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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耿飙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次年1月,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耿飙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次年任国务委员。1983年起,耿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976年10月中旬,长期出任驻外大使的耿飙将军,曾一度统管中央宣传口工作。这是由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倾力推荐的结果。
“文革”一开始,耿飙历经磨难。196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于走出了“牛棚”,并于1971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会议快结束时,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有人跳了出来,递条子在会上造谣,说部领导不让印“批林批孔”的材料,将矛头直指耿飙。江青看准风头,马上跳起来专横地指责耿飙,欲置耿飙于死地。
事后,周恩来劝慰耿飙:“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耿飙茅塞顿开,心中积压的郁闷一扫而光,坚定了同江青等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经叶剑英推荐,华国锋多次接触耿飙。1976年10月6日晚,耿飙在家中刚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家里的红色电话机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要他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夜色中,耿飙乘坐黑色轿车进入中南海,通过弯弯曲曲的碎石小道,来到怀仁堂门口。一进中南海西门,他就发现,8341部队的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下车后,他匆匆走进怀仁堂,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在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8时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立即向耿飙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身着灰色军便服的叶剑英走过来,嘱咐耿飙:“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并悄悄地对耿飙说:“……经过我们几个同志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耿飙听罢,紧紧握住叶帅的双手,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当晚9时50分,耿飙在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顺利步入广播大院。守卫中央台的部队,就是王甫的警备一师。王甫随即调出20名战士,跟随耿飙行动。
耿飙一行来到中央台直播室。他推门进去查看后,便指定两个战士武装守卫在门口。他严厉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守住直播室。第一,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第二,谁擅自强行冲入直播室,抢话筒发布消息,不管是谁,坚决严惩!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答。
随后,耿飙指示王甫带一部分战士立刻分头行动: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播音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和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他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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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出发后,耿飙和邱巍高便在大楼北面找到局长办公室,镇静地敲了下门。局长邓岗还没有下班,他开门时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耿飙,且身后站着佩枪的卫戍区副司令员,不由愣住了。耿飙让他别紧张,走进办公室,也没有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中央的指示给他看。
邓岗仔细一看,愣住了,他看看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邓岗勉强地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微笑着,然后用温和的口气命令道:“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此刻,已65岁的耿飙,又如当年指挥重大战役那般镇定自若,威风凛凛。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赫赫有名的第十九兵团(即杨、罗、耿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刚脱下军装就穿上西装,刚放下枪杆就要学会使用西餐刀叉,历任中国驻瑞典、丹麦、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耿飙耐心地等待邓岗打电话召集人员。不久,广播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便在邓岗办公室正式开会。待他们都坐定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下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佩枪的邱巍高副司令员紧依着耿飙坐着,目光冷峻。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
耿飙平静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
夜深了。耿飙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表示同意,但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你的中联部找人吧。”耿飙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稿和歌曲、音乐节目。耿飙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广播大楼上下,到处是警备一师的游动哨。耿飙和邱巍高四处巡视一番回来,便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起了几张行军床。头三天,耿飙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因为没有那么多张床,他就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他睡了一会儿,再换邱巍高睡一会儿。
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中央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耿飙想,自己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自己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他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于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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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没有出现极端之举。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举国欢庆胜利之时,耿飙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仅留下张香山同志临时负责广播局工作,便和其他同志撤离广播大楼。15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