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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30日，梁伯韬、李嘉诚、网通精心安排的以每股6港元，收购电盈近23％股权议案，被76％参与投票的盈拓(电盈母公司)小股东否决。此举标志着以梁伯韬为首的财团收购电盈的计划落空。
目前，电盈经营的基础电话业务处于激烈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业绩很难有大的增长，电盈股价在6年来持续下跌。
香港资深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个产业投资回报率低，而这次的出价已经很高，却没有被批准，未来更难有买家愿意接手，预计电盈未来一两年内达成新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黄光裕清洗永乐董事会
2006年12月4日，永乐发布公告透露，束为、刘辉、袁亚石、马亚伟、周猛、沈平等六位永乐老臣辞任永乐董事职务。至此，永乐原来的所有执行董事除了董事长陈晓之外已全部辞任，三位独立董事暂时没变。而国美董事长黄光裕、其妻杜娟及伍健华三人则成为永乐新任的执行董事。这意味着永乐已正式进入“国关时代”。
除了董事会，永乐的高管班子也已经走马换将。陈晓仍是永乐的总经理，但永乐高管层的其他成员则全部来自国美。原国关东北大区的总经理艾海清任永乐的副总经理，原国美华南大区的总经理郭军任永乐的采销总监。另外，温正来任永乐的管理总监。国美还派了一位财务副总监来负责永乐的财务。
郎咸平预言大量地产商将倒闭
经济学家郎咸平不久前在一次房地产论坛上指出：随着宏观调控的推进，市场的规范，房地产商“只有保守才能走得更远”。
郎成平介绍，国内的上市公司或者比较有规模的地产公司一般自有资金是30％以上。国内上市公司的资本负债比例一般在100％～300％。而在香港，其地产“四大天王”新世界、恒基、长江实业、新鸿基，他们平均负债比例只是20％，抗压能力就比较好。香港“四大天王”成功的秘密就是“保守”二字。保守表现在“低负债、高现金流、互补、打底”四个方面。首先，负债率应在20％左右。第二，现金流比例应该占总资产比例的5％～15％。第三，项目之间要互补，行业之间要互补，公司之间要互补。第四，还得有现金流的打底，就是应该有一个收入比较稳定的项目，来减低自己的风险。
正是由于国内的地产商负债比例高，郎成平认为，只要资金链一断，这些公司就会迅速倒闭。在目前宏观调控的态势下，他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有非常严峻的情况出现，大量地产商会倒闭。
“Made in China”升级为“Made by china”
国家统计局2006年11月26日公布消息称，2005年中国中大型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达1250亿元人民币，较2004年成长31％，增幅连续两年超过30％。
消息人士表示，加强研发投入将使中国拥有越来越多具自主产权的产品，为了强调与“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旧形象的区别，业界已形成新共识：未来对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新产品将使用“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卷标。
由“in”改成“by”虽仅一字之差，但用“Made by China"标签可突出自主产权的意义，与过去饱含加工色彩、缺乏自主产权的“Made in China”产品区隔开来。
宗庆后否认即将交班给女儿
谁将是宗庆后的接班人?这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2006年12月上旬，有媒体报道：“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即将交班给其女儿宗馥莉。”然而对于这条“江湖传闻”，娃哈哈对外联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并不知情。
随后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一传闻，他说：“现在外界都是在瞎说。她(宗馥莉)本来就管着两个公司，这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接班。”宗庆后还表示，自己目前还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情，“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24岁的宗馥莉是宗庆后的独生女儿，2004年毕业于美国洛杉矶的佩柏戴恩大学，主修国际贸易，现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格莱珉银行年内落地中国
凭借小额信贷模式捧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计划来中国推广其小额信贷事业。尤努斯计划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的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在2006年末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去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尤努斯表示，试点将首先在中国的一个边远地区举行，额度为100美元以下的贷款。若试点成功，小额信贷模式将在全中国推行。
华联以退为进
上海华联进京5年后最终选择退出北京市场。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企业即使亏损也死守北京这块战略高地，而上海华联则选择了放弃。
据华联超市2005年年报显示，上海华联北京公司亏损达1707，68万元，而其中北京华联亏损占到了华联超市亏损总额的1／4。导致上海华联退出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经营不善，事实上，根本原因在于华联欲与“同门兄弟”联华主打的大卖场模式形成差异竞争。
联华是以大卖场和便利店的密集模式为主。相对而言，华联的业态则比较单一，主要是200～200平方米的标准超市。之前，华联超市在上海的超市把与大卖场重合的商品淘汰了2/3。可见，华联退出北京只是缩短战线、确定重点市场，与联华形成错位竞争，为将来的业态整合扫清障碍。
安利经销商调整“二选一”
2006年12月1日，安利“触线”拿牌可谓惊险万分。10天之后，安利神速地公布了新的业务制度。
该制度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安利将在招募直销员的同时推出新营销员工制度。其直销员报酬总额不超过其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而在连续6个月内有任何3个月的净营业额达到3600元的销售代表将会被考虑纳入安利的营销员工之列，公司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此外，除现有公司店铺直接升级为安利直营服务网点外，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并符合服务网点要求的安利员工亦可向安利申请设立加盟服务网点，但服务网点一经公司批准，申请人必须放弃员工身份。
安利之所以会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此前上报商务部的“员工制”转型方案没有得到认同。这显示主管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依旧是由“多层计酬”转向“单层计酬”：如果安利的经销商既可以经营服务网点，同时又是公司员工，就等于拿了双重计酬，只是改变了原来的收入名目而已。
股市的三大“妖股”
2006年的中国股市有一个怪现象：从10月中旬开始，大盘走势强劲，其间银行和地产股交相辉映，而私募和游资却独独偏爱高风险的三大“妖股”，它们是，上港集团、招商轮船和北辰实业——自上市之后，这三大“妖股”均走出波澜壮阔的行情，截至12月11日收盘，分别大涨79，56％、54，45％、119，88％。
这显示，目前中国股市上的私募和游资偏好快进快出，而三大“妖股”新发、没有获利盘压力、市值较大的特征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种需求。从成交排行榜上可以看出，有“涨停敢死队”之称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几乎每次都出现在上述三只股票的龙虎榜上。而上港集团整体上市之前，即有游资奋力抢入，其后一直至新股上市脱手，获利丰厚。
这种市场炒作朦胧的做法说明，游资和私募其实是在追求交易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发展到了极致，便成了赌博。
调整税率不该如此“冷不防”
2006年10月2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6年11月1日起，对部分进出口商品暂定关税实行新的税率，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提高出口关税；对国内短缺的资源性产品则降低进口关税。这次调整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震荡。为了躲避损失，一些贸易商纷纷把港口堆放的产品移放进保税区，这样就能够暂时躲过5％～10％的出口关税。
市场上自2006年9月以来一直有“增加出口关税将从新年开始执行”的判断。没想4天之内政策说变就变，吃亏的只能是国内企业，难道就不能让立法公布之后的“过渡期”更长一点?
目前，电盈经营的基础电话业务处于激烈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业绩很难有大的增长，电盈股价在6年来持续下跌。
香港资深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个产业投资回报率低，而这次的出价已经很高，却没有被批准，未来更难有买家愿意接手，预计电盈未来一两年内达成新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黄光裕清洗永乐董事会
2006年12月4日，永乐发布公告透露，束为、刘辉、袁亚石、马亚伟、周猛、沈平等六位永乐老臣辞任永乐董事职务。至此，永乐原来的所有执行董事除了董事长陈晓之外已全部辞任，三位独立董事暂时没变。而国美董事长黄光裕、其妻杜娟及伍健华三人则成为永乐新任的执行董事。这意味着永乐已正式进入“国关时代”。
除了董事会，永乐的高管班子也已经走马换将。陈晓仍是永乐的总经理，但永乐高管层的其他成员则全部来自国美。原国关东北大区的总经理艾海清任永乐的副总经理，原国美华南大区的总经理郭军任永乐的采销总监。另外，温正来任永乐的管理总监。国美还派了一位财务副总监来负责永乐的财务。
郎咸平预言大量地产商将倒闭
经济学家郎咸平不久前在一次房地产论坛上指出：随着宏观调控的推进，市场的规范，房地产商“只有保守才能走得更远”。
郎成平介绍，国内的上市公司或者比较有规模的地产公司一般自有资金是30％以上。国内上市公司的资本负债比例一般在100％～300％。而在香港，其地产“四大天王”新世界、恒基、长江实业、新鸿基，他们平均负债比例只是20％，抗压能力就比较好。香港“四大天王”成功的秘密就是“保守”二字。保守表现在“低负债、高现金流、互补、打底”四个方面。首先，负债率应在20％左右。第二，现金流比例应该占总资产比例的5％～15％。第三，项目之间要互补，行业之间要互补，公司之间要互补。第四，还得有现金流的打底，就是应该有一个收入比较稳定的项目，来减低自己的风险。
正是由于国内的地产商负债比例高，郎成平认为，只要资金链一断，这些公司就会迅速倒闭。在目前宏观调控的态势下，他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有非常严峻的情况出现，大量地产商会倒闭。
“Made in China”升级为“Made by china”
国家统计局2006年11月26日公布消息称，2005年中国中大型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达1250亿元人民币，较2004年成长31％，增幅连续两年超过30％。
消息人士表示，加强研发投入将使中国拥有越来越多具自主产权的产品，为了强调与“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旧形象的区别，业界已形成新共识：未来对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新产品将使用“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卷标。
由“in”改成“by”虽仅一字之差，但用“Made by China"标签可突出自主产权的意义，与过去饱含加工色彩、缺乏自主产权的“Made in China”产品区隔开来。
宗庆后否认即将交班给女儿
谁将是宗庆后的接班人?这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2006年12月上旬，有媒体报道：“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即将交班给其女儿宗馥莉。”然而对于这条“江湖传闻”，娃哈哈对外联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并不知情。
随后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一传闻，他说：“现在外界都是在瞎说。她(宗馥莉)本来就管着两个公司，这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接班。”宗庆后还表示，自己目前还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情，“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24岁的宗馥莉是宗庆后的独生女儿，2004年毕业于美国洛杉矶的佩柏戴恩大学，主修国际贸易，现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格莱珉银行年内落地中国
凭借小额信贷模式捧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计划来中国推广其小额信贷事业。尤努斯计划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的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在2006年末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去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尤努斯表示，试点将首先在中国的一个边远地区举行，额度为100美元以下的贷款。若试点成功，小额信贷模式将在全中国推行。
华联以退为进
上海华联进京5年后最终选择退出北京市场。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企业即使亏损也死守北京这块战略高地，而上海华联则选择了放弃。
据华联超市2005年年报显示，上海华联北京公司亏损达1707，68万元，而其中北京华联亏损占到了华联超市亏损总额的1／4。导致上海华联退出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经营不善，事实上，根本原因在于华联欲与“同门兄弟”联华主打的大卖场模式形成差异竞争。
联华是以大卖场和便利店的密集模式为主。相对而言，华联的业态则比较单一，主要是200～200平方米的标准超市。之前，华联超市在上海的超市把与大卖场重合的商品淘汰了2/3。可见，华联退出北京只是缩短战线、确定重点市场，与联华形成错位竞争，为将来的业态整合扫清障碍。
安利经销商调整“二选一”
2006年12月1日，安利“触线”拿牌可谓惊险万分。10天之后，安利神速地公布了新的业务制度。
该制度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安利将在招募直销员的同时推出新营销员工制度。其直销员报酬总额不超过其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而在连续6个月内有任何3个月的净营业额达到3600元的销售代表将会被考虑纳入安利的营销员工之列，公司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此外，除现有公司店铺直接升级为安利直营服务网点外，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并符合服务网点要求的安利员工亦可向安利申请设立加盟服务网点，但服务网点一经公司批准，申请人必须放弃员工身份。
安利之所以会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此前上报商务部的“员工制”转型方案没有得到认同。这显示主管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依旧是由“多层计酬”转向“单层计酬”：如果安利的经销商既可以经营服务网点，同时又是公司员工，就等于拿了双重计酬，只是改变了原来的收入名目而已。
股市的三大“妖股”
2006年的中国股市有一个怪现象：从10月中旬开始，大盘走势强劲，其间银行和地产股交相辉映，而私募和游资却独独偏爱高风险的三大“妖股”，它们是，上港集团、招商轮船和北辰实业——自上市之后，这三大“妖股”均走出波澜壮阔的行情，截至12月11日收盘，分别大涨79，56％、54，45％、119，88％。
这显示，目前中国股市上的私募和游资偏好快进快出，而三大“妖股”新发、没有获利盘压力、市值较大的特征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种需求。从成交排行榜上可以看出，有“涨停敢死队”之称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几乎每次都出现在上述三只股票的龙虎榜上。而上港集团整体上市之前，即有游资奋力抢入，其后一直至新股上市脱手，获利丰厚。
这种市场炒作朦胧的做法说明，游资和私募其实是在追求交易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发展到了极致，便成了赌博。
调整税率不该如此“冷不防”
2006年10月2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6年11月1日起，对部分进出口商品暂定关税实行新的税率，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提高出口关税；对国内短缺的资源性产品则降低进口关税。这次调整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震荡。为了躲避损失，一些贸易商纷纷把港口堆放的产品移放进保税区，这样就能够暂时躲过5％～10％的出口关税。
市场上自2006年9月以来一直有“增加出口关税将从新年开始执行”的判断。没想4天之内政策说变就变，吃亏的只能是国内企业，难道就不能让立法公布之后的“过渡期”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