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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与徐悲鸿咫尺天涯；他，曾经与帕瓦罗蒂同台演出；他，曾经搭档李光羲、苏凤娟等老一辈艺术家；他，曾经与彭丽媛同获“梅花奖”。他便是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华人男中低音歌唱家李小护。
1986年第三届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梅花奖获得者中只有两名歌剧演员，一位是当时只有24岁的彭丽媛，另一位则是已经41岁的李小护。因为年龄大，他被称为“迟开的梅花”。如今，当年这朵“迟开的梅花”已旅居海外二十多年，花甲岁月的他如今归来，只希望孕育更加浓郁的芬芳。
留恋的角色 留恋的梦
年过花甲、快到古稀时，李小护又一次回到了北京，这里有他年过九旬的老母亲，有他曾经创造辉煌的地方。在这里他继承了生身父亲的爱国情怀，义父、义母的艺术气息。
李小护的生身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中担任英文翻译，在1945年7月与日本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当时李小护只有1岁多。他依然记得老人们向他讲述关于父亲的故事：“那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争，如果赢了的话，日本就会投降，如果这次失败了，日本人可能还会苟延残喘两年。”
但李小护与歌剧的渊源，还得从他的另一对父母说起。李小护的义父、义母分别是著名的书画家和作家。他的义父是徐悲鸿大师的弟子。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从小接触了许多文化艺术领域的人，如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两家住在一个楼里面，来往很多。王昆有一个声乐研究室，李小护从小就有机会跟着大人们练唱。
1963年，李小护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正式开始了歌剧的学习。但那些年正是文艺工作受极左思潮干扰最厉害的时期，所学东西比较有限。毕业后他到了芭蕾舞蹈伴唱队。他真正在歌剧事业上的起步很晚，在“四人帮”倒台后，歌剧事业开始恢复的1979年，已经34岁李小护才迈入歌剧的大门。时任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的刘诗嵘评价李小护说：生就一张圆圆的、富有喜剧特点的面孔，短壮的身材绝谈不上英俊高大，音质也只能是不错而已。可是，由于他的艺术感受极佳，擅于表现，使他具有不平常的舞台魅力。李小护曾经扮演过《阿依古丽》中的吾买尔老爹，《小红帽》中的银幕人、大灰狼和獵人，《第一百个新娘》中荒淫的老国王，《茶花女》中庄重、守旧的乡绅乔治·亚芒，《詹尼·斯基奇》中幽默而又足智多谋的詹尼·斯基奇。
回忆起那段创作的岁月，李小护不忘打趣地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从小在歌剧院看他的演出，当平时可爱的爸爸突然变成了大灰狼，小姑娘也害怕的赶紧躲到了幕布的后面。
在《詹尼·斯基奇》中，他成功地塑造了詹尼·斯基奇这个中世纪传奇人物的形象，他把这个出身微贱，但足智多谋的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第一百个新娘》中他饰演的贪婪好色的国王更成为了中国歌剧院的绝响：因为这些不俗的成就，李小护终于获得了1986年第三届“梅花奖”的殊荣，那一次，与他同台获奖的是当时只有24岁的彭丽媛。
阔别舞台多年，李小护说：“对于我过去曾经演过的角色，我都是很留恋的，因为过去演过的很多人物，我都是下了功夫的。”复兴这些经典是他始终的梦想，但他明白，歌剧的表演不像独唱音乐会，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歌剧需要的是一个团队。
羁绊的枫叶之国 焦急的故土之思
正当李小护向着男中音声部的领域继续探索时，人们在国内的舞台上却突然找不到这个昔日的“大灰狼”、昔日的“国王”了。原来他西渡重洋到了加拿大。
1985年，加拿大皇家歌剧院到中国访问，与中央歌剧院进行合作演出。这次演出改变了李小护后半生的命运。在这次演出一两个月后，李小护收到了一封邀请信，邀请他参加加拿大的歌剧导演训练班。在李小护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真正的歌剧导演，大多是话剧或戏剧导演被借调做歌剧导演，或者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已年过四十的李小护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出去，看一看外国的歌剧导演是怎样导演歌剧的。就这样，他开始了身携120美元闯“枫叶之国”的旅程。
当时国人出国的政策还很严格，出国所带外汇的金额最高只有60美元，再加上朋友资助的60美元，一共120美元，李小护就这样出国了。
但当真正到了加拿大，李小护意外地发现，原来邀请自己的培训班已经搬到了美国，然而当时国家之间的流动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他想去美国，还得向美国的移民局申请，很麻烦，但又不想这样回去，“总得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留下来了。刚开始，他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朋友的家中搬了出来，这一次就连“寄人篱下”的资格都失去了。那一天，他在百货商店的门檐下面坐了整整一夜。
在独自出国以前，李小护也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过海外演出，但这次，他感觉到了难熬的孤独感。他曾经想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会不会因为语言障碍的问题被拒签；思考过，就凭借着拼凑的120美元，他该怎样过活。为此，出国之前，李小护甚至学会了针灸，到前门饭店学习了厨艺，还成为了三级厨师。但从没想过会与这次的导演训练班擦肩而过。
“当时想，到飞机场买张飞机票回国算了，为什么要跑到这里受罪。但又觉得就这样回国实在不甘心。”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李小护在海外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打工、教学……李小护在这个与他后半生相牵连的国度开始了并不轻松的生活。为了生计，就像许多留学海外的学生一样，李小护打了很多工。由于从小学习的是俄文，为了避免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李小护将自己的生存之地选在了华人占四分之一的多伦多。一边打工，一边教学，他的学生中，99%是华人。李小护说：“唱歌的方法用英文解释不清楚，不好交流，还是国语比较方便些。”
学生的数量从最初的几个到后来最多时候的五六十个。以每人每周一次授课计算，每天也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李小护说，在国外，大部分学习的人都不是为了从事这个行业来学习的，主要是为了愉悦心情。但偶尔也会有几个学生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盲人女学生，记忆力很强，最后考上了皇家音乐学院，并成为了那里的高材生。
多年的海外生活让李小护失去了国内的观众，但却让他更多地反思着歌剧表演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李小护说，国外新创作的歌剧比较少，大都是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而加拿大的歌剧院，没有太好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大多是从意大利邀请，本国的演员都是作为配角演出。虽然这样，他说，在加拿大，观众对于歌剧是比较认可的。
但反观国内，歌剧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热爱。当他看到福建歌剧院演出的《土楼》在国家大剧院仅仅演了两场就“打道回府”后，他觉得太可惜了，“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排出来，那么多人从福建来，就演了两场”。
年过花甲的他侍奉着年过九旬的老母，他后悔自己回来的迟了，“我都快70岁了，才真正回来，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我离开了二十多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谁是李小护了”。前不久有人介绍他去参加演出，演出的组织者却拒绝了他，因为“不认识”。他希望别人知道，李小护又回来了。“虽然有些事情做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自己还有精力，还可以做。”
重开梅花馥郁芬芳
李小护说，现在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但没有世态炎凉的悲伤与凄苦，因为他的心中还有对那一辈老艺术家们的钦佩。他曾经在世界著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指挥下做过表演，更是与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员汤沐海多次合作。回忆那段岁月，李小护的脸上现出了可爱的笑容，“因为我的声部比较低沉，还经常扮演李光羲老师的爸爸”。 李光羲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员，要知道现实中的李光羲要比李小护年长十几岁。
阔别祖国二十多年，现在的他只在舞台上看过年轻人表演歌剧，再没有参加过剧团中的排练。在现在的中央歌剧院，他已经很少能够找到认识自己的老一辈艺术家了。他怀念那个时代，想念那些艺术家们，想念那些艺术家为了让观众热爱歌剧付出的辛劳。
当越来越多的歌剧搬上中国歌剧的舞台，人们把这当成高雅艺术的殿堂，但当语言成为欣赏的障碍，歌剧难以得到普通观众的热爱。
李小护说，周恩来总理的推举促成了中央歌剧院的成立，当时中央歌剧院的名字是“翻译剧院”，即把世界有名的剧目都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观众。当时的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老师，在每一场演出开始前，都会在前厅做一个讲台，专门介绍这部歌剧的内容、主要人物、主要唱段等，一边介绍一边放音乐，当大家走进歌剧院时，就已经对歌剧有了初步的了解；当观众观看时，他们还为观众打上中文字幕。他怀念当时一场戏可以连续演一个月的岁月，“那时候场场爆满”。
但当二十多年归来，他发现，现在国内的舞台上，引进的外国歌剧也已经改唱原文，不再是翻译过的中文版本。“现在的歌剧，很费力地排完了，表演一两场，没有人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与语言障碍是有关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剧也很贵，一场票价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周的早餐钱。但老一辈歌剧表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观众对歌剧的热爱，《蝴蝶夫人》、《图兰朵》、《茶花女》等许多世界著名的歌剧与当时的观众并不遥远。
更难得的是，他们翻译歌剧的做法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当他们去参加芬兰歌剧艺术节的时候，主办方的委员会主动要求他们唱中文，结果发现翻译成中文的歌剧不但没有走样，而且理解的非常深刻。李小护说：“要让观众对歌剧产生热爱，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办法让中国的观众接受。”
他欣赏老艺术家的认真与付出。他曾经与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同台演出；他最佩服的是邓丽君，一首歌在台下会练上万遍，这样才让她在演出中从未唱错过一首歌、一个字。
年过花甲，快到古稀，“叶落归根”成为他最重要的梦想。海外二十多年，让他的打扮充满着洋味儿，也让他对国内的发展了解甚少，然而无论是在哪里，那颗游子之心永远不变。
《祖国，慈祥的母亲》，那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同一首歌》栏目组到多伦多录制节目时，在大使馆的推荐下，李小护满含热泪的演唱了这首歌，“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字心灵；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
李小护梦想把国外优秀的剧目引进国内。叶落要归根，游子要回乡，迟开的梅花终要再次开放，李小护说，他要回來。
1986年第三届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梅花奖获得者中只有两名歌剧演员，一位是当时只有24岁的彭丽媛，另一位则是已经41岁的李小护。因为年龄大，他被称为“迟开的梅花”。如今，当年这朵“迟开的梅花”已旅居海外二十多年，花甲岁月的他如今归来，只希望孕育更加浓郁的芬芳。
留恋的角色 留恋的梦
年过花甲、快到古稀时，李小护又一次回到了北京，这里有他年过九旬的老母亲，有他曾经创造辉煌的地方。在这里他继承了生身父亲的爱国情怀，义父、义母的艺术气息。
李小护的生身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中担任英文翻译，在1945年7月与日本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当时李小护只有1岁多。他依然记得老人们向他讲述关于父亲的故事：“那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争，如果赢了的话，日本就会投降，如果这次失败了，日本人可能还会苟延残喘两年。”
但李小护与歌剧的渊源，还得从他的另一对父母说起。李小护的义父、义母分别是著名的书画家和作家。他的义父是徐悲鸿大师的弟子。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从小接触了许多文化艺术领域的人，如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两家住在一个楼里面，来往很多。王昆有一个声乐研究室，李小护从小就有机会跟着大人们练唱。
1963年，李小护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正式开始了歌剧的学习。但那些年正是文艺工作受极左思潮干扰最厉害的时期，所学东西比较有限。毕业后他到了芭蕾舞蹈伴唱队。他真正在歌剧事业上的起步很晚，在“四人帮”倒台后，歌剧事业开始恢复的1979年，已经34岁李小护才迈入歌剧的大门。时任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的刘诗嵘评价李小护说：生就一张圆圆的、富有喜剧特点的面孔，短壮的身材绝谈不上英俊高大，音质也只能是不错而已。可是，由于他的艺术感受极佳，擅于表现，使他具有不平常的舞台魅力。李小护曾经扮演过《阿依古丽》中的吾买尔老爹，《小红帽》中的银幕人、大灰狼和獵人，《第一百个新娘》中荒淫的老国王，《茶花女》中庄重、守旧的乡绅乔治·亚芒，《詹尼·斯基奇》中幽默而又足智多谋的詹尼·斯基奇。
回忆起那段创作的岁月，李小护不忘打趣地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从小在歌剧院看他的演出，当平时可爱的爸爸突然变成了大灰狼，小姑娘也害怕的赶紧躲到了幕布的后面。
在《詹尼·斯基奇》中，他成功地塑造了詹尼·斯基奇这个中世纪传奇人物的形象，他把这个出身微贱，但足智多谋的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第一百个新娘》中他饰演的贪婪好色的国王更成为了中国歌剧院的绝响：因为这些不俗的成就，李小护终于获得了1986年第三届“梅花奖”的殊荣，那一次，与他同台获奖的是当时只有24岁的彭丽媛。
阔别舞台多年，李小护说：“对于我过去曾经演过的角色，我都是很留恋的，因为过去演过的很多人物，我都是下了功夫的。”复兴这些经典是他始终的梦想，但他明白，歌剧的表演不像独唱音乐会，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歌剧需要的是一个团队。
羁绊的枫叶之国 焦急的故土之思
正当李小护向着男中音声部的领域继续探索时，人们在国内的舞台上却突然找不到这个昔日的“大灰狼”、昔日的“国王”了。原来他西渡重洋到了加拿大。
1985年，加拿大皇家歌剧院到中国访问，与中央歌剧院进行合作演出。这次演出改变了李小护后半生的命运。在这次演出一两个月后，李小护收到了一封邀请信，邀请他参加加拿大的歌剧导演训练班。在李小护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真正的歌剧导演，大多是话剧或戏剧导演被借调做歌剧导演，或者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已年过四十的李小护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出去，看一看外国的歌剧导演是怎样导演歌剧的。就这样，他开始了身携120美元闯“枫叶之国”的旅程。
当时国人出国的政策还很严格，出国所带外汇的金额最高只有60美元，再加上朋友资助的60美元，一共120美元，李小护就这样出国了。
但当真正到了加拿大，李小护意外地发现，原来邀请自己的培训班已经搬到了美国，然而当时国家之间的流动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他想去美国，还得向美国的移民局申请，很麻烦，但又不想这样回去，“总得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留下来了。刚开始，他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朋友的家中搬了出来，这一次就连“寄人篱下”的资格都失去了。那一天，他在百货商店的门檐下面坐了整整一夜。
在独自出国以前，李小护也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过海外演出，但这次，他感觉到了难熬的孤独感。他曾经想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会不会因为语言障碍的问题被拒签；思考过，就凭借着拼凑的120美元，他该怎样过活。为此，出国之前，李小护甚至学会了针灸，到前门饭店学习了厨艺，还成为了三级厨师。但从没想过会与这次的导演训练班擦肩而过。
“当时想，到飞机场买张飞机票回国算了，为什么要跑到这里受罪。但又觉得就这样回国实在不甘心。”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李小护在海外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打工、教学……李小护在这个与他后半生相牵连的国度开始了并不轻松的生活。为了生计，就像许多留学海外的学生一样，李小护打了很多工。由于从小学习的是俄文，为了避免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李小护将自己的生存之地选在了华人占四分之一的多伦多。一边打工，一边教学，他的学生中，99%是华人。李小护说：“唱歌的方法用英文解释不清楚，不好交流，还是国语比较方便些。”
学生的数量从最初的几个到后来最多时候的五六十个。以每人每周一次授课计算，每天也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李小护说，在国外，大部分学习的人都不是为了从事这个行业来学习的，主要是为了愉悦心情。但偶尔也会有几个学生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盲人女学生，记忆力很强，最后考上了皇家音乐学院，并成为了那里的高材生。
多年的海外生活让李小护失去了国内的观众，但却让他更多地反思着歌剧表演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李小护说，国外新创作的歌剧比较少，大都是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而加拿大的歌剧院，没有太好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大多是从意大利邀请，本国的演员都是作为配角演出。虽然这样，他说，在加拿大，观众对于歌剧是比较认可的。
但反观国内，歌剧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热爱。当他看到福建歌剧院演出的《土楼》在国家大剧院仅仅演了两场就“打道回府”后，他觉得太可惜了，“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排出来，那么多人从福建来，就演了两场”。
年过花甲的他侍奉着年过九旬的老母，他后悔自己回来的迟了，“我都快70岁了，才真正回来，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我离开了二十多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谁是李小护了”。前不久有人介绍他去参加演出，演出的组织者却拒绝了他，因为“不认识”。他希望别人知道，李小护又回来了。“虽然有些事情做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自己还有精力，还可以做。”
重开梅花馥郁芬芳
李小护说，现在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但没有世态炎凉的悲伤与凄苦，因为他的心中还有对那一辈老艺术家们的钦佩。他曾经在世界著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指挥下做过表演，更是与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员汤沐海多次合作。回忆那段岁月，李小护的脸上现出了可爱的笑容，“因为我的声部比较低沉，还经常扮演李光羲老师的爸爸”。 李光羲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员，要知道现实中的李光羲要比李小护年长十几岁。
阔别祖国二十多年，现在的他只在舞台上看过年轻人表演歌剧，再没有参加过剧团中的排练。在现在的中央歌剧院，他已经很少能够找到认识自己的老一辈艺术家了。他怀念那个时代，想念那些艺术家们，想念那些艺术家为了让观众热爱歌剧付出的辛劳。
当越来越多的歌剧搬上中国歌剧的舞台，人们把这当成高雅艺术的殿堂，但当语言成为欣赏的障碍，歌剧难以得到普通观众的热爱。
李小护说，周恩来总理的推举促成了中央歌剧院的成立，当时中央歌剧院的名字是“翻译剧院”，即把世界有名的剧目都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观众。当时的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老师，在每一场演出开始前，都会在前厅做一个讲台，专门介绍这部歌剧的内容、主要人物、主要唱段等，一边介绍一边放音乐，当大家走进歌剧院时，就已经对歌剧有了初步的了解；当观众观看时，他们还为观众打上中文字幕。他怀念当时一场戏可以连续演一个月的岁月，“那时候场场爆满”。
但当二十多年归来，他发现，现在国内的舞台上，引进的外国歌剧也已经改唱原文，不再是翻译过的中文版本。“现在的歌剧，很费力地排完了，表演一两场，没有人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与语言障碍是有关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剧也很贵，一场票价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周的早餐钱。但老一辈歌剧表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观众对歌剧的热爱，《蝴蝶夫人》、《图兰朵》、《茶花女》等许多世界著名的歌剧与当时的观众并不遥远。
更难得的是，他们翻译歌剧的做法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当他们去参加芬兰歌剧艺术节的时候，主办方的委员会主动要求他们唱中文，结果发现翻译成中文的歌剧不但没有走样，而且理解的非常深刻。李小护说：“要让观众对歌剧产生热爱，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办法让中国的观众接受。”
他欣赏老艺术家的认真与付出。他曾经与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同台演出；他最佩服的是邓丽君，一首歌在台下会练上万遍，这样才让她在演出中从未唱错过一首歌、一个字。
年过花甲，快到古稀，“叶落归根”成为他最重要的梦想。海外二十多年，让他的打扮充满着洋味儿，也让他对国内的发展了解甚少，然而无论是在哪里，那颗游子之心永远不变。
《祖国，慈祥的母亲》，那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同一首歌》栏目组到多伦多录制节目时，在大使馆的推荐下，李小护满含热泪的演唱了这首歌，“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字心灵；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
李小护梦想把国外优秀的剧目引进国内。叶落要归根，游子要回乡，迟开的梅花终要再次开放，李小护说，他要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