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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其实是一片混沌。
什么是家乡的地标？我的家乡地标是什么？
按照惯常的说法，最起码得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特色建筑或自然景观，有些津津乐道的看头或念想。然而，然而……我搜肠刮肚竟然是眼前一抹黑。
朦胧之中，我不禁吟哦起不久前写的那首名叫《稻田里种出一排排别墅》的小诗来：
这是一垅肥沃的稻田/小时候我曾在这里插秧、割禾/顺带挖过泥鳅、抓过田鸡/那时，村里的粮仓和乡亲们的肚子/都要靠它来填充//而今，这一丘一丘的稻田/像禾苗抽穗一样/突然长出了一排排/整齐的别墅/在贫瘠的乡村/耸立成/一道风景
稻田里雨后春笋般长起来的这一排排整齐的别墅，算不算得家乡的地标呢？当然算。毕竟它客观地展现了这些年来家乡建设的新风貌。但家乡也总还有其它的印记，留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地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地标，甚至随着家乡的变化而变换，我的家乡地标却顽固地恪守在记忆的深处，在历史的烟尘里，在回忆与幻想的交织中历久弥坚。这是寄托乡愁的个人空间，是孤单灵魂的安放台，它无疑属于我，只属于我。
寿仁祠的变迁
老家叫“寿仁”，也叫“寿圣”，大约是取孔圣人“唯仁者寿”的意思吧。偏安于湘西南武冈的一个小村庄，处于三乡交汇的位置，往大了也可以说是三县交汇吧，在过去未有公路的年代，虽称不得通衢，也可算往来要道了。
我的族人在这里繁衍的历史直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葬在今隆回县西坪的华安老祖，据家谱所述曾官至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太子太保侯爵，因此又被尊称为太保公，是虚是实却终不可考。太保公共有三房夫人，与“寿仁”一山之隔，便是太保公两位一品诰命夫人蒋氏、余氏的合葬墓——天螺晒眼，不过，我“寿仁”一房的祖婆杨氏夫人，却是葬在今隆回县西坪的黄豆山。虽说现在很多人对老祖华安公的身世有些存疑，族谱上的记载也颇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数百年来马氏一姓在当地一直属于名门望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马家祠堂亦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一房马氏先祖分支后，从隆回西坪北迁至寿仁，渐渐繁衍分布甚广。后来族上出了个寿公王，这寿公王原是随了叔叔讨生活的，因为经营有方，终于成为一方豪绅，家财万贯，便想着光宗耀祖，于是出资在寿仁修建了这座工程浩大的寿公祠堂。
也许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仁大德的寿公爷吧，便将这座祠堂取名“寿仁祠”，而地以祠名，村子也就自然而然唤成了“寿仁”，从此扬名在外。周边方圆百十里，都是以本姓人家的村子居多，数得出的马家祠堂就有很多座，不过最雄伟气派最有名气的还属“寿仁”的祠堂。赶在过去，每逢春节闹年，请来祠堂的大戏班子要唱上半个月，直到出了元宵节方可挪得了地方。几十里内，凡马姓村子舞龙灯耍狮子，必在新年初一先到寿仁的祠堂拜过祖先，才能出游四方。
族上每有大事，尤其处理不肖子弟，動用族规家法时，族长便要召集各房的掌事者，到祠堂议事，并通知族人到场听训，名曰“开祠堂”。待到所有人到齐，随着族长一声令下——“关祠堂”，四向大小门立即紧闭上锁，被纳入缉拿名单者便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逃，束手被擒推上戏台，在祠堂进行公审，历数其罪，然后依据族规进行处置。
那时候，族长和族上的掌事者，对犯规矩的族人，真是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据老人们说，清末民初之时，有个叫朝五的人，平素好吃懒做，偷盗成性，强暴妇女，有人告到族上，族长便着人通知“开祠堂”，为不惊动朝五，以免节外生枝，嘱咐切不可走漏风声。朝五不知就里，也兴冲冲地跑去祠堂凑热闹，结果祠堂门一关，便被众人拿下，当即五花大绑吊在台柱上，连审三天三夜，又让族上的人都来观看，以儆效尤。审完之后，由执事宣布，将奄奄一息的朝五装进猪笼子里，抬到江边，然后又往猪笼里装满石头，在离村一里多外的老弟桥下沉了潭。
从此，但凡有点劣迹的族人，只要一听说要“开祠堂”，便“三魂丢了七魄”，有多远逃多远了。
除了处理日常族务，祠堂历来更是氏族的内部学堂，我的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在祠堂里完成了终生的学业。
祠堂最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曾经一度成为县上第九区区公所的所在地，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后来区公所搬迁到了十多里外的稠树堂街上，改名叫做杨柳区，寿仁祠由政府接手做了纯粹的学校，最高曾办到过高中，后来就逐渐往下递减，直减到只剩一个小小的混合幼儿班。我曾有几年的小学时光是在祠堂里度过的。
祠堂的正大门旁边，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桑树，须两人才能合抱，每年春夏之交，满树的桑甚乌红乌红地压弯了枝桠，一寸多长一颗足有拇指大，酸甜可口，可解馋呢。那时的我学习不行，但爬树绝对是把好手，十多米高的大桑树，我一下就能蹿上去，灵巧如猴子，很让伙伴们羡慕嫉妒恨。
多少代人记忆深刻的祠堂，如今已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条石地基，成为依稀可辨的历史遗迹。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偌大的祠堂就全部被扒掉了，在原址的后殿位置，建起了一座两层红砖楼的新校舍。
不识群庠斋
老实说，“群庠斋”这个名字，我是最近才从族伯那里听来的。但这个群庠斋究竟什么来头，他也没有概念。他只在家族的祠堂里读过两年的《三字经》和《弟子规》，连《幼学琼林》都没印象了。
但群痒斋当然是过去的学校则无疑了。至于到底属于哪一范畴，想必是公学的性质，但是否义学真无可考。不过大抵也是教授些蒙童幼学吧，我想。抑或，是我低估了。
群庠斋在村子的西头，记忆中的规模还是不错的，虽远不及村东头的祠堂，但与祠堂一样门前都有高高的台阶，需拾级而上，才能来到门槛边。以前总说什么门槛高，原来都是有讲究的。
群庠斋有前院有后殿，两边还有几间厢房，中间还有个蛮大的天井，天井的正中有一条厚厚的光溜齐整的青石板路，连接着前院与后殿，我小时候常穿着钉鞋从上面走过，发出橐橐的声响，很清脆。金石之声般悦耳动听，而四合院的回响，产生极好的扩音效果，更让人感到一种余音绕梁的美妙韵味，尤其在夜深人静时，有时我便要故意来回走上好多趟，乐此不疲。我曾经一度迷上过打击音乐，也许与这种经历不无关系罢。后殿比前院与两厢要高出好几级台阶，站在下面须仰视，有些庄严风范。现在想来，应与一般的讲学书院规模相当。 打我记事起，群庠斋里就是热闹的，只是与教书无关。
前院与厢房是大队的手联社，有缝纫部，有铁匠部。父亲本来是考到县机械厂的国家工人，不知什么原因却自动辞职回家来了，回来后就在手联社的铁匠部当掌锤师傅，他有个徒弟的老婆是缝纫部的师傅，也是母亲的好姊妹，这样我便可以在缝纫部与铁匠部之间自由来去。
缝纫部相当于“文”，案板上画样和裁剪的声音细如丝弦，就是缝纫机的声音也好像一首畅快的进行曲，裁剪刀按画好的线条将偌大一块蓝的黑的花的四方齐整的布料剪成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碎块、条条，然后缝纫机一番捣鼓，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裤子，就挂上了成衣展示柜，我的新衣服也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吧？
铁匠部则完全是“武”了，这里只有扑哧扑哧的风炉，烧红的铁块，四溅的火花，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如雷贯耳，连哧溜的淬火声都那么铿锵果断，通红的铁块在一阵节奏鲜明的锻打中变戏法似的出落成犁耙刀锄等各种必备的农具。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崇拜无所不能的父亲的。
伴着窸窣的缝纫声和叮当的铁锤声，我幽灵一般在两边穿梭，一会跑到铁匠部掂掂墙角的小铁锤（大锤自然掂不动），一会又溜到缝纫部踩几脚缝纫机踏板，那个惬意和得瑟啊。
手联社在改革开放之初撤销了，之后这里便一直被村上的球相公和戴佬佬借住着。
群痒斋后殿是公社分立的诊所，直到后来也一直是乡一级的编制，不归大队和村上所有。后殿的公社分诊所，比大队诊所高级得多了，用现在的话叫做甩了十八条街。医生可以通过公社甚至区上县里来去调动，当时诊所有两个医生，或许不止两个，但我只记得两个。老一点的叫谢医生，年轻点的叫欧医生，他们的医术远近有名，方圆十里以上的病人都会来这里看病，保险一些。
医生在大堂里坐诊看病时，我常趴在大堂的门槛上出神地观赏，我不看别的，专看医生给病人打针。医生给病人打针从不避讳，不管男女老少，一律让病人直接褪了裤子，将个白生生的屁股蛋蛋对着大门坐稳实了，一手按着病人的屁股蛋一阵摸索，然后针头扎下去，又按。
诊所的医生除了坐诊，还要出诊，出诊的范围则是大半个公社，后来是大半个乡，想想也是够辛苦的。既要坐诊又要出诊的医生，身体精神倒是出奇的好，从不叫苦叫累，不讲价钱，就是为人民服务有劲头。
今年回家，第一次听族伯说起群庠斋，以前我一直错把它当作传说中的寿圣寺，并错讹了几十年，没有人为我指正过，我也没有问过任何人，我只是想当然。可见想当然的贻害有多深多严重。这回终于弄清了情况，心里长吁了一口气。我特意去到群庠斋前寻古，以表我的愧歉与敬仰之情。
虚幻寿圣寺
现在来说寿圣寺，就简单而轻松得多了，因为我的思维已经在族伯的讲述中有所改观了。
关于“寿圣寺”，我先是去求助万能的百度，希望从百度上找出些蛛丝马迹来。结果还真找到一条，但令人沮丧的是，尽管那文字言之凿凿，却也只有具體的位置说明，并无实质的介绍，而一旁配的图片说明却让我顿时傻了眼。那配图是一座雄伟的九级浮屠，富丽而堂皇，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在哪里见过，明显是编写此条信息的人从不知何处弄来的图片。我相信，编写者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只是这样的张冠李戴，误导了人们的视听，混淆了人们的认知，于家乡形象并无帮助。我一厢情愿地叨咕着：何时可以把那座巍峨雄伟的九级浮屠从家乡的信息词条中撤下来呢？
声名在外的寿圣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成了一片空白，一个永远不解的谜。不过，空白也有空白的好，谁愿意它是个什么样子，就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子，这样更“撇脱”。我只将自己质朴的情愫填充进去就足够了。
因为从未得见，便只有“听老人们说”的份。
听老人们口口相传，以前的寿圣寺可是香火鼎盛，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都争相前来朝拜。至于怎样的香火鼎盛香客盈门，呵呵，只有发挥自己并不擅长的想象了。
年代久远的寿圣寺，具体古老到什么程度，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无据可考，没有人说得清楚。一般而言，过去的乡间寺庙，大抵是依山而建，不傍村庄的，只有那样才能远离尘世便于清修。或许在古代，这里原本也是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罢？只是后来人口日益多了，这里才渐渐有了人家，有了祠堂，有了群庠斋……
以亭为家
有一首歌耳熟能详。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1914年冬，“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园因为家中破产而离开，“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挥泪而作《送别》倾诉伤怀。不到四年时光，看破红尘的李叔同剃度为僧，当了和尚的风流才子最后成了得道高僧弘一法师。而他所作的《送别》终被赞誉为中国郦歌的不二经典。
我家村南也有一座这样的风雨长亭。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也当有过不少的长亭送别故事，是否有人在这里“执手相看泪眼”，是否有人在这里“劝君更尽一杯酒”，又是否有人在这里千叮万嘱“青鸾有信频须寄”，我不得而知。
但我想，一定有。
其实，风雨亭的功用远不止离人送别，更多是为往来的路人提供避风遮雨歇脚解乏的便利。但自打记事起，我所见的亭子，再没有路人驻留，完全失去原本的功效，更鬼使神差地成了我远房大伯的安家之所。
我的这位远房大伯，是当时难得的高中生，年轻时背井离乡，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村南的亭子也是可以住的嘛。”有人发话了，当然是讲话算数的人。总不能让人家露宿村头，这没天理。
于是漏风漏雨的风雨亭稍加修缮便成了大伯的家。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在新疆和甘肃工作的两位姑姑慷慨帮助，才将破旧的亭子推倒，并在原址上建起了两进三空的红砖瓦房。
我至今很好奇，别处的亭子大抵是四面通透不封墙的，离村子三里路的菜子亭就是这样的，亭内四面连接着可供路人倚坐休息的横梁，根本不设墙面。而大伯家住的这个亭子，却很是特别，不仅四面以大块的青砖筑砌到顶，屋顶上还有不少的翘檐飞瓦，墙顶面甚至描着各种好看的壁画，单就亭子而言，颇有些气派与规模。这样的亭子，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倒是很适合远行的路人免费投宿，带了铺盖就地一铺，便可安适度夜了。 大伯家住的亭子，我小时候是常去串门的，往往是将身体倚在半损的门角，一边装作满不在乎地仰看翘檐飞瓦上变幻莫测的流云与飞鸟，一边竖起耳朵，听大伯饶有兴致地讲他年轻时的所见所闻和异域风情，虽然由于年龄太小，有很多囫囵不解，但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快意供销社
对于闭塞的乡村，“供销社”是个闻所未闻的新名词。
见证过历史、曾毫不留情地取代了集伙铺和杂货铺于一体的桥头“通堂屋”的供销社，如今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对于我来说，打心里有些恋恋不舍，它曾经给予过儿时的我很多快意。
供销社建在村子的制高点，高高在上，俯瞰整个村子，西面有一块狭小的菜地，菜地过去是手联社和公社诊所，东面挨着大队部。供销社是当时村子里最气派的新式建筑，却也搞成前后左右四合围院，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后院和东西两厢的房子，是售货员的生活区，他们吃住都在里面，基本与外界隔绝，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东厢房有一道小侧门，成天关着，外面的人们对里面一无所知，却又无从窥探，神秘得很。
我曾经有幸通过此门进到过后院一回。有一年的春节，供销社的人都放假回家了，只有一个厨子在留守，大概厨子一个人怕守不住偌大的供销社——到底是外地人嘛，心下还是有些没底——于是便请父亲帮忙一起守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侧门敲门叫父亲回家吃饭，门开了，见父亲和一个半老头子在围着煤球炉灶烤火，一边嗑瓜子一边聊着十不闲。父亲让我叫伯伯，我怯怯地叫了一声，细若蚊虫。伯伯便伸手拉过我，顺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一把纸包的水果糖往我口袋里塞，一把没塞满又抓一把，直到两边的小口袋都胀鼓鼓的，像一对暴突的金鱼眼，压都压不下去。平常偶然得到一颗水果糖，吃完后，包糖的小纸都要珍藏在口袋里多少天，舍不得丢掉，时不时拿出来闻一闻舔一舔，享受糖纸上留存的香味与甘甜，这一回，我终于可以大吃而特吃了。
东厢房与整个生活区以及前面的售货楼都是连通的，我虽然进到过东厢房，但依旧没能看清整个生活区的模样，售货员们在里面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每个人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我无从知晓，依旧神秘。
前面是两层的楼房，算是供销社的主体建筑，核心重地，门口还有遮挡风雨的前亭。楼上是仓库，主要做收购存储辣椒、烟叶和其他农村经济作物之用，当然也包括存放一些防潮要求较高的百货。楼下是售货大厅，头顶是整齐一律的红漆木天花板，很是抢眼。宽敞的售货大厅配上高高的售货柜台，柜台内回字形的售货走廊也镶着红色的木地板，售货员在里面来回走动，脚下便会发出橐橐的响声，像给某个熟悉的曲子打节拍，女售货员踩出的声响像急促的升调，男售货员踩出的声响像沉稳的降调。
供销社似乎是归县里的总社直管的，售货员可以从全县各个地方调来调去。当年，这里可是周边几个大队的人们最最向往的地方，数千人口一切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以及农产品的收购，全都由寿仁供销社总揽。
供销社平常有三四名售货员，待到收购辣椒、烤烟等农产品的时节，还会临时增加工作人员。售货员不叫售货员，我总听奶奶尊敬地称呼他们为“王干部”“张干部”“李干部”，不独我奶奶，其他的人也一概这样叫。
如今，人去楼空的供销社风光不再，从前面看过去，千疮百孔的两层楼房，成了不知谁家的柴草棚子，大门没有了门板，厚厚的砖墙露出几个硕大的洞，人可以从墙洞处随意出入，原先的售货大厅里堆满了零乱的柴草，屋顶有好几处宽大的豁口，椽子断开，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早已无人管理年久失修了。取而代之的是村上三四家私人百货店，其中还有一家美其名曰：寿仁百货超市。
相望姐弟桥
贵州黎平肇兴，处子般纯净的肇兴河上，静卧着五座美轮美奂的花桥，亦是侗族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侗家人浪漫、平和特性的真实写照和侗乡风雨沧桑的历史见证。傍水而居的侗家人有着特别的图腾崇拜，尤其是鱼图腾，鱼水之情更是让他们把自己也比作了水中之鱼，自由灵动，纯洁温顺，快乐无忧，他们甚至把鼓楼视为鱼窝，把花桥比作龙门。在某座花桥的廊枋上，我见到了“三鲤共一头”的精美绘画和雕刻，这是同心協力和谐共生的美好象征。
一见之下，我猛然想起了家乡门前小河上那座名叫乌凤的古老石桥，也是一座在家乡很出名的颇富传奇色彩的桥。
无独有偶，乌凤桥面的正中央，也雕刻着如肇兴花桥上一模一样的“三鲤共一头”的精美图案。十里八乡之内，只要提起“三鲤共一头”的寿仁，人们都会说，“噢，晓得呢晓得呢”。这是我无法磨灭的美好的儿时记忆。
祠堂正门前的乌凤桥与村头东一里外的老弟桥，原是一对孪生的传奇。
传说神仙乌凤姐弟仙游来到寿仁乌凤河边，见河水拦住行人去路，姐弟二人便计议各人在河上修一座桥，比试谁修得又好又快，以此见证各自修炼的功夫。
姐姐乌凤在祠堂门前的河岸修桥，弟弟则把桥修在村东头一里路外的下游处。
心灵手巧的乌凤，修的桥很秀美华丽，还特意在桥面的正中石板上刻下了一幅绝妙的三鲤共头的石雕。这样一来，不事雕饰的弟弟便抢先把桥造好了。姐姐一看弟弟赶到了自己的前头，一时心生嫉妒，趁弟弟不注意，在弟弟建好的桥头偷偷地踹了一脚，桥头“哗”的一声崩塌了小半边。从此，老弟桥的桥头便总是缺了一个大口子，好象总是没建造完工的样子，而姐姐的乌凤桥则完整保留了下来。
那时的家乡没有通衢大路，石桥连接着南来北往的羊肠小道，其实也是一种孤傲清爽的绝美风景。
记得小时候，每当晴朗的夏夜，爷爷便会带我下到河里洗个舒服的河水澡，然后牵着我的小手，踱步来到清凉的乌凤桥上。祖孙俩对坐在“三鲤共一头”的石刻旁，一边欣赏着满天的繁星与或亏或盈的皎月，一边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声，偶尔还会听到夜游的鱼儿跃出水面的清脆的击水声，心里竟有小小的共鸣，本能地用手去摸摸图案上的鱼儿，美妙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时爷爷便会给我讲故事，故事的主题总绕不开桥和鱼——读书不多的爷爷本是一个嘴讷的人，一旦讲起喜欢的故事来立马滔滔不绝了。我便轻偎着爷爷，一边替爷爷摇蒲扇、捶背、挠痒痒，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爷爷讲“三条鲤鱼共个头”或关于乌凤河里“晒垫大的鱼”的故事，几分奇异几分浪漫。时不时也朝着不远处的老弟桥打个斜眼，暗暗喟叹一声。
后来，处于三岔口的村子终于通上了公路，三岔口的地位依旧保留着，甚至大大加强了，只是门前的石拱桥也变身成了公路桥，为加固桥身便于通车，桥面被铺上了厚厚的钢筋混凝土。
而一里路外的老弟桥，已经没有什么行人通过，早已废弃了。
什么是家乡的地标？我的家乡地标是什么？
按照惯常的说法，最起码得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特色建筑或自然景观，有些津津乐道的看头或念想。然而，然而……我搜肠刮肚竟然是眼前一抹黑。
朦胧之中，我不禁吟哦起不久前写的那首名叫《稻田里种出一排排别墅》的小诗来：
这是一垅肥沃的稻田/小时候我曾在这里插秧、割禾/顺带挖过泥鳅、抓过田鸡/那时，村里的粮仓和乡亲们的肚子/都要靠它来填充//而今，这一丘一丘的稻田/像禾苗抽穗一样/突然长出了一排排/整齐的别墅/在贫瘠的乡村/耸立成/一道风景
稻田里雨后春笋般长起来的这一排排整齐的别墅，算不算得家乡的地标呢？当然算。毕竟它客观地展现了这些年来家乡建设的新风貌。但家乡也总还有其它的印记，留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地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地标，甚至随着家乡的变化而变换，我的家乡地标却顽固地恪守在记忆的深处，在历史的烟尘里，在回忆与幻想的交织中历久弥坚。这是寄托乡愁的个人空间，是孤单灵魂的安放台，它无疑属于我，只属于我。
寿仁祠的变迁
老家叫“寿仁”，也叫“寿圣”，大约是取孔圣人“唯仁者寿”的意思吧。偏安于湘西南武冈的一个小村庄，处于三乡交汇的位置，往大了也可以说是三县交汇吧，在过去未有公路的年代，虽称不得通衢，也可算往来要道了。
我的族人在这里繁衍的历史直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葬在今隆回县西坪的华安老祖，据家谱所述曾官至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太子太保侯爵，因此又被尊称为太保公，是虚是实却终不可考。太保公共有三房夫人，与“寿仁”一山之隔，便是太保公两位一品诰命夫人蒋氏、余氏的合葬墓——天螺晒眼，不过，我“寿仁”一房的祖婆杨氏夫人，却是葬在今隆回县西坪的黄豆山。虽说现在很多人对老祖华安公的身世有些存疑，族谱上的记载也颇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数百年来马氏一姓在当地一直属于名门望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马家祠堂亦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一房马氏先祖分支后，从隆回西坪北迁至寿仁，渐渐繁衍分布甚广。后来族上出了个寿公王，这寿公王原是随了叔叔讨生活的，因为经营有方，终于成为一方豪绅，家财万贯，便想着光宗耀祖，于是出资在寿仁修建了这座工程浩大的寿公祠堂。
也许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仁大德的寿公爷吧，便将这座祠堂取名“寿仁祠”，而地以祠名，村子也就自然而然唤成了“寿仁”，从此扬名在外。周边方圆百十里，都是以本姓人家的村子居多，数得出的马家祠堂就有很多座，不过最雄伟气派最有名气的还属“寿仁”的祠堂。赶在过去，每逢春节闹年，请来祠堂的大戏班子要唱上半个月，直到出了元宵节方可挪得了地方。几十里内，凡马姓村子舞龙灯耍狮子，必在新年初一先到寿仁的祠堂拜过祖先，才能出游四方。
族上每有大事，尤其处理不肖子弟，動用族规家法时，族长便要召集各房的掌事者，到祠堂议事，并通知族人到场听训，名曰“开祠堂”。待到所有人到齐，随着族长一声令下——“关祠堂”，四向大小门立即紧闭上锁，被纳入缉拿名单者便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逃，束手被擒推上戏台，在祠堂进行公审，历数其罪，然后依据族规进行处置。
那时候，族长和族上的掌事者，对犯规矩的族人，真是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据老人们说，清末民初之时，有个叫朝五的人，平素好吃懒做，偷盗成性，强暴妇女，有人告到族上，族长便着人通知“开祠堂”，为不惊动朝五，以免节外生枝，嘱咐切不可走漏风声。朝五不知就里，也兴冲冲地跑去祠堂凑热闹，结果祠堂门一关，便被众人拿下，当即五花大绑吊在台柱上，连审三天三夜，又让族上的人都来观看，以儆效尤。审完之后，由执事宣布，将奄奄一息的朝五装进猪笼子里，抬到江边，然后又往猪笼里装满石头，在离村一里多外的老弟桥下沉了潭。
从此，但凡有点劣迹的族人，只要一听说要“开祠堂”，便“三魂丢了七魄”，有多远逃多远了。
除了处理日常族务，祠堂历来更是氏族的内部学堂，我的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在祠堂里完成了终生的学业。
祠堂最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曾经一度成为县上第九区区公所的所在地，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后来区公所搬迁到了十多里外的稠树堂街上，改名叫做杨柳区，寿仁祠由政府接手做了纯粹的学校，最高曾办到过高中，后来就逐渐往下递减，直减到只剩一个小小的混合幼儿班。我曾有几年的小学时光是在祠堂里度过的。
祠堂的正大门旁边，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桑树，须两人才能合抱，每年春夏之交，满树的桑甚乌红乌红地压弯了枝桠，一寸多长一颗足有拇指大，酸甜可口，可解馋呢。那时的我学习不行，但爬树绝对是把好手，十多米高的大桑树，我一下就能蹿上去，灵巧如猴子，很让伙伴们羡慕嫉妒恨。
多少代人记忆深刻的祠堂，如今已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条石地基，成为依稀可辨的历史遗迹。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偌大的祠堂就全部被扒掉了，在原址的后殿位置，建起了一座两层红砖楼的新校舍。
不识群庠斋
老实说，“群庠斋”这个名字，我是最近才从族伯那里听来的。但这个群庠斋究竟什么来头，他也没有概念。他只在家族的祠堂里读过两年的《三字经》和《弟子规》，连《幼学琼林》都没印象了。
但群痒斋当然是过去的学校则无疑了。至于到底属于哪一范畴，想必是公学的性质，但是否义学真无可考。不过大抵也是教授些蒙童幼学吧，我想。抑或，是我低估了。
群庠斋在村子的西头，记忆中的规模还是不错的，虽远不及村东头的祠堂，但与祠堂一样门前都有高高的台阶，需拾级而上，才能来到门槛边。以前总说什么门槛高，原来都是有讲究的。
群庠斋有前院有后殿，两边还有几间厢房，中间还有个蛮大的天井，天井的正中有一条厚厚的光溜齐整的青石板路，连接着前院与后殿，我小时候常穿着钉鞋从上面走过，发出橐橐的声响，很清脆。金石之声般悦耳动听，而四合院的回响，产生极好的扩音效果，更让人感到一种余音绕梁的美妙韵味，尤其在夜深人静时，有时我便要故意来回走上好多趟，乐此不疲。我曾经一度迷上过打击音乐，也许与这种经历不无关系罢。后殿比前院与两厢要高出好几级台阶，站在下面须仰视，有些庄严风范。现在想来，应与一般的讲学书院规模相当。 打我记事起，群庠斋里就是热闹的，只是与教书无关。
前院与厢房是大队的手联社，有缝纫部，有铁匠部。父亲本来是考到县机械厂的国家工人，不知什么原因却自动辞职回家来了，回来后就在手联社的铁匠部当掌锤师傅，他有个徒弟的老婆是缝纫部的师傅，也是母亲的好姊妹，这样我便可以在缝纫部与铁匠部之间自由来去。
缝纫部相当于“文”，案板上画样和裁剪的声音细如丝弦，就是缝纫机的声音也好像一首畅快的进行曲，裁剪刀按画好的线条将偌大一块蓝的黑的花的四方齐整的布料剪成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碎块、条条，然后缝纫机一番捣鼓，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裤子，就挂上了成衣展示柜，我的新衣服也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吧？
铁匠部则完全是“武”了，这里只有扑哧扑哧的风炉，烧红的铁块，四溅的火花，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如雷贯耳，连哧溜的淬火声都那么铿锵果断，通红的铁块在一阵节奏鲜明的锻打中变戏法似的出落成犁耙刀锄等各种必备的农具。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崇拜无所不能的父亲的。
伴着窸窣的缝纫声和叮当的铁锤声，我幽灵一般在两边穿梭，一会跑到铁匠部掂掂墙角的小铁锤（大锤自然掂不动），一会又溜到缝纫部踩几脚缝纫机踏板，那个惬意和得瑟啊。
手联社在改革开放之初撤销了，之后这里便一直被村上的球相公和戴佬佬借住着。
群痒斋后殿是公社分立的诊所，直到后来也一直是乡一级的编制，不归大队和村上所有。后殿的公社分诊所，比大队诊所高级得多了，用现在的话叫做甩了十八条街。医生可以通过公社甚至区上县里来去调动，当时诊所有两个医生，或许不止两个，但我只记得两个。老一点的叫谢医生，年轻点的叫欧医生，他们的医术远近有名，方圆十里以上的病人都会来这里看病，保险一些。
医生在大堂里坐诊看病时，我常趴在大堂的门槛上出神地观赏，我不看别的，专看医生给病人打针。医生给病人打针从不避讳，不管男女老少，一律让病人直接褪了裤子，将个白生生的屁股蛋蛋对着大门坐稳实了，一手按着病人的屁股蛋一阵摸索，然后针头扎下去，又按。
诊所的医生除了坐诊，还要出诊，出诊的范围则是大半个公社，后来是大半个乡，想想也是够辛苦的。既要坐诊又要出诊的医生，身体精神倒是出奇的好，从不叫苦叫累，不讲价钱，就是为人民服务有劲头。
今年回家，第一次听族伯说起群庠斋，以前我一直错把它当作传说中的寿圣寺，并错讹了几十年，没有人为我指正过，我也没有问过任何人，我只是想当然。可见想当然的贻害有多深多严重。这回终于弄清了情况，心里长吁了一口气。我特意去到群庠斋前寻古，以表我的愧歉与敬仰之情。
虚幻寿圣寺
现在来说寿圣寺，就简单而轻松得多了，因为我的思维已经在族伯的讲述中有所改观了。
关于“寿圣寺”，我先是去求助万能的百度，希望从百度上找出些蛛丝马迹来。结果还真找到一条，但令人沮丧的是，尽管那文字言之凿凿，却也只有具體的位置说明，并无实质的介绍，而一旁配的图片说明却让我顿时傻了眼。那配图是一座雄伟的九级浮屠，富丽而堂皇，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在哪里见过，明显是编写此条信息的人从不知何处弄来的图片。我相信，编写者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只是这样的张冠李戴，误导了人们的视听，混淆了人们的认知，于家乡形象并无帮助。我一厢情愿地叨咕着：何时可以把那座巍峨雄伟的九级浮屠从家乡的信息词条中撤下来呢？
声名在外的寿圣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成了一片空白，一个永远不解的谜。不过，空白也有空白的好，谁愿意它是个什么样子，就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子，这样更“撇脱”。我只将自己质朴的情愫填充进去就足够了。
因为从未得见，便只有“听老人们说”的份。
听老人们口口相传，以前的寿圣寺可是香火鼎盛，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都争相前来朝拜。至于怎样的香火鼎盛香客盈门，呵呵，只有发挥自己并不擅长的想象了。
年代久远的寿圣寺，具体古老到什么程度，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无据可考，没有人说得清楚。一般而言，过去的乡间寺庙，大抵是依山而建，不傍村庄的，只有那样才能远离尘世便于清修。或许在古代，这里原本也是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罢？只是后来人口日益多了，这里才渐渐有了人家，有了祠堂，有了群庠斋……
以亭为家
有一首歌耳熟能详。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1914年冬，“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园因为家中破产而离开，“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挥泪而作《送别》倾诉伤怀。不到四年时光，看破红尘的李叔同剃度为僧，当了和尚的风流才子最后成了得道高僧弘一法师。而他所作的《送别》终被赞誉为中国郦歌的不二经典。
我家村南也有一座这样的风雨长亭。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也当有过不少的长亭送别故事，是否有人在这里“执手相看泪眼”，是否有人在这里“劝君更尽一杯酒”，又是否有人在这里千叮万嘱“青鸾有信频须寄”，我不得而知。
但我想，一定有。
其实，风雨亭的功用远不止离人送别，更多是为往来的路人提供避风遮雨歇脚解乏的便利。但自打记事起，我所见的亭子，再没有路人驻留，完全失去原本的功效，更鬼使神差地成了我远房大伯的安家之所。
我的这位远房大伯，是当时难得的高中生，年轻时背井离乡，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村南的亭子也是可以住的嘛。”有人发话了，当然是讲话算数的人。总不能让人家露宿村头，这没天理。
于是漏风漏雨的风雨亭稍加修缮便成了大伯的家。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在新疆和甘肃工作的两位姑姑慷慨帮助，才将破旧的亭子推倒，并在原址上建起了两进三空的红砖瓦房。
我至今很好奇，别处的亭子大抵是四面通透不封墙的，离村子三里路的菜子亭就是这样的，亭内四面连接着可供路人倚坐休息的横梁，根本不设墙面。而大伯家住的这个亭子，却很是特别，不仅四面以大块的青砖筑砌到顶，屋顶上还有不少的翘檐飞瓦，墙顶面甚至描着各种好看的壁画，单就亭子而言，颇有些气派与规模。这样的亭子，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倒是很适合远行的路人免费投宿，带了铺盖就地一铺，便可安适度夜了。 大伯家住的亭子，我小时候是常去串门的，往往是将身体倚在半损的门角，一边装作满不在乎地仰看翘檐飞瓦上变幻莫测的流云与飞鸟，一边竖起耳朵，听大伯饶有兴致地讲他年轻时的所见所闻和异域风情，虽然由于年龄太小，有很多囫囵不解，但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快意供销社
对于闭塞的乡村，“供销社”是个闻所未闻的新名词。
见证过历史、曾毫不留情地取代了集伙铺和杂货铺于一体的桥头“通堂屋”的供销社，如今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对于我来说，打心里有些恋恋不舍，它曾经给予过儿时的我很多快意。
供销社建在村子的制高点，高高在上，俯瞰整个村子，西面有一块狭小的菜地，菜地过去是手联社和公社诊所，东面挨着大队部。供销社是当时村子里最气派的新式建筑，却也搞成前后左右四合围院，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后院和东西两厢的房子，是售货员的生活区，他们吃住都在里面，基本与外界隔绝，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东厢房有一道小侧门，成天关着，外面的人们对里面一无所知，却又无从窥探，神秘得很。
我曾经有幸通过此门进到过后院一回。有一年的春节，供销社的人都放假回家了，只有一个厨子在留守，大概厨子一个人怕守不住偌大的供销社——到底是外地人嘛，心下还是有些没底——于是便请父亲帮忙一起守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侧门敲门叫父亲回家吃饭，门开了，见父亲和一个半老头子在围着煤球炉灶烤火，一边嗑瓜子一边聊着十不闲。父亲让我叫伯伯，我怯怯地叫了一声，细若蚊虫。伯伯便伸手拉过我，顺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一把纸包的水果糖往我口袋里塞，一把没塞满又抓一把，直到两边的小口袋都胀鼓鼓的，像一对暴突的金鱼眼，压都压不下去。平常偶然得到一颗水果糖，吃完后，包糖的小纸都要珍藏在口袋里多少天，舍不得丢掉，时不时拿出来闻一闻舔一舔，享受糖纸上留存的香味与甘甜，这一回，我终于可以大吃而特吃了。
东厢房与整个生活区以及前面的售货楼都是连通的，我虽然进到过东厢房，但依旧没能看清整个生活区的模样，售货员们在里面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每个人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我无从知晓，依旧神秘。
前面是两层的楼房，算是供销社的主体建筑，核心重地，门口还有遮挡风雨的前亭。楼上是仓库，主要做收购存储辣椒、烟叶和其他农村经济作物之用，当然也包括存放一些防潮要求较高的百货。楼下是售货大厅，头顶是整齐一律的红漆木天花板，很是抢眼。宽敞的售货大厅配上高高的售货柜台，柜台内回字形的售货走廊也镶着红色的木地板，售货员在里面来回走动，脚下便会发出橐橐的响声，像给某个熟悉的曲子打节拍，女售货员踩出的声响像急促的升调，男售货员踩出的声响像沉稳的降调。
供销社似乎是归县里的总社直管的，售货员可以从全县各个地方调来调去。当年，这里可是周边几个大队的人们最最向往的地方，数千人口一切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以及农产品的收购，全都由寿仁供销社总揽。
供销社平常有三四名售货员，待到收购辣椒、烤烟等农产品的时节，还会临时增加工作人员。售货员不叫售货员，我总听奶奶尊敬地称呼他们为“王干部”“张干部”“李干部”，不独我奶奶，其他的人也一概这样叫。
如今，人去楼空的供销社风光不再，从前面看过去，千疮百孔的两层楼房，成了不知谁家的柴草棚子，大门没有了门板，厚厚的砖墙露出几个硕大的洞，人可以从墙洞处随意出入，原先的售货大厅里堆满了零乱的柴草，屋顶有好几处宽大的豁口，椽子断开，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早已无人管理年久失修了。取而代之的是村上三四家私人百货店，其中还有一家美其名曰：寿仁百货超市。
相望姐弟桥
贵州黎平肇兴，处子般纯净的肇兴河上，静卧着五座美轮美奂的花桥，亦是侗族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侗家人浪漫、平和特性的真实写照和侗乡风雨沧桑的历史见证。傍水而居的侗家人有着特别的图腾崇拜，尤其是鱼图腾，鱼水之情更是让他们把自己也比作了水中之鱼，自由灵动，纯洁温顺，快乐无忧，他们甚至把鼓楼视为鱼窝，把花桥比作龙门。在某座花桥的廊枋上，我见到了“三鲤共一头”的精美绘画和雕刻，这是同心協力和谐共生的美好象征。
一见之下，我猛然想起了家乡门前小河上那座名叫乌凤的古老石桥，也是一座在家乡很出名的颇富传奇色彩的桥。
无独有偶，乌凤桥面的正中央，也雕刻着如肇兴花桥上一模一样的“三鲤共一头”的精美图案。十里八乡之内，只要提起“三鲤共一头”的寿仁，人们都会说，“噢，晓得呢晓得呢”。这是我无法磨灭的美好的儿时记忆。
祠堂正门前的乌凤桥与村头东一里外的老弟桥，原是一对孪生的传奇。
传说神仙乌凤姐弟仙游来到寿仁乌凤河边，见河水拦住行人去路，姐弟二人便计议各人在河上修一座桥，比试谁修得又好又快，以此见证各自修炼的功夫。
姐姐乌凤在祠堂门前的河岸修桥，弟弟则把桥修在村东头一里路外的下游处。
心灵手巧的乌凤，修的桥很秀美华丽，还特意在桥面的正中石板上刻下了一幅绝妙的三鲤共头的石雕。这样一来，不事雕饰的弟弟便抢先把桥造好了。姐姐一看弟弟赶到了自己的前头，一时心生嫉妒，趁弟弟不注意，在弟弟建好的桥头偷偷地踹了一脚，桥头“哗”的一声崩塌了小半边。从此，老弟桥的桥头便总是缺了一个大口子，好象总是没建造完工的样子，而姐姐的乌凤桥则完整保留了下来。
那时的家乡没有通衢大路，石桥连接着南来北往的羊肠小道，其实也是一种孤傲清爽的绝美风景。
记得小时候，每当晴朗的夏夜，爷爷便会带我下到河里洗个舒服的河水澡，然后牵着我的小手，踱步来到清凉的乌凤桥上。祖孙俩对坐在“三鲤共一头”的石刻旁，一边欣赏着满天的繁星与或亏或盈的皎月，一边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声，偶尔还会听到夜游的鱼儿跃出水面的清脆的击水声，心里竟有小小的共鸣，本能地用手去摸摸图案上的鱼儿，美妙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时爷爷便会给我讲故事，故事的主题总绕不开桥和鱼——读书不多的爷爷本是一个嘴讷的人，一旦讲起喜欢的故事来立马滔滔不绝了。我便轻偎着爷爷，一边替爷爷摇蒲扇、捶背、挠痒痒，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爷爷讲“三条鲤鱼共个头”或关于乌凤河里“晒垫大的鱼”的故事，几分奇异几分浪漫。时不时也朝着不远处的老弟桥打个斜眼，暗暗喟叹一声。
后来，处于三岔口的村子终于通上了公路，三岔口的地位依旧保留着，甚至大大加强了，只是门前的石拱桥也变身成了公路桥，为加固桥身便于通车，桥面被铺上了厚厚的钢筋混凝土。
而一里路外的老弟桥，已经没有什么行人通过，早已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