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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研究院（所）成立30年了，俗话说，三十而立。作为一个来院29年（1986年到所）的老职工，可以说见证了研究院发展的全过程，感受到了研究院前行中的艰苦与快乐。我的青春时光也伴随着研究院的成长而逝去。
从居无定所到扎寨三路居
1985年3月，经中央领导批示和劳动人事部批准，已经筹备一年多的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建所初期，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据先我们一年而来的同事说，单位最初在东四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租房办公。旁边就是上级主管机关——国家出版局。现在大家都羡慕四合院，但当时的四合院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冬冷夏热。1986年初，研究所整体搬迁到东城区赵家楼北京军区招待所办公。当时租了招待所的顶层及四楼2间客房，除了办公以外，1985年和1986年新分配来的十几名学生也住在里面，午间休息时楼道中闪动着众多年轻人的身影，有人说像大学下课一样热闹。是年7月，我从东四南大街85号国家出版局出发，沿着东四南大街——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赵家楼，步行到单位报到的，由此成为研究所的一份子。赵家楼在现代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1919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原来的“楼”已经没有了。在赵家楼办公不到两年。
1987年末，单位又搬到朝阳区西坝河一个新建成的幼儿园办公。两层楼高，加上一个不小的院子，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我们住到了为孩子们准备的宿舍，男生一个宿舍，女生一个宿舍，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当时的西坝河还是比较荒凉，三环也没有修好，附近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刚刚建成不久，展览不多人气也不旺。晚上寂静的很，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同事们常常坐在二楼的平台上赏月聊天。在西坝河仅仅一年时间。
1988年初，单位再次搬到西城区西绒线胡同，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的办公用房，虽然只有850平方米，且与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共用，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大家心里安定多了。首都发行所是一个内部书店，只对机关团体或一定级别的人员开放。我曾混进去过几次，看到过许多一般书店见不到的内部发行的图书，包括少量的港台图书。但当时囊中羞涩，也只能看看而已。搬到西绒线胡同之初，限于办公室不够，又在附近的31中学租借了一个小楼，部分用于办公，部分用于单身员工的宿舍。31中学历史悠久，曾经是教会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家。我们租借的办公楼是教会学校校长的住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还保留了当年的韵味。我在二楼办公，窗外就是一个小游泳池，夏天，既可以欣赏水中内上下翻腾的游泳健将的风采，也可以在午后游上几个来回，好不惬意。在西绒线胡同办公整整10年。
1998年秋，在新闻出版署领导的关心下，我们来到六里桥，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共用一个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里桥办公楼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给研究所的，拥有1200平方米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分之一产权，比起西绒线，可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六里桥办公楼不仅面积扩大了，办公条件也得到改善，每个人都配备电脑，并建立局域网，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在六里桥呆了7年，刚到时，办公楼南侧还是一片玉米地，离开时已经高楼林立。
2005初，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喜迁到丰台区的三路居路。这楼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据说原来是按照蔬菜配送中心立项建设的，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停下来。研究所领导班子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终下定决心购买此处用于办公，并得到了总署和财政部的支持。这个办公楼近5000平方米，不仅办公条件大大改进，而且有了自己的食堂，解决了职工的早餐午餐问题。当然，随着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增加，现有的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不得不在几处租房办公，不得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从纸墨笔砚到鼠标键盘
研究院（所）多次搬家，最累的当属资料室书刊的打包、搬运、拆包、上架。记得每次搬家前几周，资料室的同事们就开始整理书刊资料，其他部门的年轻人有时也要帮忙。书报刊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生产资料，特别在没有互联网、数据库的年代更是如此。为了写论文，需要查阅资料，需要做卡片、摘抄，需要在稿纸上爬格子。记得刚入职时，单位有一个机房，两台电脑，主要用于翻译图书的选题查重工作。机房要求条件高，有空调，一般人员是不能入内的。另外有一个打字室，使用四通打字机，除向领导机关报送的文件或是领导的讲话或是重要的文稿，一般的文章是不能打印的。1996年以后，电脑陆续配备到科研人员办公桌上。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电脑主要用于打字，相当于每个人一个打字机。使用的主要办公软件是WPS，主要的存储介质是五寸盘、三点五寸盘。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十几张这种软磁盘，可惜没有可以读取的计算机了。1998年以后，基本可以做到一个科研人员一台电脑，科研人员基本甩掉了纸和笔，用键盘鼠标就可以完成论文写作，到后来许多人离开电脑不会写字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2000年以后互联网有了很快的发展，2005年以后数字出版顺势而生，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很多资料可以在网上查找，特别是百度等搜索以及知网等文献数据库的出现，人们去图书馆、资料室的次数越来越少了，2000年以后，我几乎没有再去过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也不知所踪了。离图书馆、资料室远，离互联网却越来越近，现在，离开网络似乎不会写论文，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从自己起火做饭到单位建立食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刚刚分配到单位时，单位人不多，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吃饭成了员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家在北京的员工，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有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上准备的饭菜，中午在单位的电蒸箱统一加热。为了认准自己的饭盒，或是用不同颜色的细绳捆扎或是贴上名字，即使这样，难免也有人拿错，打开一看，不是自己带的饭菜。好在大家吃饭时也是互通有无的，谁带的菜好吃，也会请大家一起品尝。至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汉，吃饭更成了问题，在赵家楼、西坝河及31中期间，早餐可以到单位附近的早点摊买点包子米粥之类，但中饭晚饭成了问题。想过去赵家楼饭店吃，但是很贵，吃不起;吃过隔壁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食堂、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食堂，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交一定的管理费不说，还有诸多不便，无奈我们都选择自己起火。为了做饭，每个人买了一个煤油炉子、菜米油盐、锅碗瓢盆等，中午、晚上都自己买菜做饭。在办公室的楼道或宿舍内起火做饭，办公室里氤氲饭菜的味道及煤油燃烧不尽的味道。80年代末，肉蛋米面等凭票供应，没有票是买不到的。肉价很低（当然我们的收入也低），买两毛钱的肉就可以炒菜。当时煤油是紧俏商品，不是每天都有的，市里面的三个石油商店，一个在灯市口，离我们住的赵家楼最近，一个在交道口，离后来居住的西坝河较近，一个在缸瓦市，离西绒线较近。为了买到煤油，我们最远骑自行车去酒仙桥的石油商店。在西绒线胡同甲7号集中办公以后，煤油炉子取消了。先是在首都发行所食堂，后来请送餐公司送餐，虽然解决了自己做饭的问题，但是吃的并不可口。搬到六里桥办公后，单位统一供应午餐，职工不用自带饭菜了。因中华书局的食堂迟迟没有使用，我们先是由送餐公司送餐，每隔一二周换一个公司，以调剂口味，后来在旁边国家统计局食堂就餐，但都不尽如人意。所以三路居办公楼装修时，建立职工食堂也就纳入了装修计划，从2005年开始，员工们既不需要自己带饭，也不需要送餐公司送饭了，彻底解决了职工的用餐问题。
30年很快就过去了，回想起1986年7月冒着酷暑，拎着一个大学时代的书包，大汗淋漓地到赵家楼报到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从居无定所到扎寨三路居
1985年3月，经中央领导批示和劳动人事部批准，已经筹备一年多的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建所初期，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据先我们一年而来的同事说，单位最初在东四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租房办公。旁边就是上级主管机关——国家出版局。现在大家都羡慕四合院，但当时的四合院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冬冷夏热。1986年初，研究所整体搬迁到东城区赵家楼北京军区招待所办公。当时租了招待所的顶层及四楼2间客房，除了办公以外，1985年和1986年新分配来的十几名学生也住在里面，午间休息时楼道中闪动着众多年轻人的身影，有人说像大学下课一样热闹。是年7月，我从东四南大街85号国家出版局出发，沿着东四南大街——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赵家楼，步行到单位报到的，由此成为研究所的一份子。赵家楼在现代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1919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原来的“楼”已经没有了。在赵家楼办公不到两年。
1987年末，单位又搬到朝阳区西坝河一个新建成的幼儿园办公。两层楼高，加上一个不小的院子，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我们住到了为孩子们准备的宿舍，男生一个宿舍，女生一个宿舍，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当时的西坝河还是比较荒凉，三环也没有修好，附近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刚刚建成不久，展览不多人气也不旺。晚上寂静的很，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同事们常常坐在二楼的平台上赏月聊天。在西坝河仅仅一年时间。
1988年初，单位再次搬到西城区西绒线胡同，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的办公用房，虽然只有850平方米，且与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共用，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大家心里安定多了。首都发行所是一个内部书店，只对机关团体或一定级别的人员开放。我曾混进去过几次，看到过许多一般书店见不到的内部发行的图书，包括少量的港台图书。但当时囊中羞涩，也只能看看而已。搬到西绒线胡同之初，限于办公室不够，又在附近的31中学租借了一个小楼，部分用于办公，部分用于单身员工的宿舍。31中学历史悠久，曾经是教会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家。我们租借的办公楼是教会学校校长的住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还保留了当年的韵味。我在二楼办公，窗外就是一个小游泳池，夏天，既可以欣赏水中内上下翻腾的游泳健将的风采，也可以在午后游上几个来回，好不惬意。在西绒线胡同办公整整10年。
1998年秋，在新闻出版署领导的关心下，我们来到六里桥，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共用一个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里桥办公楼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给研究所的，拥有1200平方米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分之一产权，比起西绒线，可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六里桥办公楼不仅面积扩大了，办公条件也得到改善，每个人都配备电脑，并建立局域网，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在六里桥呆了7年，刚到时，办公楼南侧还是一片玉米地，离开时已经高楼林立。
2005初，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喜迁到丰台区的三路居路。这楼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据说原来是按照蔬菜配送中心立项建设的，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停下来。研究所领导班子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终下定决心购买此处用于办公，并得到了总署和财政部的支持。这个办公楼近5000平方米，不仅办公条件大大改进，而且有了自己的食堂，解决了职工的早餐午餐问题。当然，随着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增加，现有的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不得不在几处租房办公，不得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从纸墨笔砚到鼠标键盘
研究院（所）多次搬家，最累的当属资料室书刊的打包、搬运、拆包、上架。记得每次搬家前几周，资料室的同事们就开始整理书刊资料，其他部门的年轻人有时也要帮忙。书报刊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生产资料，特别在没有互联网、数据库的年代更是如此。为了写论文，需要查阅资料，需要做卡片、摘抄，需要在稿纸上爬格子。记得刚入职时，单位有一个机房，两台电脑，主要用于翻译图书的选题查重工作。机房要求条件高，有空调，一般人员是不能入内的。另外有一个打字室，使用四通打字机，除向领导机关报送的文件或是领导的讲话或是重要的文稿，一般的文章是不能打印的。1996年以后，电脑陆续配备到科研人员办公桌上。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电脑主要用于打字，相当于每个人一个打字机。使用的主要办公软件是WPS，主要的存储介质是五寸盘、三点五寸盘。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十几张这种软磁盘，可惜没有可以读取的计算机了。1998年以后，基本可以做到一个科研人员一台电脑，科研人员基本甩掉了纸和笔，用键盘鼠标就可以完成论文写作，到后来许多人离开电脑不会写字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2000年以后互联网有了很快的发展，2005年以后数字出版顺势而生，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很多资料可以在网上查找，特别是百度等搜索以及知网等文献数据库的出现，人们去图书馆、资料室的次数越来越少了，2000年以后，我几乎没有再去过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也不知所踪了。离图书馆、资料室远，离互联网却越来越近，现在，离开网络似乎不会写论文，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从自己起火做饭到单位建立食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刚刚分配到单位时，单位人不多，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吃饭成了员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家在北京的员工，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有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上准备的饭菜，中午在单位的电蒸箱统一加热。为了认准自己的饭盒，或是用不同颜色的细绳捆扎或是贴上名字，即使这样，难免也有人拿错，打开一看，不是自己带的饭菜。好在大家吃饭时也是互通有无的，谁带的菜好吃，也会请大家一起品尝。至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汉，吃饭更成了问题，在赵家楼、西坝河及31中期间，早餐可以到单位附近的早点摊买点包子米粥之类，但中饭晚饭成了问题。想过去赵家楼饭店吃，但是很贵，吃不起;吃过隔壁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食堂、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食堂，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交一定的管理费不说，还有诸多不便，无奈我们都选择自己起火。为了做饭，每个人买了一个煤油炉子、菜米油盐、锅碗瓢盆等，中午、晚上都自己买菜做饭。在办公室的楼道或宿舍内起火做饭，办公室里氤氲饭菜的味道及煤油燃烧不尽的味道。80年代末，肉蛋米面等凭票供应，没有票是买不到的。肉价很低（当然我们的收入也低），买两毛钱的肉就可以炒菜。当时煤油是紧俏商品，不是每天都有的，市里面的三个石油商店，一个在灯市口，离我们住的赵家楼最近，一个在交道口，离后来居住的西坝河较近，一个在缸瓦市，离西绒线较近。为了买到煤油，我们最远骑自行车去酒仙桥的石油商店。在西绒线胡同甲7号集中办公以后，煤油炉子取消了。先是在首都发行所食堂，后来请送餐公司送餐，虽然解决了自己做饭的问题，但是吃的并不可口。搬到六里桥办公后，单位统一供应午餐，职工不用自带饭菜了。因中华书局的食堂迟迟没有使用，我们先是由送餐公司送餐，每隔一二周换一个公司，以调剂口味，后来在旁边国家统计局食堂就餐，但都不尽如人意。所以三路居办公楼装修时，建立职工食堂也就纳入了装修计划，从2005年开始，员工们既不需要自己带饭，也不需要送餐公司送饭了，彻底解决了职工的用餐问题。
30年很快就过去了，回想起1986年7月冒着酷暑，拎着一个大学时代的书包，大汗淋漓地到赵家楼报到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