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所谓品性，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一般可以理解为类型和属性；一是性，即某一事物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具体内容，及其具体或抽象的表现。
　　就城市而言，品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如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军事型等，或几种类型的综合型。不同的类型及其相应的功能，是决定城市之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城市方能产生和发展其独特的性。
　　早期的人类是群居的，只有当某一群体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产生了一定的共同需求时，城市才可能产生。在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政治实体，互不统属的条件下，每座城市的基本功能并无二致。但当一个政治实体不止拥有一座城市时，在行政中心之外的城市，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如因地处边防或战略要地，形成军事性城市；因水陆交通路线交汇，有道路通往其他重要城市，形成交通枢纽城市。
　　有了不同的功能，城市才能显示出不同的品，不同品的城市自然有不同的性，但相同品的城市也可能有不同的性，因为这取决于两方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硬件和软件。前者是指城市基本的自然环境和建筑设施，后者是指城市里的人和他们维持着的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首都，必定要根据建都的基本原则选定城址，如“天下之中”、“虎踞龙盘”等，还得根据自然条件的缺陷和实际需要，建造城墙、运河、宫殿、寺庙、兵营、民居等。与此相对应的人是皇室、文武官员、将士、居民、商人、僧尼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首都特有的，或者是因为首都而特别多，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城市的人所无法等量齐观的。就是普通百姓，由于生活在首都也会有一种优越感。首都的地位一经确立，还会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其中一部分会转化为移民。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必定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构成了首都城市的品性。
　　此外，品可以大致分类，性却难以划分，因为既有客观标准，更有主观标准。
　　所以，城市的品可以复制，性却无法复制。汉高祖刘邦为了取悦他的父亲，曾将他的故乡丰邑完全复制到关中，将新城命名为“新丰”，还将丰邑的居民和其家产，包括喂养的牲畜全部迁至新丰。据说居民迁入时将从丰邑带来的鸡犬放在路上，它们就会找到主人的家。但以后新丰与关中的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可见丰邑的品性早已不复存在。原因很简单，刘邦可以将新丰造得跟丰邑一样，却无法改变新丰所处的关中的自然环境；他可以将丰邑的居民全部迁至新丰，却不能阻止他们的后代入乡随俗，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由于城市的品性更多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因而又被称为“城市的文脉”，它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关系。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并非所有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加上有限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显然更有利。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即使以往再好，却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居的主要模式。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延续城市的品性。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承文脉的人。四合院和胡同、石库门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是其后人，因为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但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的权利，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则应给他们合理的补偿。
　　此外，这些物和人的保留还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还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来从事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和抢救工作，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使本土传统文化的元素渗透到新文化中。
　　总之，守旧与创新并行不悖，城市品性在延续中改善，在继承中更新。居民既是城市品性的守护人，又是其批评者、改变者、塑造者。优良的城市品性使居民得到享受和陶冶，而高素质的居民也使城市品性得到完善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