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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诞生过无数杰出的巨人，他们或者名标青史垂范后世，或者因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和文章而载入史册。探寻他们成功的足迹，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成功的背后，无不与一种家族内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有关。
中国古代一直有着重视家教的传统，重视子女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的教诲，讲求教子之道及家范、门风的培养，并由之所形成的家族意识、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独具特色传授形式的家学，培养了诸多优秀人物，在某些领域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成就往往又是以家教的形式，将其思想传授给子女，通过这种父传子继的形式传递和发展。据宋代司马光《家训》记载，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每天都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那样严肃认真，一直坚持二十余年。明代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坚持每月召集家众举办以宣讲《孝经》、《小学》和《大学》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活动。
儒家重视士人“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家庭教育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重视家教的目的是为了“齐家”。历代官僚世家为了长久保持自家的权势地位，维护本家族的荣耀，都希望通过家教使子弟顺利入仕并不断升迁。出于防范官场风险，避免入仕子弟因官德不好而遭贬、判刑，从而给家族带来灾难，所以都十分重视为官之德的教育。为此，许多士大夫著作“家训”“家规”“家诫”以及“治家格言”来强化家教。中国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一方面是教导晚辈尊敬长辈立志勤学，另一方面倡导为官俭朴、清正廉明，体现出名门世家的教子特色。
在山东省东南沿海琅琊地区，即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西北，有个王氏家族。春秋时期，这里是齐国琅琊邑，此支王氏，先祖为周桓王姬林次子成父（名失考）。成父是官职名，是东周都城洛邑王城的城父，即管理京城的最高长官名（相当于现代的首都警备区司令员），故尊称为“王子成父”，后人便以官职名称呼他。成父又称姬成父，生于桓王三年甲子（公元前717年），本为姬姓，曾因驱逐赤狄有功，被周定王赐姓王氏。春秋初年，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日益衰弱，形成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局面。
春秋中期以后，天子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势力也更加衰弱，此时齐、晋、楚、秦等强大诸侯都相继称霸，周王室内部多次发生争夺王位和大夫专权的争斗。
庄王四年，在东周王朝内部发生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王子克之乱”。因避“王子克之乱”，成父逃往齐国。此时齐国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使齐成为强国，管仲举荐成父做了齐国的大夫，后迁大司马，成为齐桓公手下的第一大将，遂定居齐国都城临淄，西汉刘向《说苑》里记载一代贤相晏子对他的评价，称其为琅琊王氏开族始祖，王姓自成父始。
中古时期，在众多的家族中，就其家族历史发端之久远、绵延之流长，琅琊王氏家族可谓少有其匹。秦朝名将王翦为其后裔，是续白起之后秦国又一大将，他扫六合，合强秦，与儿子王贲一起辅助秦始皇灭楚国、赵国、齐国、燕国、魏国，之后又率兵南征百越，为秦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王翦与子王贲、孙王离，三代具為秦将，《史记·王翦白起列传》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自汉代起，琅琊王氏登上历史舞台，至两晋之际逐渐达于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不仅子弟众多，而且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作为文化世族，琅琊王氏子弟几乎无人不能为文，无人没有文集。宋朝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如王祥、王导、王恬、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涣之等。晋代三朝丞相王导曾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因此琅琊王氏家族在文学创作上的连续性之长久，参与文学创作人数之众多，在中古时代众家族中无出其右者。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琅琊王氏最精擅书法，其书家之众，书艺之妙，皆空前绝后，无可比拟。王氏已形成了书法方面的“家传之学”，有自己的书法传统，为文学、书艺之世家。历代史家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
起源于周王朝士大夫中的士族，后来演变成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到了汉朝，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孝道，重视人格名望、风骨气节，以及有学识的人，一旦成了名士，就会得到朝廷的重用，也就有了成为地主阶级的机会。懂孝悌就会有好名声，好名声会在邻里之间传开，渐渐地就能传到当时朝廷掌权者的耳中，家族风尚好，培养的下一代都懂得仁义，这下就不得了，如此人才不出来做官太可惜了，于是马上举为孝廉，请去做官。
汉昭帝年间是西汉王朝盛世时期。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刘彻的小儿子，汉武帝病逝后，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听取重臣的建言，重视吏治，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进一步施行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在首辅大臣霍光的主持下，昭帝朝“百姓充实，四夷宾服”，使汉朝出现了中兴稳定的局面。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已经含苞欲放和已经开放的各色花卉点缀着昌邑国的都城，昌邑城内商铺林立，人流如潮，一派繁华景色。此时，一个身着青布长衫、面容白皙的年轻人，行走在大街上，不时驻足凝神观看，眉宇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忧郁的神情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年轻人姓王名吉，字子阳，山东琅琊人氏。王吉少年的时候喜欢读书，守孝道，在乡里有很好的名声。因精通经义博才多学，举孝廉被选为郎官。郎官在汉代是很重要的职位，早在西汉立国不久，刘邦就曾下诏求贤士大夫助自己治理天下，就是人们常说的察举制。
到了汉武帝时期，颁布了“独尊儒术”的诏令，从而为那些德行高厚、通经明典的少年儒生打开了入仕之门。作为一种新的选官模式，察举制度使得众多“寒门”有机会进入到统治核心，举孝廉为郎即是其重要举措。在汉代史籍中，常常有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出任郎官的记载，这些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异的禀赋，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郎官的仕途是比较光明的，他们既可继续升迁为中央高级官吏，又可外调出任地方令守，故在当时便有“台郎显职，仕之通阶”的感喟。郎官是汉代官员选拔的重要环节，这些郎官大都是从贵族子弟中选拔出的优秀人才，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侍卫，学习做官，增加阅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便会被任命正式的职位。
在这些少年为郎的人中，王吉是出类拔萃的，最初为郡吏，补任若卢右丞的位子，即管理库兵的职务。由于举贤厚孝，廉洁勤政，深受百姓拥戴，并得到上司厚爱，由补任改任云阳县令，不久就从云阳县令破格提拔到昌邑国王府中任中尉，由七品升到了五品。
到了昌邑国王府，展现在王吉眼前的昌邑国王让他深深地感到忧虑。昌邑国国王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嫡孙。刘贺世袭国王后，为政轻浮不羁，贪酒好色，喜欢游猎，常常在国中驱马奔驰，行为没有节制，致使百姓劳役过重，怨声载道，身旁多是些附和势利之人，俱怕惹火烧身，不敢谏言。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王吉虽然升了官，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官，真是如履薄冰。王吉上书劝谏刘贺说：“大王到地方巡幸，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为了修路牵马，很多百姓都荒废了农事。臣下以为，百姓不可荒废农田而专门来修路啊！”刘贺一向敬重礼遇王吉，虽然他不守正道，但听了王吉的劝谏，多少也收敛了一些。可是没过多久，刘贺又放纵如常了。近来他又在上疏力谏昌邑王刘贺，但都未被采纳。
王吉忧心重重地在街上凝思行走，迎面遇到一位儒雅亲和的老者，“年轻人似有心事啊。”王吉听了，沉吟片刻，毕恭毕敬地回道：“晚生本是云阳县令，做事一向勤勤恳恳，不敢有丝毫懈怠。数月前到昌邑王府担任中尉，胸中抱负不展，周围人际关系复杂。我恳切进谏，昌邑王不但不听劝谏，反而因此获罪，心中颇为烦恼。”
老者手捋长须，“年轻人不必烦恼。今天我送你一句话，可以保你从此仕途顺畅！”王吉满脸疑惑，凝神细听。老者看着王吉，条斯理地道：“言宜慢，心宜善。”
“言……宜……慢，心……宜……善……”王吉细细地品味着这六个字，若有所思。猛然间，王吉似有所悟，猛有所醒，待他回過神来时，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抬起头来，只见老者已飘然而去。王吉认真地反省了自己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越想越是惭愧。从那以后，王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加清正廉明，仁慈宽厚，不管什么事，时时省察自己。这句话被王吉列为王氏家规世代相传，所有王氏的子孙都要谨听之、慎行之。
汉昭帝驾崩后，大将军霍光执政，刘贺被迎立进京为皇帝，史称汉废帝。王吉再次上疏规劝刘贺要敬重大臣，勤于国政，但仍被拒绝。昌邑王到京师后，即位二十余天，就因行为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封国的大臣们因昌邑王在封国时不举报其罪过，致使朝廷不知昌邑王的品行，又因作为臣下未能尽辅弼引导之职，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狱或诛杀，唯有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忠诚刚直、屡次进谏而得以免死。汉宣帝继位后，召他为博士谏大夫，王吉并不因为以前曾吃过进谏的亏而畏缩，遇事照样秉公直谏，他针对当时皇室奢靡、任人唯亲等时弊，上疏劝谏汉宣帝，要选贤任能，废除荫袭的制度；他提倡俭朴，爱惜财力，整顿吏治，淳厚民风，从而使国家兴旺发达。但是他的这些建议不仅未被汉宣帝采纳，反而被认为是迂腐之见失去信任。后又复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辞官。
王吉有个朋友叫贡禹，因通晓经术品行端正而闻名，被征召为博士。后来又选拔贤良文学而作了河南令。一年后，因职责事被官府责问，上司要他脱下官帽谢罪。贡禹想：帽子一经脱下，怎么可以再戴上呢？于是就抛弃了官职。王吉和贡禹是同乡，都是琅琊的才子，很早就相识了，两人因兴趣相投，很快就成为交情深厚的朋友。无论是学识和人品，二人都很出色，在仕途上却都不顺利。二人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聊天，倾泻心中的块垒。王吉多次失宠，都是由于他直谏不讳，可见他耿直不阿的性情和品格。他不仅在朝为官时刚直敢言，疾恶如仇，在家对家人也要求极为严格，不准有亏节志。他一生清廉，做不做官都布衣蔬食，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贡禹曾担任过很多职务，但多次被罢免，心中常闷闷不乐。
汉宣帝死后，汉元帝登基。王吉被汉元帝重用，任命为朝中谏议大夫，专门评议政事、弹劾失职官员。此时，王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汉王朝重臣。此时贡禹正赋闲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想：“我与王吉的经历与才学都差不多，既然皇帝赏识王吉，也可能会赏识我啊。这样一来，我很有可能会被重用。”于是，他把官帽找出来，掸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准备将来做官的时候戴。当时有人讽刺他们说：“王吉在位，贡公弹冠。”
果然，没过多久，朝廷突然下旨征召贡禹，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因王吉与贡禹是好友，故世人称“王阳在朝为官，贡禹也将入仕”。王吉与贡禹情意相投，交往至深，后来流传下“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成语。
中国古代一直有着重视家教的传统，重视子女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的教诲，讲求教子之道及家范、门风的培养，并由之所形成的家族意识、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独具特色传授形式的家学，培养了诸多优秀人物，在某些领域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成就往往又是以家教的形式，将其思想传授给子女，通过这种父传子继的形式传递和发展。据宋代司马光《家训》记载，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每天都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那样严肃认真，一直坚持二十余年。明代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坚持每月召集家众举办以宣讲《孝经》、《小学》和《大学》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活动。
儒家重视士人“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家庭教育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重视家教的目的是为了“齐家”。历代官僚世家为了长久保持自家的权势地位，维护本家族的荣耀，都希望通过家教使子弟顺利入仕并不断升迁。出于防范官场风险，避免入仕子弟因官德不好而遭贬、判刑，从而给家族带来灾难，所以都十分重视为官之德的教育。为此，许多士大夫著作“家训”“家规”“家诫”以及“治家格言”来强化家教。中国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一方面是教导晚辈尊敬长辈立志勤学，另一方面倡导为官俭朴、清正廉明，体现出名门世家的教子特色。
在山东省东南沿海琅琊地区，即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西北，有个王氏家族。春秋时期，这里是齐国琅琊邑，此支王氏，先祖为周桓王姬林次子成父（名失考）。成父是官职名，是东周都城洛邑王城的城父，即管理京城的最高长官名（相当于现代的首都警备区司令员），故尊称为“王子成父”，后人便以官职名称呼他。成父又称姬成父，生于桓王三年甲子（公元前717年），本为姬姓，曾因驱逐赤狄有功，被周定王赐姓王氏。春秋初年，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日益衰弱，形成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局面。
春秋中期以后，天子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势力也更加衰弱，此时齐、晋、楚、秦等强大诸侯都相继称霸，周王室内部多次发生争夺王位和大夫专权的争斗。
庄王四年，在东周王朝内部发生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王子克之乱”。因避“王子克之乱”，成父逃往齐国。此时齐国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使齐成为强国，管仲举荐成父做了齐国的大夫，后迁大司马，成为齐桓公手下的第一大将，遂定居齐国都城临淄，西汉刘向《说苑》里记载一代贤相晏子对他的评价，称其为琅琊王氏开族始祖，王姓自成父始。
中古时期，在众多的家族中，就其家族历史发端之久远、绵延之流长，琅琊王氏家族可谓少有其匹。秦朝名将王翦为其后裔，是续白起之后秦国又一大将，他扫六合，合强秦，与儿子王贲一起辅助秦始皇灭楚国、赵国、齐国、燕国、魏国，之后又率兵南征百越，为秦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王翦与子王贲、孙王离，三代具為秦将，《史记·王翦白起列传》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自汉代起，琅琊王氏登上历史舞台，至两晋之际逐渐达于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不仅子弟众多，而且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作为文化世族，琅琊王氏子弟几乎无人不能为文，无人没有文集。宋朝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如王祥、王导、王恬、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涣之等。晋代三朝丞相王导曾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因此琅琊王氏家族在文学创作上的连续性之长久，参与文学创作人数之众多，在中古时代众家族中无出其右者。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琅琊王氏最精擅书法，其书家之众，书艺之妙，皆空前绝后，无可比拟。王氏已形成了书法方面的“家传之学”，有自己的书法传统，为文学、书艺之世家。历代史家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
起源于周王朝士大夫中的士族，后来演变成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到了汉朝，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孝道，重视人格名望、风骨气节，以及有学识的人，一旦成了名士，就会得到朝廷的重用，也就有了成为地主阶级的机会。懂孝悌就会有好名声，好名声会在邻里之间传开，渐渐地就能传到当时朝廷掌权者的耳中，家族风尚好，培养的下一代都懂得仁义，这下就不得了，如此人才不出来做官太可惜了，于是马上举为孝廉，请去做官。
汉昭帝年间是西汉王朝盛世时期。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刘彻的小儿子，汉武帝病逝后，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听取重臣的建言，重视吏治，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进一步施行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在首辅大臣霍光的主持下，昭帝朝“百姓充实，四夷宾服”，使汉朝出现了中兴稳定的局面。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已经含苞欲放和已经开放的各色花卉点缀着昌邑国的都城，昌邑城内商铺林立，人流如潮，一派繁华景色。此时，一个身着青布长衫、面容白皙的年轻人，行走在大街上，不时驻足凝神观看，眉宇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忧郁的神情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年轻人姓王名吉，字子阳，山东琅琊人氏。王吉少年的时候喜欢读书，守孝道，在乡里有很好的名声。因精通经义博才多学，举孝廉被选为郎官。郎官在汉代是很重要的职位，早在西汉立国不久，刘邦就曾下诏求贤士大夫助自己治理天下，就是人们常说的察举制。
到了汉武帝时期，颁布了“独尊儒术”的诏令，从而为那些德行高厚、通经明典的少年儒生打开了入仕之门。作为一种新的选官模式，察举制度使得众多“寒门”有机会进入到统治核心，举孝廉为郎即是其重要举措。在汉代史籍中，常常有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出任郎官的记载，这些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异的禀赋，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郎官的仕途是比较光明的，他们既可继续升迁为中央高级官吏，又可外调出任地方令守，故在当时便有“台郎显职，仕之通阶”的感喟。郎官是汉代官员选拔的重要环节，这些郎官大都是从贵族子弟中选拔出的优秀人才，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侍卫，学习做官，增加阅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便会被任命正式的职位。
在这些少年为郎的人中，王吉是出类拔萃的，最初为郡吏，补任若卢右丞的位子，即管理库兵的职务。由于举贤厚孝，廉洁勤政，深受百姓拥戴，并得到上司厚爱，由补任改任云阳县令，不久就从云阳县令破格提拔到昌邑国王府中任中尉，由七品升到了五品。
到了昌邑国王府，展现在王吉眼前的昌邑国王让他深深地感到忧虑。昌邑国国王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嫡孙。刘贺世袭国王后，为政轻浮不羁，贪酒好色，喜欢游猎，常常在国中驱马奔驰，行为没有节制，致使百姓劳役过重，怨声载道，身旁多是些附和势利之人，俱怕惹火烧身，不敢谏言。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王吉虽然升了官，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官，真是如履薄冰。王吉上书劝谏刘贺说：“大王到地方巡幸，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为了修路牵马，很多百姓都荒废了农事。臣下以为，百姓不可荒废农田而专门来修路啊！”刘贺一向敬重礼遇王吉，虽然他不守正道，但听了王吉的劝谏，多少也收敛了一些。可是没过多久，刘贺又放纵如常了。近来他又在上疏力谏昌邑王刘贺，但都未被采纳。
王吉忧心重重地在街上凝思行走，迎面遇到一位儒雅亲和的老者，“年轻人似有心事啊。”王吉听了，沉吟片刻，毕恭毕敬地回道：“晚生本是云阳县令，做事一向勤勤恳恳，不敢有丝毫懈怠。数月前到昌邑王府担任中尉，胸中抱负不展，周围人际关系复杂。我恳切进谏，昌邑王不但不听劝谏，反而因此获罪，心中颇为烦恼。”
老者手捋长须，“年轻人不必烦恼。今天我送你一句话，可以保你从此仕途顺畅！”王吉满脸疑惑，凝神细听。老者看着王吉，条斯理地道：“言宜慢，心宜善。”
“言……宜……慢，心……宜……善……”王吉细细地品味着这六个字，若有所思。猛然间，王吉似有所悟，猛有所醒，待他回過神来时，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抬起头来，只见老者已飘然而去。王吉认真地反省了自己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越想越是惭愧。从那以后，王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加清正廉明，仁慈宽厚，不管什么事，时时省察自己。这句话被王吉列为王氏家规世代相传，所有王氏的子孙都要谨听之、慎行之。
汉昭帝驾崩后，大将军霍光执政，刘贺被迎立进京为皇帝，史称汉废帝。王吉再次上疏规劝刘贺要敬重大臣，勤于国政，但仍被拒绝。昌邑王到京师后，即位二十余天，就因行为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封国的大臣们因昌邑王在封国时不举报其罪过，致使朝廷不知昌邑王的品行，又因作为臣下未能尽辅弼引导之职，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狱或诛杀，唯有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忠诚刚直、屡次进谏而得以免死。汉宣帝继位后，召他为博士谏大夫，王吉并不因为以前曾吃过进谏的亏而畏缩，遇事照样秉公直谏，他针对当时皇室奢靡、任人唯亲等时弊，上疏劝谏汉宣帝，要选贤任能，废除荫袭的制度；他提倡俭朴，爱惜财力，整顿吏治，淳厚民风，从而使国家兴旺发达。但是他的这些建议不仅未被汉宣帝采纳，反而被认为是迂腐之见失去信任。后又复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辞官。
王吉有个朋友叫贡禹，因通晓经术品行端正而闻名，被征召为博士。后来又选拔贤良文学而作了河南令。一年后，因职责事被官府责问，上司要他脱下官帽谢罪。贡禹想：帽子一经脱下，怎么可以再戴上呢？于是就抛弃了官职。王吉和贡禹是同乡，都是琅琊的才子，很早就相识了，两人因兴趣相投，很快就成为交情深厚的朋友。无论是学识和人品，二人都很出色，在仕途上却都不顺利。二人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聊天，倾泻心中的块垒。王吉多次失宠，都是由于他直谏不讳，可见他耿直不阿的性情和品格。他不仅在朝为官时刚直敢言，疾恶如仇，在家对家人也要求极为严格，不准有亏节志。他一生清廉，做不做官都布衣蔬食，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贡禹曾担任过很多职务，但多次被罢免，心中常闷闷不乐。
汉宣帝死后，汉元帝登基。王吉被汉元帝重用，任命为朝中谏议大夫，专门评议政事、弹劾失职官员。此时，王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汉王朝重臣。此时贡禹正赋闲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想：“我与王吉的经历与才学都差不多，既然皇帝赏识王吉，也可能会赏识我啊。这样一来，我很有可能会被重用。”于是，他把官帽找出来，掸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准备将来做官的时候戴。当时有人讽刺他们说：“王吉在位，贡公弹冠。”
果然，没过多久，朝廷突然下旨征召贡禹，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因王吉与贡禹是好友，故世人称“王阳在朝为官，贡禹也将入仕”。王吉与贡禹情意相投，交往至深，后来流传下“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