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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嘉南渡以来，中国形成了门阀政治系统，南北方急剧融合，魏晋的文风也较之汉代有较大之改变，玄学逐渐取代了入学的地位，原来的世家大族也逐渐转变成为了门阀士族阶层，脱儒入玄的文化变革也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说魏晋的文风是社会其他制度变革反应的先声，本文从文化角度入手，对魏晋文风的成因加以分析，旨在研究门阀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
关键词：魏晋;门阀;地域文化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于文化制度上都别具特点的时期，魏晋的文风与当时社会情况息息相关，自汉代以来，以辞赋和经学为长，经学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恭王初好治公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遂不敢复坏，于其壁得古文经传”经学之原起于西汉，自古文经被发现以来，与今文经长期处于互相争辩的状态，到了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今古之辩终于告结，汉之所以文风以历史散文和政论之文最为突出，盖与其前承复古之风大有干系，刘熙载有言：“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如董江都，刘中垒皆汉文本色也”西汉到东汉的文风变革大抵和经学之变迁亦有关系，部分学者认识到汉代文学乃是经学附庸，从此种观点看倒有一种合理性，到了两晋时期，社会风气大有变革，鲁迅先生称之为魏晋风度，玄学逐渐取代了自汉武帝一朝定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的官学地位，玄学成为社会的新风尚，世家大族纷纷脱儒入玄，由是老庄思想得以复兴，士人们好清谈，魏晋的文风清新脱俗，灵动华丽。魏晋玄学以三玄为本，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余英时在《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机人伦之秩序也”由此观之，脱儒入玄是应为门第世家发展所需要耳。
汝颍地区文化：
由于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一样，中原地区有汝颍文化，滨海地域有天师道文化，江淮地区的江淮文化，案以中原文化影响最大，永嘉南渡之前中原地区人才辈出，文风华丽，《姚兴载记》：“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1}西汉之时候汝颍之地方的文气弱于山东，关中地区，到了东汉时期迅速发展，汝南，颍川所处地位位置优越，北部接近洛阳，南部接南阳，豪族群聚，当时有孔融和陈群论汝颍两个地方的士子孰优孰劣，见于《汝颍优劣论》，又见曹操《与荀彧书》言：“汝、颍固多奇士，谁可继之”，兼由汉末汝南地区出现的月旦评盛极一时，对当时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及到了后来出现的九品中正制与此也有大的关系，谈到地域就不能不谈到该地域的世家大族，汝颍地区在东汉时期有四世三公之家的汝南袁氏，有以文采斐然著名的应氏，以博学强知著名的颍川荀氏，汝颍之学以经学为长 以汝颍地区的蔡玄，许慎等人的“五经纵横”为证，汝颍地区文风兼综文法，三曹之文学贵刑名之学，重法术，党锢之祸以来汝颍地区提出清议一阵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乃有“三君”“八骏”之号{4}，汝颍地区的士子成为天下名士之典范，汉之汝颍地区之文风堪称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
滨海地区文化：
魏晋之际之文风实应家族门风及地域文化之不同而有所异，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现于地域”，陈先生所言确为魏晋之实情，盖山东滨海之地域流行天师道，故凡魏晋之际有信奉天师道，与滨海之地域有关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曹操时任济南相，然该地淫祀之风盛行，从曹操禁断淫祀可以看出滨海地域天师道盛行情况，及汝颍士族对天师道的看法，然滨海之世家大族有琅琊王氏，吴郡杜氏，高平郗氏等，其中以琅琊王氏为世之所知悉最大，据《真诰》所言：“王廙为部鬼将军”按陈寅恪先生考证，琅琊王氏为五斗米世家，汉之齐学为之源远，故陈寅恪先生推测“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天师道为世家相传之宗教，然此种宗教确与书法艺术密不可分，故琅琊王氏之书脉传承由来已久，按陈寅恪先生考“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其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南朝书法以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为最，其皆来源于滨海地域，其书法最著之家亦信道最著之家，故能够推测书法艺术与道教联系紧密。缘因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均为山东士族故能够推测，道教之于山东之文化影响。
江南文化：
随着永嘉南渡，诸多中原的世家大族迁徙到江淮一带，整个江南的地域文化与北方所迁桥郡息息相关，晋之五胡乱华之后至于刘宋的160多年里，北方的人口源源不断向江淮迁徙，就魏晋士族而言，经过西晋的八王之乱到东晋的永嘉之乱后，有一些愿意南迁的世家大族成为南朝的政治的支柱力量，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迁入人口最多为山东籍贯，根据《宋书·州郡志》的统计，截止到刘宋的大明八年，人数以达到26万之众，但是实际人数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考虑到人口的出生率，以及北方逃到南方的侨居人口，当时大量了侨居人口是没有户籍，同时也不用缴纳赋税，另外还有宗族豪强隐蔽的户口，人数已然盛甚巨，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述史》;“江东中国之旧业，衣冠礼乐之所就也”侨姓士族给江南带来新的风气，从政治上来说，东晋和南朝多是移民政权，而东晋的政权是由世家大族的支持下草创起来的{2}，因其如此，所以东晋之户籍制度分为黄籍和白籍，用来区分侨居士族和当地的土著，白籍为侨居士族，在税赋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魏晋的玄学风气由中原和滨海两个地区开始，由南渡带入江南，故而江南有了玄学风气，而道教文化是自世家大族传播及皇室，东晋的皇统为司马家族，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之下，道教传播甚是流行，作为文化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动力，北方人口的迁徙成为造就江南文化主要的原因，北方的士族和南方土著的结合迅速使得江南文化充实起来，唐人刘禹锡《乌衣巷》言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掌东晋军政大权，《晋书》和《南史》记载，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反应了当时东晋在门阀政治的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政治局面，王和马不仅是琅琊王氏和皇室之间情谊的关系，而且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以家族利益为基础的的政治纽带，这是由江左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决定的。陈郡谢氏在东晋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谢安谢玄重新组建的北府兵成为当时东晋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总而言之，文化的演变和政治的演变很有关系，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讲到“得天下大的司马氏是政治的胜利者，并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概有此意。
南北的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导致了南北文风的逐渐趋同，“淡乎寡味的”的玄言诗风成为了江左文风的代表，讲到则不能不谈到魏晋的门阀制度，东晋时期的门阀世家主要是以，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及谯国桓氏为代表，在门阀制度下，或言之门阀政治下，世家大族彼此拥有共同的默契，门阀士族为了保持自身的门阀地位，往往高筑门阀壁垒{3}，门阀世家的子女彼此婚媾，如琅琊王氏的王羲之是郗鉴之婿，而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又娶了陈郡谢氏的谢道韫，这使得门阀世家天然就和庶族家庭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社会隔阂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隔阂{3}，与石崇，王恺，金谷二十四友不同，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虽然纵酒恣肆，但是庶族的名士蕴含着强烈的悲剧和反抗的色彩，亦于放浪形骸中寓寄不平之志，竹林七贤的轻狂狷介的个性正是士族与庶族的不同文化隔阂所致的。
参考文献
[1]宋展云，柳宏.地域文化与魏晋文风的演进[J].理论学刊，2012（10）：94-97.
[2]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域文化之分途异向演变述论[J].学海，2011（04）：173-184.
[3]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06）：89-97.
[4]宋展云.汝颍文化兴起与汉魏之际文风的演变[J].文艺评论，2014（04）：63-67.
关键词：魏晋;门阀;地域文化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于文化制度上都别具特点的时期，魏晋的文风与当时社会情况息息相关，自汉代以来，以辞赋和经学为长，经学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恭王初好治公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遂不敢复坏，于其壁得古文经传”经学之原起于西汉，自古文经被发现以来，与今文经长期处于互相争辩的状态，到了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今古之辩终于告结，汉之所以文风以历史散文和政论之文最为突出，盖与其前承复古之风大有干系，刘熙载有言：“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如董江都，刘中垒皆汉文本色也”西汉到东汉的文风变革大抵和经学之变迁亦有关系，部分学者认识到汉代文学乃是经学附庸，从此种观点看倒有一种合理性，到了两晋时期，社会风气大有变革，鲁迅先生称之为魏晋风度，玄学逐渐取代了自汉武帝一朝定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的官学地位，玄学成为社会的新风尚，世家大族纷纷脱儒入玄，由是老庄思想得以复兴，士人们好清谈，魏晋的文风清新脱俗，灵动华丽。魏晋玄学以三玄为本，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余英时在《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机人伦之秩序也”由此观之，脱儒入玄是应为门第世家发展所需要耳。
汝颍地区文化：
由于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一样，中原地区有汝颍文化，滨海地域有天师道文化，江淮地区的江淮文化，案以中原文化影响最大，永嘉南渡之前中原地区人才辈出，文风华丽，《姚兴载记》：“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1}西汉之时候汝颍之地方的文气弱于山东，关中地区，到了东汉时期迅速发展，汝南，颍川所处地位位置优越，北部接近洛阳，南部接南阳，豪族群聚，当时有孔融和陈群论汝颍两个地方的士子孰优孰劣，见于《汝颍优劣论》，又见曹操《与荀彧书》言：“汝、颍固多奇士，谁可继之”，兼由汉末汝南地区出现的月旦评盛极一时，对当时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及到了后来出现的九品中正制与此也有大的关系，谈到地域就不能不谈到该地域的世家大族，汝颍地区在东汉时期有四世三公之家的汝南袁氏，有以文采斐然著名的应氏，以博学强知著名的颍川荀氏，汝颍之学以经学为长 以汝颍地区的蔡玄，许慎等人的“五经纵横”为证，汝颍地区文风兼综文法，三曹之文学贵刑名之学，重法术，党锢之祸以来汝颍地区提出清议一阵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乃有“三君”“八骏”之号{4}，汝颍地区的士子成为天下名士之典范，汉之汝颍地区之文风堪称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
滨海地区文化：
魏晋之际之文风实应家族门风及地域文化之不同而有所异，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现于地域”，陈先生所言确为魏晋之实情，盖山东滨海之地域流行天师道，故凡魏晋之际有信奉天师道，与滨海之地域有关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曹操时任济南相，然该地淫祀之风盛行，从曹操禁断淫祀可以看出滨海地域天师道盛行情况，及汝颍士族对天师道的看法，然滨海之世家大族有琅琊王氏，吴郡杜氏，高平郗氏等，其中以琅琊王氏为世之所知悉最大，据《真诰》所言：“王廙为部鬼将军”按陈寅恪先生考证，琅琊王氏为五斗米世家，汉之齐学为之源远，故陈寅恪先生推测“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天师道为世家相传之宗教，然此种宗教确与书法艺术密不可分，故琅琊王氏之书脉传承由来已久，按陈寅恪先生考“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其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南朝书法以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为最，其皆来源于滨海地域，其书法最著之家亦信道最著之家，故能够推测书法艺术与道教联系紧密。缘因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均为山东士族故能够推测，道教之于山东之文化影响。
江南文化：
随着永嘉南渡，诸多中原的世家大族迁徙到江淮一带，整个江南的地域文化与北方所迁桥郡息息相关，晋之五胡乱华之后至于刘宋的160多年里，北方的人口源源不断向江淮迁徙，就魏晋士族而言，经过西晋的八王之乱到东晋的永嘉之乱后，有一些愿意南迁的世家大族成为南朝的政治的支柱力量，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迁入人口最多为山东籍贯，根据《宋书·州郡志》的统计，截止到刘宋的大明八年，人数以达到26万之众，但是实际人数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考虑到人口的出生率，以及北方逃到南方的侨居人口，当时大量了侨居人口是没有户籍，同时也不用缴纳赋税，另外还有宗族豪强隐蔽的户口，人数已然盛甚巨，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述史》;“江东中国之旧业，衣冠礼乐之所就也”侨姓士族给江南带来新的风气，从政治上来说，东晋和南朝多是移民政权，而东晋的政权是由世家大族的支持下草创起来的{2}，因其如此，所以东晋之户籍制度分为黄籍和白籍，用来区分侨居士族和当地的土著，白籍为侨居士族，在税赋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魏晋的玄学风气由中原和滨海两个地区开始，由南渡带入江南，故而江南有了玄学风气，而道教文化是自世家大族传播及皇室，东晋的皇统为司马家族，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之下，道教传播甚是流行，作为文化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动力，北方人口的迁徙成为造就江南文化主要的原因，北方的士族和南方土著的结合迅速使得江南文化充实起来，唐人刘禹锡《乌衣巷》言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掌东晋军政大权，《晋书》和《南史》记载，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反应了当时东晋在门阀政治的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政治局面，王和马不仅是琅琊王氏和皇室之间情谊的关系，而且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以家族利益为基础的的政治纽带，这是由江左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决定的。陈郡谢氏在东晋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谢安谢玄重新组建的北府兵成为当时东晋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总而言之，文化的演变和政治的演变很有关系，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讲到“得天下大的司马氏是政治的胜利者，并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概有此意。
南北的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导致了南北文风的逐渐趋同，“淡乎寡味的”的玄言诗风成为了江左文风的代表，讲到则不能不谈到魏晋的门阀制度，东晋时期的门阀世家主要是以，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及谯国桓氏为代表，在门阀制度下，或言之门阀政治下，世家大族彼此拥有共同的默契，门阀士族为了保持自身的门阀地位，往往高筑门阀壁垒{3}，门阀世家的子女彼此婚媾，如琅琊王氏的王羲之是郗鉴之婿，而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又娶了陈郡谢氏的谢道韫，这使得门阀世家天然就和庶族家庭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社会隔阂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隔阂{3}，与石崇，王恺，金谷二十四友不同，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虽然纵酒恣肆，但是庶族的名士蕴含着强烈的悲剧和反抗的色彩，亦于放浪形骸中寓寄不平之志，竹林七贤的轻狂狷介的个性正是士族与庶族的不同文化隔阂所致的。
参考文献
[1]宋展云，柳宏.地域文化与魏晋文风的演进[J].理论学刊，2012（10）：94-97.
[2]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域文化之分途异向演变述论[J].学海，2011（04）：173-184.
[3]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06）：89-97.
[4]宋展云.汝颍文化兴起与汉魏之际文风的演变[J].文艺评论，2014（04）：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