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为明确经济转型升级中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及其实施路径，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出发，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指出合理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拉动国内需求、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并调整经济结构，并从税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明确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转型升級的作用机制，研究得出应从全面落实营改增、开征环境税以及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方面出发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税收制度 结构性减税 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
一、引言
我国当前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路径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张念明（2012）、张守文（2013）、何代欣（2013）从整体的税种调整以及具体的课税要素调整两方面出发分析了结构性减税中的“减税权”问题，指出以“稳增长”为目标的结构性减税发力不足，缺乏配套科学发展的全局意识，同时，我国当前结构性减税侧重于宏观调控，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方案则相对较少[1][2][3]。而针对结构性减税的具体实施路径，潘文轩（2012）立足于针对特定税种、特定群体以及助推经济结构优化的三大着力点，指出我国结构性减税的基本路径应是全面推进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以及环境税等的综合改革[4]。
针对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主要集中于营改增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朱小群（2013）、王璐（2013）分别解读了营改增在助推服务业提速、加快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意义[5][6]。李俊英等（2013）则基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视角，指出应推行低税负的增值税制与营业税制，全面推行“营改增”等改革，依托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大税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7]。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经济转型升级，分析结构性减税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二、基本内涵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
1.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比重较低。长期以来，我国流转税的比重远远高于所得税，主要对商品和劳务征税，税收负担具有间接性、转嫁性和隐蔽性。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低，税收负担无法转嫁，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2.财产税、资源税所占比重较小。在我国当前的税收体系中，财产税、资源税等特定税种所占比重大概10%左右，所占比重较低，不能与经济、环境发展目标协调一致，所以其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二）转型升级下的结构性减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是速度优先的追赶超越路径，对结构问题关注不够，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第三产业比重过低。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并成为新常态，再加上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减弱，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由此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为结构转型。
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抑制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局面，国家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基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方案，改革税制结构，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优化经济结构。
（三）经济转型升级下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1.企业税赋过重，制约自身发展。以陕西省纺织行业为例，由于纺织行业劳动密集程度高以及对外依存度大，受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2015年，在纳入陕西省国资委合并范围的35家纺织企业中，23家为亏损企业。全国纺织品出口总额较2014年下降4.88%，对外出口下降，收入与利润增速持续回落，盈利水平难以维持。
当前制约纺织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棉花作为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一直存在增值税高征低扣的问题，由此导致企业材料成本过高，同时，由于纺织行业对外依存度高，因此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出口退税调整的困难，过重的税赋压制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升级技术装备，进行自主创新，制约其持续发展。
2.税收体制不合理，制约经济发展。《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140个经济体中，我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为4.89，排在第28位，与去年持平，经济发展呈现平稳态势。而在税收方面，有27个国家总税率超过50.00%，我国以64.6%的税率位居全球第13位。通过GDP 税负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析我国2005～2014年税收总体水平，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從2005～2014年，我国GDP与国家税收收入逐年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GDP约为2005年GDP的3.42倍，而2014年的税收收入为2005年税收收入的4.14倍。说明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高，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发展速度，应适当进行结构性减税。
三、作用机制
（一）税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
税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体现为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即政府对各行业选择性征税，从而影响行业结构。如图1所示，假设社会只有农业和工业两种产业，其中：AB为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既定条件下农业和工业的可能生产组合；J1、J2为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
情况一：当未征税时，最优生产组合是AB与J1的切点Cl。此时，农业产量OY1，工业产量OX1，社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也得到最大需求。P是AB和J1的公切线，对AB而言，P的斜率代表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边际成本比率；对J1而言，P的斜率代表两种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
情况二：假设政府对工业征税，农业和工业的边际成本比率发生变化，AB的切线的斜率变为Q，切点由C1移动到C2。同时，两种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发生变化，因此切线由P变为Pl，与新的相对价格线P1相切的为J2，J2与AB在C2点相交，这是在新的边际成本率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大利润，即工业产量OX2，农业产量OY2。 综上所述，当政府对一个行业征税后，由于边际成本比率和相对价格比发生变化，为重新实现利润最大化，市场将重新配置资源，调整行业规模。由此，实施结构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针对特定目标对于特定税种进行税负增减，将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二）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
1.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企业，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是转型升级的直接实践者，由此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首要措施是实现企业转型。实行结构性减税，一方面要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充足资金，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引进新技术、新思想，激发企业活力，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而较重的税费负担削弱了我国微观经济的活力，不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调整税收结构，开征环境税等税种，能够引导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依托资源环境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加速“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兴产业目标的实现。
以增值税转型为例，2009年我国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将其购买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在税前抵扣，降低了企业的营业成本，激发了企业淘汰落后设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推动了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此加大了高新技术產业的资金投入，使得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逐步转为技术密集型，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2.拉动国内需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结构性减税的实施，不断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拉动消费和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稳增长。
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当前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5～201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例如表2所示。
2011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调整为3500元，以2010年为例，我国人均月收入为2479元，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3500元，远远高于人均月收入，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由此实现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3.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企业破产频繁。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调整关键时期，对实体经济来说，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提升企业利润空间，能够吸引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长期以来，我国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较低。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72%，其中，发达国家接近80%，与我国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平均为54%左右，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43%。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服务业税制改革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刻不容缓。1980～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如图2。
以营改增试点为例，上海市从2012年试点以来，试点行业以及购买服务的制造业相关税负有所减轻，同时，一些企业主动选择主辅分离，企业发展模式趋向专业化，由此带来宏观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中小微企业受益最广，对于实现稳增长效果显著。
四、具体路径
（一）全面落实营改增
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此次试点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率确定为11%，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则确定为6%，由于增值税是按增值额征收的，因此改革的关键在于哪些项目可以进行抵扣，由此税务机关和企业内部均应做好企业营改增培训工作，梳理上下游产业链，明确具体抵扣环节和抵扣项目，尤其对于金融业来说，由于其行业本身较为复杂，营改增试点难度大，企业可成立营改增试点小组，全力推进营改增顺利实施。
（二）开征环境税
长期以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忽略了企业自身经济行为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作用，企业环境成本无法确认与量化，企业往往忽略其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高估利润。2011年12月，财政部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但具体实施方案仍未出台，企业的经济行为失去利益约束，经济利益仍是企业的首要追求。开征环境税，将企业环境成本内化于其营业成本中，可以规范企业经济行为，也有利于引导企业引进新技术，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同时，可以引导企业舍弃高污染行业，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经濟总体结构优化。
（三）加大出口退税力度
我国的出口退税平均为13%，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7%，由此出口企业的实际税率为4%左右，而世界各国对于出口均不征税，由此加大了企业成本，同时使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以典型的出口依赖性行业纺织服装业来说，其出口退税调整如表3所示。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优化出口退税率结构，特别是对于高附加值产品，按照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回稳向好，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升级发展。
五、小结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以及阵痛期，稳增长调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依托营改增全面试点，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将税制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发挥税收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张念明.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16-21.
[2]张守文.“结构性减税”中的减税权问题[J].中国法学，2013（5）：52-64.
[3]何代欣.当前结构性减税面临的深层次间题及化解对策[J].税务研究，2013（2）：17-21.
[4]潘文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着力点与路径选择[J].税务与经济，2012（4）：65-69.
[5]朱小群.“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将助推服务业提速[J].中国经贸，2013（5）：24-25.
[6]王璐.“营改增”有助于国企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参考，2013（6）：17-18.
[7]李俊英，苏建.经济结构调整视角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3（2）：22-25.
作者简介：徐焕章（1964-），男，湖南省益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关键词】税收制度 结构性减税 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
一、引言
我国当前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路径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张念明（2012）、张守文（2013）、何代欣（2013）从整体的税种调整以及具体的课税要素调整两方面出发分析了结构性减税中的“减税权”问题，指出以“稳增长”为目标的结构性减税发力不足，缺乏配套科学发展的全局意识，同时，我国当前结构性减税侧重于宏观调控，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方案则相对较少[1][2][3]。而针对结构性减税的具体实施路径，潘文轩（2012）立足于针对特定税种、特定群体以及助推经济结构优化的三大着力点，指出我国结构性减税的基本路径应是全面推进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以及环境税等的综合改革[4]。
针对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主要集中于营改增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朱小群（2013）、王璐（2013）分别解读了营改增在助推服务业提速、加快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意义[5][6]。李俊英等（2013）则基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视角，指出应推行低税负的增值税制与营业税制，全面推行“营改增”等改革，依托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大税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7]。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经济转型升级，分析结构性减税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二、基本内涵
（一）我国现行税制结构
1.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比重较低。长期以来，我国流转税的比重远远高于所得税，主要对商品和劳务征税，税收负担具有间接性、转嫁性和隐蔽性。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低，税收负担无法转嫁，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2.财产税、资源税所占比重较小。在我国当前的税收体系中，财产税、资源税等特定税种所占比重大概10%左右，所占比重较低，不能与经济、环境发展目标协调一致，所以其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二）转型升级下的结构性减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是速度优先的追赶超越路径，对结构问题关注不够，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第三产业比重过低。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并成为新常态，再加上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减弱，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由此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为结构转型。
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抑制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局面，国家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基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方案，改革税制结构，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优化经济结构。
（三）经济转型升级下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1.企业税赋过重，制约自身发展。以陕西省纺织行业为例，由于纺织行业劳动密集程度高以及对外依存度大，受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2015年，在纳入陕西省国资委合并范围的35家纺织企业中，23家为亏损企业。全国纺织品出口总额较2014年下降4.88%，对外出口下降，收入与利润增速持续回落，盈利水平难以维持。
当前制约纺织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棉花作为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一直存在增值税高征低扣的问题，由此导致企业材料成本过高，同时，由于纺织行业对外依存度高，因此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出口退税调整的困难，过重的税赋压制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升级技术装备，进行自主创新，制约其持续发展。
2.税收体制不合理，制约经济发展。《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140个经济体中，我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为4.89，排在第28位，与去年持平，经济发展呈现平稳态势。而在税收方面，有27个国家总税率超过50.00%，我国以64.6%的税率位居全球第13位。通过GDP 税负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析我国2005～2014年税收总体水平，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從2005～2014年，我国GDP与国家税收收入逐年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GDP约为2005年GDP的3.42倍，而2014年的税收收入为2005年税收收入的4.14倍。说明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高，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发展速度，应适当进行结构性减税。
三、作用机制
（一）税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
税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体现为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即政府对各行业选择性征税，从而影响行业结构。如图1所示，假设社会只有农业和工业两种产业，其中：AB为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既定条件下农业和工业的可能生产组合；J1、J2为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
情况一：当未征税时，最优生产组合是AB与J1的切点Cl。此时，农业产量OY1，工业产量OX1，社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也得到最大需求。P是AB和J1的公切线，对AB而言，P的斜率代表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边际成本比率；对J1而言，P的斜率代表两种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
情况二：假设政府对工业征税，农业和工业的边际成本比率发生变化，AB的切线的斜率变为Q，切点由C1移动到C2。同时，两种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比发生变化，因此切线由P变为Pl，与新的相对价格线P1相切的为J2，J2与AB在C2点相交，这是在新的边际成本率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大利润，即工业产量OX2，农业产量OY2。 综上所述，当政府对一个行业征税后，由于边际成本比率和相对价格比发生变化，为重新实现利润最大化，市场将重新配置资源，调整行业规模。由此，实施结构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针对特定目标对于特定税种进行税负增减，将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二）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
1.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企业，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是转型升级的直接实践者，由此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首要措施是实现企业转型。实行结构性减税，一方面要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充足资金，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引进新技术、新思想，激发企业活力，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而较重的税费负担削弱了我国微观经济的活力，不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调整税收结构，开征环境税等税种，能够引导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依托资源环境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加速“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兴产业目标的实现。
以增值税转型为例，2009年我国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将其购买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在税前抵扣，降低了企业的营业成本，激发了企业淘汰落后设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推动了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此加大了高新技术產业的资金投入，使得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逐步转为技术密集型，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2.拉动国内需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结构性减税的实施，不断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拉动消费和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稳增长。
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当前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5～201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例如表2所示。
2011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调整为3500元，以2010年为例，我国人均月收入为2479元，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3500元，远远高于人均月收入，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由此实现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3.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企业破产频繁。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调整关键时期，对实体经济来说，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提升企业利润空间，能够吸引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长期以来，我国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较低。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72%，其中，发达国家接近80%，与我国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平均为54%左右，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43%。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服务业税制改革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刻不容缓。1980～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如图2。
以营改增试点为例，上海市从2012年试点以来，试点行业以及购买服务的制造业相关税负有所减轻，同时，一些企业主动选择主辅分离，企业发展模式趋向专业化，由此带来宏观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中小微企业受益最广，对于实现稳增长效果显著。
四、具体路径
（一）全面落实营改增
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此次试点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率确定为11%，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则确定为6%，由于增值税是按增值额征收的，因此改革的关键在于哪些项目可以进行抵扣，由此税务机关和企业内部均应做好企业营改增培训工作，梳理上下游产业链，明确具体抵扣环节和抵扣项目，尤其对于金融业来说，由于其行业本身较为复杂，营改增试点难度大，企业可成立营改增试点小组，全力推进营改增顺利实施。
（二）开征环境税
长期以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忽略了企业自身经济行为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作用，企业环境成本无法确认与量化，企业往往忽略其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高估利润。2011年12月，财政部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但具体实施方案仍未出台，企业的经济行为失去利益约束，经济利益仍是企业的首要追求。开征环境税，将企业环境成本内化于其营业成本中，可以规范企业经济行为，也有利于引导企业引进新技术，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同时，可以引导企业舍弃高污染行业，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经濟总体结构优化。
（三）加大出口退税力度
我国的出口退税平均为13%，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7%，由此出口企业的实际税率为4%左右，而世界各国对于出口均不征税，由此加大了企业成本，同时使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以典型的出口依赖性行业纺织服装业来说，其出口退税调整如表3所示。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优化出口退税率结构，特别是对于高附加值产品，按照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回稳向好，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升级发展。
五、小结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以及阵痛期，稳增长调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依托营改增全面试点，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将税制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发挥税收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张念明.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16-21.
[2]张守文.“结构性减税”中的减税权问题[J].中国法学，2013（5）：52-64.
[3]何代欣.当前结构性减税面临的深层次间题及化解对策[J].税务研究，2013（2）：17-21.
[4]潘文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着力点与路径选择[J].税务与经济，2012（4）：65-69.
[5]朱小群.“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将助推服务业提速[J].中国经贸，2013（5）：24-25.
[6]王璐.“营改增”有助于国企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参考，2013（6）：17-18.
[7]李俊英，苏建.经济结构调整视角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3（2）：22-25.
作者简介：徐焕章（1964-），男，湖南省益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