，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完全抛弃了考古学的方法，考古学历史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程度的考古学学科独立性的丢失。
2.民族考古学
这一学派是在探讨斯基泰和斯拉夫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发展的，他们对某些问题诚然存在诸多争论，但在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可对应这一立场上保持一致态度。这一学派的学者在分析文化特征、提取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将考古学文化与民族相对应显然存在诸多问题，其后的发展也慢慢抛弃了早期的“等同说”。
3.社会考古学
由历史考古学发展而来，它的出现与苏联考古学的自立门户相联系。他们广泛地利用了欧洲考古的经验，特别是柴尔德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挑选了一个理想化的古代社会模式，把它作为一个由能动的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因素构成的体系，考古材料的内在联系乃是这个体系的反映。然而，考古学的研究必须从考古材料的本身入手，而不是从考古材料中寻找事先设计好的社会发展模式为根据。
4.描述考古学
这一学派力求对考古材料的准确描述，不仅如此，这一学派的学者还在研究物质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客观发展趋势。考古资料本身不具有语言表达的能力，却有一定的历史信息，这一学派的学者即把这样的历史信息用一套规范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如“器物”“类型”“组合”等，他们的研究和规范促进了系统分析法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5.技术考古学
技术考古学对各种古代遗物进行成分分析，研究遗物生产的情景，广泛使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他们激烈地反对历史考古学具有相当主观性的解释器物的方法，对描述考古学亦表示怀疑，更倾心于使用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力求真正客观的研究方法，并成功地运用于研究石器制作、冶金和陶瓷制作等方面。
6.生态考古学
生态考古学者认为古代社会是一个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能动的单一体系，探索这种相互作用是复原人类历史的关键步骤。他们设计了一些能动的、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式，考古文化便是这些模式的一部分。生态考古学经常与地质学合作，研究考古材料时注重与地质学的成果相联结。
7.系统理论考古学
系统理论考古学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理论体系，以严密、合理的方法，把遗存的形态特征、组合关系及演变源于与这些遗存所反映的社会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这个体系进一步要求搞清楚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即唯一适合于考古研究的目的、任务、方法等。
四、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与苏联考古学界的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了解苏联考古学的内容，也明确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方向。后来，苏联考古学逐渐陷入困境，中国考古学开始了开创本土理论的新时期。
1.历史学的考古学
之前学者对考古学的定位理解是相当多元的，有人认为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有人认为是独立学科。而在苏联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考古学逐渐成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并将之作为与资产阶级考古学相对立的标志。
2.研究社会的基本规律
资产阶级考古学否认社会基本规律的存在，以唯心主义历史学解释考古材料。蘇联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社会的基本规律为主要目标，中国考古学多年的研究目标，便是自那时确立的。
3.氏族公社制度
摩尔根研究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古代社会》一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恩格斯更是据此写出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模式在苏联是主流的研究，传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
4.多重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
苏联考古学在创立伊始即已大规模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古动物学、古植物学、测绘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化学、地质学、环境学等，其后引入中国，中国考古学界也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科研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
苏联考古学在考古学濒临绝境的时代，率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型，将考古学从资产阶级历史学研究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其坚守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坚守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苏联早期曾极大地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考古遗存的研究流程、考古遗址的发掘规范、多重科学方法的应用、类型学和地层学的研究成果等，这些在当时先进的思想内容至今仍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然而在苏联后期，随着学术思想的整体性僵化，苏联考古学也陷入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中，难以脱身，学术研究长期未能有所前进，彼时的中国考古学已走上理论本土化的道路。尽管苏联考古学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考古学从苏联考古学中引入丰富的先进内容，并由此走上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简介：郭军锐，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
参考文献
1.A.Л.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年。
2.B_A_布尔金等著、刘茂等译《苏联考古学的成就和问题》，原文载World Archaelogy，vol13，No.3，February。
3.刘斌、张婷《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苏联影响》，《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4.赵湘萍《俄罗斯考古学史的初步研究》，《黑河学刊》2018年11月第6期，总240期，P104—105。
5.洪认清《吉谢列夫与苏联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2期，总19期，P239—255。
关键词：苏联考古学;考古学史
总体而言，考古学是一门产生得比较晚而发展较快的科学。上世纪初，某些考古学家将考古学于年代上的研究范围限制在石器时代或古典时代，而苏联学者们则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科学。考古学拥有它自己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但它的任务和历史学相同，即正确地（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苏联学者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统一的进步过程，并将原始社会置于和古典时期社会、封建社会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研究。苏联时期，考古学才能真正称之为一个学科。
一、基本内容及方法
考古遗存作为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时也被称为物质文化，因此，考古学也被称为物质文化史。然而，苏联考古学家不仅根据遗存来研究物质文化，还根据物质文化来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探求社会的精神文化。当然，器物是最重要的实物资料，苏联学者根据器物群和建筑群来尝试复原古代生活的场景。而在诸多类型的器物中，苏联学者认为劳动工具对于研究过去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劳动工具的制造材料，他们将人类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苏联学者研究的实物资料，不仅有器物，还有建筑物、居址等。苏联境内地下遗存占绝大多数，因此，田野发掘成为苏联学者获取实物资料的主要方式。苏联学者认为，“由于地表或建筑物的破坏，水的冲积或风力的作用等缘故，在这些器物、建筑物及其废墟上堆起一层建筑废料、腐烂的有机物和篝火、炉灶及火灾的残迹等。新的地层堆积在古代的地表上，掩盖了原来地面上的器物和建筑物。在以后的若干历史时期中，人们居住在这些地层上……这样，在若干世纪内，含有过去物质文化的器物的地层逐渐加厚。这种地层，考古学家称之为文化层……文化层下面的土层，考古学家称为‘生土’……它表明文化层下没有人类生活和活动痕迹的地层。”
在苏联考古学中，古代设防的居址或城市的遗存，称为古城;其他的居址遗存称为古村，区分的标准是有无防御设施的遗迹。而那些存在于古城出现前的居址，则被称之为遗址。陶片往往是居址内常见的发现物，它能为考古观察和做出结论提供重要资料，因而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称为“每个国家的考古学字母表”。苏联考古学也曾经历过古物学的研究阶段，那时，考古学被讥讽为“研究破陶罐的科学”，而苏联学者认为，即便是陶罐，也有助于确定重要的史实。
墓葬研究十分重要，不仅能提取关于宗教和葬俗的重要信息，还能展现当时的日常生活。墓葬往往会随葬生前所用或是体现身份的礼仪用品。除提供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外，墓葬研究还能提供人类学资料，可借此了解当时居民的体型特征，丰富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考古学文化，蘇联学者认为其是“由于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域并具有共同特征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群考古遗存”。在苏联，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依据较多，如根据陶器的形制或纹饰、墓葬的葬俗，或根据遗址点来命名。苏联学者通过考古学文化勾勒出古人活动的地域边界，有时也将考古学文化当作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反映。然而，考古学文化并非能与族群等同，不同的族群或可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某些距离较远而独立的族群，在他们处于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也会在物质文化上产生相似的现象，这被苏联考古学家称为“幅合”。遗存研究中遇到的器物类型学上的相似现象，往往难以断定是幅合，还是某族群的迁徙所致。
考古遗存的发现，大部分源于系统性的区域调查工作。苏联考古学家已多次完成考古遗存普查工作，多是采用徒步法，在地图上标记所踏察出的古代城址、古代墓葬，或是发现大量古代遗物的地点。在辽阔的平原地区，还采用航拍的方法，往往能发现大型的古代居址，能较为清晰地观察居址的布局。此外，水下考古的方法已在苏联考古学界尝试。
考古遗存的发掘，由受过专门科学训练的人在做大量准备工作后才能进行。苏联考古学的发掘以地层为单位，采用探方法，利用手铲、小刀、毛刷等工具，发掘至生土为止，并提取出一切遗物。在苏联，考古遗址的发掘是按照一定计划进行的，它的工作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非简单的古物研究。苏联考古学家观察地层之间的更替关系以及各地层中所含器物的关系，依据每一文化层中的器物群来断定该层的年代。相对年代可用地层学来判定，绝对年代往往用制作年代明确的器物来判定。然而，器物制造的时间和器物废弃的时间，往往有相当的间隔，因此绝对年代的估算往往带有一定误差。
考古遗存的整理往往在实验室完成。苏联学者先做器物形制研究，再做器物用途及制作研究，后做器物年代学的研究。然而，受限于材料的局限性，依据层位关系揭示的相对年代研究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苏联学者将典型器物与已知年代的相似器物相比较，归纳出相对准确的器物类型及年代序列，此为类型学方法，在苏联考古学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方法。苏联学者并非局限在器物描述的层面，他们研究器物背后的内容，比如所处的历史时期、制造器物的人群等。而此时的苏联考古学已能运用碳十四测年法、年轮断代法、天文断代法、地质断代法等方式来确定标本年代。
考古遗存的研究，通常于研究室完成。苏联学者往往引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语言学、历史学、测绘学等。考古遗存是古代人类活动产生的，其原因与背景不尽相同，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难以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须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方能完成遗存研究的最后部分。
二、苏联考古学史
十月革命前，俄国考古学即有一定的研究基础。16世纪，俄国民间即已对古物和遗存有较多关注。17世纪末，彼得一世为建立博物馆，广泛征集藏品，并组织对西伯利亚的考察。1739年，俄国史学家B·H·塔齐舍夫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套考古发掘手册。19世纪初，俄国增设许多地方性收藏古物的博物馆，莫斯科、彼得堡等地成立了考古学会，研究古代遗存。19世纪60年代，俄国成立考古委员会，隶属于宫廷部，负责遗迹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十月革命前的考古工作，更多地发掘墓地和大城市遗址，以收集精致的艺术品。这一时期，考古委员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资料的积累，而非科学的综合研究，因此，考古委员会收集并发表了大量资料，为考古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各社会团体、各考古学会和省档案委员会也对考古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某些城市建立了设有考古部门的博物馆。 尽管俄国拥有广泛的科研活动、大量的实物遗存，以及优秀的考古学者，然而，俄国考古学始终未能有应有的成果，主要是受限于宫廷的古物学影响。民间诸团体的考古研究，多是小众的带有爱好性质的活动，官方并不支持发展科学的考古研究。因此，俄国考古学的科研活动，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官方古物学的局限性，另有大量破坏遗址、掠夺文物的行为，都在妨碍着俄国考古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界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原先探讨历史规律的趋势被折衷主义所取代，被唯心主义历史学所影响，俄国考古学也深陷理论危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大力发展考古学，即使是动荡的国内战争时期，领导人仍组织建立俄国（后改为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开启了苏联考古学的新纪元。彼时，苏联考古学的地位确定为历史科学中的首席部门，作用确定为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中引入新的科学方法，发掘前制定规范的前期工作。
三、考古学派
苏联考古学因其研究对象较多，各种理论方法纷繁复杂，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百家争鸣”。苏联考古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探讨不同内容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多种考古学派，每一考古学派都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共同创造了苏联考古学界的繁荣面貌。
1.历史考古学
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学科目标，认为古代遗存天然地带有历史信息，用历史学的方法即可完成研究，不必建立与历史学不同的理论体系。然而，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完全抛弃了考古学的方法，考古学历史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程度的考古学学科独立性的丢失。
2.民族考古学
这一学派是在探讨斯基泰和斯拉夫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发展的，他们对某些问题诚然存在诸多争论，但在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可对应这一立场上保持一致态度。这一学派的学者在分析文化特征、提取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将考古学文化与民族相对应显然存在诸多问题，其后的发展也慢慢抛弃了早期的“等同说”。
3.社会考古学
由历史考古学发展而来，它的出现与苏联考古学的自立门户相联系。他们广泛地利用了欧洲考古的经验，特别是柴尔德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挑选了一个理想化的古代社会模式，把它作为一个由能动的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因素构成的体系，考古材料的内在联系乃是这个体系的反映。然而，考古学的研究必须从考古材料的本身入手，而不是从考古材料中寻找事先设计好的社会发展模式为根据。
4.描述考古学
这一学派力求对考古材料的准确描述，不仅如此，这一学派的学者还在研究物质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客观发展趋势。考古资料本身不具有语言表达的能力，却有一定的历史信息，这一学派的学者即把这样的历史信息用一套规范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如“器物”“类型”“组合”等，他们的研究和规范促进了系统分析法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5.技术考古学
技术考古学对各种古代遗物进行成分分析，研究遗物生产的情景，广泛使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他们激烈地反对历史考古学具有相当主观性的解释器物的方法，对描述考古学亦表示怀疑，更倾心于使用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力求真正客观的研究方法，并成功地运用于研究石器制作、冶金和陶瓷制作等方面。
6.生态考古学
生态考古学者认为古代社会是一个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能动的单一体系，探索这种相互作用是复原人类历史的关键步骤。他们设计了一些能动的、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式，考古文化便是这些模式的一部分。生态考古学经常与地质学合作，研究考古材料时注重与地质学的成果相联结。
7.系统理论考古学
系统理论考古学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理论体系，以严密、合理的方法，把遗存的形态特征、组合关系及演变源于与这些遗存所反映的社会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这个体系进一步要求搞清楚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即唯一适合于考古研究的目的、任务、方法等。
四、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与苏联考古学界的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了解苏联考古学的内容，也明确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方向。后来，苏联考古学逐渐陷入困境，中国考古学开始了开创本土理论的新时期。
1.历史学的考古学
之前学者对考古学的定位理解是相当多元的，有人认为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有人认为是独立学科。而在苏联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考古学逐渐成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并将之作为与资产阶级考古学相对立的标志。
2.研究社会的基本规律
资产阶级考古学否认社会基本规律的存在，以唯心主义历史学解释考古材料。蘇联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社会的基本规律为主要目标，中国考古学多年的研究目标，便是自那时确立的。
3.氏族公社制度
摩尔根研究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古代社会》一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恩格斯更是据此写出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模式在苏联是主流的研究，传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
4.多重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
苏联考古学在创立伊始即已大规模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古动物学、古植物学、测绘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化学、地质学、环境学等，其后引入中国，中国考古学界也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科研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
苏联考古学在考古学濒临绝境的时代，率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型，将考古学从资产阶级历史学研究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其坚守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坚守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苏联早期曾极大地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考古遗存的研究流程、考古遗址的发掘规范、多重科学方法的应用、类型学和地层学的研究成果等，这些在当时先进的思想内容至今仍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然而在苏联后期，随着学术思想的整体性僵化，苏联考古学也陷入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中，难以脱身，学术研究长期未能有所前进，彼时的中国考古学已走上理论本土化的道路。尽管苏联考古学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考古学从苏联考古学中引入丰富的先进内容，并由此走上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简介：郭军锐，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
参考文献
1.A.Л.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年。
2.B_A_布尔金等著、刘茂等译《苏联考古学的成就和问题》，原文载World Archaelogy，vol13，No.3，February。
3.刘斌、张婷《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苏联影响》，《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4.赵湘萍《俄罗斯考古学史的初步研究》，《黑河学刊》2018年11月第6期，总240期，P104—105。
5.洪认清《吉谢列夫与苏联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2期，总19期，P23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