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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北京大学将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2005年7月19日－20日联合举办“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次活动，将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层面对斯诺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进行研究，继而探讨全球化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相关领域面临的新课题。
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支持下，本刊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和媒体人，本刊推出一组特别报道——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他出生在美国，却在遥远的中国居住了13年，观察和记录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奋斗了一生，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这样的话语：“我热爱中国。但是……我不愿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历经四个月的采访考察，著成了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此书被西方媒体评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这位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正是他，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
时值埃德加·斯诺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再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看望这位为传播中国贡献一生的美国朋友。白色大理石墓碑前，早已静静地竖着一大捧鲜花，白菊、黄菊、百合共同表达着对这位报道中国的先驱的缅怀与敬意。历史虽已远去，但中国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在战火的硝烟中执著地传播着中国！
80个“硕大”的问号
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但这时的斯诺只是一个渴望新鲜，期待新奇的年轻人。与完全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而选择到中国的白求恩不同，他的初衷是如此朴素，甚至简单到仅仅是为了旅游。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我要使青春充实。”
可当这位热血青年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才发现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却继续甘愿冒死加入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
新闻记者的敏锐引发了斯诺的深思：
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
斯诺提出了整整80个问题，画了80个“硕大”的问号！
要解答这些问题，斯诺身边的朋友完全能够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可是在他看来，这些答案并不令人信服：“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惟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这就是斯诺的新闻观念：“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斯诺第二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埃德加·斯诺和中国》一文中也说道：“如果他不知道一件事，他就进行调查；当他知道一件事属实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使他离开真实。”
早在1932年，斯诺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1934年，斯诺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
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海伦·斯诺语）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作出翔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还另外有一个中国？！
斯诺以自己的“脑袋”为筹码，冒险为世界换来了一双看中国的眼睛。正如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所说：“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那么，世界通过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
“文匪”共产党 什么是“共产党员”？斯诺没有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诠释，而是记下了出自一个10岁小孩之口的朴素定义：“共产党员是帮助我们的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还帮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斯诺曾一度对于中国民众的消极无为甚为不解，甚至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而“西行之旅”让斯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斗志昂扬的中国人。
他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
他听到了义愤填膺的红军战士激动的演讲：“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论而不能打仗。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
这时，斯诺没有隐藏他思想的转变，而是坦白地讲：“我错了。中国人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共产党是唤起了民众，给了人民生存的希望和斗争的勇气，那国民党又给了人民什么？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国民党“为了维系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对于日军的占领，一言不发。而对于百姓的疾苦，却也同样置若罔闻，甚至还雪上加霜。
提到白军，陕北周家村的一位乡亲说：“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真实的毛泽东 当时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谣言，有人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
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
斯诺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在斯诺的笔下，这位苏维埃掌权人毛泽东的身上竟也露出了孩子般的好奇和欢快。“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随后，斯诺又附上了一句意味深远的点睛之笔：“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又有谁见过这样的“无知农民”或是“狂热分子”？
斯诺在离开苏区到达西安时，恰逢蒋介石光临，“街上停止一切交通，沿路农民被赶出了家”，这时斯诺又不自觉地将国共两党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对比：“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替穷人打仗的红军 蒋介石的十年围剿都没有消灭的红军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战士呢？
斯诺也曾受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这样的传言的影响，不过这次西行为他找到了圆满的答案。
为何要参加红军呢？一个16岁来自江西的小红军说：“红军教我们读书写字……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一个12岁的孩子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正是这些发自内心的想法让这些几乎还是孩子的战士们就敢于用生命去斗争!斯诺用细致的笔触记下了铁一般的事实。
在长征途中，红军到达泸定桥时，“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间只有空铁索。”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
“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真正的红军！斯诺借一位外国武官之口道出了红军的高尚与无敌：“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
红星照耀着苏区 斯诺曾于1929年6月访问了绥远省的灾区，对那里饿殍遍野的惨状极为震惊；斯诺依据国际联盟斯坦普尔博士的调查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肆意霸占土地、强征苛捐杂税也早有所闻。那么，“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一位老汉向陪同斯诺去前线的红军傅锦魁抱怨合作社没有鸦片，没有布，一位赤脚少年对其给以了热烈的反击：“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斯诺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快乐的红色工人，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能看到这一切，斯诺不禁感叹：“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震憾世界的成就
早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于1936年11月就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他在延安采访的报道，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
如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这篇报道像一颗炸弹，震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并在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
1937年初，蒋介石的强烈支持者，美国《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竟也花一千美元重金购买了斯诺拍摄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红军和苏区生活的照片，图片发表后再次引起了国际的震动。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评论道：“看看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袖的妻子们，看看苏维埃社会中那些心满意足的孩子们，看看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任何人来说，要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仅在第一年中就重印5次，销量超过10万册。不久还被翻译成了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瑞典文等二十几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
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和许多其他外国进步人士就是受此书影响而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解释来华的原因的：“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1938年，美国兰顿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版）一经出版，立即成为了畅销书，有媒体这样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甚至因读此书而成了“斯诺迷”，先后在1942年2月24日、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3月3日三次接见斯诺，向其询问远东局势、了解中国革命及领导人。
不久之后问世的俄文版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广为流传。斯诺1943年在苏联访问期间（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之时），曾采访了苏联女游击队员，并询问她们为何会如此英勇无畏地作战，得到的回答竟是《红星照耀中国》给了她们勇气和力量（当时她们并不知道面前的人就是斯诺。）
当年的志愿军战士、斯诺研究专家武际良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在1950年的一个雪夜，我们的志愿军营地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他一见到我们的志愿军，就从兜里拿出了一本破旧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用手比画着夹带着生硬的汉语说：“红军，好！”经武际良先生的翻译得知他是因为读了这本书，从美国阵地偷跑来投奔志愿军的。
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
1941年1月，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竟然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
1945年春，在斯诺与罗斯福总统进行的第三次会面中，这位总统说：“我很欣赏你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它使我在‘昆西号’轮船上直到半夜都没有睡觉。”他还告诉斯诺，他已准备在对日抗战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共以援助。之后为了有效地抑制国民党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并对蒋介石进行监督和制约，罗斯福便选派了“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作为蒋的政治顾问（注：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把美国给予的富足援助浪费在打内战的情况，赞扬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也许，是斯诺偶然地选择了中国，也许，是中国历史地选择了斯诺。但正是这位杰出的美国记者给了世界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而真实的中国！
此次活动，将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层面对斯诺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进行研究，继而探讨全球化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相关领域面临的新课题。
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支持下，本刊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和媒体人，本刊推出一组特别报道——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他出生在美国，却在遥远的中国居住了13年，观察和记录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奋斗了一生，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这样的话语：“我热爱中国。但是……我不愿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历经四个月的采访考察，著成了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此书被西方媒体评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这位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正是他，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
时值埃德加·斯诺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再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看望这位为传播中国贡献一生的美国朋友。白色大理石墓碑前，早已静静地竖着一大捧鲜花，白菊、黄菊、百合共同表达着对这位报道中国的先驱的缅怀与敬意。历史虽已远去，但中国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在战火的硝烟中执著地传播着中国！
80个“硕大”的问号
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但这时的斯诺只是一个渴望新鲜，期待新奇的年轻人。与完全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而选择到中国的白求恩不同，他的初衷是如此朴素，甚至简单到仅仅是为了旅游。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我要使青春充实。”
可当这位热血青年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才发现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却继续甘愿冒死加入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
新闻记者的敏锐引发了斯诺的深思：
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
斯诺提出了整整80个问题，画了80个“硕大”的问号！
要解答这些问题，斯诺身边的朋友完全能够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可是在他看来，这些答案并不令人信服：“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惟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这就是斯诺的新闻观念：“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斯诺第二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埃德加·斯诺和中国》一文中也说道：“如果他不知道一件事，他就进行调查；当他知道一件事属实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使他离开真实。”
早在1932年，斯诺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1934年，斯诺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
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海伦·斯诺语）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作出翔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还另外有一个中国？！
斯诺以自己的“脑袋”为筹码，冒险为世界换来了一双看中国的眼睛。正如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所说：“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那么，世界通过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
“文匪”共产党 什么是“共产党员”？斯诺没有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诠释，而是记下了出自一个10岁小孩之口的朴素定义：“共产党员是帮助我们的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还帮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斯诺曾一度对于中国民众的消极无为甚为不解，甚至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而“西行之旅”让斯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斗志昂扬的中国人。
他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
他听到了义愤填膺的红军战士激动的演讲：“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论而不能打仗。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
这时，斯诺没有隐藏他思想的转变，而是坦白地讲：“我错了。中国人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共产党是唤起了民众，给了人民生存的希望和斗争的勇气，那国民党又给了人民什么？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国民党“为了维系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对于日军的占领，一言不发。而对于百姓的疾苦，却也同样置若罔闻，甚至还雪上加霜。
提到白军，陕北周家村的一位乡亲说：“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真实的毛泽东 当时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谣言，有人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
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
斯诺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在斯诺的笔下，这位苏维埃掌权人毛泽东的身上竟也露出了孩子般的好奇和欢快。“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随后，斯诺又附上了一句意味深远的点睛之笔：“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又有谁见过这样的“无知农民”或是“狂热分子”？
斯诺在离开苏区到达西安时，恰逢蒋介石光临，“街上停止一切交通，沿路农民被赶出了家”，这时斯诺又不自觉地将国共两党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对比：“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替穷人打仗的红军 蒋介石的十年围剿都没有消灭的红军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战士呢？
斯诺也曾受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这样的传言的影响，不过这次西行为他找到了圆满的答案。
为何要参加红军呢？一个16岁来自江西的小红军说：“红军教我们读书写字……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一个12岁的孩子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正是这些发自内心的想法让这些几乎还是孩子的战士们就敢于用生命去斗争!斯诺用细致的笔触记下了铁一般的事实。
在长征途中，红军到达泸定桥时，“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间只有空铁索。”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
“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真正的红军！斯诺借一位外国武官之口道出了红军的高尚与无敌：“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
红星照耀着苏区 斯诺曾于1929年6月访问了绥远省的灾区，对那里饿殍遍野的惨状极为震惊；斯诺依据国际联盟斯坦普尔博士的调查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肆意霸占土地、强征苛捐杂税也早有所闻。那么，“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一位老汉向陪同斯诺去前线的红军傅锦魁抱怨合作社没有鸦片，没有布，一位赤脚少年对其给以了热烈的反击：“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斯诺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快乐的红色工人，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能看到这一切，斯诺不禁感叹：“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震憾世界的成就
早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于1936年11月就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他在延安采访的报道，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
如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这篇报道像一颗炸弹，震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并在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
1937年初，蒋介石的强烈支持者，美国《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竟也花一千美元重金购买了斯诺拍摄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红军和苏区生活的照片，图片发表后再次引起了国际的震动。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评论道：“看看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袖的妻子们，看看苏维埃社会中那些心满意足的孩子们，看看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任何人来说，要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仅在第一年中就重印5次，销量超过10万册。不久还被翻译成了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瑞典文等二十几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
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和许多其他外国进步人士就是受此书影响而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解释来华的原因的：“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1938年，美国兰顿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版）一经出版，立即成为了畅销书，有媒体这样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甚至因读此书而成了“斯诺迷”，先后在1942年2月24日、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3月3日三次接见斯诺，向其询问远东局势、了解中国革命及领导人。
不久之后问世的俄文版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广为流传。斯诺1943年在苏联访问期间（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之时），曾采访了苏联女游击队员，并询问她们为何会如此英勇无畏地作战，得到的回答竟是《红星照耀中国》给了她们勇气和力量（当时她们并不知道面前的人就是斯诺。）
当年的志愿军战士、斯诺研究专家武际良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在1950年的一个雪夜，我们的志愿军营地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他一见到我们的志愿军，就从兜里拿出了一本破旧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用手比画着夹带着生硬的汉语说：“红军，好！”经武际良先生的翻译得知他是因为读了这本书，从美国阵地偷跑来投奔志愿军的。
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
1941年1月，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竟然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
1945年春，在斯诺与罗斯福总统进行的第三次会面中，这位总统说：“我很欣赏你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它使我在‘昆西号’轮船上直到半夜都没有睡觉。”他还告诉斯诺，他已准备在对日抗战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共以援助。之后为了有效地抑制国民党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并对蒋介石进行监督和制约，罗斯福便选派了“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作为蒋的政治顾问（注：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把美国给予的富足援助浪费在打内战的情况，赞扬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也许，是斯诺偶然地选择了中国，也许，是中国历史地选择了斯诺。但正是这位杰出的美国记者给了世界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而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