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吴晗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學兼课。吴晗多次听他的课，成为他的学生。
　　 当时，郑振铎已出版了所著的文学史和鲁迅先生合作汇编笺谱，名气很大。他却没什么架子，只要青年学生有一点进步，便鼓励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句话成了郑振铎的口头禅，让吴晗印象至深。
　　 1933年秋，郑振铎创办了《文学季刊》这份极有影响的刊物，编辑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人。吴晗虽是大学生，因经常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写文章，郑振铎也约他做编辑。吴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郑振铎由衷地赞叹：“好极了！好得不得了！”
　　 日本投降后，1946年，吴晗特意取道上海看望郑振铎。郑振铎正在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需查阅大量的文字材料、找人拍照片。因要查看殷墟等考古资料，郑振铎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竟被告知绝对不许看。郑振铎无奈地说：“殷墟都发掘多少年了，自己不研究，也不许别人研究，不止是资本垄断，连学术也垄断了。”继而愤慨：“坏极了！简直坏极了！”
　　 这时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先后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吴晗等在上海组织了反蒋、反内战等活动。郑振铎特意叮嘱：“要警惕呀！注意安全。”他评价那些人：“坏极了！简直坏极了！”在那风雨飘摇年代，这句话又成了郑振铎的口头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郑振铎担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久别的老友见面分外喜悦，郑振铎又说了这句久违的口头禅：“好极了！好得不得了！”
　　 “坏极了！简直坏极了！”“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两句口头禅，充分表明郑振铎的爱憎分明性格。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