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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起来了，中国富起来了，中国胖起来了。
中国的胖，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美国每3个人中有两个是胖子，即使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治疗肥胖，美国人仍然没有瘦下来的迹象。而中国——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估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已经超过2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美国的肥胖人口比例。
中國曾经是一个没有胖子的国家。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人人都是瘦子，男人女人裹在黑蓝制服里，仍可以看出形销骨立的身架，腰肢细得没有什么肉。
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作《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讲座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饥饿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用牙咬断。
那时候，莫言家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俩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嗞嗞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个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的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曾经的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人为什么会肥胖？这和记忆有关。在石器时代，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是活下来的条件，人们靠此储存能量。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没有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巨大劳动量和体能消耗，可是记忆里仍然保存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中国人为什么会肥胖？这也和记忆有关。曾经听过一个70后形容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她永远都在抢，永远怕轮不到自己，晚了就没有了，她的人生就是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后来，她母亲的“饥饿症”在大城市慢慢痊愈了，因为她发现那里的人都是有序的，并不会因为排队或者等待，而失去自己那份，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学会了从容地、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活着。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欲望的解放在中国近十年来是全方位的。奢侈的欲望、暴露的欲望，爱欲、情欲与食欲之间互有联系，解放一个，便是全盘放纵。所以强盛的唐代以胖为美，塑像中的美女乳房都大得惊人，是生殖能力、性欲和食欲赤裸裸的展示。
西方人明白这个道理，“七宗罪”中有一个罪便是“暴食”。因为对食物的欲望，是通向其他一切人间的、肉体的欲望之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贪甚曰饕，饕餮是传说中的恶兽，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以致最后被撑死。古人在青铜器上铸饕餮纹，意思是不要贪食，旨在训诫，而非鼓励，“饕餮”意味着懒惰、意志薄弱、毫无自控的能力与纵欲。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是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警示与训诫意味。
中国人因为富裕起来，而变得肥胖。可肥胖恰恰说明中国还不够富裕。
“肥胖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常见，以墨西哥为例，1989年，超重人口还不足全国人口的10%，主要的社会问题是饥饿与贫困。到了2006年，71%的墨西哥女性和66%的墨西哥男性体重超标。
中国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城市化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压力变大，对食物的要求变得很低，便宜快捷的快餐成了第一选择。
一个韩国教授曾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20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毋论抽出时间去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合理和划算得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人们变得连寻找自己爱情的体力和时间都没有，“摇一摇手机”就可以选择方圆三米内的可恋爱对象，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再“摇一摇”。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道德问题。
2002年，一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上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她卧病在床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上来看，肥胖也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2000年之后，澳航的乘客平均体重增长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具440磅（约200公斤）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12米的金属烟囱都被烧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具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这不免让人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中国的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普遍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
（彼岸花开摘自《新周刊》，邝 飚图）
中国的胖，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美国每3个人中有两个是胖子，即使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治疗肥胖，美国人仍然没有瘦下来的迹象。而中国——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估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已经超过2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美国的肥胖人口比例。
中國曾经是一个没有胖子的国家。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人人都是瘦子，男人女人裹在黑蓝制服里，仍可以看出形销骨立的身架，腰肢细得没有什么肉。
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作《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讲座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饥饿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用牙咬断。
那时候，莫言家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俩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嗞嗞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个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的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曾经的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人为什么会肥胖？这和记忆有关。在石器时代，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是活下来的条件，人们靠此储存能量。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没有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巨大劳动量和体能消耗，可是记忆里仍然保存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中国人为什么会肥胖？这也和记忆有关。曾经听过一个70后形容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她永远都在抢，永远怕轮不到自己，晚了就没有了，她的人生就是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后来，她母亲的“饥饿症”在大城市慢慢痊愈了，因为她发现那里的人都是有序的，并不会因为排队或者等待，而失去自己那份，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学会了从容地、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活着。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欲望的解放在中国近十年来是全方位的。奢侈的欲望、暴露的欲望，爱欲、情欲与食欲之间互有联系，解放一个，便是全盘放纵。所以强盛的唐代以胖为美，塑像中的美女乳房都大得惊人，是生殖能力、性欲和食欲赤裸裸的展示。
西方人明白这个道理，“七宗罪”中有一个罪便是“暴食”。因为对食物的欲望，是通向其他一切人间的、肉体的欲望之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贪甚曰饕，饕餮是传说中的恶兽，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以致最后被撑死。古人在青铜器上铸饕餮纹，意思是不要贪食，旨在训诫，而非鼓励，“饕餮”意味着懒惰、意志薄弱、毫无自控的能力与纵欲。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是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警示与训诫意味。
中国人因为富裕起来，而变得肥胖。可肥胖恰恰说明中国还不够富裕。
“肥胖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常见，以墨西哥为例，1989年，超重人口还不足全国人口的10%，主要的社会问题是饥饿与贫困。到了2006年，71%的墨西哥女性和66%的墨西哥男性体重超标。
中国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城市化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压力变大，对食物的要求变得很低，便宜快捷的快餐成了第一选择。
一个韩国教授曾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20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毋论抽出时间去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合理和划算得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人们变得连寻找自己爱情的体力和时间都没有，“摇一摇手机”就可以选择方圆三米内的可恋爱对象，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再“摇一摇”。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道德问题。
2002年，一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上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她卧病在床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上来看，肥胖也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2000年之后，澳航的乘客平均体重增长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具440磅（约200公斤）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12米的金属烟囱都被烧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具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这不免让人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中国的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普遍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
（彼岸花开摘自《新周刊》，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