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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统治正统学说的封建理论，虽然贴上的是“孔孟儒学”的标记，其实质，却决非孔子所创立的正统儒学，而是融合“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的产物。将封建统治思想标榜为“孔孟儒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主张讲“仁”讲“孝”讲“忠”讲“义”的“孔孟儒学”，对稳定社会是有作用的；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孔孟儒学”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但却比韩非赤裸裸主张镇压、权术的理论，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
关键词：封建理论，孔孟儒学，外儒内法。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就一直宣扬是以讲“仁”讲“孝”的“孔孟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孔子的地位也因此不断地被拔高。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又搬出的“孔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次比辛亥革命还要激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并具体围绕复辟与尊孔问题，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1921年，为曾抨击孔子最力者吴虞出版《吴虞文集》写“序言”时，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在距新文化运动已经20年之后的1937年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中说：“五四运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紧转第36页）
其实，翻遍新文化运动的所有资料，可以确认当时并无“孔家店”和要对其“打”或者“打倒”的提法。[1]但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所以要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是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驳，显然是把封建统治思想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了；而这却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因为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后所确立的封建统治思想，虽然是打着“孔孟儒学”的旗号，却并不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容低估，但是将猛烈批判的对象认定为是孔子及其儒学思想，可以说是找错了庙门。
一、没有哪家思想学派是“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
要说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确立，必须先说“百家争鸣”，因为包括封建统治思想在内的许多思想和学说的源头，都应该在那里找到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必须承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同时，还必须看到，“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思想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
在“百家争鸣”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要实现“仁”，就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孔子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2]
当时与儒家学说并称“显学”的是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墨家学说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其宣扬不要阶级差别而爱一切人，反对战争，不要任人唯亲的主张自然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墨家思想虽然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其思想也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就因不受重视而逐渐衰落了。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论主持过某个国家的变法，但是他们的结局往往都很惨。吴起是被楚国当权者杀害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很成功，却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车裂而死；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
其他诸家学说，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和地位。
二、法家道家都曾作为不成功的统治思想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封建统治思想自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何时虽然学术界有争论，但对延续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是形成于秦始皇时代，却并无大的争论。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秦帝国，与法家学说有重要的关系。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学说。到了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成为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者。他的学说为秦始皇所接受，因为他的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秦始皇是成功的：他依靠韩非所提出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以“势”的军事强力征服六国，统一了中国；以“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使黔首自实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面推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术”为手段，“焚诗书，坑术士”，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从而统一了全国，并且创立了一系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的，并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袭的全面封建制度。
秦始皇又是失败的：他所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帝国，他所幻想的传之千代万代的皇帝位置，却仅仅开了个头，才十多年的光景，秦王朝就灰飞烟灭。
强大的秦帝国的迅速覆灭表明，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尚有缺陷，还不完善，还不能作为正式操作的封建统治思想。
韩非的理论是赤裸裸的：他仅仅注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对法令以外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尤其缺乏对思想意识领域作用的认识。他公开宣传对人民要剥削，要镇压，公开宣传驾驭群臣要用阴谋诡计。结果是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实行严刑峻法，妄杀无辜，以至“赭衣塞路，囵圄成市，天下愁怨”。[4]秦末农民大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号召，天下立即响应。这说明，韩非的理论还不适应已经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不利于巩固和维护刚刚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新秩序。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了封建的西汉大一统政权，虽然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5]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
黄老思想即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道家学派的思想，道家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汉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以主张“无为”道家思想作为当时统治的政治理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程度。这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而是认识到这比“竭泽而渔”对统治更有利一些。其暂时提倡“无为”的哲学，是积蓄力量，准备“有为”的更大剥削。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与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这表明，纯粹依靠道家学说去治国并不适宜。如果此时再继续提倡黄老“无为”，就必然危及封建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董仲舒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生
董仲舒是汉代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但是，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孟时代的正统儒学，而是吸纳了其他学派许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称为儒家的学派。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这与孔子类似。但是，他不仅主张“仁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的理论。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7]在哲学方面他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荀子的这些思想，都是与孔子大不一样的。他们吸收了“百家争鸣”中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的体系更加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儒学在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董仲舒虽然号为“大儒”，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学的观点来论证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就必须尊王，天下要“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8]这样，皇帝就被置于了神圣的地位，由皇帝实行“大一统”，才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论证阶级差别和封建等级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合”“分”论。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9]。即“合”中有“分”，“分”就表现了从属的关系。“地，天之合也”，“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10]。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合而为一”。在这个“一”中，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就构成了“礼”，表现在封建道德上的具体规范便是“三纲五常”。君既然是天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君在人间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要服从君。他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11]，封建统治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他告诫封建君主要把握好“德”“威”两种手段，“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12]。很明显，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是对封建纲常的神圣性、永恒性的神学论证，但实质不过是对韩非“势”“术”理论的新发展罢了。
董仲舒认识到，思想上的统一对巩固封建统治尤其重要。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当时思想很混乱，各种思想流派并存，上面没有统一的思想，下面就无所遵循。他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3]。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14]。 封建理论从此贴上了“儒家”的标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学说。但是，这个贴上了“儒家”标记的封建理论，其实质，却决非孔子所创立的正统儒学，而是融合“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的产物。
四、“独尊儒术”之“儒”是“博采诸家，自成一体”
从韩非建立的以法家思想为主的封建理论，发展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学面貌出现的封建理论，在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千方百计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巩固君主的专制地位，以保护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区别主要是形式上的，即董仲舒的理论实际上是在韩非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累累若丧家之犬”，四处碰壁，被法家人物所深刻批判的孔孟儒学在此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欢迎呢？这是因为，孔孟儒学及其主张在当时既不能挽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灭亡命运，而对正在夺取政权的新兴封建势力来说又是“迂远而阔于事情”[15]，自然没有人接受。但是，孔孟儒学及其主张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西汉初人叔孙通就曾经评论说：“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16]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如何来巩固胜利，应该说是很有用处的。以孔子而言，他虽然不言鬼，不言神，却昌言“天”的天道观念；“作春秋”以明其“复梦见周公”之志，想把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恢复为大一统的格局；主张“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17]的纲常意义。这虽然对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是障碍，但对于巩固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稳定局面，安抚人心，巩固胜利，实在是太有用处了。尤其是经过秦、汉时期的变迁，儒学已经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孔子的儒学思想，而是已经经过加工和改造，囊括了其他学派关于稳定社会，进行有效统治的各种经验。因而董仲舒所建议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诸家，自成一体”[18]的新儒学。
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是把“博采诸家，自成一体”的“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措施，无不采用。诚如汉宣帝刘询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9]。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就是儒法并用。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20]在总结了秦王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统治制度，既重视了刽子手的一种社会职能，也重视了牧师的另一种社会职能。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将封建统治思想标榜为“孔孟儒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主张讲“仁”讲“孝”讲“忠”讲“义”的“孔孟儒学”，对稳定社会是有作用的；而这样的“孔孟儒学”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但却比韩非赤裸裸主张镇压、权术的理论，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
在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将打着“孔孟儒学”旗号的封建统治思想发挥到极致。尤其是经过明代理学对“孔孟儒学”的再改造和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的推崇，早已经演变为非正统的“孔孟儒学”而以广泛传播。它鼓吹绝对皇权，鼓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其结果就是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这样的“孔孟儒学”自然成为一切保守势力的旗帜，起到了阻碍历史进步的负面作用。新文化运动对它进行严厉批判，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这样的“孔孟儒学”，的确不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本义。要详细地去区别孔孟儒学与封建统治思想的异同，那需要写一本大书，这里就仅略举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核心的“三纲”加以说明。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理论，它与孔子有没有关系？孔子强调礼治，礼治的起点是“正名”，即把维护君臣父子的名分当作治国的根本。孔子的确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1]，意思是说做君王的要像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各自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礼节和道德标准。孔子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和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等社会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2]，是十分强调君主对臣子须有“礼”这个前提条件然后才有臣子对君主的“忠”的。这与“三纲”所强调的“愚忠”是完全不同的。
“三纲”理论，其实并非源于孔子，而是源于韩非。韩非主张：“人主自不肖，臣不敢侵也”，即令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他说：“汤、武为人臣，而杀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叛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23]他认为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忠于君主，这和孔子“勿欺也，而犯上”的观点，和先秦儒家提倡的“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韩非子》才是“三纲”理论的实源。
所以，在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今天，首先应该做的是辨清各种传统文化的本源，切不可被封建统治者对历史文化的篡改而蒙蔽。
注释：
[1]参见《“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误会》，《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2]《史记·孔子世家》。
[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0页。
[4]《汉书·刑法志》。
[5]《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6]《孟子·尽心下》。
[7]《荀子·王制》。
[8]《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通国身》。
[9][10]《春秋繁露·基义》。
[11][13][18]《汉书·董仲舒传》。
[12]《春秋繁露·保位权》。
[14]《汉书·儒林传序》。
[1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6]《史记·叔孙通列传》。
[17]《论语·为政》。
[19]《汉书·元帝纪》。
[20]《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21]《论语·颜渊》。
[22]《论语·八佾》。
[23]《韩非子·忠孝》。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封建理论，孔孟儒学，外儒内法。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就一直宣扬是以讲“仁”讲“孝”的“孔孟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孔子的地位也因此不断地被拔高。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又搬出的“孔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次比辛亥革命还要激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并具体围绕复辟与尊孔问题，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1921年，为曾抨击孔子最力者吴虞出版《吴虞文集》写“序言”时，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在距新文化运动已经20年之后的1937年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中说：“五四运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紧转第36页）
其实，翻遍新文化运动的所有资料，可以确认当时并无“孔家店”和要对其“打”或者“打倒”的提法。[1]但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所以要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是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驳，显然是把封建统治思想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了；而这却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因为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后所确立的封建统治思想，虽然是打着“孔孟儒学”的旗号，却并不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容低估，但是将猛烈批判的对象认定为是孔子及其儒学思想，可以说是找错了庙门。
一、没有哪家思想学派是“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
要说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确立，必须先说“百家争鸣”，因为包括封建统治思想在内的许多思想和学说的源头，都应该在那里找到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必须承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同时，还必须看到，“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思想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
在“百家争鸣”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要实现“仁”，就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孔子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2]
当时与儒家学说并称“显学”的是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墨家学说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其宣扬不要阶级差别而爱一切人，反对战争，不要任人唯亲的主张自然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墨家思想虽然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其思想也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就因不受重视而逐渐衰落了。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论主持过某个国家的变法，但是他们的结局往往都很惨。吴起是被楚国当权者杀害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很成功，却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车裂而死；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
其他诸家学说，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和地位。
二、法家道家都曾作为不成功的统治思想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封建统治思想自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何时虽然学术界有争论，但对延续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是形成于秦始皇时代，却并无大的争论。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秦帝国，与法家学说有重要的关系。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学说。到了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成为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者。他的学说为秦始皇所接受，因为他的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秦始皇是成功的：他依靠韩非所提出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以“势”的军事强力征服六国，统一了中国；以“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使黔首自实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面推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术”为手段，“焚诗书，坑术士”，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从而统一了全国，并且创立了一系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的，并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袭的全面封建制度。
秦始皇又是失败的：他所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帝国，他所幻想的传之千代万代的皇帝位置，却仅仅开了个头，才十多年的光景，秦王朝就灰飞烟灭。
强大的秦帝国的迅速覆灭表明，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尚有缺陷，还不完善，还不能作为正式操作的封建统治思想。
韩非的理论是赤裸裸的：他仅仅注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对法令以外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尤其缺乏对思想意识领域作用的认识。他公开宣传对人民要剥削，要镇压，公开宣传驾驭群臣要用阴谋诡计。结果是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实行严刑峻法，妄杀无辜，以至“赭衣塞路，囵圄成市，天下愁怨”。[4]秦末农民大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号召，天下立即响应。这说明，韩非的理论还不适应已经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不利于巩固和维护刚刚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新秩序。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了封建的西汉大一统政权，虽然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5]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
黄老思想即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道家学派的思想，道家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汉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以主张“无为”道家思想作为当时统治的政治理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程度。这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而是认识到这比“竭泽而渔”对统治更有利一些。其暂时提倡“无为”的哲学，是积蓄力量，准备“有为”的更大剥削。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与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这表明，纯粹依靠道家学说去治国并不适宜。如果此时再继续提倡黄老“无为”，就必然危及封建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董仲舒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生
董仲舒是汉代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但是，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孟时代的正统儒学，而是吸纳了其他学派许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称为儒家的学派。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这与孔子类似。但是，他不仅主张“仁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的理论。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7]在哲学方面他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荀子的这些思想，都是与孔子大不一样的。他们吸收了“百家争鸣”中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的体系更加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儒学在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董仲舒虽然号为“大儒”，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学的观点来论证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就必须尊王，天下要“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8]这样，皇帝就被置于了神圣的地位，由皇帝实行“大一统”，才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论证阶级差别和封建等级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合”“分”论。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9]。即“合”中有“分”，“分”就表现了从属的关系。“地，天之合也”，“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10]。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合而为一”。在这个“一”中，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就构成了“礼”，表现在封建道德上的具体规范便是“三纲五常”。君既然是天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君在人间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要服从君。他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11]，封建统治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他告诫封建君主要把握好“德”“威”两种手段，“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12]。很明显，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是对封建纲常的神圣性、永恒性的神学论证，但实质不过是对韩非“势”“术”理论的新发展罢了。
董仲舒认识到，思想上的统一对巩固封建统治尤其重要。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当时思想很混乱，各种思想流派并存，上面没有统一的思想，下面就无所遵循。他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3]。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14]。 封建理论从此贴上了“儒家”的标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学说。但是，这个贴上了“儒家”标记的封建理论，其实质，却决非孔子所创立的正统儒学，而是融合“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的产物。
四、“独尊儒术”之“儒”是“博采诸家，自成一体”
从韩非建立的以法家思想为主的封建理论，发展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学面貌出现的封建理论，在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千方百计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巩固君主的专制地位，以保护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区别主要是形式上的，即董仲舒的理论实际上是在韩非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累累若丧家之犬”，四处碰壁，被法家人物所深刻批判的孔孟儒学在此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欢迎呢？这是因为，孔孟儒学及其主张在当时既不能挽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灭亡命运，而对正在夺取政权的新兴封建势力来说又是“迂远而阔于事情”[15]，自然没有人接受。但是，孔孟儒学及其主张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西汉初人叔孙通就曾经评论说：“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16]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如何来巩固胜利，应该说是很有用处的。以孔子而言，他虽然不言鬼，不言神，却昌言“天”的天道观念；“作春秋”以明其“复梦见周公”之志，想把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恢复为大一统的格局；主张“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17]的纲常意义。这虽然对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是障碍，但对于巩固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稳定局面，安抚人心，巩固胜利，实在是太有用处了。尤其是经过秦、汉时期的变迁，儒学已经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孔子的儒学思想，而是已经经过加工和改造，囊括了其他学派关于稳定社会，进行有效统治的各种经验。因而董仲舒所建议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诸家，自成一体”[18]的新儒学。
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是把“博采诸家，自成一体”的“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措施，无不采用。诚如汉宣帝刘询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9]。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就是儒法并用。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20]在总结了秦王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统治制度，既重视了刽子手的一种社会职能，也重视了牧师的另一种社会职能。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将封建统治思想标榜为“孔孟儒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主张讲“仁”讲“孝”讲“忠”讲“义”的“孔孟儒学”，对稳定社会是有作用的；而这样的“孔孟儒学”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但却比韩非赤裸裸主张镇压、权术的理论，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
在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将打着“孔孟儒学”旗号的封建统治思想发挥到极致。尤其是经过明代理学对“孔孟儒学”的再改造和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的推崇，早已经演变为非正统的“孔孟儒学”而以广泛传播。它鼓吹绝对皇权，鼓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其结果就是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这样的“孔孟儒学”自然成为一切保守势力的旗帜，起到了阻碍历史进步的负面作用。新文化运动对它进行严厉批判，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这样的“孔孟儒学”，的确不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本义。要详细地去区别孔孟儒学与封建统治思想的异同，那需要写一本大书，这里就仅略举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核心的“三纲”加以说明。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理论，它与孔子有没有关系？孔子强调礼治，礼治的起点是“正名”，即把维护君臣父子的名分当作治国的根本。孔子的确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1]，意思是说做君王的要像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各自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礼节和道德标准。孔子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和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等社会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2]，是十分强调君主对臣子须有“礼”这个前提条件然后才有臣子对君主的“忠”的。这与“三纲”所强调的“愚忠”是完全不同的。
“三纲”理论，其实并非源于孔子，而是源于韩非。韩非主张：“人主自不肖，臣不敢侵也”，即令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他说：“汤、武为人臣，而杀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叛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23]他认为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忠于君主，这和孔子“勿欺也，而犯上”的观点，和先秦儒家提倡的“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韩非子》才是“三纲”理论的实源。
所以，在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今天，首先应该做的是辨清各种传统文化的本源，切不可被封建统治者对历史文化的篡改而蒙蔽。
注释：
[1]参见《“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误会》，《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2]《史记·孔子世家》。
[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0页。
[4]《汉书·刑法志》。
[5]《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6]《孟子·尽心下》。
[7]《荀子·王制》。
[8]《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通国身》。
[9][10]《春秋繁露·基义》。
[11][13][18]《汉书·董仲舒传》。
[12]《春秋繁露·保位权》。
[14]《汉书·儒林传序》。
[1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6]《史记·叔孙通列传》。
[17]《论语·为政》。
[19]《汉书·元帝纪》。
[20]《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21]《论语·颜渊》。
[22]《论语·八佾》。
[23]《韩非子·忠孝》。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