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我新购的一批书送到，首先看的是台湾作家蒋勋的散文集《生活十讲》，刚读第一章就舍不得放下了。这一章讲的是台湾的学校只教知识不教如何做人。我惊异于他所举的例子与大陆所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度高，连事件背景也十分契合。作家兼美术家的蒋勋说话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像剥茧抽丝一样，丝丝缕缕地，把我心中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没有想到的话也被他说出来了。
　　他说，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傻事，伤及他人、自己，甚至自己的亲生父母，便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否出了问题。他举了1998年震动台湾的王水事件。事件主角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辐射生物研究所的女研究生洪晓慧，她与她的同学和好友爱上了同一个男子，于是发生矛盾。很快，矛盾由争吵发展到肢体冲突。这位洪研究生抓住同学的头发往地上撞，将其撞晕，又把一种放射性化学药物洒在她脑后，受害者吸入这种化学药物与光发生反应后产生的气体之后死亡。洪又返回去取来两种酸的混合物叫做王水的东西，将死者彻底毁容，并设计了一个死者遭歹徒性侵的现场。人杀得极其残忍，也极其专业。巧极，这天上午我刚刚在报纸上读到上海复旦大学28岁的医学院研究生喝了宿舍饮水机里的水而中毒身亡的报道。报道说，疑犯是他的同宿舍同学。我一惊：怎么这么相似！
　　作者还讲了另一个令人发指的故事。也是1998年，一个19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了睡熟中的父母。他们行凶的时候，母亲被惊醒，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下不了手，因为常去他家，这位妈妈对自己很好。最后还是做儿子的亲手结果了母亲的性命。无独有偶，我们不是也有留日学生回国时在机场上把水果刀捅进了前往接机的亲生母亲的肚子里吗？不是有亲孙子杀死了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的老祖母吗？
　　蒋教授认为这些只是果而非因，因是出了问题的教育。他认为年轻人是无辜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了考试机器，而没有教他们如何做人。他写道：“分数与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法律系的高才生不表示不会犯罪，他可能背熟法律条文，了解各种法令，可是对于‘什么叫做罪？’不一定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高等学府的法律系学生为了购买手机，在电梯内抢夺女孩皮包’这样的新闻。”“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一批批这样的‘好学生’，他们自己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都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因为他们能考到那么好的学校，读那么好的科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这与我们的教育现状相比，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似乎，罪不在青年，而在学校。可是作者又进一步挖掘，说罪在物化的社会。所谓物化就是唯利是图，就是物质主义，就是为物所役。他说，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愈来愈快，一切都在商品化，教育也在商品化，“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关于物化，这本书有专门一章《谈物化》。他把物化比作一台绞肉机，它一旦运作起来，什么都能绞进去，包括教育、道德和伦理。他看到，在大学里，教授讲的话，学生搞的活动都非常商品化，学术被商业收买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口袋里两只手机轮流响，被学生传为笑谈。一个中学生，失踪一个礼拜家长都不知道，还说哎呀我做生意这么忙，哪里管得了他，我把孩子交给学校，不就是要老师管他吗。他沉痛地写道：“当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培养人文与精神的美，没有传承做人的基本道德时，你的股票增值、房价大涨、企业营收数字越来越高，可是你的下一代可能因为解不开的三角感情而谋杀、为了买手机而抢劫、为了一场口角而杀死双亲。”
　　他还提出了一个价值单一化的问题。所谓价值单一化，是指一切为了钱，为了利，一句话：唯利是图。此话又令我想起了不久前在报上读到的一则新闻。新闻说，有一个英国人名叫基多，从小痴迷于中国文化，于是在伦敦大学读了中文，毕业后到了中国，办了一份杂志，北上广的外国人几乎人手一册。但他很快就失望了。2003年，他选择了离开。离去时，他对中国的印象是：“除了钱，现代中国没有其它价值标准。”这就是价值单一化。基多也谈到了教育。他有一个女儿曾在北京上小学。他抱怨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考试。”学习如何考试是为了上好学校，为了出国留学，为了高学历，为了谋职，为了赚钱，终极目标还是钱。我们也是价值单一化啊。钱钟书那种不为拿文凭而学习的人，现在还有吗？即使有，他能在连招收清洁工都要文凭的社会里能谋到一只饭碗吗？
　　蒋勋是一个美学家，曾留学巴黎，对这个城市比较了解。他发现巴黎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不是法国人生来比我们高明，而是因为他们工业革命比较早，人们已经过了那个相互攀比和贪欲的阶段，“反而会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他说，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塔店，却会在某个角落里发现一家独特的咖啡店，那咖啡是店主自己调制的，与众不同。20年后，店主老了，可还在那里卖他那与众不同的咖啡。巴黎还有一家卖冰淇淋的店，几十年来门前总是排长队，可老板并不想开分店，他觉得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每一个吃到我的冰淇淋的人都很快乐，这就够了。在蒋勋看来，这两位老板有金钱之外的价值观，有物质之外的追求，即精神的追求，人文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巴黎因此有了一份成熟，有了一份从容，有了一份大家气象。
　　台湾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塔店，北京曾经一下子冒出不知多少家卖土家族掉渣饼的烧饼店，可没多久又一下子都消失了，像梨花一样，一场春雨过后，一夜之间就可以开得满院一片白，一阵风过后，又会飘得满地一片白。平日里，一条街上总会有店铺在装修，有的才装几个月，又拆了重装，那是老板换了，生意换了。巴黎那种几十年不变的咖啡店与冰淇淋店，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的。人们被物欲灌醉了，熏醉了，人人急于致富，落后了一步就会着急上火，夜不能寐。人家开上宝马奔驰了，我还是桑塔纳，那简直是奇耻大辱，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眼看没有希望了，就指望下一代打翻身仗。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口袋里装个随身听，播放英语。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报名参加所谓“亲子班”。有条件的就更邪乎了。不久前有报道说，有一位妇女花数百万美元在纽约买了一套住房，说是为孩子上好学校准备的。美方中介一打听，孩子刚出生，吃惊不小，差点没有背过气去。
　　蒋勋承认，社会的物化难以遏制。那么，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归纳起来，他谈了两点。第一点，他呼吁知识分子不要入世太深，要超脱一点，出世一点，要对物化的社会起一点制衡的作用，比如讲讲老子，讲讲庄子。他赞赏老子的观点，在老子看来，重要的是“无”而非“有”，我们能用杯子喝水，是因为杯子是空的；我们能住在房子里，是因为房子是空的。如果被杯子里装满了东西，我们就不能用它来喝水；如果房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就没法住了。同样，人的头脑里塞满了物欲，其它美好的东西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第二点，他认为应该允许和鼓励孩子学点艺术，学点诗词绘画和戏剧知识，读点古代经典，接受一点美的熏陶、人文精神的教育。他提倡一种诗意的生活，比如吃饭，不要像狼一样急急忙忙地塞饱肚子，而要细细地品味。他说有一位老农，夜里叫他孙子听水稻生长的声音，他说水稻夜里拔节会发出嘎巴嘎巴响声。可孙子听不见，只有他能听见。这样的人，对碗里的饭就会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感情，他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爱意，一种情思。我想，一个有如此细腻情感的人，一定不会把毒药注入饮水机，不会把王水洒在同学的脸上。
　　蒋勋这本书是他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一家电台所作专题演讲的集纳。他在《自序》中说，这个节目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谈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历时10年，曾“成为全岛无远弗届的收听节目”。大陆和台湾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这里也有高人在电台和电视台上做这样的演讲，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入心入肺，必将如山间的清泉汩汩而出，浇灭人们心中那股邪火，滋润被欲火烧焦了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