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娥是一个来自湖南衡阳的菜贩，35岁。每天，她从早上5时开始，就出现在广州的一个菜场里，直到晚上9时左右收摊回出租屋。
　　有时候，我去她那儿买菜，时间如果不急，总会坐下来和她聊聊天。而这种聊天，似乎也成了她倾泄生存艰难的一种方式。很多话题，总被她转换到生意不好做，很辛苦上面，然后就是沉默。
　　职业的习惯，使我有时候会主动聊一些“国家大事”，并努力和她的生活联系起来。但结果是话题无法继续—事实上，她的生活和这一切非常隔膜。
　　她不知道中国人大制度的“活化石”申纪兰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将延续58年来不变的风采—按“赞成”来举手、投票。她不知道在广州，有“人大代表”说官员不是奴隶，不必公开财产。她更不知道雷政富房叔房媳龚爱爱们的事迹。
　　2012年11月以后，“幸福中国”的图景被勾勒出来。但在多次的接触中，我看不出刘小娥的幸福在哪里。她甚至没有浅薄的励志专家们所说的“内心的平静”，生存的焦虑挥之不去。只是在说到儿子的时候，她才涌上笑容，但这只是一个母亲的天性。
　　同样是女人，刘小娥和申纪兰、彭丹、龚爱爱、房媳张彦们生存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从“政治生活”到“社会生活”，彼此的联系都被切断—尽管能够让后者及其家人得以活在新闻联播里的权力，被宣称是前者授予的。
　　当然，这两者并非永远没有可能相遇。做了甘肃省的政协委员后，香港前艳星彭丹及时进行了新的“角色扮演”， 表示要“弘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精神”，还穿着时尚，下乡体察民情，而被“体察”的，正是和刘小娥具有类似命运的人。就是说，必要的时候，刘小娥们也可以成为权力—资本群体进行“体察民情”、“送温暖”等演出的配角。

无论是谁，如果不经她们同意、授权，就宣称可以“代表”她们，说自己是为她们好，预设她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只能让人赐恩，这一定是靠不住的，也是无耻的。

　　有些女白领、普通女市民也在刘小娥那里买菜。作为 “选民”，刘小娥和她们一样，也没被申纪兰们“交流”过。
　　但她们并不是同一个群体。女白领们、普通女市民们，还可以在网上围观申纪兰、龚爱爱、房媳张彦们，进行发泄式批评，构成“民意”的主要部分，或者去追捧由商业包装出来的明星和“女神”。跟上时尚的玩法，自我感觉良好一下，似乎可以给她们被“政治生活”所排斥以补偿。但刘小娥这么做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生存条件和技术条件剥夺了。
　　中国社会已经分成了很多阶层，但就“政治”这一关键词而言，至少有这么三种人：在台上演戏的；台下（网上）看戏并评论两句的；根本就没有条件去看戏，不知道有这场戏的。
　　这3种人的生存境遇，印证了政治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概率上而言，一个人离分配资源的“政治过程”越远，他的生活就越糟。政治，其实就是生活。
　　拥有可以在网上进行另类的“政治参与”的市民、白领们，显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但刘小娥们还没有。对于她，以及和她相同处境、命运的人来说，生存条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维护自己权益能力的“社会剥夺”。
　　我很希望刘小娥们能明白：无论是谁，如果不经她们同意、授权，就宣称可以“代表”她们，说自己是为她们好，预设她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只能让人赐恩，这一定是靠不住的，也是无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