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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之一，即是“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本文从分析执政理念着眼，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权利神圣、“公仆”到位的观念，认为这是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执政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 人民至上； 权力神圣； “公仆”到位； 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09-0005-04
十六大报告在科学分析我们党今天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强调：“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在执政条件下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执政问题上的集中反映，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利益需求和基本权利的至上性、神圣性。牢牢把握“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践规定性，树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执政理念。
一、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党革命和执政的实践同样表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才能立好党、执好政。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执政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价值选择，是“坚持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基本前提。要始终做到“执政为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首先，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历史的规定。唯物史观表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古训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执政忠告，虽然仅仅是把人民作为承载王权之舟的手段，但是，它道出了人民对于王权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作用，道出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不可撼的至上性。尊重历史，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承认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至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或忘记人民的至上性，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劳工神圣”、“劳工至上”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既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执政观的科学定位。
其次，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体、政体的规定。我们所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国体和政体的价值方针，都将人民定位在“主人”的地位上。什么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等等。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将人民的价值、人民的权威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那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灵魂与核心。
第三，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先锋队”所代表的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宗旨”的目的性和“唯一”的排他性都告诉我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和实现党的宗旨，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所以，要永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先锋队本色，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就必须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第四，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在讲到“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时，重申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这“三个不能”，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群众路线基本内涵的高度概括，是唯物史观与我党工作路线相结合的集中体现。从政靠群众，执政为人民；群众路线双重内涵即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性，规定着人民群众在政权建设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实现的至上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人民至上”的路线，是“人民至上”观念的现实化；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群众路线。
二、牢固确立人民“权利神圣”的执政理念，将权力绝对置于人民权利监督之下
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贯彻“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利益之所在；人民的利益集中体现在自身权利的不断实现和发展中。按照“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必然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民的权利在本质上是由人民的需要规定的。需要产生着权利，权利实现着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多层次的。但是，最主要是生存、享受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的需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就是尊重人民的存在，尊重人民的价值，亦即尊重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权利是神圣的，不管宪法是否规定它。即使在没有法制化的国度里，人民的权利依然绝对地存在着，并且必然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人民，有史以来的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履行历史赋予自身的义务，因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实现、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奋斗。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的宪法，是人民权利的象征。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宪法规定着人民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规定着宪法；宪法的神圣性，不是宪法自身的规定，而是人民神圣权利的赋予。
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干部手中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我们的各级干部，手中都有一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权力。这些权力，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人天赋的必然，更不是某个领导恩赐，而是人民赋予的。人民之所以赋予我们干部以权力，就是为了实现人民自身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基础和根本决定因素。权力必须以权利为本，为权利服务；唯有如此，它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干部手中的权力，只有当它能够充分保障、实现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时，它的存在才是合理的；否则，一旦发生异化，必将被剥夺，不过是或迟或早罢了。所以，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真理的时代警示，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昭示。所谓“掌好权、用好权”，就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的“神圣权利”。这是我们的干部绝对不可懈怠的神圣使命。
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将权力绝对地置于人民的权利监督之下。这就要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应当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在维护权利中实施监督，在实施监督中维护权利，形成以权利监督权力、以监督提升权利的良性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干部要克服领导权力本位意识，强化人民权利本位观念，自觉地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去管理。以上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实现二者的统一，重在制度建设。十六大报告在讲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时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特别强调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对权力的监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组织监督、民主监督，等等。但是，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这些监督本质上都是人民权利的监督。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充分保证人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特别是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充分体现了人民权利的意志。人民的这些民主监督权利，既是维护他们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又是目的——权益的本身，是重中之重的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现在，有些干部“叶公好龙”，强言称民主，实则怕群众。其实，越怕越有鬼，无非是自己身上不那么干净，或是怕失去“权力”的尊严。要知道，不干净的“身心”正需要民主的“活水”来洗涤；干部的“权力”正需要人民的“权利”来定位。所以，尊重人民的“权利”，就要从净化“身心”、定位“权力”两个方面做起。
三、牢固确立“人民公仆”的执政理念，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
在我们的国度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树立甘当公仆的精神，才能谈得上“执政为民”。公仆是为自己的主人——人民服务的。只有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服务到位，才能称得上是好公仆。
所谓到位，就是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真心实意地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服务是否到位的基本标志，当一个称职的“人民好公仆”。
当好“人民好公仆”，必须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何谓“官本位”？它是从哪里来的？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3]在这种“官本位”幽灵的驱使下，有的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有的贪图享乐、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有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有的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等等。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4]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但是，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官本位”意识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官场痼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像幽灵一样游荡着，困扰着我们的执政舞台，徘徊在部分干部的心灵空间。要彻底铲除这种幽灵，必须认真分析和批判产生它的文化的历史根基，肃清其影响。“官本位”的文化根基主要有三：
其一，“子民”文化。“子民”文化是“官本位”幽灵的主要支柱。“子民”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如《旧约·申命记》中就有“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之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也说：福基斯人中最勇敢的斗士，“统治着重多的子民”。在中国，“子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根基，以至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孺百姓和官吏皇道都能普遍认同的、维系吏民关系的重要价值理念。就“子民”的本意来说，是强调官吏要“爱民如爱子”。这一思想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吏为“父母”民为“子”的关系定位，无疑是对历史的颠倒，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实践，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可是“子民”文化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尤其是在某些干部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例如，有些干部有意或无意地颠倒了“主”“仆”关系，常以“父母官”自居。他们或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或是要群众奉献各种“服务”和“尊敬”；或是先天下之“优”而“优”，无限“风光”尽被沾。有的虽然也为人民做了或正在做着不少的好事，但是并不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去服务的，而是抱着“救世主”的恩赐观念、好“父母官”的人格情结来为民“作主”的，当然也就更陶醉于人民的感恩戴德了。凡此种种的“子民”文化意识，都是与人民公仆的要求相悖的。要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好公仆”，必须认真清理“子民”文化市场的残余影响，牢固确立“官为民仆”的执政理念。
其二，“牧民”文化。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牧民”文化的阴影。《管子》一书就专设了《牧民》篇，讲治国治民维护王权之道。《鬼谷子》中也讲：“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牧”从牛，其本义就是放牧牛羊。所谓“牧民”，实际上就是把百姓当作像牧养牛羊一样进行管理(即统治)。《史记·孝文帝本纪》中说得很明白：“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官吏就是“牧民”之人。曹操在《度关山》一诗也说：“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牧民”不仅是中国古代官吏的职能，而且还专设了一个官职——“牧”，为官“牧民”之地也被称之为“牧地”。总之，正如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寅)所言：“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在数千年的执政者看来，人民生来就是靠他们来牧养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今天，颠倒了的历史虽然被颠倒过来了，但是几千年的“牧民”文化的情结依然在我们现实的政治舞台、文化领域和精神空间残存着，成为滋生和维护“官本位”意识的重要文化基础。现在有些部门和干部，表面上群众拥护、服从、守“法”、稳定，实际上在搞“牧民”统治，如强迫命令、欺上瞒下、压制民主、以权代法，或是假借上司“口谕”以压民，或是歪曲、篡改上级指示以使民；在教育上，他们的“好公民”标准就是服从、听话、不犯上，只有无条件地尽义务，不能讲公民权利。毫无疑问，群众越是缺少或丧失公民的主体意识，也就越有利于实施“牧民”统治。可见，“牧民”文化不除，“官本位”幽灵难散，“主人”和“公仆”被颠倒了的现象是难以颠倒过来的。
其三，“愚民”文化。“愚民”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又一特征。它是由“牧民”文化派生出来的、为“牧民”统治服务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实施治国方略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实行的基本上是“人治”。为巩固以权御民、以吏治人的统治模式，必然要对人民实行“愚民”文化政策。“愚民”文化的含义有二：一是治民尚愚，二是唯民是愚。《论语》中有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虽然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见仁见智，但主导的倾向，也是对于统治者影响最深、最乐于接受和实行的释义，就是“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民愚昧了，缺少主见，就便于统治者如同牧养、使用牲畜一样，“驱而来，驱而往”。中国古代兵法主张的“将贵智、兵贵愚”，就是这一“愚民”文化策略在军事上的体现。至于“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则是把“愚”视为下民不可改变的品性。于是，“愚民”政策与“民愚”理念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愚民”文化体系，深深地根植在一代代官吏的从政理念中。这种理念，实质上是“英雄史观”的反映，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缩影，甚至在有些干部头脑中还相当顽固的残存着、复活者。例如，有的自恃高明，不重视群众、依靠群众，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策必出于己，言必从于己，功必归于己；有的不尊重群众的人格、权利和价值，甚至欺骗愚弄群众，或是强迫群众奴性般地服从个人的绝对权威，制造和推行新的“愚民”文化政策；有的不尊重群众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或是埋怨、嫌弃群众落后、愚昧、功利，不开化，难教化；有的害怕群众，害怕民主，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打击报复，等等。以上种种“愚民”观念和作风，是与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的，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摒弃“子民”、“牧民”、“愚民”文化的陈腐观念，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正确、科学地解读好人民群众的英雄本色，解读好“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注 释
[1]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53页。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53-654页。
（本文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 许冬梅
[关键词] 人民至上； 权力神圣； “公仆”到位； 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09-0005-04
十六大报告在科学分析我们党今天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强调：“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在执政条件下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执政问题上的集中反映，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利益需求和基本权利的至上性、神圣性。牢牢把握“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践规定性，树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执政理念。
一、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党革命和执政的实践同样表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才能立好党、执好政。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执政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价值选择，是“坚持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基本前提。要始终做到“执政为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首先，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历史的规定。唯物史观表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古训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执政忠告，虽然仅仅是把人民作为承载王权之舟的手段，但是，它道出了人民对于王权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作用，道出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不可撼的至上性。尊重历史，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承认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至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或忘记人民的至上性，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劳工神圣”、“劳工至上”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既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执政观的科学定位。
其次，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体、政体的规定。我们所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国体和政体的价值方针，都将人民定位在“主人”的地位上。什么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等等。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将人民的价值、人民的权威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那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灵魂与核心。
第三，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先锋队”所代表的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宗旨”的目的性和“唯一”的排他性都告诉我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和实现党的宗旨，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所以，要永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先锋队本色，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就必须牢固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第四，确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在讲到“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时，重申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这“三个不能”，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群众路线基本内涵的高度概括，是唯物史观与我党工作路线相结合的集中体现。从政靠群众，执政为人民；群众路线双重内涵即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性，规定着人民群众在政权建设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实现的至上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人民至上”的路线，是“人民至上”观念的现实化；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群众路线。
二、牢固确立人民“权利神圣”的执政理念，将权力绝对置于人民权利监督之下
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贯彻“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利益之所在；人民的利益集中体现在自身权利的不断实现和发展中。按照“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必然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民的权利在本质上是由人民的需要规定的。需要产生着权利，权利实现着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多层次的。但是，最主要是生存、享受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的需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就是尊重人民的存在，尊重人民的价值，亦即尊重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权利是神圣的，不管宪法是否规定它。即使在没有法制化的国度里，人民的权利依然绝对地存在着，并且必然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人民，有史以来的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履行历史赋予自身的义务，因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实现、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奋斗。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的宪法，是人民权利的象征。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宪法规定着人民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规定着宪法；宪法的神圣性，不是宪法自身的规定，而是人民神圣权利的赋予。
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干部手中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我们的各级干部，手中都有一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权力。这些权力，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人天赋的必然，更不是某个领导恩赐，而是人民赋予的。人民之所以赋予我们干部以权力，就是为了实现人民自身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基础和根本决定因素。权力必须以权利为本，为权利服务；唯有如此，它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干部手中的权力，只有当它能够充分保障、实现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时，它的存在才是合理的；否则，一旦发生异化，必将被剥夺，不过是或迟或早罢了。所以，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真理的时代警示，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昭示。所谓“掌好权、用好权”，就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的“神圣权利”。这是我们的干部绝对不可懈怠的神圣使命。
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将权力绝对地置于人民的权利监督之下。这就要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应当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在维护权利中实施监督，在实施监督中维护权利，形成以权利监督权力、以监督提升权利的良性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干部要克服领导权力本位意识，强化人民权利本位观念，自觉地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去管理。以上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实现二者的统一，重在制度建设。十六大报告在讲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时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特别强调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对权力的监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组织监督、民主监督，等等。但是，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这些监督本质上都是人民权利的监督。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充分保证人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特别是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充分体现了人民权利的意志。人民的这些民主监督权利，既是维护他们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又是目的——权益的本身，是重中之重的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现在，有些干部“叶公好龙”，强言称民主，实则怕群众。其实，越怕越有鬼，无非是自己身上不那么干净，或是怕失去“权力”的尊严。要知道，不干净的“身心”正需要民主的“活水”来洗涤；干部的“权力”正需要人民的“权利”来定位。所以，尊重人民的“权利”，就要从净化“身心”、定位“权力”两个方面做起。
三、牢固确立“人民公仆”的执政理念，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
在我们的国度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树立甘当公仆的精神，才能谈得上“执政为民”。公仆是为自己的主人——人民服务的。只有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服务到位，才能称得上是好公仆。
所谓到位，就是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真心实意地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服务是否到位的基本标志，当一个称职的“人民好公仆”。
当好“人民好公仆”，必须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何谓“官本位”？它是从哪里来的？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3]在这种“官本位”幽灵的驱使下，有的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有的贪图享乐、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有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有的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等等。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4]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但是，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官本位”意识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官场痼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像幽灵一样游荡着，困扰着我们的执政舞台，徘徊在部分干部的心灵空间。要彻底铲除这种幽灵，必须认真分析和批判产生它的文化的历史根基，肃清其影响。“官本位”的文化根基主要有三：
其一，“子民”文化。“子民”文化是“官本位”幽灵的主要支柱。“子民”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如《旧约·申命记》中就有“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之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也说：福基斯人中最勇敢的斗士，“统治着重多的子民”。在中国，“子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根基，以至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孺百姓和官吏皇道都能普遍认同的、维系吏民关系的重要价值理念。就“子民”的本意来说，是强调官吏要“爱民如爱子”。这一思想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吏为“父母”民为“子”的关系定位，无疑是对历史的颠倒，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实践，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可是“子民”文化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尤其是在某些干部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例如，有些干部有意或无意地颠倒了“主”“仆”关系，常以“父母官”自居。他们或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或是要群众奉献各种“服务”和“尊敬”；或是先天下之“优”而“优”，无限“风光”尽被沾。有的虽然也为人民做了或正在做着不少的好事，但是并不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去服务的，而是抱着“救世主”的恩赐观念、好“父母官”的人格情结来为民“作主”的，当然也就更陶醉于人民的感恩戴德了。凡此种种的“子民”文化意识，都是与人民公仆的要求相悖的。要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好公仆”，必须认真清理“子民”文化市场的残余影响，牢固确立“官为民仆”的执政理念。
其二，“牧民”文化。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牧民”文化的阴影。《管子》一书就专设了《牧民》篇，讲治国治民维护王权之道。《鬼谷子》中也讲：“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牧”从牛，其本义就是放牧牛羊。所谓“牧民”，实际上就是把百姓当作像牧养牛羊一样进行管理(即统治)。《史记·孝文帝本纪》中说得很明白：“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官吏就是“牧民”之人。曹操在《度关山》一诗也说：“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牧民”不仅是中国古代官吏的职能，而且还专设了一个官职——“牧”，为官“牧民”之地也被称之为“牧地”。总之，正如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寅)所言：“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在数千年的执政者看来，人民生来就是靠他们来牧养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今天，颠倒了的历史虽然被颠倒过来了，但是几千年的“牧民”文化的情结依然在我们现实的政治舞台、文化领域和精神空间残存着，成为滋生和维护“官本位”意识的重要文化基础。现在有些部门和干部，表面上群众拥护、服从、守“法”、稳定，实际上在搞“牧民”统治，如强迫命令、欺上瞒下、压制民主、以权代法，或是假借上司“口谕”以压民，或是歪曲、篡改上级指示以使民；在教育上，他们的“好公民”标准就是服从、听话、不犯上，只有无条件地尽义务，不能讲公民权利。毫无疑问，群众越是缺少或丧失公民的主体意识，也就越有利于实施“牧民”统治。可见，“牧民”文化不除，“官本位”幽灵难散，“主人”和“公仆”被颠倒了的现象是难以颠倒过来的。
其三，“愚民”文化。“愚民”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又一特征。它是由“牧民”文化派生出来的、为“牧民”统治服务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实施治国方略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实行的基本上是“人治”。为巩固以权御民、以吏治人的统治模式，必然要对人民实行“愚民”文化政策。“愚民”文化的含义有二：一是治民尚愚，二是唯民是愚。《论语》中有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虽然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见仁见智，但主导的倾向，也是对于统治者影响最深、最乐于接受和实行的释义，就是“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民愚昧了，缺少主见，就便于统治者如同牧养、使用牲畜一样，“驱而来，驱而往”。中国古代兵法主张的“将贵智、兵贵愚”，就是这一“愚民”文化策略在军事上的体现。至于“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则是把“愚”视为下民不可改变的品性。于是，“愚民”政策与“民愚”理念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愚民”文化体系，深深地根植在一代代官吏的从政理念中。这种理念，实质上是“英雄史观”的反映，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缩影，甚至在有些干部头脑中还相当顽固的残存着、复活者。例如，有的自恃高明，不重视群众、依靠群众，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策必出于己，言必从于己，功必归于己；有的不尊重群众的人格、权利和价值，甚至欺骗愚弄群众，或是强迫群众奴性般地服从个人的绝对权威，制造和推行新的“愚民”文化政策；有的不尊重群众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或是埋怨、嫌弃群众落后、愚昧、功利，不开化，难教化；有的害怕群众，害怕民主，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打击报复，等等。以上种种“愚民”观念和作风，是与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的，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摒弃“子民”、“牧民”、“愚民”文化的陈腐观念，彻底扫除“官本位”的幽灵，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正确、科学地解读好人民群众的英雄本色，解读好“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注 释
[1]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53页。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53-654页。
（本文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 许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