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
　　一、孔子的文化传承意识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自觉地将自己视作周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对诸侯们破坏礼乐的行为常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子路要撤掉作为已废弃的告朔之饩羊，孔子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对周代传统礼乐的维护使人们往往视孔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孔子显然不只是一个传统的维护者，他同时也是传统礼乐的革新者，他的教学活动本身即是对周代贵族世袭制及官学传统的否定，他的平民弟子们多以从政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且直言不讳地说某某可以做国君，如“雍也可使南面”，这种贤人治国的理想显然是对周代礼乐的反叛。凡此种种证据显示孔子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变革意识，而非一味地保守传统，可是他为什么总是以一个传统的继承者的面貌出现呢？
　　细绎孔子的文化观也许能给出一个较完满的解释。“文”在论语中是一个出现非常频繁的词，大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孔子对周“文”表现出了极高的敬意，并且将传承“文”的传统看作自己的使命。孔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文”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孔子对于传承文化传统的自觉。仁是内在的德性，它是礼的基础。以仁行礼，以礼守仁，外部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能通过文化传承下来。
　　二、孔子的传承意识又是开放的
　　孔子虽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但他理解的文化和周代礼乐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可以发展和修正的。夏商周三代礼乐相承相因而有损益，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应予废弃。孔子面临的任务是重构礼仪传统，为已经濒临瓦解的古代礼仪注入新的活力，以之作为社会认同和重组社会的基础。众所周知，孔子不仅仅只强调礼的作用，更强调礼乐应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上，以仁统礼是孔子重构礼仪传统的根本原则。孔子并非一味地要保守传统，而他的弟子们对待传统礼乐的态度也表明孔子并未要求他的弟子们盲目地持守传统礼仪，持守某一传统或相反，须看各人内心是否认同。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礼仪的实行并非呆板的千篇一律的，内心的真诚是礼仪行为的本质所在，外部的行为要受内心的仁德的调节，仅仅坚守外部仪式是没有意义的。
　　通观《论语》，重组社会的任务必须通过传统礼仪才能实现，但传统的礼仪是经过孔子重组改造过的礼仪，传统也是经过改造的传统，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传统的名义实现社会认同和社会重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是孔予明确宣宣称自己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代礼乐。
　　孔子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传统就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无论是以真理或以权威等别的什么名义建立的传统终归只是传统，即只是一种社会认同，真理也不过是多种形式的传统之一种而已。孔子重建传统礼仪的努力正是奠基于天下人都安居乐业的仁的理想之上，就孔子个人而言即是“老者安之，壮者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共处的理想，这个理想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得更好。
　　孔子对传统的重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哲人的睿智，以传统的名义重构社会秩序的确较易于为人所接受，但毕竟缺少了对传统的批判性理解，虽然孔子本人对传统有批判性的取舍，却没有在成为一种主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对传统礼仪的继承占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封建等级体系被简单地代之以德性的等级体系，传统礼仪的等级区别被保留下来，人与人的伦理差别使普世性的伦理成为不可能，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人们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被固定下来成为儒学伦理观的一个重大特征。礼仪的实践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行为是否合乎礼仪要根据各人所处地位决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中的每一级都各有其合乎礼仪的行为，他们的伦理责任是不同的，因而任何一种合乎礼仪的行为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孔子的传统观已经开启了权威主义传统观的可能性。
　　无庸讳言，儒学从孔子开始即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意识，在其心中他所维护的周代礼乐有相当程度的神圣性，但他显然没有盲目地接受和信奉传统礼乐文化。事实上春秋战国是一个逐步从周代宗法制社会解放出来的过程，儒学的发展也恰可以看作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孔子还对礼坏乐崩的现实痛心疾首，对诸侯的僭越忍无可忍基础的王道观对其理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王道观是中国大一统的基本理论根据，甚至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夷夏之辨，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证明孔子的文化意识直接涉及到治理天下的基础，那就是三代一脉相承的诸夏礼乐文化，但孔子的统一意识并不特别强烈。
　　总之，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同时又有相对开放的文化传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