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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誉为“中国梵高”的徐渭一生历经磨难，但一直用生命对待艺术，用艺术寄予苦难、安顿灵魂，同时又将生命迹化为书画艺术。正是这种在艺术中的自我生命的观照铸就了其独具个性的书画艺术。
关键词：徐渭；书画；生命观照
对自我生命的观照是艺术创作的诱因之一，也是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徐渭书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书画艺术中的自我生命观照，也正是这种自我生命的艺术观照铸就了其大写意花鸟画风格及狂草面貌，使他的书画艺术在晚明艺坛独树一帜，以“革新者”的地位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而被誉为“中国梵高”。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论及中国画创作重视生命精神时，认为中国画对于生命的价值在于“通过创作来体验生命、以绘画形式来呈现生命、在艺术中安顿生命”。[1]这也深深体现在徐渭身上，徐渭在其书画艺术中体验生命、安顿生命、寄予苦难，并迹化生命，这深刻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精神。
一、艺术即生命，用艺术寄予苦难
艺术之于人生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审美的。尼采认为：摆脱人生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路，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这样世界于你是一间最合适的实验室；另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即把这奇异的世界成为美学现象。尼采无疑肯定了艺术之于人生的救赎价值。[2]同样，宗白华也认为：艺术的境界介乎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即有前者的超功利性，又有后者的“返璞归真”。[3]再一次肯定了艺术给予人生苦难的宗教救赎价值。
徐渭的一生苦难而坎坷，幼年丧父，屡试不第，婚姻多变，牢狱之灾，罢官之痛，疾病缠身，晚年贫困潦倒，颠沛流离。一生命运多舛和郁郁不得志使其精神极度痛苦。他郁愤的情感需要抒发，其困顿、痛苦的灵魂需要安顿。此时的书画艺术之于徐渭已然不是文人的“怡情娱性”手段，而是寄予和救赎人生苦难的工具。于是艺术成为其人生的一种寄予、一种信仰，成为其陈放和安顿灵魂的地方。因此，艺术即是他寄予苦难的载体，艺术即为其生命。艺术之于他而言，无疑具有人生救赎的价值，他将颠沛的生活和纵情山水的体悟、满腹的郁愤、一腔的冤屈完全寄托于笔墨之中，以此忘掉身体的痛苦，而求精神的超越。加之其书画艺术的深厚功底，和对前人技法进行了多年研摩，对书画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了然于心。从而使得其书画作品既不同于宫廷书画的严谨程式和居高临下的“高贵”，又有别于文人书画自我陶醉的玩弄笔法和形式的“高雅”。其作品运笔纵恣，挥洒自如，直抒胸臆。墨色变化多端，酣畅淋漓，初看是墨线缠绕，乱石飞瀑，细看则墨线牵连巧妙，生活和生命轨迹清晰，“无法”中有法，“有度”中超度。笔下形象“不重形似求生韵，不重再现重性灵”“天机自出”，使其作品一反前人图式，而成为其身世、遭遇同构的美学图式。他的创作状态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画的“聊以自娱”，而是一种激情的抒发和狂态的宣泄。正如李贽所言：“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4]因此，徐渭的绘画作品正是他狂态情感的物化和结晶，是个性人格在艺术中的凸现，艺术即为其生命。
二、生命即艺术，将生命迹化为艺术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到艺术可能出现的三个层次或阶段，即：“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5]“人事之法天”是艺术对自然人生的遵从和模仿阶段；“人定之胜天”是艺术超越自然人生之上，对自然人生的美化表达；“人心之通天”则为艺术之最高阶段和境界，即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主客体的圆融统一。徐渭的艺术无疑达到了“人心之通天”的境界。在他的书画艺术中，往往借以恣肆纵横的笔墨把自然物象和自我精神圆融化一，将生命迹化为艺术。
这首先体现在徐渭书画作品中随意挥洒，直抒胸臆的狂放笔墨上。他称自己的画是“杜撰之画”。作画随意涂抹，起笔，运行，转折，收笔，都没有固定法式，处处无法，从表现自己主观情感出发，以“开拓万古之心胸”把其狂态情感物化结晶于作品之中。这种笔墨风格外在表现为“狂”，用笔狂放，恣肆纵横，笔墨淋漓，不拘于形似，内在却饱含激情和个性。他以炽热的情感，振笔横扫，不受拘束，毫无雕凿，一改元明面貌。“笔随心动，墨由情发”，他充分利用“生纸”的渗水晕墨特点，通过运笔的轻重缓急，蘸墨的干湿浓淡，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水墨交响。他的笔墨形象也天机自出，成为其人格生命的寫照。
其次，体现在其笔下塑造的物象形象上。其笔下物象多能折射其多舛的命运和郁郁不得志的心性。他笔下的梅竹形象不是前人平淡幽雅的形象，而是其寄托沉痛身世遭遇的载体，如其《杂花图卷》中的梅花枝干下垂，中间有一节浸在溪水之中，其画雪竹题诗为：“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其《墨葡萄图》《石榴》中的形象一改丰收、多子的传统象征意义而成为其斑斑悲情的抒发。正如其题画诗所言“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态”，正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凄楚落寂感油然而生。其《墨葡萄图》中的艺术形象更是其生命自我的再现，画面中一干横亘全幅中部，湿笔饱墨，顺着枝藤淋漓而下，藤条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如飞欲动，置阵布势不求均衡，整个画面以其旋转飞舞的幻觉效果和强烈而激荡的感受表达了作者血泪斑斑的愤激之情。他在《黄甲图》中画了伞盖般的荷叶和一只肥大的螃蟹，上部题诗为：“兀然有物气粗豪，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 [6]“黄甲”二字语意双关，既指螃蟹，又借指科举及第者，讽刺这些人徒有外表风标，实则腹中无珠，空无才学，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又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倔强不驯的个性。徐渭曾经反复地以水墨画牡丹，他在题画诗中阐明，“牡丹为富贵之王，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 [7]。画家一反前人，并不表现牡丹的富贵华美，而是“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扫尽铅华粉黛。这时徐渭笔下的牡丹虽然已“不是此花真面目”，却使人感到出神入化。他表达的是画家激愤沉痛之情。在其绰约的风姿中包孕着一种对抗黑暗风雨而不低首的独有风韵，这种形式的牡丹完全是作者个人人格品性的表达和迹化。
关键词：徐渭；书画；生命观照
对自我生命的观照是艺术创作的诱因之一，也是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徐渭书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书画艺术中的自我生命观照，也正是这种自我生命的艺术观照铸就了其大写意花鸟画风格及狂草面貌，使他的书画艺术在晚明艺坛独树一帜，以“革新者”的地位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而被誉为“中国梵高”。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论及中国画创作重视生命精神时，认为中国画对于生命的价值在于“通过创作来体验生命、以绘画形式来呈现生命、在艺术中安顿生命”。[1]这也深深体现在徐渭身上，徐渭在其书画艺术中体验生命、安顿生命、寄予苦难，并迹化生命，这深刻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精神。
一、艺术即生命，用艺术寄予苦难
艺术之于人生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审美的。尼采认为：摆脱人生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路，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这样世界于你是一间最合适的实验室；另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即把这奇异的世界成为美学现象。尼采无疑肯定了艺术之于人生的救赎价值。[2]同样，宗白华也认为：艺术的境界介乎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即有前者的超功利性，又有后者的“返璞归真”。[3]再一次肯定了艺术给予人生苦难的宗教救赎价值。
徐渭的一生苦难而坎坷，幼年丧父，屡试不第，婚姻多变，牢狱之灾，罢官之痛，疾病缠身，晚年贫困潦倒，颠沛流离。一生命运多舛和郁郁不得志使其精神极度痛苦。他郁愤的情感需要抒发，其困顿、痛苦的灵魂需要安顿。此时的书画艺术之于徐渭已然不是文人的“怡情娱性”手段，而是寄予和救赎人生苦难的工具。于是艺术成为其人生的一种寄予、一种信仰，成为其陈放和安顿灵魂的地方。因此，艺术即是他寄予苦难的载体，艺术即为其生命。艺术之于他而言，无疑具有人生救赎的价值，他将颠沛的生活和纵情山水的体悟、满腹的郁愤、一腔的冤屈完全寄托于笔墨之中，以此忘掉身体的痛苦，而求精神的超越。加之其书画艺术的深厚功底，和对前人技法进行了多年研摩，对书画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了然于心。从而使得其书画作品既不同于宫廷书画的严谨程式和居高临下的“高贵”，又有别于文人书画自我陶醉的玩弄笔法和形式的“高雅”。其作品运笔纵恣，挥洒自如，直抒胸臆。墨色变化多端，酣畅淋漓，初看是墨线缠绕，乱石飞瀑，细看则墨线牵连巧妙，生活和生命轨迹清晰，“无法”中有法，“有度”中超度。笔下形象“不重形似求生韵，不重再现重性灵”“天机自出”，使其作品一反前人图式，而成为其身世、遭遇同构的美学图式。他的创作状态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画的“聊以自娱”，而是一种激情的抒发和狂态的宣泄。正如李贽所言：“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4]因此，徐渭的绘画作品正是他狂态情感的物化和结晶，是个性人格在艺术中的凸现，艺术即为其生命。
二、生命即艺术，将生命迹化为艺术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到艺术可能出现的三个层次或阶段，即：“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5]“人事之法天”是艺术对自然人生的遵从和模仿阶段；“人定之胜天”是艺术超越自然人生之上，对自然人生的美化表达；“人心之通天”则为艺术之最高阶段和境界，即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主客体的圆融统一。徐渭的艺术无疑达到了“人心之通天”的境界。在他的书画艺术中，往往借以恣肆纵横的笔墨把自然物象和自我精神圆融化一，将生命迹化为艺术。
这首先体现在徐渭书画作品中随意挥洒，直抒胸臆的狂放笔墨上。他称自己的画是“杜撰之画”。作画随意涂抹，起笔，运行，转折，收笔，都没有固定法式，处处无法，从表现自己主观情感出发，以“开拓万古之心胸”把其狂态情感物化结晶于作品之中。这种笔墨风格外在表现为“狂”，用笔狂放，恣肆纵横，笔墨淋漓，不拘于形似，内在却饱含激情和个性。他以炽热的情感，振笔横扫，不受拘束，毫无雕凿，一改元明面貌。“笔随心动，墨由情发”，他充分利用“生纸”的渗水晕墨特点，通过运笔的轻重缓急，蘸墨的干湿浓淡，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水墨交响。他的笔墨形象也天机自出，成为其人格生命的寫照。
其次，体现在其笔下塑造的物象形象上。其笔下物象多能折射其多舛的命运和郁郁不得志的心性。他笔下的梅竹形象不是前人平淡幽雅的形象，而是其寄托沉痛身世遭遇的载体，如其《杂花图卷》中的梅花枝干下垂，中间有一节浸在溪水之中，其画雪竹题诗为：“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其《墨葡萄图》《石榴》中的形象一改丰收、多子的传统象征意义而成为其斑斑悲情的抒发。正如其题画诗所言“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态”，正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凄楚落寂感油然而生。其《墨葡萄图》中的艺术形象更是其生命自我的再现，画面中一干横亘全幅中部，湿笔饱墨，顺着枝藤淋漓而下，藤条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如飞欲动，置阵布势不求均衡，整个画面以其旋转飞舞的幻觉效果和强烈而激荡的感受表达了作者血泪斑斑的愤激之情。他在《黄甲图》中画了伞盖般的荷叶和一只肥大的螃蟹，上部题诗为：“兀然有物气粗豪，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 [6]“黄甲”二字语意双关，既指螃蟹，又借指科举及第者，讽刺这些人徒有外表风标，实则腹中无珠，空无才学，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又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倔强不驯的个性。徐渭曾经反复地以水墨画牡丹，他在题画诗中阐明，“牡丹为富贵之王，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 [7]。画家一反前人，并不表现牡丹的富贵华美，而是“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扫尽铅华粉黛。这时徐渭笔下的牡丹虽然已“不是此花真面目”，却使人感到出神入化。他表达的是画家激愤沉痛之情。在其绰约的风姿中包孕着一种对抗黑暗风雨而不低首的独有风韵，这种形式的牡丹完全是作者个人人格品性的表达和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