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但他并没有脱离他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在其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强烈的民族特色，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莫言小说体现出先锋性与本土性的融会。尤其是2006年年初问世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被作者看作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标志性建筑”。作品中流露出了对土地深沉的眷恋和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悲悯之情。这二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真，最原始，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以下是对《生死疲劳》中有关这两大主题的表达的解读。
　　一、 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生死疲劳》，叙写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村问题，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悲悯和关怀。这都体现了莫言对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的热爱，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与忧虑。
　　（一）农民对土地的执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乡土、写农村、写农民生活的文学占了大多数，如鲁迅，贾平凹等，他们写农民的愚昧与麻木，写他们的苦难与抗争，写他们的坚忍，写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的好转，写农民的爱恨情仇，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要写到真正的农民，唯一不可回避的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当代作家莫言不但注意到而且在他的作品中给与了相当大的关注。在《生死疲劳》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为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开表现。
　　（二）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农民与土地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是作家莫言面对残酷的农村现实根据自己内心的想象而建构的一种理想的完美的存在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转型，城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追求一种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于是大量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这种现代性的扩张，导致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人们在精神面貌，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人性上也有很多变化，人的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与农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一种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式所消灭，农民变成市民，变成商品生产者。面对这种历史所造成的人与土地的分离及异化的现象，莫言作为农民的儿子，眼看这片给予他情感，给予他压抑，同时也给予他宽慰的土地日渐衰索颓败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郁，充满了对传统乡村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那种人与人，人与土地和谐的关系的深深的眷恋与回顾，正是这么强大的心里原动力，让他拿起笔，用自己的心，以想象的方式去呈现“土地”本身的魅力。对此，李敬泽先生深知莫言的这一意图。
　　二、对底层人们的悲悯情怀
　　纵观莫言的主要创作，会发现一种对人类强烈的悲悯情怀充斥着其作品，早期作品他描写血腥，描写暴力，乐于直面生活与生命的残酷，敢于撕开一切伪饰，让真相直接暴露。因此，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为是审丑的。但审丑并非是让人恶心，让人反感，他正是要通过审丑来暴露恶，从而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善。尤其是在《生死疲劳》中，他更是写出了中国农民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的那种生的艰辛、死的挣扎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剖析了在内外合力压制下的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体现出作家对人类的巨大的悲悯情怀。
　　（一）对底层人们生存状态的思索。“《生死疲劳》既是一部人生本苦的书，又是一部‘六道轮回’的书”。作家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用六道轮回的结构从不同的视角来表现人生的本苦与生死的疲劳。
　　西门闹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是却给枪毙了”，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但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他为自己喊冤，最后连阎王也无可奈何，只好敷衍塞责：“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于是，西门闹开始一次次的轮回，试图申冤昭雪，回归到人。他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又回到人。在每次的轮回中，他都遭受着轮回之苦：驴“被饥民瓜分而食”，牛被金龙打死，狗自杀，猪被杀，猴被开放枪杀。这一次次的轮回，他都经历着巨大的苦难，经历着生与死的痛苦与挣扎。
　　这是一部关乎人的精神，生存与命运的寓言性小说，，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心灵史诗。莫言在描写非人的生活时，思考的是人应该怎样才能拥有正常健康的生存状态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唤醒人们打破可怕的生命怪圈，去追求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焦虑与反思，正表现了他对人类深深的悲悯。
　　（二）对人性的悲悯。《生死疲劳》不仅展示了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索，还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这种异化是通过两种方式造成的，一种是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政治背景给人带来的创伤，使人性变得扭曲，丑陋；另一种是人的本身固有的欲望所造成的人性异化。这两种方式在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小说中写到公社运动破产，农民没有粮食吃，随时面临着死亡，“人民公社饥饿的社员们打死我家的黑驴分而食之，又把我家的余粮哄抢干净。”我们看到农民饥不择食，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不择手段。西门驴“被饥民用铁锤砸破脑壳，倒地而死。”驴的身体“被饥民分而食之。”人们对牛驴等工具型的牲畜是充满感恩的，不会轻易杀死或吃肉，但是当饥饿纠缠着他们，当死亡威胁着他们的时候，求生欲压倒了情感，战胜了一切，活着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们丧失了理智，暴露了人性中最凶残的一面，也是最无奈最让人同情的一面。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口号声“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的摔下来”，于是，批斗会成了抢雁会。“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比一群饿了的疯狗还可怕，最先抢到……有的人被踩到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肚子被踩破了，有的人尖声哭叫着……”结果混乱变成了混战混战最终又变成了武斗。为了一只飞雁，人们自相残杀，是典型的悲剧，虽然感觉可笑，但是可笑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悲哀，令人唏嘘！由此我们看到了政治运动导致的生存的扭曲与人性的残忍。而这些正是这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所造成的。莫言就是用这种带有后现代味儿的先锋话语来展示人的疯狂、丑陋、滑稽，让读者在掩口而笑时眼中闪现着泪的光晕。
　　如果说无理性历史的疯狂带来了人性残忍的疯狂，那么人性欲望的疯狂则是把这种残忍的程度推到了极点。
　　作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言以他独特的笔调讲述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骨子里的桀骜不驯，让他的小说有一股放荡不羁的活力，一股让人撕裂一切的冲动。从《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石匠，到“我爷爷”“我奶奶”，再到《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蓝脸，莫言笔下的人物内里都有股生命的张力，有一种对生存的执著追求。莫言这样写是再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悲悯和对“乡土家园”的执著守护。从本质上说，莫言是一个恪守中国传统文化而寻求自由精神家园的“苦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