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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有许多酒吧,也有许多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者,因此革命者进酒吧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不过,我明确意识到革命酒吧的存在,是在滞留东京期间随小森阳一先生参加一次活动之后。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周二,下午是读书会。三点四十分开始小森先生为我与岛村辉、林少阳三人讲日俄战争中的“横死”问题,五点刚过读书会即提前结束,因为小森先生要赶往永田町的国会大厦。那正是日本和平运动者与教育界人士为保卫《教育基本法》举行抗议集会的关键时期。基于日本和平宪法(一九四六年)制订的《教育基本法》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实施,被视为教育宪法。但是,近年对该法的修改成为保守化的日本政府修宪的第一步,十二月十五日将在参议院对修正案举行最后表决。每到周二傍晚,数百名和平主义者、护宪人士便聚集到国会大厦与议员会馆之间的马路边,散发宣传材料,喊口号,唱歌。小森先生是核心人物,必须到场给大家鼓劲。匆匆离开教室之际他说,晚上七点还要在新宿的一个酒吧讲宪法问题,我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参加。兴趣大家都有,我更想知道新宿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怎么会有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酒吧。
那个酒吧名叫“红布”,在东新宿明治大道东侧一座大楼的地下一层。面积很小,去掉舞台、柜台,观众席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放着普通的折叠椅,坐三十个人已经满满当当。舞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色长方木匾,上面刻着两个清秀的汉字“红布”,描金。汉字下面是英文的“red cloth”。在酒吧这种休闲场所讲护宪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一种尝试,所以老板特意请一位名叫真田晓子的年轻女士当主持人。真田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对政治话题相对熟悉。讲演会七点开始,真田拿出小森先生刚出版的文学政治学著作《词汇之力,和平之力——现代日本文学与日本宪法》(鸭川出版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对小森先生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小森先生以“何谓改宪”为题,用大概一个小时讲解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改宪派主张的要点与目的等等。讲演之后是音乐表演,歌手名叫大木温之,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和平》。曲目显然是与讲演主题搭配的。演唱结束之后进入自由交流阶段,真田得知在场的有我这样一位中国人,便过来打招呼,说是对中国感兴趣,读过藤井省三撰写的有关鲁迅的书。我问她一个酒吧何以举办这种政治性的讲演,真田便喊来了酒吧老板猪狩刚敏先生。问猪狩先生店名何以叫“红布”,他回答说红布就是战旗,红色表示革命。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店本来是中国人开的,好像是经营饮食业,他接手之后改装成现在的样子,做酒吧。柜台下面,确有红布做的围帘一样的装饰。大家喝着啤酒、葡萄酒、饮料,吃着三明治、比萨饼、炒面条之类,谈论日本宪法以及海外派兵、防卫厅改防卫省(国防部)等现实问题。地下室的隐秘性和昏暗灯光造成的朦胧效果,与政治话题的现实性、尖锐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比起平时在会馆、教室等公共场所进行的政治集会,那种活动中的政治性似乎浸透到了生活的更深处。小森先生因为同一政治问题从永田町的国会大厦走到新宿的酒吧,用自己的脚步建构了一个更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政治空间。就像他在《词汇之力,和平之力》中从和平宪法的角度对日本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发现,建构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空间。
遗憾的是,护宪派的斗争最终未能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动,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防卫厅升格防卫省法案同时在参议院表决中通过。
去“红布”五个月之后,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的读书会,小森先生为我们讲“现代读者的成立”。晚餐之后他匆忙乘新干线去八百里外的滋贺县,准备参加次日一大早将在那里举行的民众集会,岛村则领我与林少阳来到新宿,见识一家主要演唱老歌和革命歌曲的酒吧。
酒吧名叫“ともしび”(tomoshibi),这是汉字“灯”的日语平假名写法。有光明、指引方向的意思。“灯”在新宿车站东口靖国大街南侧一座临街商业楼的六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演唱尚未开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里坐满了客人。客人多为中老年,还有穿工作服的。演出开始,有单人表演,有手风琴伴奏的演唱,有手牵手、肩并肩的合唱。曲目以《卡秋莎》等苏俄歌曲以及《北上夜曲》之类的日本老歌为主,主题多为怀旧、革命、和平、爱等等。演唱者很投入,听众或拍手或随着唱,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其实台上与台下本无明确的界限。表演形式与表演内容、气氛,把我带回上个世纪中国的七八十年代。“灯”的老板名叫大野幸则,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先生,清瘦,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岛村把我介绍给他,他过来交谈,很热情。岛村和几位客人合唱了几首歌,十一点左右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客人进店。
两天之后,一叠关于“灯”和“歌声吃茶”的材料寄到我手里。有报刊的采访报道,有“灯”的活动介绍。那是大野先生寄来的,因为我对他说自己对“灯”和“歌声吃茶”感兴趣。大野先生在信中说,五年前《北京周报》特派员曾与他商量是否有可能在北京推行“歌声吃茶”活动,所以他到北京去了两次,与北京市民进行交流,在景山公园一起唱歌。二○○七年是市民交流年,“灯”的同人们将与中国儿童剧院进行交流,年底会邀请中国的四个剧团到日本演出,并打算去中国拜访战后抚养日本残留孤儿的中国养父母们等等。后来没再与大野联系,我不知道“灯”的计划是否都已顺利实施。
大野先生寄来的材料中有他本人与藤泽义男为纪念“歌声吃茶”五十周年合写的长文《歌声吃茶五十年·“灯”的历史》。文章连载于《灯》月刊二○○三年一月号至二○○五年三月号,对“歌声吃茶”的历史脉络有清晰的解说。关于“歌声吃茶”的起源,通行的说法是:战后初期,新宿区歌舞伎町的西武新宿线车站前有一家叫做“灯”的大众饭馆,经营者为柴田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某一天,看到就餐的客人随着店内播放的俄罗斯民谣唱起来,柴田一拍脑袋计上心来,于是请来主持人和乐手,把写着歌词的纸贴在墙上,大家一起演唱。——那就是“歌声吃茶·灯”的起点。当时的店名是直接用汉字“灯”。一九八四年,“灯”从西武新宿车站前迁到现在的地方,店名改用日语平假名书写。从一九五四年算起,二○○四年为五十周年。柴田伸的故事还有另一种版本:那家店本是旅日白俄在简易房中经营的俄国料理店,因经营不善,无奈之下盘给了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柴田,柴田将其改造为专卖炸猪排、鸡蛋饭之类份饭的平民食堂,五十日元一份,适合平民消费。某日,艺术学院的一群女孩子来到店里,用美妙的歌声唱起来,客人们也随着唱,店内的气氛变得热烈优雅,于是柴田来了灵感。不过,“歌声吃茶”的起源还有不同的说法。一九五一年国际劳动节,新宿要町的小酒馆“底层”曾大声播放歌曲,并被杂志报道,因此被视为“歌声吃茶”的起点。另一家名为“卡秋莎”的茶馆也自称“歌声吃茶”的鼻祖。但是,经大野等人调查,一九五四年之前并没有使用“歌声吃茶”的名称。我注意到,关于“歌声吃茶”起源的不同说法中有两个共通之处:第一,起源地都是新宿。第二,都与苏俄歌曲有关。
一九五九年七月西武新宿车站前“灯”的新店开张,楼上、楼下两层,据说能够容纳三百至四百人。进城谋生的年轻人、游行集会归来的市民大众聚集于此,放声歌唱,“歌声吃茶”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与日本社会的“歌声运动”合流,“灯”也在东京都内开了二十多家分店。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影片如《我抛弃的女人》、《巨人与玩具》、《绝对多数》中,都有“歌声吃茶”的场面。当时的日本媒体甚至将广泛开展的“歌声吃茶”运动称为“国民热”。这种“国民热”的产生,有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大背景。不妨翻译大野文章中的一段:
在战后“民众是主人!”“发扬民主主义!”这个背景上,美国爵士乐、流行音乐随着美军的进驻被带进来,并随着收音机和电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俄罗斯民谣、苏联歌曲也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歌声运动”高扬“歌声乃和平之力”的大旗广泛开展,从中诞生了《加油!》、《反对核试验》等歌曲。进而,“歌声运动”又创造出了叙事抒情性的《北上夜曲》、《给你一枝勿忘草》。
战斗的歌声激励着人们,产生出创造光明未来的勇气,通过同声歌唱达到对于人类感动的共有,——“歌声吃茶”渐渐被建设成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一九六○年战后民主派的安保斗争受挫,电视机的普及、游戏机的出现导致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歌声吃茶”亦随之陷入衰退,“灯”的多家分店相继关门。现在只剩下新宿这一家。
岛村是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名家,相识有年,但他的音乐才能我是那晚在“灯”听了他的演唱之后才有所了解。他青年时代在音乐方面下过工夫,大学毕业后甚至一度考虑以音乐事业为生。尽管最后在大学执教、研究文学,但他对日本的音乐文化一直抱有关心。在“灯”听歌大概一周后的五月四日(恰值中国的青年节),他送给我一本《歌之世界·533》和他的一篇旧论文《歌声吃茶的文法——某种“战后民主主义”的形式》。这是为了帮助我理解日本的“歌声吃茶”。
《歌之世界·533》是“灯”印行的歌曲集,嫩绿色的亚光塑料封面,烫金的字和图案,朴素、简洁、清新。歌曲集第一次印刷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岛村送给我的是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印行的第十四版。可见该歌曲集的“长销”(虽然未必是“畅销”)。显然,这本歌曲集是“歌声吃茶”的符号。看了歌曲集我才知道,《底层之歌》、《灯》均为俄罗斯民谣。书名中的“533”是集中所收曲目的数量,“日本的歌”、“俄罗斯的歌”都专列了栏目,但中国歌曲是放在“亚洲的歌”一栏中。数了一下,一共只有《草原情歌》、《对花》等六首,多为抒情性的民歌,革命歌曲一首都没有入选。造成这种隔膜情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中国的革命歌曲大多诞生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有一种天然的隔绝;二是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共与日共因意识形态的分歧长期处于绝缘状态(恢复正常关系是一九九八年)。不过,尽管如此,中日两国的革命歌曲都受到苏俄同类歌曲的影响,并且具有革命美学风格的一致性。因此我进了“灯”才有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感觉。
《歌声吃茶的文法——某种“战后民主主义”的形式》发表在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语文》第一一六辑,是“声音·身体·媒体——共同体驱动语言”专栏中的一篇。在此文中,岛村是结合战后日本的劳工运动、日本左翼文学史以及小说家五木宽之(一九三二——)的长篇名作《青春之门》(一九六九——一九七五)中的相关描写对“歌声运动”进行探讨,一直上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盛时期《国际歌》、《华沙劳动歌》在日本的介绍。在一九四六年战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歌声运动”指导者关鉴子(一八九九——一九七三)指挥集会民众演唱《国际歌》、《红旗》、《听吧!全世界的劳动者》等歌曲,一九四七年的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又演唱《从乡村到工厂》、《连接世界的花环》等新歌。岛村论文描述的情形与新中国工农兵时代的场景十分相似。根据岛村论文的介绍,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纪念日本青年共产同盟成立两周年的集会上,关鉴子担任指挥的青共中央合唱队演唱《国际歌》、《芝浦》(工人运动歌),这一天合唱队正式定名为“青共中央合唱团”(一九五一年简化为“中央合唱团”),这一天也被视为战后日本“歌声运动”的创立原点。六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正式开始的“歌声吃茶”运动,以生活化、具有休闲色彩的形式汇入了日本的“歌声运动”。但是,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左翼政治运动的衰退和经济变革导致的劳工运动的畏缩,“歌声运动”和“歌声吃茶”都衰退了。岛村在文章结尾处说:“‘歌声运动’与‘歌声吃茶’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意义?总体说来,冷战结构解体,从前那种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其具有关联性的亚非民族主义,以及日本国内的劳工运动、民众运动,——由此构成的战后民主主义图景已经消失,因此,曾经存在过的‘歌声吃茶’这出拿手戏大概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有关‘和平’、‘民族’的理解,在现在所谓的后殖民理论被引入的情况下,对于‘战后式和平’、‘战后式民族主义’也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确实如此。作为战后日本文化诸相之一的“歌声运动”和“歌声吃茶”,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日本几乎被年轻一代遗忘。
不过,近几年“歌声吃茶”似乎在渐渐恢复活力。不仅有我在“灯”看到的热烈场面,“灯”的演出小组(主持人、指挥、伴奏、领唱)应邀到地方城镇活动,甚至能组织起千人规模的歌唱表演。此外,“灯”还与剧团合作演出轻型歌剧。“歌声吃茶”活力的恢复与“新昭和怀旧阶层”的出现直接相关。二○○五年十月号的《日经消费·开掘》月刊,即对“新昭和怀旧阶层”的出现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个阶层的出现其实是“团块一代”大量退休的结果。“团块一代”指“二战”结束后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数百万日本人,是他们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繁荣。从二○○六年开始,“团块一代”到了花甲之年,开始退休,其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日本社会的消费结构。根据《日经消费·开掘》的调查,最受中老年欢迎的公共设施的前三名,依次为公共浴室、歌声吃茶、点心店。《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月刊卡拉OK粉丝》、《日经商业》等报刊也有类似的报道。在歌声吃茶店这种具有特殊历史积淀的场所,与同龄人一起听老歌,回忆青年时代的革命体验,对于许多人来说无疑是怀旧性的享受。《The music therapy》二○○六年九月号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我的青春之灯!》。此外,对于卡拉OK这种演唱形式的反动,也使一些青年人走进“歌声吃茶”。相对于卡拉OK这种演唱形式中的孤独性(自我陶醉性)以及屏幕风景的虚拟性而言,“歌声吃茶”的演唱是真实的伴奏,演唱过程中有人与人的交流。“灯”就有一位年仅二十三岁(当时)的美丽女店员,名叫永井康子。她大学毕业之后到“灯”来工作,主要是因为在“歌声吃茶”的演唱形式中能够感受到心与心的交流。《读卖新闻》和《东京新闻》都曾刊载过有关她的报道,《东京新闻》那篇报道的题目就是《超越年龄层的“歌声文化”》。在此意义上,“歌声吃茶”已经获得了新生,完成了从“政治”向“美学”的转变。
无论是“红布”还是“灯”,与其革命并存的都是平民性。这主要是指消费价格。小森先生讲演那晚,“红布”入场券的价格是一千五百日元(东京大学生打工的小时工资在八百日元以上),另免费送一瓶啤酒或饮料。“灯”的点歌费是七百三十五日元,个人平均消费额是两千七百日元。而东京稍微好一点的酒吧,单人消费每晚总也要五千日元以上。
行文至此,忽然觉得将“红布”、“灯”这种消费设施称为“革命酒吧”也许不那么合适。因为“革命”毕竟是其一部分而非全部,客人喝的也并非都是酒,还有其他软饮料,还有饭吃。不过,暂时好像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名称。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革命”不能完全在中国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涉及“革命者”的身份以及“革命”的背景等问题。“革命酒吧”作为日本资本主义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存在,被同样包容在“新宿”这个文化熔炉中的麦当劳文化、日本传统文化、色情文化等等相对化,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鲜明。不过,唯其如此,日本的革命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比如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们以及信仰共产主义的“红布”老板猪狩刚敏)才表现出高度的纯粹性。
八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一九二八,收入《三闲集》),似乎是调侃“革命”与“咖啡店”二者之间的反讽关系。但是,在“红布”和“灯”这里,“革命”和“酒吧”却完成了和谐的统一。这显然是因为“革命”和“酒吧”存在的环境以及革命者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二○○八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写于寒蝉书房
那个酒吧名叫“红布”,在东新宿明治大道东侧一座大楼的地下一层。面积很小,去掉舞台、柜台,观众席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放着普通的折叠椅,坐三十个人已经满满当当。舞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色长方木匾,上面刻着两个清秀的汉字“红布”,描金。汉字下面是英文的“red cloth”。在酒吧这种休闲场所讲护宪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一种尝试,所以老板特意请一位名叫真田晓子的年轻女士当主持人。真田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对政治话题相对熟悉。讲演会七点开始,真田拿出小森先生刚出版的文学政治学著作《词汇之力,和平之力——现代日本文学与日本宪法》(鸭川出版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对小森先生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小森先生以“何谓改宪”为题,用大概一个小时讲解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改宪派主张的要点与目的等等。讲演之后是音乐表演,歌手名叫大木温之,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和平》。曲目显然是与讲演主题搭配的。演唱结束之后进入自由交流阶段,真田得知在场的有我这样一位中国人,便过来打招呼,说是对中国感兴趣,读过藤井省三撰写的有关鲁迅的书。我问她一个酒吧何以举办这种政治性的讲演,真田便喊来了酒吧老板猪狩刚敏先生。问猪狩先生店名何以叫“红布”,他回答说红布就是战旗,红色表示革命。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店本来是中国人开的,好像是经营饮食业,他接手之后改装成现在的样子,做酒吧。柜台下面,确有红布做的围帘一样的装饰。大家喝着啤酒、葡萄酒、饮料,吃着三明治、比萨饼、炒面条之类,谈论日本宪法以及海外派兵、防卫厅改防卫省(国防部)等现实问题。地下室的隐秘性和昏暗灯光造成的朦胧效果,与政治话题的现实性、尖锐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比起平时在会馆、教室等公共场所进行的政治集会,那种活动中的政治性似乎浸透到了生活的更深处。小森先生因为同一政治问题从永田町的国会大厦走到新宿的酒吧,用自己的脚步建构了一个更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政治空间。就像他在《词汇之力,和平之力》中从和平宪法的角度对日本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发现,建构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空间。
遗憾的是,护宪派的斗争最终未能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动,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防卫厅升格防卫省法案同时在参议院表决中通过。
去“红布”五个月之后,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的读书会,小森先生为我们讲“现代读者的成立”。晚餐之后他匆忙乘新干线去八百里外的滋贺县,准备参加次日一大早将在那里举行的民众集会,岛村则领我与林少阳来到新宿,见识一家主要演唱老歌和革命歌曲的酒吧。
酒吧名叫“ともしび”(tomoshibi),这是汉字“灯”的日语平假名写法。有光明、指引方向的意思。“灯”在新宿车站东口靖国大街南侧一座临街商业楼的六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演唱尚未开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里坐满了客人。客人多为中老年,还有穿工作服的。演出开始,有单人表演,有手风琴伴奏的演唱,有手牵手、肩并肩的合唱。曲目以《卡秋莎》等苏俄歌曲以及《北上夜曲》之类的日本老歌为主,主题多为怀旧、革命、和平、爱等等。演唱者很投入,听众或拍手或随着唱,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其实台上与台下本无明确的界限。表演形式与表演内容、气氛,把我带回上个世纪中国的七八十年代。“灯”的老板名叫大野幸则,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先生,清瘦,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岛村把我介绍给他,他过来交谈,很热情。岛村和几位客人合唱了几首歌,十一点左右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客人进店。
两天之后,一叠关于“灯”和“歌声吃茶”的材料寄到我手里。有报刊的采访报道,有“灯”的活动介绍。那是大野先生寄来的,因为我对他说自己对“灯”和“歌声吃茶”感兴趣。大野先生在信中说,五年前《北京周报》特派员曾与他商量是否有可能在北京推行“歌声吃茶”活动,所以他到北京去了两次,与北京市民进行交流,在景山公园一起唱歌。二○○七年是市民交流年,“灯”的同人们将与中国儿童剧院进行交流,年底会邀请中国的四个剧团到日本演出,并打算去中国拜访战后抚养日本残留孤儿的中国养父母们等等。后来没再与大野联系,我不知道“灯”的计划是否都已顺利实施。
大野先生寄来的材料中有他本人与藤泽义男为纪念“歌声吃茶”五十周年合写的长文《歌声吃茶五十年·“灯”的历史》。文章连载于《灯》月刊二○○三年一月号至二○○五年三月号,对“歌声吃茶”的历史脉络有清晰的解说。关于“歌声吃茶”的起源,通行的说法是:战后初期,新宿区歌舞伎町的西武新宿线车站前有一家叫做“灯”的大众饭馆,经营者为柴田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某一天,看到就餐的客人随着店内播放的俄罗斯民谣唱起来,柴田一拍脑袋计上心来,于是请来主持人和乐手,把写着歌词的纸贴在墙上,大家一起演唱。——那就是“歌声吃茶·灯”的起点。当时的店名是直接用汉字“灯”。一九八四年,“灯”从西武新宿车站前迁到现在的地方,店名改用日语平假名书写。从一九五四年算起,二○○四年为五十周年。柴田伸的故事还有另一种版本:那家店本是旅日白俄在简易房中经营的俄国料理店,因经营不善,无奈之下盘给了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柴田,柴田将其改造为专卖炸猪排、鸡蛋饭之类份饭的平民食堂,五十日元一份,适合平民消费。某日,艺术学院的一群女孩子来到店里,用美妙的歌声唱起来,客人们也随着唱,店内的气氛变得热烈优雅,于是柴田来了灵感。不过,“歌声吃茶”的起源还有不同的说法。一九五一年国际劳动节,新宿要町的小酒馆“底层”曾大声播放歌曲,并被杂志报道,因此被视为“歌声吃茶”的起点。另一家名为“卡秋莎”的茶馆也自称“歌声吃茶”的鼻祖。但是,经大野等人调查,一九五四年之前并没有使用“歌声吃茶”的名称。我注意到,关于“歌声吃茶”起源的不同说法中有两个共通之处:第一,起源地都是新宿。第二,都与苏俄歌曲有关。
一九五九年七月西武新宿车站前“灯”的新店开张,楼上、楼下两层,据说能够容纳三百至四百人。进城谋生的年轻人、游行集会归来的市民大众聚集于此,放声歌唱,“歌声吃茶”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与日本社会的“歌声运动”合流,“灯”也在东京都内开了二十多家分店。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影片如《我抛弃的女人》、《巨人与玩具》、《绝对多数》中,都有“歌声吃茶”的场面。当时的日本媒体甚至将广泛开展的“歌声吃茶”运动称为“国民热”。这种“国民热”的产生,有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大背景。不妨翻译大野文章中的一段:
在战后“民众是主人!”“发扬民主主义!”这个背景上,美国爵士乐、流行音乐随着美军的进驻被带进来,并随着收音机和电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俄罗斯民谣、苏联歌曲也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歌声运动”高扬“歌声乃和平之力”的大旗广泛开展,从中诞生了《加油!》、《反对核试验》等歌曲。进而,“歌声运动”又创造出了叙事抒情性的《北上夜曲》、《给你一枝勿忘草》。
战斗的歌声激励着人们,产生出创造光明未来的勇气,通过同声歌唱达到对于人类感动的共有,——“歌声吃茶”渐渐被建设成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一九六○年战后民主派的安保斗争受挫,电视机的普及、游戏机的出现导致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歌声吃茶”亦随之陷入衰退,“灯”的多家分店相继关门。现在只剩下新宿这一家。
岛村是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名家,相识有年,但他的音乐才能我是那晚在“灯”听了他的演唱之后才有所了解。他青年时代在音乐方面下过工夫,大学毕业后甚至一度考虑以音乐事业为生。尽管最后在大学执教、研究文学,但他对日本的音乐文化一直抱有关心。在“灯”听歌大概一周后的五月四日(恰值中国的青年节),他送给我一本《歌之世界·533》和他的一篇旧论文《歌声吃茶的文法——某种“战后民主主义”的形式》。这是为了帮助我理解日本的“歌声吃茶”。
《歌之世界·533》是“灯”印行的歌曲集,嫩绿色的亚光塑料封面,烫金的字和图案,朴素、简洁、清新。歌曲集第一次印刷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岛村送给我的是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印行的第十四版。可见该歌曲集的“长销”(虽然未必是“畅销”)。显然,这本歌曲集是“歌声吃茶”的符号。看了歌曲集我才知道,《底层之歌》、《灯》均为俄罗斯民谣。书名中的“533”是集中所收曲目的数量,“日本的歌”、“俄罗斯的歌”都专列了栏目,但中国歌曲是放在“亚洲的歌”一栏中。数了一下,一共只有《草原情歌》、《对花》等六首,多为抒情性的民歌,革命歌曲一首都没有入选。造成这种隔膜情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中国的革命歌曲大多诞生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有一种天然的隔绝;二是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共与日共因意识形态的分歧长期处于绝缘状态(恢复正常关系是一九九八年)。不过,尽管如此,中日两国的革命歌曲都受到苏俄同类歌曲的影响,并且具有革命美学风格的一致性。因此我进了“灯”才有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感觉。
《歌声吃茶的文法——某种“战后民主主义”的形式》发表在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语文》第一一六辑,是“声音·身体·媒体——共同体驱动语言”专栏中的一篇。在此文中,岛村是结合战后日本的劳工运动、日本左翼文学史以及小说家五木宽之(一九三二——)的长篇名作《青春之门》(一九六九——一九七五)中的相关描写对“歌声运动”进行探讨,一直上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盛时期《国际歌》、《华沙劳动歌》在日本的介绍。在一九四六年战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歌声运动”指导者关鉴子(一八九九——一九七三)指挥集会民众演唱《国际歌》、《红旗》、《听吧!全世界的劳动者》等歌曲,一九四七年的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又演唱《从乡村到工厂》、《连接世界的花环》等新歌。岛村论文描述的情形与新中国工农兵时代的场景十分相似。根据岛村论文的介绍,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纪念日本青年共产同盟成立两周年的集会上,关鉴子担任指挥的青共中央合唱队演唱《国际歌》、《芝浦》(工人运动歌),这一天合唱队正式定名为“青共中央合唱团”(一九五一年简化为“中央合唱团”),这一天也被视为战后日本“歌声运动”的创立原点。六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正式开始的“歌声吃茶”运动,以生活化、具有休闲色彩的形式汇入了日本的“歌声运动”。但是,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左翼政治运动的衰退和经济变革导致的劳工运动的畏缩,“歌声运动”和“歌声吃茶”都衰退了。岛村在文章结尾处说:“‘歌声运动’与‘歌声吃茶’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意义?总体说来,冷战结构解体,从前那种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其具有关联性的亚非民族主义,以及日本国内的劳工运动、民众运动,——由此构成的战后民主主义图景已经消失,因此,曾经存在过的‘歌声吃茶’这出拿手戏大概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有关‘和平’、‘民族’的理解,在现在所谓的后殖民理论被引入的情况下,对于‘战后式和平’、‘战后式民族主义’也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确实如此。作为战后日本文化诸相之一的“歌声运动”和“歌声吃茶”,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日本几乎被年轻一代遗忘。
不过,近几年“歌声吃茶”似乎在渐渐恢复活力。不仅有我在“灯”看到的热烈场面,“灯”的演出小组(主持人、指挥、伴奏、领唱)应邀到地方城镇活动,甚至能组织起千人规模的歌唱表演。此外,“灯”还与剧团合作演出轻型歌剧。“歌声吃茶”活力的恢复与“新昭和怀旧阶层”的出现直接相关。二○○五年十月号的《日经消费·开掘》月刊,即对“新昭和怀旧阶层”的出现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个阶层的出现其实是“团块一代”大量退休的结果。“团块一代”指“二战”结束后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数百万日本人,是他们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繁荣。从二○○六年开始,“团块一代”到了花甲之年,开始退休,其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日本社会的消费结构。根据《日经消费·开掘》的调查,最受中老年欢迎的公共设施的前三名,依次为公共浴室、歌声吃茶、点心店。《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月刊卡拉OK粉丝》、《日经商业》等报刊也有类似的报道。在歌声吃茶店这种具有特殊历史积淀的场所,与同龄人一起听老歌,回忆青年时代的革命体验,对于许多人来说无疑是怀旧性的享受。《The music therapy》二○○六年九月号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我的青春之灯!》。此外,对于卡拉OK这种演唱形式的反动,也使一些青年人走进“歌声吃茶”。相对于卡拉OK这种演唱形式中的孤独性(自我陶醉性)以及屏幕风景的虚拟性而言,“歌声吃茶”的演唱是真实的伴奏,演唱过程中有人与人的交流。“灯”就有一位年仅二十三岁(当时)的美丽女店员,名叫永井康子。她大学毕业之后到“灯”来工作,主要是因为在“歌声吃茶”的演唱形式中能够感受到心与心的交流。《读卖新闻》和《东京新闻》都曾刊载过有关她的报道,《东京新闻》那篇报道的题目就是《超越年龄层的“歌声文化”》。在此意义上,“歌声吃茶”已经获得了新生,完成了从“政治”向“美学”的转变。
无论是“红布”还是“灯”,与其革命并存的都是平民性。这主要是指消费价格。小森先生讲演那晚,“红布”入场券的价格是一千五百日元(东京大学生打工的小时工资在八百日元以上),另免费送一瓶啤酒或饮料。“灯”的点歌费是七百三十五日元,个人平均消费额是两千七百日元。而东京稍微好一点的酒吧,单人消费每晚总也要五千日元以上。
行文至此,忽然觉得将“红布”、“灯”这种消费设施称为“革命酒吧”也许不那么合适。因为“革命”毕竟是其一部分而非全部,客人喝的也并非都是酒,还有其他软饮料,还有饭吃。不过,暂时好像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名称。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革命”不能完全在中国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涉及“革命者”的身份以及“革命”的背景等问题。“革命酒吧”作为日本资本主义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存在,被同样包容在“新宿”这个文化熔炉中的麦当劳文化、日本传统文化、色情文化等等相对化,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鲜明。不过,唯其如此,日本的革命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比如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们以及信仰共产主义的“红布”老板猪狩刚敏)才表现出高度的纯粹性。
八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一九二八,收入《三闲集》),似乎是调侃“革命”与“咖啡店”二者之间的反讽关系。但是,在“红布”和“灯”这里,“革命”和“酒吧”却完成了和谐的统一。这显然是因为“革命”和“酒吧”存在的环境以及革命者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二○○八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写于寒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