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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立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32年后的今天，回首望去，那虽然是一场非黑即白，简单而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学者说，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现在看来，当时许多青年对人生、社会、未来感到的苦闷与今天“屌丝”们的心态异曲同工。
五月惊雷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用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可在当年那个5月，人们毫无心理准备，“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
交流平台
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封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关志豪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当时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青年们讨论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主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潘晓是谁
“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潘晓的生活经历主要采用黄晓菊的，观点则主要出自潘祎。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在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
人生坎坷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旋涡中的关键人物黄晓菊和潘祎，命运又如何呢？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经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潘袆只好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中国青年》杂志社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會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摘自：《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5日；《上海法治报》2009年9月11日《1980年“潘晓来信”事件揭秘》）
32年后的今天，回首望去，那虽然是一场非黑即白，简单而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学者说，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现在看来，当时许多青年对人生、社会、未来感到的苦闷与今天“屌丝”们的心态异曲同工。
五月惊雷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用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可在当年那个5月，人们毫无心理准备，“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
交流平台
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封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关志豪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当时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青年们讨论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主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潘晓是谁
“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潘晓的生活经历主要采用黄晓菊的，观点则主要出自潘祎。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在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
人生坎坷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旋涡中的关键人物黄晓菊和潘祎，命运又如何呢？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经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潘袆只好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中国青年》杂志社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會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摘自：《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5日；《上海法治报》2009年9月11日《1980年“潘晓来信”事件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