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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老总
退休多年的老赵是个乐观大肚的老头。他常说，他是300斤猪肉的干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当了劳动工资科长，他的工资可以买300斤猪肉。后来，随着职务的上升，一直当到企业总经理，工资往上加，猪肉的价格也往上涨，算下来，月收入还是只能买到约300斤猪肉。
老赵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领导。十多年前，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他所领导的工厂视察，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省领导和老赵一路陪同，当然也风光得很。
中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工厂就餐。如何排座位，省接待部门的同志和老赵商量。接待部门的意见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理所当然的入坐主席，两边再按领导职务大小依次入座。
老赵不理解也不敢反对他们的安排，只是问道，今日谁是这里的主人？
答案有两个，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国家的领头人当然也是这里的主人；一个是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工厂负责接待，当然工厂的职工是主人，总经理是总代表。
省里负责接待的同志很有水平的对老赵说，当然你们是主人。
老赵为自己的一点点狡诈得到认可暗中高兴，不慌不忙地说，既然我们是主人，那就要尽到主人的礼数，主席只能主人坐了。
后面的安排还真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好多年后，老赵印了两本书，题目是《钢厂之恋》上下两册，并送我一套。我细细拜读，并没有发现老赵接待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记叙。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拿大人物为自己脸上贴金的。
老刘矿长二三事
湘西这座铜矿刚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就面临资源枯竭破产的绝境。细细算来，这个矿山先后有六位矿长，其中两位属离休干部，两位已经逝世，两位姓刘，老矿长刘群在这三种情况中都算一个。
老刘矿长在位的时候，我在矿中层党群管理岗位上，当时党委书记是矿山的一把手，为避嫌疑，我和他交往不多，但是抽烟这个共同的爱好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记得一次在井下劳动，休息时我抽着老刘矿长递来的香烟，和他天南海北侃大山。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说，我抽的是稿费烟，“烟民”经济自立，老婆管不了也不管了。大概有同感，老刘矿长也告诉我，过苦日子的时候，他在一家国企负责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爬格子，除了办公文，还给报刊杂志写了不少稿件。他感叹的说，我们家就是靠那点稿费帮衬渡过苦日子的。原来只有中学文化的老刘矿长也是个“鸡屎分子（矿工对知识分子的谑称）”、大笔杆子，不是大老粗，我肃然起敬，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突然高大了许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拉开序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固定工资之外，老刘矿长执政的时候，不知道从那个月开始，多发了两元钱，且名曰“月度奖金”。区区两元，悄悄掀起了国企分配制度改革的一角，当时的震惊不亚于若干年后的试行“年薪制”的震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来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矿长被提到一把手的位置，旧的平衡被打破了，书记和矿长的矛盾也公开化了，最终，党委书记调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干部“四化”几乎一风吹，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刘矿长退到了二线。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这是离开矿长岗位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5年，省厅要在刚刚旅游开发起步的大庸（县）（现在的张家界市）修建职工休养所，老刘矿长被抽调出来，担任了项目负责人。那年秋天我到了大庸，老刘矿长在刚刚收购的一间民房里招待了我们。他兴奋的告诉我们，地皮的事情搞妥了，依山靠路，20多亩，要建一座大庸当时最好的疗养所（宾馆）。那年，老刘矿长虚岁55，大概是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和组织的信任，他精神焕发，话也说得特别多。
疗养所如期建成，若干年内，它都是张家界市标志性的建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老刘矿长千辛万苦修建的职工疗养所，20年后，由于运行机制和主辅分离的原因被迫关门清算挂牌拍卖，而且是在我手上完成的。好在拍卖所得近2000万元，足以安抚几十名疗养所职工，好在早早离开我们的老刘矿长已经不知道这一切了。
老刘矿长是1996年去世的。他的肝脏出了大问题，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早就不是一个健康人，在部队、在企业特别是常年在偏远矿山，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一年年侵蚀着他的健康和生命。他黑黑的脸膛，我们一直以为是健康的标志，其实是肝病的外露。老刘矿长死在长沙，葬在老家隆回，享年65岁。我打开《矿志》，在上面找到了老刘矿长唯一的一张照片（合影）和一段200字的简介，我想，除了这点记录和他长眠的两平米土地，他留给世上的痕迹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心里。
李科长
李科长到了长沙，住在三女儿家。他是我的第一任上司，我赶紧去看望他老人家，没想到八旬老人如此经熬，几年不见，健康依旧。我笑着说，老李，您是人生马拉松长跑队伍中坚持得最好的。他也搬着手指说，是啊，是啊，好多人跑着跑着怎么就不见了呢。
老李是地地道道的矿工出身，先后在两个国有矿山工作，并担任中层领导职务。当年我在矿山宣传科当干事，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李科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可以一边口述一边让打字员打印（当时还是铅字打印机），一字不改出文件，被誉为出口成章的“秀才”。
老李患有矽肺病，后来得了直肠癌，动了大手术，从那以后，瘦瘦精精的他就被我们认为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人。退休后，他又被查出得了肺癌，作了一叶肺的切除。术后活检又排除了肺癌，李科长哈哈一笑，那叶肺有矽肺本来就不起作用，切了就切了。身体瘦弱的他大度乐观，从不放弃锻炼，加上婆婆子又像照顾孩子一样的招呼他的饮食起居，他竟跑过了许多年龄差不多的“英雄好汉”，高高兴兴活到了现在。
老李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幸福都是只有四朵金花。当年，为女儿顶职他提前退休。因为是个女孩安排就业遇到不少障碍，气得老李发火了：“要是能生，我一定要生个儿子！”现在，他的几个女儿女婿都很争气，每年，李科长在怀化、长沙、广州几个女儿女婿家里轮着住，他和老伴的脸上都露出藏不住的笑容。 和老李握手再见的时候，我说，努力再努力，坚持再坚持，熬到四世同堂。
秀 才
他姓孙，大名文才，只因为人长得清秀，动作斯文，肚子里又确有墨水，被大家称做秀才。久而久之，大家喊惯了，他自己也听惯了。那一次重温入党誓词，台上党委书记连喊几声“请孙文才同志到上面来”，良久，他才反应过来是喊自己，红着脸忙乱走到台上。
秀才是学采矿专业的，五十年代的老中专生，在矿山井下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不知道是太秀气在家难占上风，还是矿脉中的放射性元素起作用，秀才和老婆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号称四朵金花。连个带把的都没有，秀才一肚子委屈，脸上好没面子，和矿工师傅们开玩笑讲痞话，连句大话都说不起。好在两口子并不气馁，屡败屡战，赶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前得了个满崽。人逢喜事精神爽，从此，秀才的腰板挺直了，讲话硬气了，一项项创造发明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先是矿车改造，秀才把矿车断面结构设计从“V”型改成“U”型，装载能力增加了近一倍，而矿山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投入。秀才当了劳动模范，有人不服气。矿长笑着说，我们一两千职工，几百管理和技术人员，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点子，偏偏让秀才拔了个头筹呢。
接着，秀才主持设计和施工，建成了井口运输自动线。这项成果让偏僻的矿山热闹起来，先是上级领导视察和赞扬，接着是记者采访和见报，跟着是同行的学习和参观，最后还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奖，微缩模型在省展览馆里陈列了好几个月。这回大伙都服气了，说矿山总工非秀才不可，秀才自己也认为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秀才老家在大湘西的最边边上，如果能够当上总工程师，也算一个县处级领导，只怕是穷乡僻岭的祖坟要开拆了。
总工程师揭榜了，秀才在二选一的考察中落选了。若干年后，当年的组织考察秘密不经意透露出来，人们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上级部门在矿山考察总工程师人选时，两位旗鼓相当的角色各有长短，实难取舍。组织上找他们谈话时，秀才实事求是为自己评功摆好，大有当仁不让的味道。另一位呢，大谈竞争对手秀才的长处，处处谦虚谨慎。最后，上级部门领导拍板，总工程师也是领导成员，还是选心胸宽一点的好。人们评说，秀才最终落选在只懂技术不懂宦术上面。
秀才的心胸够宽的，挂个副总工程师的牌子，照样乐哈哈的干自己技术工作，专业上又有不少建树。没有几年，那位总工程师调离了矿山企业，秀才自然而然成了总工程师的不二人选。走马上任的秀才并没有高兴起来。他发现学矿山专业的人越来越少，能够分到矿山企业的专业对口的大学生越来越少。秀才叹息道，再过一些年，摆个总工程师的位置，也请不到菩萨来坐了。
总工程师的位子秀才真的坐到底了，他退休之后，矿山再也没有配上总工程师。后来，矿山因为资源枯竭破产了，好多人都搬到县城和市里去住了。秀才没有挪窝，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竖井、选矿场、盘山公路；宿舍、办公楼、满目苍翠；还有那些累弯了腰、急白了头，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老矿友们。钓钓鱼，爬爬山，秀才打发着闲暇的时光；逗逗孙，玩玩牌，秀才的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作为国企的矿山没了，秀才常常为此惆怅不已。
心里的那座矿山还有，秀才于是活得格外踏实。
王大胆
王医生个子不高，人长得精精瘦瘦，其貌不扬的他有一个喊得天响的外号：王大胆。
他学的是外科，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口号下，王医生当年充其量读了一年书。凭着半罐子墨水和一张文凭，湘西土生土长王医生回到了老窝子，分配到一家偏远的省属矿山企业，成了职工医院独一无二的有大学文凭的医生。好在矿领导瞧得起他，三番五次的送他到省城大医院对口培训，多多少少弥补了王医生的一些先天不足。三五年不到，王医生当了医院院长。
矿山在三县交界之处，矿藏好得很，当地的老百姓却苦得很，好多七八十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几十里外的县城。老乡有了三病两痛，几把草药，一碗符水，命大的挺过来，命弱的见阎王。自从有了职工医院，来医院看病的、治伤的和生毛毛的老乡络绎不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王医生在当地很快小有名气。
一天，一个口里吐血下面拉红的老乡被两根竹杠绑着一把椅子的担架抬到了医院。王医生一看病人脸色如同一张白纸，马上判断是个胃大出血。转院来不及，在矿医院做手术，条件不具备，性命攸关，怎么办？病人的亲人齐刷刷的跪在王医生面前，直呼好人救命。同来的村长说得更白：王院长，您放手治，治好了，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治不好，怪他的命不好，我们绝不会找您的麻烦。
万般无奈，王医生只好亲自操刀，在简陋的条件下给那位老乡动了手术。“好在没有死在手术台上！”给病人伤口缝完最后一针，浑身汗透的王医生累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不知道是山里人经熬，还是王医生手术做得好，那位病人奇迹般的好了，后来还能犁田赶山呢。从此，矿里的人送王医生一个外号“王大胆”，病人把王医生当成了救命的活菩萨。
王医生的大胆在快退休的前几年再一次表现出来，放着好好的院长不当，他要辞职下海，去承包一家办不下去的乡卫生院。那个医院比矿医院位置更偏，海拔又高，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好多人都说，这回，王医生不把手头那点钱折腾完不会放手，最后，只怕把自己也会搭进去。
矿里给王医生留了条后路，让他停薪留职。王医生却义无反顾，为了重新启动乡卫生院，他把自己那点老底子全赔进去了，手上的十几万积蓄用光了，还把女儿女婿做生意赚的钱拉了一坨来用。他花高薪请来了几位退休医生，还跑到省城大医院，找到他跟班学习时结交的师兄师姐，以扶贫的名义，弄回来好几套大医院淘汰了的而乡卫生院急需的医疗设备。
过春节了，王医生也不肯下山会家。婆婆子打发女儿女婿跑到山上一看，卫生院有模有样大有起色，老百姓没有不伸大拇指夸奖的，但是，王医生口袋里的钱却折腾得所剩无几，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他们苦苦劝他，年近花甲的人，卫生院搞到这个样子，对得住农民伯伯了，咱们走人，投的那些钱算是扶贫，不要了，好吗？ 王医生不为所动，坚持苦心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直到有一天，一位大领导下来连片蹲点，发现乡里卫生院一枝独放，不甚感慨：农村卫生医疗事业最缺的不仅仅是钱是药，更缺的是医生，是人才，是慈心。
后来，国家出了大政策扶持乡镇医院，王医生承包经营乡卫生院的合同自然要终止。有的人说，王医生这回发财了，他笑嘻嘻的回答，反正没有脱了裤子回来，也有人说，王大胆这回亏大了，他也笑嘻嘻的说，我亏什么，最后弄了个公务员待遇，赚大了。
原来，县卫生局接收王医生承包的乡卫生院时，问他有什么条件，王医生说，我也是农村娃娃出身，农民伯伯高兴了，我就高兴了，什么条件我都不讲，县里怎么办都行。王医生停薪留职的省属矿山已经进入资源枯竭破产程序，考虑王医生几年来的投入和贡献，县里把他的人事关系转到了县卫生局，让他吃上了财政饭。
去年，王医生退休了。听说，那个乡卫生院还挂着他的彩色照片，下书“名誉院长”四个烫金大字。
梁老师三进子校
《水浒》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路人皆知，梁老师三进子弟学校的事情，矿里知根知底的人就没有几个。
梁老师何许人也？他叫梁为书，土生土长在大山旮旮里，读到初中，还没有到过县城。那年，上午还在山上砍柴的回乡知青梁为书，下午被叫到公社，领到一纸到省城上大学的通知书。山旮旮里拱出个大学生，胡子花白的爷爷激动的说，搭帮毛主席，搭帮共产党，我老梁家三代赤贫也出秀才啦！
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梁为书读的是师范大学，学的是政教专业。从大湘西到大城市，梁为书贫下中农的本色丁点不变。读了三年书，他依然是一双布鞋丈量马路，一次公共汽车都没坐过。别看他文化底子差，一本270面的红宝书从头背到尾，一字不落，还能指那背那。梁为书最喜欢毛主席那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忆苦思甜、军训拉练、斗私批修，都是他典型发言，他不仅早早入了党，还被学院树为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
带着一身光环，梁为书毕业了。他没有按照惯例回到老山旮旯教书，而是破例分到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矿山企业。怎么安排梁为书？矿革委会和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对他高看一眼予以重用，破格任命他为子弟学校的副校长。
梁为书成了名符其实的梁老师。
梁老师学的政治教育却不会给学生上政治课，梁老师作典型发言时镇得住满礼堂的听众却招呼不住学校一帮细娃儿，无奈，只好分工他管学校后勤。梁老师毫无怨言，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捅煤炉烧开水，他包了。打扫老师办公室和教室的卫生，他包了。操坪里没有沙坑，他自己挖，一卡车河沙拉到山脚下，他硬是一担担挑到位于山顶顶的操坪里。
有人夸他，说他是老黄牛。
也有人为他抱打不平了，说他是人民教师不是民工。
无奈，矿里把梁老师调到了行政后勤部门，负责仓库管理，领导说，梁为书就是最靠得住的把门锁。
大家还是喊他梁老师。八点上班，他七点一过就到了办公楼。从厕所到门厅，从走廊到楼梯，梁老师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一年到头，无一例外。开始，大家还誇他，说他分内分外一个样。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那就是他的份内工作，梁老师自己也觉得是一件应该干好的本职工作。他总是说，拿了国家工资，就要对得住国家，多做点事，累不死人。
时间过了好多年，直到下岗分流搅得办公楼也不安宁的时候，有人突然想到了梁老师的编制应该在子弟学校，不必在行政后勤部门占一个指标。于是，领导又来做梁老师的工作，安排他回到学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做做操，跑跑步，打打球，拔拔河，和娃儿们一起疯一起玩，是山里长大的梁老师的长处，虽然没有再安个副校长的头衔，他也心安理得。这样平安无事过了好多年，直到那一回学校组织一帮学生娃儿春游。游玩中有个男娃不听招呼，偷偷跑到小溪边，脚一滑跌进水里。带队的梁老师从半山腰连滚带爬冲到溪里，一个水迷子把娃儿推了上来，自己的膝盖骨却被碰破了。
走路一拐一拐的梁老师上不了体育课，被安置到了矿离退休办公室，戴了个副主任的高帽子。时间一长，矿领导也看出点名堂来了，多年搞不起来的门球场，在一片荒草地上建起来了，还几乎没有花矿里什么钱。第一功臣当然是梁老师，他天天一把锄头一担箢箕，起沟、填土、铲草、铺沙，人晒得黝黑，笑起来一口牙齿好白好白。老同志说，他比民工都辛苦。说也奇怪，门球场建成了，梁老师走路也不拐了。
前年，省教育厅厅长来到矿山，了解企业办子校移交地方政府的进展情况。矿长汇报完毕，厅长随口问道，当年我的一位老同学分在这里，现在还在这里不？矿长忙问，叫什么名字？厅长说，梁为书。矿长说，在，在，现在是离退休办的副主任，干得很不错的。厅长动感情的说，当年我们是上下铺，没想到这位老兄硬是在矿山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吃饭的时候，厅长对矿长说，子弟学校就要移交地方政府，老师还是归队好，这样与公与私都好交代，没有后遗症。
厅长一句话，梁老师又回到了学校。
去年，子弟学校交给了当地政府，梁老师吃上了财政饭，不过身份是退休老师。
梁老师闲不住，回了一趟老家，回来后有了新打算。他说，老山窝窝的村办学校留不住老师，我回老家支教去。那边还有个老房子，稍稍休整一下就能住，不会给村里添麻烦。我晓得自己教书水平不高，哄哄一二年级的娃娃还是可以的。
春节一过，矿里就真的不见梁老师老两口的身影了。
小周师傅
小舅子乘高速大巴从长沙回到大湘西的县城，近900里路程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听到他报平安的电话，我感慨“千里山城半日还”，不由得想起了小周师傅和他的故事。
小周师傅在我心里永远定格在30多岁，其实他活着的话也应年过半百了。
他是一位矿山货车司机。矿山位于大湘西的三县交界处，从矿山到省城，上世纪七十年代要过沅水、资江、湘江三个渡口，要翻越讨饭铺等大山竣岭，近1000里的公路最少要跑两天。一日，有人和小周打赌，说他如果一天跑到长沙，如何如何。年轻气盛的小周不信邪，当下接招应战。 小周头天装好货物，第二天天不亮就开车出发了。天黑的时候，驻长沙南门口的矿山办事处打来电话，说小周已经平安到达。千里迢迢一日到，和小周打赌的人简直难以置信。
回到矿里，小周展示了一天跑到省城的秘密武器，两个军用水壶而已。他说，一个壶装着开水，一个壶是空的，汽车过渡的时候，饿了，一口水一口干粮，憋不住了，就着空水壶方便，马不停蹄，一天跑到了，怎么样！
从此，小周师傅在矿里名声大噪。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小周成了邻居，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勤快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十分爱老婆的好丈夫。小周的妻子小刘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调皮的儿子，小名刚伢子。别看小周自己年头年尾一身工作服，但是妻子小刘在他的武装和调配下，穿着打扮完全和省会流行趋势同步，走在矿区沙石马路上抢眼得很。为了发家致富，业余时间，他起早贪黑在山坡上盖起了一排猪圈。他上班开车，下班开荒种薯种菜用于养猪，折腾了好几年，也不知赚了钱没有。
只是他死得太意外，同事到长沙说给我听，我都不敢相信。
我们离开矿山到长沙工作后，小周靠自己的积攒和借贷，买汽车跑运输，真的发了。到上世纪末，他手头已经有了两辆货车。一天，他为修车的事情，和修车师傅发生了口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句话不投机，平时的老熟人、喝多了酒的修车师傅突然从背后拿出一把刀来，捅向他的胸口。
小周当场丧命，他还年轻得很呀。
几年后，他的妻子小刘改嫁。没过两年，小刘突然倒在洗手间，也跟随小周师傅去了。
小周师傅，大名建军矣。
“猫叽”向秀成
建矿40周年的时候，他们给寄来一本矿誌，并告诉我，矿山因为资源枯竭要破产了。
26前我工作过的湘西矿山不大，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不到1600人。为了矿山的建成投产发展，先后有93名职工长眠于此，其中工亡的有21人。这21人当中，就有我的好友向秀成。
小向是辰溪人，他被招工进矿时，我正在采矿工区职工食堂当采购员。一天，食堂来了一位清清秀秀年轻人，他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笑起了就像小猫一样逗人喜欢。于是他后来就有了一个外号“猫叽”，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他永远定格在我心中的“小向”形象。
猫叽和我同住一间单身宿舍。他学白案，很快就成了师傅。在他的关照下，我享受了许多“特权”。星期天，年轻的我爱睡到自然醒，我的床头总有小向给我留下的饭盒，里面肯定是几个大肉包子。过春节，矿山派解放牌大货车送我们回家。怕我饿着，小向在我的背包里放了一包吃的。午饭时打开，竟是一个有普通包子的五个大的巨型包子，莫说别人被镇住了，连我也惊愕不已。
我帮了小向两次忙，一次是做了一件好事，一次是彻底帮了倒忙。
小向的文化不高，谈了一个在县里工作的女朋友。他要给女朋友写信，别别扭扭找到了我。我说，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他说了个大概意思，我铺开信纸，一挥而就。我唸给小向听，他连说，好，好，要得，要得。其实，我写的恋爱信里面有好多文绉绉的话语，他不完全懂也不好意思问。小向很快结婚生子，夫人后来也调到矿山工作。这算是我对他积的一点阴德。
在食堂工作，小向只能定为二级工，每月工资37元，加上晚班费才40元。一天，他找到我，要我帮忙把他调到井下去。我说，别人千方百计要调出井下，你可想好啊。他说，下井可以定3级工，每月43元，加上一个班有四毛钱下井津贴，二毛七的保健费，一个月可达60元，比现在要多20多钱。他磨了好多次，我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帮他找了矿领导和劳资部门。小向下井了，每次碰到我都是喜笑颜开的。他说，累是累一点，多了两张票子，日子稍稍好过一点了。
天有不测风云，小向在一次井下坍方事故中牺牲了。噩耗传来，我头都大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第一感觉是小向的孩子和爱人的“天”塌下来了，他们怎么办啊？！
小向躺在停尸房，一向害怕死人的我下定决心要看看老朋友。来到停尸房，小向的遗体正在擦洗，白白净净的躯体映入我的眼帘，泪水马上遮住了我的双眼。这就是给我送肉包子的猫叽，这就是求我写恋爱信的猫叽，这就是为人夫为人父的猫叽，这就是大家都喜欢的猫叽小向师傅？！我的心发紧发痛，感到做了一件终身内疚的错事，我千不该万不该，帮助他调到井下工作。矿上工亡的机率是每年万分之五左右，怎么就偏偏落在我的好友向秀成头上？我帮了一个天大的倒忙，也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从此以后，我不再帮人调动工作到井下岗位。
从此以后，我不再怕死人。
小向走了，他的爱人后来也调走了。
建矿40年前夕，我回到了矿里。几十年过去了，无人再提起猫叽。小向的坟上，只怕是长满了野草，野草间又长出了杂树，坟堆累累，枝枝叶叶，谁能辩驳。猫叽向秀成，留给矿山的，只是矿誌工亡名单上三个不显眼的汉字。
张老师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一帮学生伢子在矿山当火头军。大概是为人老实，一年后我当了堂采购员。就在这个时候，从瑶岗仙钨矿调来了一位炊事员，他个子瘦小，满脸风霜，背驮腰躬，独眼龙，看起来早该退休了，他姓张名圣开，我们都喊他张老师傅。
我和张老师傅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慢慢也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他是湘西人，出身特苦，老婆被土匪抢走以后，和侄儿相依为命。侄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是矿里的中层干部，张老师傅调到矿里就是跟着侄儿来的。
张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这些学生伢子。他说，豆芽菜要去根掐头，整得像火柴棍子一样整齐，下锅爆炒，然后装盘，才会色香味美。他把我们炒的大锅菜称为煮猪潲，说那不是给人吃的。他言传身教，给我们上了正规的烹饪第一课，粗放的食堂餐饮有了一点改观。
一天，很冷很冷，我赖在热被窝里实在不想起床。在老张师傅的一再催促下，我赶紧刷牙洗脸。就在出门的时候，老张师傅拉住我问道，今日要去凤凰县拉菜？我说是的。他从箱子里翻出一顶旧帽子，要我戴上。那是一顶黑色的棉帽子，帽檐已经半软不硬，有两条很长的帽耳朵，在那个年代，也算土气，我不想戴。张老师傅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踮起脚把帽子给我戴上，并把两个帽耳朵打下来给我系好。他一边系带子一边说，外面好冷，敞篷车，风大，戴上好，戴上好。现在，40 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那双青筋暴露的粗手和长满老茧的手指头，我还记得他像对待自己孩子的那副慈祥眼神，我还记得他唠唠叨叨的亲切话语，张老师傅给我戴棉帽子的情形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张老师傅找了一个婆婆子一起过日子。退休以后，他还是劳作不已，经常挑着粪桶扛着锄头上山种菜。后来，他的侄子调到株洲，担任了区一级的重要职务，接着下海发了大财，最后死于白血病。老张师傅硬气的待在湘西偏远矿山，和婆婆子相依为命，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
1986年，我调离矿山后，老张师傅的消息越来越少。直到前年，矿长来到我家，告诉我张老师傅死了好多年了，我心头微微一震。矿长接着对我说，矿山因为资源问题要关闭破产了，为了解决好无儿无女职工家属老张师傅婆婆子的遗留问题，不管有没有政策依据，留了一笔钱，专门用于照顾老张师傅的遗孀。我说，矿长你积了个大阴德。
矿山破产刚刚完成，张老师傅的婆婆子也走了，矿里留下的那笔专用资金还没有用完。
我想，在那边，张老师傅和婆婆子又可以相依为命了。
不怕事的老耿
老耿上班那些年也当过芝麻官，别人喊他什么长他是绝对不应的，久而久之，不论老少都只喊他老耿。于是，有人说老耿老气横秋，他婆婆子戏谑的说，他一辈子就是那个德性。
他是我的老乡，春节前在河边散步碰到他，他主动告诉我，前几次体检肺部有个阴影，没太在意。这次CT扫描，确定为肺癌。我暗暗一惊，察言观色，老耿倒很镇静，好像是在说他人的事情一般。老耿笑着说，30多年前，我已经死过一回了，还怕什么。我说，打算怎么治疗？他说，正在服用一种什么定向靶的治癌药物，一天要花500多元。我说，命要紧，钱乃身外之物，别太看重。我知道他家境不错，尤其是二儿子当公司高管拿年薪，拿个几十百把万没问题。老耿说，钱，治得了病，保不保得了命，听天由命吧。他又说，我不怕死，我想通了，宁可少活些年，也要活得自由自在点。所以，我决定不做手术，保守治疗。
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和老耿拜拜。回到家里，我想了很多，在哀叹人生短暂多灾多难的同时，想起了老耿一根肠子通到底的许多事情。
老耿是50年代的中专生，那个时候也算个知识分子，尤其在偏远的矿山企业，更是个人才了。老耿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大公无私也是公认的，但是每每提拔都没有他的份。原因是他的老婆出身资本家家庭，拖了他这个根正苗红穷苦人的后腿。婆婆子很内疚，老耿对婆婆子说，当个么子又不能当饭吃，不当又没有少一坨肉，那么在乎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批斗几种人的风浪中，矿山保卫部门把一个做行政工作的工人师傅揪出来批斗，说他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老耿知道那个位师傅老实巴交，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矿里召开批斗会，高喊打倒那位工人师傅的口号，唯一不举手不张嘴的就是老耿。未出两月，矿里就知道搞错了，保卫部门负责人难辞其咎，只好调走了事。老耿说，香的说不臭，臭的说不香，人那，任何时候都要摸着良心说话，勾着脚指头走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耿才提拔为副科长。也就在那一年，老耿上调到省城厅机关当了科长。他说，我还是我，老耿。
乐极生悲，拼死拼活干工作的老耿到机关工作没一年，隐蔽多年肝脏毛病爆发。“那年，医院都发病危通知书了。”每每说到此事，老耿的婆婆子都忍不住眼泪婆娑。老耿自己倒有另外一番说法，他乐呵呵的说，吉人自有天相，若不调到省城，还在矿山，就那个医疗条件，我还不早翘辫子，坟头上长树了。从那以后，老耿好像对什么都看得更透了。
就在老耿什么都不求都不想的时候，他被调到纪检监察部门，成了副处级干部，快退休的时候，还弄了个正处级纪检员当当。都说老耿万事不求人，倒升官了。老耿还是说，组织上信任我，我当然心存感谢，不过，我还是那个老耿。
真正让大家对老耿刮目相待是在他退休后干的那件大事。机关要提拔一名厅长助理，也就是厅级干部的后备对象。消息出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来被提拔对象很会来事很会走上层路线，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和群众基础。老耿找到厅长，直言不讳的反映了大家的看法，厅长不置可否。老耿又和几位老领导直赴省委组织部，找到分管部长，一五一十说了看法。上面再来考察，那个提拔对象不仅出局，而且因为引出经济问题受了一个党内处分。后来，厅长也为此早早退休了。老耿碰到那位退休的厅长还不依不饶直挺挺的说，大家对您也有反映，要注意呢。
老耿也有求人的时候。那年，老耿的小儿子报考市机关公务员，笔试口试都是第一名，最后不了了之。第二年，小儿子再报考，又是笔试口试第一名。老耿的婆婆子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一位主管领导，还真把事办成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为了儿子，硬脑壳老耿这回也晓得低头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老耿对婆婆子发过大火，说，求那帮王八蛋干啥，他们这回再搞鬼，我就告到中南海去。
转眼间春暖花开，我再碰到老耿的时候，他已经从医院出来了。气色不错，他乐观的对我说，一个病房里，进进出出好多人，走的走了，转院的转院了，只有我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熬到了出院，医生说，我的病灶控制住了。
我在心底里为他高兴为他祝福。
“团委”不再年轻
他是我在矿山工作时的老同事。因为他当过采矿工区团委书记，“团委”和他的姓名談为刚好谐音，“团委”也成了我心中对他的另一种称呼。
“团委”是在偏远矿山和少数民族山区长大的孩子，后来虽然进入南方大都市工作生活，但是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直爽、豪情和执着。担任工区团委书记期间，他写了一篇散文，参加全省青年征文比赛，歪打正着，捞了个一等奖。我当时在宣传部门工作，帮助“团委”的稿件作了一点修改和润色，文字之交，使相差十多岁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团委”和我相继离开了矿山。我去了长沙，“团委”去了最南边的一个现代化钢厂。开始传来的都是好消息，“团委”成家立业了，妻子是市里的公务员，他为厂长开小车兼秘书，事业一帆风顺。
后来，我因考察学习到了“团委”工作的钢厂。看到匆匆忙忙赶到宾馆看我的“团委”，我好受感动。“团委”告诉我，厂长调走了，他的工作也变了，到炼钢车间开自卸车去了，因此来迟了。当地地道道的一线工人了，我“啊”了一声，明白了“团委”一段时间来给我电话少了许多的原因。 又过了几年，“团委”到长沙出差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团委”告诉我，他调到营销部门工作去了。我暗暗为他高兴。再见的时候，“团委”略含羞涩的对我说，到南方这些年，工作岗位变来变去，我还是坚持写了点东西，请老师指正。我连说，好，好。回到家里打开“团委”给我的那叠打印稿子，细细看去，原来是“团委”写了多年的一些诗歌汇总，其中，有对儿时美好日月的追忆，有对矿山工作的留恋，更多的是对钢厂火热生活的记录。这些诗歌，除了他自我欣赏外，我推想大部分都只会发表在钢厂的板报上。想不到这小子还有这份雅致，我感动了。在我的印象中，那边的南方人是无利不起早，“团委”带着钢铁高温和火红色彩的行行文字颠覆了我的看法。
刚刚跨入2012年，“团委”提前拜年的问候电话来了。寒暄之余，“团委”告诉我，钢厂巨额亏损，停产一年多了，开始发75%的工资，现在发50%的工资。听毕，我几乎无言。由于产能过剩、进口矿涨价、钢厂同质竞争，中国死掉一批钢厂是毫无疑问。
赵厂长
春节期间陈总来我家坐坐，无意中说起，她前任的前任赵厂长去年去世了，死于癌症，享年75岁。
我微微一惊，猛的想起好几个月前，在书院路好像见过老赵。一个眼光无神的老人和我擦肩而过，等我反映过来，刚刚走过去的就是当年威风凛凛的赵厂长？他已经走远了。现在想来，用迷信的话说，老赵是收脚来了。
当过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老赵很有能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已经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国有工厂厂长。他首开先河引进国外先进的康风挤压机，当年就创好效益，工厂曾是长沙利税大户。1997年老赵年龄越界，本想多干一两年厂长，上级没有同意。在国企找不到位置的老赵回到老家浏阳，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他要尝尝给自己当老板的味道。
几年后传来了不那么好的消息，陈总告诉我，老赵被人骗走了200多万，遭遇了灭顶之灾，大江大海闯过来了，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他后面的日子过得很不好，连穿的皮鞋都是又旧又破的样子，老赵劳累了一辈子，最后在困惑和辛酸中落幕。
赵厂长走了，他的夫人想让他的追悼会有个规格。陈总和上级领导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老赵在浏阳的追悼仪式，死去的赵厂长得了一个圆满，悲痛的家属得了一份安慰。
赵厂长算不算黎民？说算，他当过县团级的厂长，还算成功；说不算，他干过自生自灭的个体户，且一败到底。
世事本来复杂，何必弄得那么清楚，一位凡人已去，更没有必要说个明白，《泥民草传》于是有了赵厂长一节。
谢秘书
电视里不断播出的高考录取消息使我突然想起一个人和一件事，谢秘书的孩子只怕也上大学了。
谢秘书个子不高，人很精明。他在一家特大型企业的公司办担任文字综合秘书。因为业务对口，交往较多，尽管年龄相差十多岁，我们却是很要好的文字之交和忘年之交。好几年前的一天，小谢突然告诉我，下海了，自己找碗饭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看看自己行不行。
随后，每年春节前，小谢都要到长沙来专门请我吃餐饭。酒热脸红之际我问他，收获几何。小谢说，比当秘书强吧。他告诉我，利用在公司的关系，揽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项目。你也当老板咯，我半讥半笑的说。小谢说，为他人作嫁裳而已。他还告诉我，钱是赚了一点，但更多的是赚了一个累。
随后几年小谢请我吃饭时，他就更叫苦了。做什么生意，他借着酒意疲乏的说，说穿了就是陪饭陪酒、洗脚唱歌，我跑堂子都跑不赢。
后来，公司内部的生意不好做了，小谢改换门庭，租借公司俱乐部办起了全国明星演唱会。许多人认为小地方办不成的事，小谢办得有声有色，听说还赚了不少钱。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说，小谢是个角色。再后来，租借俱乐部办演唱会也不让他干了，小谢只好回到公司上班，结束了他的下海之旅。
接着，传来的消息就不好了，先是小谢住院了，接着说他肝上的毛病大着呢，最后是他丢下妻儿撒手去了。我们都说，小谢人好有才华，好人，老天就怎么不照顾照顾呢？赚了一点点钱，少活了好多年，人的一生到底为了啥？
一天，一位女同志找到我的办公室，她说是小谢的妻子。她要我帮忙，把在读中学的孩子招工到公司。我说，那不是招童工啊。她说，就是怕小谢走了，人走茶凉，夜长梦多，孩子将来连个饭碗都捞不着。我问她，小谢当年辛苦为了啥，难道就是为了孩子当童工。小谢的妻子哭了，哭得我心里好难受，眼睛也红了。好在她接受了我培养孩子的建议，不再提招工的事。
人在世的时候，活在别人的视野里，人死后，活在亲人和朋友的心田中。小谢走了好几年了，如果有坟的话，那坟头的草也应该好深好深了。
不尽的怀念，可惜我只有一段短文。
酒君子
小骆子死的时候，两个女儿还在上小学，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女儿已经当妈妈了，他如果活着也当姥爷了。小骆子在大家的心中定格在40来岁，机关里喊他骆师傅的少，喊他小骆子的多。他比我小好几岁，又是我的属下，除了正式场合，我也是小骆子长小骆子短的叫着。
你很难把小骆子和酒问题联系起来，他长得清瘦、一双眼睛有光有神，总想把人看透一样。他能说会道，处事见指打指，在工人师傅里是个灵涣角色。机关乒乓球赛，我和小骆子成了对手。我拉开架势想给小骆子一个长吊短抽，没想到他的旋球我接不住，第一轮，我就被淘汰了。小骆子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冠军宝座。我高兴的说，小骆子球打得好，身体也不错，为单位争光了。有人告诉我，他球是打得好，身体可就要打问号了。
小骆子的本职工作是液化气站管理工。那时机关职工烧瓶装液化气，外面还稀罕的很，附近的居民都烧藕煤，由此，小骆子的知名度和重要性比机关一般的干部甚至科长都高多了。大家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换气的时间固定在下班前两个小时，一到此时，他常常不在岗。问题反映上来了，原来是小骆子的孩子正上幼儿园，他的老婆是个大集体企业工人，倒班离不开，换气时间他正要去接孩子。我们只好要求小骆子快去快回，一二十分钟把接孩子的事情搞定，实际上他也没有做到，弄得职工敢怒不敢言。有一天，直接管理他的保卫科长批评他，扬言要换掉他的工作。小骆子如祖坟被挖，火冒三丈，拿起一把菜刀找保卫科长拼命。 胳膊拧不过大腿，犯了错误的小骆子被发配到传达室。来客登记、收发报纸，只要认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做，辛苦就在三班倒。他安于现状，工作扎扎实实，形象很快树立起来了。就在我暗暗为他高兴之时，小骆子犯了一个谁都打不了埋伏的大错。
那一年，行业南方厅局长会议在机关举行，住在厅招待所的一位山东厅长划伤了脚，急需用车送医院。从机关大院把车开到招待所几分钟的事，小车搞了个把小时才到。厅长有失颜面发火了，一层层追究下来，责任竟落在小骆子身上。原来他一看晚上九、十点钟了，把机关大院大门一锁，只留了个小门过人，溜到旁边的小巷子，找了个小摊子，买了二两打得脑壳痛的白酒，喝得高高兴兴。等他迷迷糊糊不慌不忙回到传达室，找他的保卫科长衬衣都湿透了。
这一回，小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是被送到市医院强制戒酒。医生说，他酒精中毒很深了，肝脏和神经早就出了问题，再不戒酒会有生命危险。快过春节了，他的家人想挨过春节再说，我说不能等。医生说，戒酒是个递减过程，开始还要允许他喝一点酒。于是我托人把两瓶泸州老窖带给了他。几个月后，小骆子出院了，人长胖了，脸上的酒色也少了许多。他碰到我，连说，谢谢您的好酒，真的是好酒。那时，我已经不管行政后勤了，听到他的由衷的赞语，说到酒时眼睛放出的光芒，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此，小骆子的事关心得少了。一天，我碰到他的夫人，问道，小骆子戒酒后没有复发吧？他夫人非常认真的对我说，再也没有喝酒了，现在啤酒都只喝一瓶。在他们的心目中，啤酒是水不算酒。从来不发火的我竟失态的把小骆子的夫人“吼”了一顿：他还敢喝啤酒，今后有什么事，你们自己兜着，别找组织！他夫人哭了，告诉我小骆子手都打颤，连饭碗都端不稳了。
没有多久，小骆子走了，留下孤儿寡母。
前天晚上散步，碰到小骆子的同事王师傅，说到小骆子，王师傅说，他也是从下面的企业调到机关的，不容易。他家吃低保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好了。他老婆是个大集体职工，也月月有养老金领了。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机关有个酒圣、酒佛、酒神、酒鬼的民间排序，虽然小骆子已经为酒献身，排行榜上还真没有他的位置。如果霸蛮要排个位置，他至多会得个“酒妖”的安慰奖。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小骆子不是什么长，难以借公费消费一展酒量酒风酒德，未入流；二是他自掏腰包、自醉自乐、自作自受，自然上不了高消费的档次，已经输在起跑线上。
同是喝酒，差别如此，细细比较，感慨万千，我给小骆子（骆田生）安了一顶高帽子：酒君子。
董老抠
老董是机关的财务科科长，管账抠门，厅长说他是好管家，职工背后叫他董老抠。
一回，我陪厅长去南昌。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400多公里路程，小车从下午3点跑到转钟两点。报账的时候，老董坚决不给报两天的出差补助，还说，看在厅长的面子上，给报个晚班津贴。
后来，我成了老董的上司。为了教训教训很少出机关门的老董，趁他出差内蒙古的机会，我对接待科长说，让他自己订票，也不要通知对方接站，让他体会体会出差补贴够不够花。老董出差回来，什么也没说，不过大伙反应，报账时老董不那么抠了。
随后，老董退休了，我也离开了厅机关。一天，我碰到老董，大吃一惊，您怎么这么病殃殃的，路都走不动了。老董叹了口气，糖尿病害的。我说，又不是癌症，你吃药，治啊。他说，在治，在抓紧治，我想通了，不再省钱，命都没有了，钱有什么用。后来别人告诉我，前段，老董抠自己，舍不得花钱吃药打针，差一点玩完了。
去年，我去老董住的院子办事，正碰上他在院子里散步。好多了，我说。他笑了说，就是有点出气不赢。还是药管用，我说。他自嘲的说，还是钱管用。
今天，我到湘江风光带溜达。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那人走得好快，走近一看，原来是老董。他满面笑容，脸上洋溢着健康人的光彩。我说，糖尿病控制住了？他点头说，别的都好，就是胸闷。我说，检查了？他摇头说，找不到原因，只怕心血管要装支架了。
挥手再见的时候，我在心里说，看来对自己，老董也不是老抠了。
文大侠
好友小文，外号大侠。
文大侠，矛盾组合。姓文且多年笔耕为业，姓之有理；个矮，其貌不扬，号实难副。
称他为大侠，一是他性格豪爽，敢作敢为，一是他文笔锋利，敢言敢书。
每次到小文家里，他贤惠的夫人小陈不是忙着倒茶，而是先端出一杯酒来待客。小文是湘潭人，烟、酒、槟榔，样样都行且烟瘾极大，最喜爱冲劲十足的三五牌香烟。一次，小文感冒住院，我们前去看望，有人笑着提议，千万别买水果，送两条香烟最好。我们恶作剧照此办理，病床上的小文笑纳后竟说，知我者，诸君也。
小文来自矿山企业，调到省厅机关工作后，虽然所任秘书工作繁忙，但仍很喜欢自己动手捣鼓，家庭音响，闹钟手表，台灯鱼缸，没完没了。一年春节过后，他对我说，大事不好，卧室里的大窗户“爆炸”，没地方睡觉了。我听得莫名其妙，跑到他家一探究竟。原来他把卧室的向阳大窗户全部打掉了，改造成一个整体玻璃鱼缸。春节期间，他一家回老家去了，低气温加上高水压，鱼缸自暴了，一个多立方的水流了一屋，几十条金鱼暴尸满地。我没好气的笑着说，你是自作自受。
一件突发事情令大家对小文刮目相看。一次，有个人以落实政策为由到机关无理取闹。此事不该小文处理，闹事的人吵到小文办公室后，小文和他理论起来。那人一看小文个子不高，自己有身高体大的优势，以为好欺负，想把事情闹大，竟和小文扭打起来。两人一齐倒在走廊上，小文自然斗不过那个人，我们跑过去拉扯的时候，被压在下面的小文双手还死死卡着那个人的脖子。从那以后，再也不见那个人到机关来闹事了，文大侠的外号也不胫而走。
对小文最大的打击是夫人小陈突发脑溢血，48岁的年纪便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我正在出差。等我回到长沙见到小文，只见他精神崩溃，眼泪双流，伤心已极。他战战兢兢地抓住我的双手说，你知道，我在家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扫帚倒了也懒得扶的人，她走了，我连天天抽的香烟也不知道摆在那个柜子里，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啊。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倾诉，想起每次到小文家时小陈笑盈盈的模样，我也落泪了。
工业厅局改设行业办公室，机关人员大精简，年龄五十但工龄蛮长、位居正处干得正起劲的小文提前退休了。闲不住的小文虽然做了外公，还是选择到老家帮人打工去了，只有周末，我才能见到他。
一晃眼，好多年又过去了，文大侠，好在还是个老样子。
退休多年的老赵是个乐观大肚的老头。他常说，他是300斤猪肉的干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当了劳动工资科长，他的工资可以买300斤猪肉。后来，随着职务的上升，一直当到企业总经理，工资往上加，猪肉的价格也往上涨，算下来，月收入还是只能买到约300斤猪肉。
老赵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领导。十多年前，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他所领导的工厂视察，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省领导和老赵一路陪同，当然也风光得很。
中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工厂就餐。如何排座位，省接待部门的同志和老赵商量。接待部门的意见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理所当然的入坐主席，两边再按领导职务大小依次入座。
老赵不理解也不敢反对他们的安排，只是问道，今日谁是这里的主人？
答案有两个，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国家的领头人当然也是这里的主人；一个是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工厂负责接待，当然工厂的职工是主人，总经理是总代表。
省里负责接待的同志很有水平的对老赵说，当然你们是主人。
老赵为自己的一点点狡诈得到认可暗中高兴，不慌不忙地说，既然我们是主人，那就要尽到主人的礼数，主席只能主人坐了。
后面的安排还真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好多年后，老赵印了两本书，题目是《钢厂之恋》上下两册，并送我一套。我细细拜读，并没有发现老赵接待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记叙。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拿大人物为自己脸上贴金的。
老刘矿长二三事
湘西这座铜矿刚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就面临资源枯竭破产的绝境。细细算来，这个矿山先后有六位矿长，其中两位属离休干部，两位已经逝世，两位姓刘，老矿长刘群在这三种情况中都算一个。
老刘矿长在位的时候，我在矿中层党群管理岗位上，当时党委书记是矿山的一把手，为避嫌疑，我和他交往不多，但是抽烟这个共同的爱好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记得一次在井下劳动，休息时我抽着老刘矿长递来的香烟，和他天南海北侃大山。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说，我抽的是稿费烟，“烟民”经济自立，老婆管不了也不管了。大概有同感，老刘矿长也告诉我，过苦日子的时候，他在一家国企负责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爬格子，除了办公文，还给报刊杂志写了不少稿件。他感叹的说，我们家就是靠那点稿费帮衬渡过苦日子的。原来只有中学文化的老刘矿长也是个“鸡屎分子（矿工对知识分子的谑称）”、大笔杆子，不是大老粗，我肃然起敬，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突然高大了许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拉开序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固定工资之外，老刘矿长执政的时候，不知道从那个月开始，多发了两元钱，且名曰“月度奖金”。区区两元，悄悄掀起了国企分配制度改革的一角，当时的震惊不亚于若干年后的试行“年薪制”的震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来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矿长被提到一把手的位置，旧的平衡被打破了，书记和矿长的矛盾也公开化了，最终，党委书记调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干部“四化”几乎一风吹，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刘矿长退到了二线。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这是离开矿长岗位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5年，省厅要在刚刚旅游开发起步的大庸（县）（现在的张家界市）修建职工休养所，老刘矿长被抽调出来，担任了项目负责人。那年秋天我到了大庸，老刘矿长在刚刚收购的一间民房里招待了我们。他兴奋的告诉我们，地皮的事情搞妥了，依山靠路，20多亩，要建一座大庸当时最好的疗养所（宾馆）。那年，老刘矿长虚岁55，大概是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和组织的信任，他精神焕发，话也说得特别多。
疗养所如期建成，若干年内，它都是张家界市标志性的建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老刘矿长千辛万苦修建的职工疗养所，20年后，由于运行机制和主辅分离的原因被迫关门清算挂牌拍卖，而且是在我手上完成的。好在拍卖所得近2000万元，足以安抚几十名疗养所职工，好在早早离开我们的老刘矿长已经不知道这一切了。
老刘矿长是1996年去世的。他的肝脏出了大问题，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早就不是一个健康人，在部队、在企业特别是常年在偏远矿山，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一年年侵蚀着他的健康和生命。他黑黑的脸膛，我们一直以为是健康的标志，其实是肝病的外露。老刘矿长死在长沙，葬在老家隆回，享年65岁。我打开《矿志》，在上面找到了老刘矿长唯一的一张照片（合影）和一段200字的简介，我想，除了这点记录和他长眠的两平米土地，他留给世上的痕迹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心里。
李科长
李科长到了长沙，住在三女儿家。他是我的第一任上司，我赶紧去看望他老人家，没想到八旬老人如此经熬，几年不见，健康依旧。我笑着说，老李，您是人生马拉松长跑队伍中坚持得最好的。他也搬着手指说，是啊，是啊，好多人跑着跑着怎么就不见了呢。
老李是地地道道的矿工出身，先后在两个国有矿山工作，并担任中层领导职务。当年我在矿山宣传科当干事，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李科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可以一边口述一边让打字员打印（当时还是铅字打印机），一字不改出文件，被誉为出口成章的“秀才”。
老李患有矽肺病，后来得了直肠癌，动了大手术，从那以后，瘦瘦精精的他就被我们认为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人。退休后，他又被查出得了肺癌，作了一叶肺的切除。术后活检又排除了肺癌，李科长哈哈一笑，那叶肺有矽肺本来就不起作用，切了就切了。身体瘦弱的他大度乐观，从不放弃锻炼，加上婆婆子又像照顾孩子一样的招呼他的饮食起居，他竟跑过了许多年龄差不多的“英雄好汉”，高高兴兴活到了现在。
老李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幸福都是只有四朵金花。当年，为女儿顶职他提前退休。因为是个女孩安排就业遇到不少障碍，气得老李发火了：“要是能生，我一定要生个儿子！”现在，他的几个女儿女婿都很争气，每年，李科长在怀化、长沙、广州几个女儿女婿家里轮着住，他和老伴的脸上都露出藏不住的笑容。 和老李握手再见的时候，我说，努力再努力，坚持再坚持，熬到四世同堂。
秀 才
他姓孙，大名文才，只因为人长得清秀，动作斯文，肚子里又确有墨水，被大家称做秀才。久而久之，大家喊惯了，他自己也听惯了。那一次重温入党誓词，台上党委书记连喊几声“请孙文才同志到上面来”，良久，他才反应过来是喊自己，红着脸忙乱走到台上。
秀才是学采矿专业的，五十年代的老中专生，在矿山井下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不知道是太秀气在家难占上风，还是矿脉中的放射性元素起作用，秀才和老婆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号称四朵金花。连个带把的都没有，秀才一肚子委屈，脸上好没面子，和矿工师傅们开玩笑讲痞话，连句大话都说不起。好在两口子并不气馁，屡败屡战，赶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前得了个满崽。人逢喜事精神爽，从此，秀才的腰板挺直了，讲话硬气了，一项项创造发明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先是矿车改造，秀才把矿车断面结构设计从“V”型改成“U”型，装载能力增加了近一倍，而矿山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投入。秀才当了劳动模范，有人不服气。矿长笑着说，我们一两千职工，几百管理和技术人员，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点子，偏偏让秀才拔了个头筹呢。
接着，秀才主持设计和施工，建成了井口运输自动线。这项成果让偏僻的矿山热闹起来，先是上级领导视察和赞扬，接着是记者采访和见报，跟着是同行的学习和参观，最后还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奖，微缩模型在省展览馆里陈列了好几个月。这回大伙都服气了，说矿山总工非秀才不可，秀才自己也认为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秀才老家在大湘西的最边边上，如果能够当上总工程师，也算一个县处级领导，只怕是穷乡僻岭的祖坟要开拆了。
总工程师揭榜了，秀才在二选一的考察中落选了。若干年后，当年的组织考察秘密不经意透露出来，人们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上级部门在矿山考察总工程师人选时，两位旗鼓相当的角色各有长短，实难取舍。组织上找他们谈话时，秀才实事求是为自己评功摆好，大有当仁不让的味道。另一位呢，大谈竞争对手秀才的长处，处处谦虚谨慎。最后，上级部门领导拍板，总工程师也是领导成员，还是选心胸宽一点的好。人们评说，秀才最终落选在只懂技术不懂宦术上面。
秀才的心胸够宽的，挂个副总工程师的牌子，照样乐哈哈的干自己技术工作，专业上又有不少建树。没有几年，那位总工程师调离了矿山企业，秀才自然而然成了总工程师的不二人选。走马上任的秀才并没有高兴起来。他发现学矿山专业的人越来越少，能够分到矿山企业的专业对口的大学生越来越少。秀才叹息道，再过一些年，摆个总工程师的位置，也请不到菩萨来坐了。
总工程师的位子秀才真的坐到底了，他退休之后，矿山再也没有配上总工程师。后来，矿山因为资源枯竭破产了，好多人都搬到县城和市里去住了。秀才没有挪窝，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竖井、选矿场、盘山公路；宿舍、办公楼、满目苍翠；还有那些累弯了腰、急白了头，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老矿友们。钓钓鱼，爬爬山，秀才打发着闲暇的时光；逗逗孙，玩玩牌，秀才的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作为国企的矿山没了，秀才常常为此惆怅不已。
心里的那座矿山还有，秀才于是活得格外踏实。
王大胆
王医生个子不高，人长得精精瘦瘦，其貌不扬的他有一个喊得天响的外号：王大胆。
他学的是外科，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口号下，王医生当年充其量读了一年书。凭着半罐子墨水和一张文凭，湘西土生土长王医生回到了老窝子，分配到一家偏远的省属矿山企业，成了职工医院独一无二的有大学文凭的医生。好在矿领导瞧得起他，三番五次的送他到省城大医院对口培训，多多少少弥补了王医生的一些先天不足。三五年不到，王医生当了医院院长。
矿山在三县交界之处，矿藏好得很，当地的老百姓却苦得很，好多七八十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几十里外的县城。老乡有了三病两痛，几把草药，一碗符水，命大的挺过来，命弱的见阎王。自从有了职工医院，来医院看病的、治伤的和生毛毛的老乡络绎不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王医生在当地很快小有名气。
一天，一个口里吐血下面拉红的老乡被两根竹杠绑着一把椅子的担架抬到了医院。王医生一看病人脸色如同一张白纸，马上判断是个胃大出血。转院来不及，在矿医院做手术，条件不具备，性命攸关，怎么办？病人的亲人齐刷刷的跪在王医生面前，直呼好人救命。同来的村长说得更白：王院长，您放手治，治好了，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治不好，怪他的命不好，我们绝不会找您的麻烦。
万般无奈，王医生只好亲自操刀，在简陋的条件下给那位老乡动了手术。“好在没有死在手术台上！”给病人伤口缝完最后一针，浑身汗透的王医生累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不知道是山里人经熬，还是王医生手术做得好，那位病人奇迹般的好了，后来还能犁田赶山呢。从此，矿里的人送王医生一个外号“王大胆”，病人把王医生当成了救命的活菩萨。
王医生的大胆在快退休的前几年再一次表现出来，放着好好的院长不当，他要辞职下海，去承包一家办不下去的乡卫生院。那个医院比矿医院位置更偏，海拔又高，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好多人都说，这回，王医生不把手头那点钱折腾完不会放手，最后，只怕把自己也会搭进去。
矿里给王医生留了条后路，让他停薪留职。王医生却义无反顾，为了重新启动乡卫生院，他把自己那点老底子全赔进去了，手上的十几万积蓄用光了，还把女儿女婿做生意赚的钱拉了一坨来用。他花高薪请来了几位退休医生，还跑到省城大医院，找到他跟班学习时结交的师兄师姐，以扶贫的名义，弄回来好几套大医院淘汰了的而乡卫生院急需的医疗设备。
过春节了，王医生也不肯下山会家。婆婆子打发女儿女婿跑到山上一看，卫生院有模有样大有起色，老百姓没有不伸大拇指夸奖的，但是，王医生口袋里的钱却折腾得所剩无几，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他们苦苦劝他，年近花甲的人，卫生院搞到这个样子，对得住农民伯伯了，咱们走人，投的那些钱算是扶贫，不要了，好吗？ 王医生不为所动，坚持苦心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直到有一天，一位大领导下来连片蹲点，发现乡里卫生院一枝独放，不甚感慨：农村卫生医疗事业最缺的不仅仅是钱是药，更缺的是医生，是人才，是慈心。
后来，国家出了大政策扶持乡镇医院，王医生承包经营乡卫生院的合同自然要终止。有的人说，王医生这回发财了，他笑嘻嘻的回答，反正没有脱了裤子回来，也有人说，王大胆这回亏大了，他也笑嘻嘻的说，我亏什么，最后弄了个公务员待遇，赚大了。
原来，县卫生局接收王医生承包的乡卫生院时，问他有什么条件，王医生说，我也是农村娃娃出身，农民伯伯高兴了，我就高兴了，什么条件我都不讲，县里怎么办都行。王医生停薪留职的省属矿山已经进入资源枯竭破产程序，考虑王医生几年来的投入和贡献，县里把他的人事关系转到了县卫生局，让他吃上了财政饭。
去年，王医生退休了。听说，那个乡卫生院还挂着他的彩色照片，下书“名誉院长”四个烫金大字。
梁老师三进子校
《水浒》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路人皆知，梁老师三进子弟学校的事情，矿里知根知底的人就没有几个。
梁老师何许人也？他叫梁为书，土生土长在大山旮旮里，读到初中，还没有到过县城。那年，上午还在山上砍柴的回乡知青梁为书，下午被叫到公社，领到一纸到省城上大学的通知书。山旮旮里拱出个大学生，胡子花白的爷爷激动的说，搭帮毛主席，搭帮共产党，我老梁家三代赤贫也出秀才啦！
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梁为书读的是师范大学，学的是政教专业。从大湘西到大城市，梁为书贫下中农的本色丁点不变。读了三年书，他依然是一双布鞋丈量马路，一次公共汽车都没坐过。别看他文化底子差，一本270面的红宝书从头背到尾，一字不落，还能指那背那。梁为书最喜欢毛主席那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忆苦思甜、军训拉练、斗私批修，都是他典型发言，他不仅早早入了党，还被学院树为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
带着一身光环，梁为书毕业了。他没有按照惯例回到老山旮旯教书，而是破例分到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矿山企业。怎么安排梁为书？矿革委会和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对他高看一眼予以重用，破格任命他为子弟学校的副校长。
梁为书成了名符其实的梁老师。
梁老师学的政治教育却不会给学生上政治课，梁老师作典型发言时镇得住满礼堂的听众却招呼不住学校一帮细娃儿，无奈，只好分工他管学校后勤。梁老师毫无怨言，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捅煤炉烧开水，他包了。打扫老师办公室和教室的卫生，他包了。操坪里没有沙坑，他自己挖，一卡车河沙拉到山脚下，他硬是一担担挑到位于山顶顶的操坪里。
有人夸他，说他是老黄牛。
也有人为他抱打不平了，说他是人民教师不是民工。
无奈，矿里把梁老师调到了行政后勤部门，负责仓库管理，领导说，梁为书就是最靠得住的把门锁。
大家还是喊他梁老师。八点上班，他七点一过就到了办公楼。从厕所到门厅，从走廊到楼梯，梁老师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一年到头，无一例外。开始，大家还誇他，说他分内分外一个样。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那就是他的份内工作，梁老师自己也觉得是一件应该干好的本职工作。他总是说，拿了国家工资，就要对得住国家，多做点事，累不死人。
时间过了好多年，直到下岗分流搅得办公楼也不安宁的时候，有人突然想到了梁老师的编制应该在子弟学校，不必在行政后勤部门占一个指标。于是，领导又来做梁老师的工作，安排他回到学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做做操，跑跑步，打打球，拔拔河，和娃儿们一起疯一起玩，是山里长大的梁老师的长处，虽然没有再安个副校长的头衔，他也心安理得。这样平安无事过了好多年，直到那一回学校组织一帮学生娃儿春游。游玩中有个男娃不听招呼，偷偷跑到小溪边，脚一滑跌进水里。带队的梁老师从半山腰连滚带爬冲到溪里，一个水迷子把娃儿推了上来，自己的膝盖骨却被碰破了。
走路一拐一拐的梁老师上不了体育课，被安置到了矿离退休办公室，戴了个副主任的高帽子。时间一长，矿领导也看出点名堂来了，多年搞不起来的门球场，在一片荒草地上建起来了，还几乎没有花矿里什么钱。第一功臣当然是梁老师，他天天一把锄头一担箢箕，起沟、填土、铲草、铺沙，人晒得黝黑，笑起来一口牙齿好白好白。老同志说，他比民工都辛苦。说也奇怪，门球场建成了，梁老师走路也不拐了。
前年，省教育厅厅长来到矿山，了解企业办子校移交地方政府的进展情况。矿长汇报完毕，厅长随口问道，当年我的一位老同学分在这里，现在还在这里不？矿长忙问，叫什么名字？厅长说，梁为书。矿长说，在，在，现在是离退休办的副主任，干得很不错的。厅长动感情的说，当年我们是上下铺，没想到这位老兄硬是在矿山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吃饭的时候，厅长对矿长说，子弟学校就要移交地方政府，老师还是归队好，这样与公与私都好交代，没有后遗症。
厅长一句话，梁老师又回到了学校。
去年，子弟学校交给了当地政府，梁老师吃上了财政饭，不过身份是退休老师。
梁老师闲不住，回了一趟老家，回来后有了新打算。他说，老山窝窝的村办学校留不住老师，我回老家支教去。那边还有个老房子，稍稍休整一下就能住，不会给村里添麻烦。我晓得自己教书水平不高，哄哄一二年级的娃娃还是可以的。
春节一过，矿里就真的不见梁老师老两口的身影了。
小周师傅
小舅子乘高速大巴从长沙回到大湘西的县城，近900里路程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听到他报平安的电话，我感慨“千里山城半日还”，不由得想起了小周师傅和他的故事。
小周师傅在我心里永远定格在30多岁，其实他活着的话也应年过半百了。
他是一位矿山货车司机。矿山位于大湘西的三县交界处，从矿山到省城，上世纪七十年代要过沅水、资江、湘江三个渡口，要翻越讨饭铺等大山竣岭，近1000里的公路最少要跑两天。一日，有人和小周打赌，说他如果一天跑到长沙，如何如何。年轻气盛的小周不信邪，当下接招应战。 小周头天装好货物，第二天天不亮就开车出发了。天黑的时候，驻长沙南门口的矿山办事处打来电话，说小周已经平安到达。千里迢迢一日到，和小周打赌的人简直难以置信。
回到矿里，小周展示了一天跑到省城的秘密武器，两个军用水壶而已。他说，一个壶装着开水，一个壶是空的，汽车过渡的时候，饿了，一口水一口干粮，憋不住了，就着空水壶方便，马不停蹄，一天跑到了，怎么样！
从此，小周师傅在矿里名声大噪。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小周成了邻居，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勤快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十分爱老婆的好丈夫。小周的妻子小刘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调皮的儿子，小名刚伢子。别看小周自己年头年尾一身工作服，但是妻子小刘在他的武装和调配下，穿着打扮完全和省会流行趋势同步，走在矿区沙石马路上抢眼得很。为了发家致富，业余时间，他起早贪黑在山坡上盖起了一排猪圈。他上班开车，下班开荒种薯种菜用于养猪，折腾了好几年，也不知赚了钱没有。
只是他死得太意外，同事到长沙说给我听，我都不敢相信。
我们离开矿山到长沙工作后，小周靠自己的积攒和借贷，买汽车跑运输，真的发了。到上世纪末，他手头已经有了两辆货车。一天，他为修车的事情，和修车师傅发生了口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句话不投机，平时的老熟人、喝多了酒的修车师傅突然从背后拿出一把刀来，捅向他的胸口。
小周当场丧命，他还年轻得很呀。
几年后，他的妻子小刘改嫁。没过两年，小刘突然倒在洗手间，也跟随小周师傅去了。
小周师傅，大名建军矣。
“猫叽”向秀成
建矿40周年的时候，他们给寄来一本矿誌，并告诉我，矿山因为资源枯竭要破产了。
26前我工作过的湘西矿山不大，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不到1600人。为了矿山的建成投产发展，先后有93名职工长眠于此，其中工亡的有21人。这21人当中，就有我的好友向秀成。
小向是辰溪人，他被招工进矿时，我正在采矿工区职工食堂当采购员。一天，食堂来了一位清清秀秀年轻人，他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笑起了就像小猫一样逗人喜欢。于是他后来就有了一个外号“猫叽”，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他永远定格在我心中的“小向”形象。
猫叽和我同住一间单身宿舍。他学白案，很快就成了师傅。在他的关照下，我享受了许多“特权”。星期天，年轻的我爱睡到自然醒，我的床头总有小向给我留下的饭盒，里面肯定是几个大肉包子。过春节，矿山派解放牌大货车送我们回家。怕我饿着，小向在我的背包里放了一包吃的。午饭时打开，竟是一个有普通包子的五个大的巨型包子，莫说别人被镇住了，连我也惊愕不已。
我帮了小向两次忙，一次是做了一件好事，一次是彻底帮了倒忙。
小向的文化不高，谈了一个在县里工作的女朋友。他要给女朋友写信，别别扭扭找到了我。我说，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他说了个大概意思，我铺开信纸，一挥而就。我唸给小向听，他连说，好，好，要得，要得。其实，我写的恋爱信里面有好多文绉绉的话语，他不完全懂也不好意思问。小向很快结婚生子，夫人后来也调到矿山工作。这算是我对他积的一点阴德。
在食堂工作，小向只能定为二级工，每月工资37元，加上晚班费才40元。一天，他找到我，要我帮忙把他调到井下去。我说，别人千方百计要调出井下，你可想好啊。他说，下井可以定3级工，每月43元，加上一个班有四毛钱下井津贴，二毛七的保健费，一个月可达60元，比现在要多20多钱。他磨了好多次，我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帮他找了矿领导和劳资部门。小向下井了，每次碰到我都是喜笑颜开的。他说，累是累一点，多了两张票子，日子稍稍好过一点了。
天有不测风云，小向在一次井下坍方事故中牺牲了。噩耗传来，我头都大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第一感觉是小向的孩子和爱人的“天”塌下来了，他们怎么办啊？！
小向躺在停尸房，一向害怕死人的我下定决心要看看老朋友。来到停尸房，小向的遗体正在擦洗，白白净净的躯体映入我的眼帘，泪水马上遮住了我的双眼。这就是给我送肉包子的猫叽，这就是求我写恋爱信的猫叽，这就是为人夫为人父的猫叽，这就是大家都喜欢的猫叽小向师傅？！我的心发紧发痛，感到做了一件终身内疚的错事，我千不该万不该，帮助他调到井下工作。矿上工亡的机率是每年万分之五左右，怎么就偏偏落在我的好友向秀成头上？我帮了一个天大的倒忙，也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从此以后，我不再帮人调动工作到井下岗位。
从此以后，我不再怕死人。
小向走了，他的爱人后来也调走了。
建矿40年前夕，我回到了矿里。几十年过去了，无人再提起猫叽。小向的坟上，只怕是长满了野草，野草间又长出了杂树，坟堆累累，枝枝叶叶，谁能辩驳。猫叽向秀成，留给矿山的，只是矿誌工亡名单上三个不显眼的汉字。
张老师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一帮学生伢子在矿山当火头军。大概是为人老实，一年后我当了堂采购员。就在这个时候，从瑶岗仙钨矿调来了一位炊事员，他个子瘦小，满脸风霜，背驮腰躬，独眼龙，看起来早该退休了，他姓张名圣开，我们都喊他张老师傅。
我和张老师傅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慢慢也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他是湘西人，出身特苦，老婆被土匪抢走以后，和侄儿相依为命。侄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是矿里的中层干部，张老师傅调到矿里就是跟着侄儿来的。
张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这些学生伢子。他说，豆芽菜要去根掐头，整得像火柴棍子一样整齐，下锅爆炒，然后装盘，才会色香味美。他把我们炒的大锅菜称为煮猪潲，说那不是给人吃的。他言传身教，给我们上了正规的烹饪第一课，粗放的食堂餐饮有了一点改观。
一天，很冷很冷，我赖在热被窝里实在不想起床。在老张师傅的一再催促下，我赶紧刷牙洗脸。就在出门的时候，老张师傅拉住我问道，今日要去凤凰县拉菜？我说是的。他从箱子里翻出一顶旧帽子，要我戴上。那是一顶黑色的棉帽子，帽檐已经半软不硬，有两条很长的帽耳朵，在那个年代，也算土气，我不想戴。张老师傅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踮起脚把帽子给我戴上，并把两个帽耳朵打下来给我系好。他一边系带子一边说，外面好冷，敞篷车，风大，戴上好，戴上好。现在，40 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那双青筋暴露的粗手和长满老茧的手指头，我还记得他像对待自己孩子的那副慈祥眼神，我还记得他唠唠叨叨的亲切话语，张老师傅给我戴棉帽子的情形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张老师傅找了一个婆婆子一起过日子。退休以后，他还是劳作不已，经常挑着粪桶扛着锄头上山种菜。后来，他的侄子调到株洲，担任了区一级的重要职务，接着下海发了大财，最后死于白血病。老张师傅硬气的待在湘西偏远矿山，和婆婆子相依为命，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
1986年，我调离矿山后，老张师傅的消息越来越少。直到前年，矿长来到我家，告诉我张老师傅死了好多年了，我心头微微一震。矿长接着对我说，矿山因为资源问题要关闭破产了，为了解决好无儿无女职工家属老张师傅婆婆子的遗留问题，不管有没有政策依据，留了一笔钱，专门用于照顾老张师傅的遗孀。我说，矿长你积了个大阴德。
矿山破产刚刚完成，张老师傅的婆婆子也走了，矿里留下的那笔专用资金还没有用完。
我想，在那边，张老师傅和婆婆子又可以相依为命了。
不怕事的老耿
老耿上班那些年也当过芝麻官，别人喊他什么长他是绝对不应的，久而久之，不论老少都只喊他老耿。于是，有人说老耿老气横秋，他婆婆子戏谑的说，他一辈子就是那个德性。
他是我的老乡，春节前在河边散步碰到他，他主动告诉我，前几次体检肺部有个阴影，没太在意。这次CT扫描，确定为肺癌。我暗暗一惊，察言观色，老耿倒很镇静，好像是在说他人的事情一般。老耿笑着说，30多年前，我已经死过一回了，还怕什么。我说，打算怎么治疗？他说，正在服用一种什么定向靶的治癌药物，一天要花500多元。我说，命要紧，钱乃身外之物，别太看重。我知道他家境不错，尤其是二儿子当公司高管拿年薪，拿个几十百把万没问题。老耿说，钱，治得了病，保不保得了命，听天由命吧。他又说，我不怕死，我想通了，宁可少活些年，也要活得自由自在点。所以，我决定不做手术，保守治疗。
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和老耿拜拜。回到家里，我想了很多，在哀叹人生短暂多灾多难的同时，想起了老耿一根肠子通到底的许多事情。
老耿是50年代的中专生，那个时候也算个知识分子，尤其在偏远的矿山企业，更是个人才了。老耿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大公无私也是公认的，但是每每提拔都没有他的份。原因是他的老婆出身资本家家庭，拖了他这个根正苗红穷苦人的后腿。婆婆子很内疚，老耿对婆婆子说，当个么子又不能当饭吃，不当又没有少一坨肉，那么在乎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批斗几种人的风浪中，矿山保卫部门把一个做行政工作的工人师傅揪出来批斗，说他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老耿知道那个位师傅老实巴交，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矿里召开批斗会，高喊打倒那位工人师傅的口号，唯一不举手不张嘴的就是老耿。未出两月，矿里就知道搞错了，保卫部门负责人难辞其咎，只好调走了事。老耿说，香的说不臭，臭的说不香，人那，任何时候都要摸着良心说话，勾着脚指头走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耿才提拔为副科长。也就在那一年，老耿上调到省城厅机关当了科长。他说，我还是我，老耿。
乐极生悲，拼死拼活干工作的老耿到机关工作没一年，隐蔽多年肝脏毛病爆发。“那年，医院都发病危通知书了。”每每说到此事，老耿的婆婆子都忍不住眼泪婆娑。老耿自己倒有另外一番说法，他乐呵呵的说，吉人自有天相，若不调到省城，还在矿山，就那个医疗条件，我还不早翘辫子，坟头上长树了。从那以后，老耿好像对什么都看得更透了。
就在老耿什么都不求都不想的时候，他被调到纪检监察部门，成了副处级干部，快退休的时候，还弄了个正处级纪检员当当。都说老耿万事不求人，倒升官了。老耿还是说，组织上信任我，我当然心存感谢，不过，我还是那个老耿。
真正让大家对老耿刮目相待是在他退休后干的那件大事。机关要提拔一名厅长助理，也就是厅级干部的后备对象。消息出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来被提拔对象很会来事很会走上层路线，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和群众基础。老耿找到厅长，直言不讳的反映了大家的看法，厅长不置可否。老耿又和几位老领导直赴省委组织部，找到分管部长，一五一十说了看法。上面再来考察，那个提拔对象不仅出局，而且因为引出经济问题受了一个党内处分。后来，厅长也为此早早退休了。老耿碰到那位退休的厅长还不依不饶直挺挺的说，大家对您也有反映，要注意呢。
老耿也有求人的时候。那年，老耿的小儿子报考市机关公务员，笔试口试都是第一名，最后不了了之。第二年，小儿子再报考，又是笔试口试第一名。老耿的婆婆子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一位主管领导，还真把事办成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为了儿子，硬脑壳老耿这回也晓得低头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老耿对婆婆子发过大火，说，求那帮王八蛋干啥，他们这回再搞鬼，我就告到中南海去。
转眼间春暖花开，我再碰到老耿的时候，他已经从医院出来了。气色不错，他乐观的对我说，一个病房里，进进出出好多人，走的走了，转院的转院了，只有我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熬到了出院，医生说，我的病灶控制住了。
我在心底里为他高兴为他祝福。
“团委”不再年轻
他是我在矿山工作时的老同事。因为他当过采矿工区团委书记，“团委”和他的姓名談为刚好谐音，“团委”也成了我心中对他的另一种称呼。
“团委”是在偏远矿山和少数民族山区长大的孩子，后来虽然进入南方大都市工作生活，但是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直爽、豪情和执着。担任工区团委书记期间，他写了一篇散文，参加全省青年征文比赛，歪打正着，捞了个一等奖。我当时在宣传部门工作，帮助“团委”的稿件作了一点修改和润色，文字之交，使相差十多岁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团委”和我相继离开了矿山。我去了长沙，“团委”去了最南边的一个现代化钢厂。开始传来的都是好消息，“团委”成家立业了，妻子是市里的公务员，他为厂长开小车兼秘书，事业一帆风顺。
后来，我因考察学习到了“团委”工作的钢厂。看到匆匆忙忙赶到宾馆看我的“团委”，我好受感动。“团委”告诉我，厂长调走了，他的工作也变了，到炼钢车间开自卸车去了，因此来迟了。当地地道道的一线工人了，我“啊”了一声，明白了“团委”一段时间来给我电话少了许多的原因。 又过了几年，“团委”到长沙出差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团委”告诉我，他调到营销部门工作去了。我暗暗为他高兴。再见的时候，“团委”略含羞涩的对我说，到南方这些年，工作岗位变来变去，我还是坚持写了点东西，请老师指正。我连说，好，好。回到家里打开“团委”给我的那叠打印稿子，细细看去，原来是“团委”写了多年的一些诗歌汇总，其中，有对儿时美好日月的追忆，有对矿山工作的留恋，更多的是对钢厂火热生活的记录。这些诗歌，除了他自我欣赏外，我推想大部分都只会发表在钢厂的板报上。想不到这小子还有这份雅致，我感动了。在我的印象中，那边的南方人是无利不起早，“团委”带着钢铁高温和火红色彩的行行文字颠覆了我的看法。
刚刚跨入2012年，“团委”提前拜年的问候电话来了。寒暄之余，“团委”告诉我，钢厂巨额亏损，停产一年多了，开始发75%的工资，现在发50%的工资。听毕，我几乎无言。由于产能过剩、进口矿涨价、钢厂同质竞争，中国死掉一批钢厂是毫无疑问。
赵厂长
春节期间陈总来我家坐坐，无意中说起，她前任的前任赵厂长去年去世了，死于癌症，享年75岁。
我微微一惊，猛的想起好几个月前，在书院路好像见过老赵。一个眼光无神的老人和我擦肩而过，等我反映过来，刚刚走过去的就是当年威风凛凛的赵厂长？他已经走远了。现在想来，用迷信的话说，老赵是收脚来了。
当过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老赵很有能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已经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国有工厂厂长。他首开先河引进国外先进的康风挤压机，当年就创好效益，工厂曾是长沙利税大户。1997年老赵年龄越界，本想多干一两年厂长，上级没有同意。在国企找不到位置的老赵回到老家浏阳，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他要尝尝给自己当老板的味道。
几年后传来了不那么好的消息，陈总告诉我，老赵被人骗走了200多万，遭遇了灭顶之灾，大江大海闯过来了，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他后面的日子过得很不好，连穿的皮鞋都是又旧又破的样子，老赵劳累了一辈子，最后在困惑和辛酸中落幕。
赵厂长走了，他的夫人想让他的追悼会有个规格。陈总和上级领导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老赵在浏阳的追悼仪式，死去的赵厂长得了一个圆满，悲痛的家属得了一份安慰。
赵厂长算不算黎民？说算，他当过县团级的厂长，还算成功；说不算，他干过自生自灭的个体户，且一败到底。
世事本来复杂，何必弄得那么清楚，一位凡人已去，更没有必要说个明白，《泥民草传》于是有了赵厂长一节。
谢秘书
电视里不断播出的高考录取消息使我突然想起一个人和一件事，谢秘书的孩子只怕也上大学了。
谢秘书个子不高，人很精明。他在一家特大型企业的公司办担任文字综合秘书。因为业务对口，交往较多，尽管年龄相差十多岁，我们却是很要好的文字之交和忘年之交。好几年前的一天，小谢突然告诉我，下海了，自己找碗饭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看看自己行不行。
随后，每年春节前，小谢都要到长沙来专门请我吃餐饭。酒热脸红之际我问他，收获几何。小谢说，比当秘书强吧。他告诉我，利用在公司的关系，揽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项目。你也当老板咯，我半讥半笑的说。小谢说，为他人作嫁裳而已。他还告诉我，钱是赚了一点，但更多的是赚了一个累。
随后几年小谢请我吃饭时，他就更叫苦了。做什么生意，他借着酒意疲乏的说，说穿了就是陪饭陪酒、洗脚唱歌，我跑堂子都跑不赢。
后来，公司内部的生意不好做了，小谢改换门庭，租借公司俱乐部办起了全国明星演唱会。许多人认为小地方办不成的事，小谢办得有声有色，听说还赚了不少钱。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说，小谢是个角色。再后来，租借俱乐部办演唱会也不让他干了，小谢只好回到公司上班，结束了他的下海之旅。
接着，传来的消息就不好了，先是小谢住院了，接着说他肝上的毛病大着呢，最后是他丢下妻儿撒手去了。我们都说，小谢人好有才华，好人，老天就怎么不照顾照顾呢？赚了一点点钱，少活了好多年，人的一生到底为了啥？
一天，一位女同志找到我的办公室，她说是小谢的妻子。她要我帮忙，把在读中学的孩子招工到公司。我说，那不是招童工啊。她说，就是怕小谢走了，人走茶凉，夜长梦多，孩子将来连个饭碗都捞不着。我问她，小谢当年辛苦为了啥，难道就是为了孩子当童工。小谢的妻子哭了，哭得我心里好难受，眼睛也红了。好在她接受了我培养孩子的建议，不再提招工的事。
人在世的时候，活在别人的视野里，人死后，活在亲人和朋友的心田中。小谢走了好几年了，如果有坟的话，那坟头的草也应该好深好深了。
不尽的怀念，可惜我只有一段短文。
酒君子
小骆子死的时候，两个女儿还在上小学，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女儿已经当妈妈了，他如果活着也当姥爷了。小骆子在大家的心中定格在40来岁，机关里喊他骆师傅的少，喊他小骆子的多。他比我小好几岁，又是我的属下，除了正式场合，我也是小骆子长小骆子短的叫着。
你很难把小骆子和酒问题联系起来，他长得清瘦、一双眼睛有光有神，总想把人看透一样。他能说会道，处事见指打指，在工人师傅里是个灵涣角色。机关乒乓球赛，我和小骆子成了对手。我拉开架势想给小骆子一个长吊短抽，没想到他的旋球我接不住，第一轮，我就被淘汰了。小骆子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冠军宝座。我高兴的说，小骆子球打得好，身体也不错，为单位争光了。有人告诉我，他球是打得好，身体可就要打问号了。
小骆子的本职工作是液化气站管理工。那时机关职工烧瓶装液化气，外面还稀罕的很，附近的居民都烧藕煤，由此，小骆子的知名度和重要性比机关一般的干部甚至科长都高多了。大家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换气的时间固定在下班前两个小时，一到此时，他常常不在岗。问题反映上来了，原来是小骆子的孩子正上幼儿园，他的老婆是个大集体企业工人，倒班离不开，换气时间他正要去接孩子。我们只好要求小骆子快去快回，一二十分钟把接孩子的事情搞定，实际上他也没有做到，弄得职工敢怒不敢言。有一天，直接管理他的保卫科长批评他，扬言要换掉他的工作。小骆子如祖坟被挖，火冒三丈，拿起一把菜刀找保卫科长拼命。 胳膊拧不过大腿，犯了错误的小骆子被发配到传达室。来客登记、收发报纸，只要认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做，辛苦就在三班倒。他安于现状，工作扎扎实实，形象很快树立起来了。就在我暗暗为他高兴之时，小骆子犯了一个谁都打不了埋伏的大错。
那一年，行业南方厅局长会议在机关举行，住在厅招待所的一位山东厅长划伤了脚，急需用车送医院。从机关大院把车开到招待所几分钟的事，小车搞了个把小时才到。厅长有失颜面发火了，一层层追究下来，责任竟落在小骆子身上。原来他一看晚上九、十点钟了，把机关大院大门一锁，只留了个小门过人，溜到旁边的小巷子，找了个小摊子，买了二两打得脑壳痛的白酒，喝得高高兴兴。等他迷迷糊糊不慌不忙回到传达室，找他的保卫科长衬衣都湿透了。
这一回，小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是被送到市医院强制戒酒。医生说，他酒精中毒很深了，肝脏和神经早就出了问题，再不戒酒会有生命危险。快过春节了，他的家人想挨过春节再说，我说不能等。医生说，戒酒是个递减过程，开始还要允许他喝一点酒。于是我托人把两瓶泸州老窖带给了他。几个月后，小骆子出院了，人长胖了，脸上的酒色也少了许多。他碰到我，连说，谢谢您的好酒，真的是好酒。那时，我已经不管行政后勤了，听到他的由衷的赞语，说到酒时眼睛放出的光芒，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此，小骆子的事关心得少了。一天，我碰到他的夫人，问道，小骆子戒酒后没有复发吧？他夫人非常认真的对我说，再也没有喝酒了，现在啤酒都只喝一瓶。在他们的心目中，啤酒是水不算酒。从来不发火的我竟失态的把小骆子的夫人“吼”了一顿：他还敢喝啤酒，今后有什么事，你们自己兜着，别找组织！他夫人哭了，告诉我小骆子手都打颤，连饭碗都端不稳了。
没有多久，小骆子走了，留下孤儿寡母。
前天晚上散步，碰到小骆子的同事王师傅，说到小骆子，王师傅说，他也是从下面的企业调到机关的，不容易。他家吃低保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好了。他老婆是个大集体职工，也月月有养老金领了。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机关有个酒圣、酒佛、酒神、酒鬼的民间排序，虽然小骆子已经为酒献身，排行榜上还真没有他的位置。如果霸蛮要排个位置，他至多会得个“酒妖”的安慰奖。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小骆子不是什么长，难以借公费消费一展酒量酒风酒德，未入流；二是他自掏腰包、自醉自乐、自作自受，自然上不了高消费的档次，已经输在起跑线上。
同是喝酒，差别如此，细细比较，感慨万千，我给小骆子（骆田生）安了一顶高帽子：酒君子。
董老抠
老董是机关的财务科科长，管账抠门，厅长说他是好管家，职工背后叫他董老抠。
一回，我陪厅长去南昌。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400多公里路程，小车从下午3点跑到转钟两点。报账的时候，老董坚决不给报两天的出差补助，还说，看在厅长的面子上，给报个晚班津贴。
后来，我成了老董的上司。为了教训教训很少出机关门的老董，趁他出差内蒙古的机会，我对接待科长说，让他自己订票，也不要通知对方接站，让他体会体会出差补贴够不够花。老董出差回来，什么也没说，不过大伙反应，报账时老董不那么抠了。
随后，老董退休了，我也离开了厅机关。一天，我碰到老董，大吃一惊，您怎么这么病殃殃的，路都走不动了。老董叹了口气，糖尿病害的。我说，又不是癌症，你吃药，治啊。他说，在治，在抓紧治，我想通了，不再省钱，命都没有了，钱有什么用。后来别人告诉我，前段，老董抠自己，舍不得花钱吃药打针，差一点玩完了。
去年，我去老董住的院子办事，正碰上他在院子里散步。好多了，我说。他笑了说，就是有点出气不赢。还是药管用，我说。他自嘲的说，还是钱管用。
今天，我到湘江风光带溜达。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那人走得好快，走近一看，原来是老董。他满面笑容，脸上洋溢着健康人的光彩。我说，糖尿病控制住了？他点头说，别的都好，就是胸闷。我说，检查了？他摇头说，找不到原因，只怕心血管要装支架了。
挥手再见的时候，我在心里说，看来对自己，老董也不是老抠了。
文大侠
好友小文，外号大侠。
文大侠，矛盾组合。姓文且多年笔耕为业，姓之有理；个矮，其貌不扬，号实难副。
称他为大侠，一是他性格豪爽，敢作敢为，一是他文笔锋利，敢言敢书。
每次到小文家里，他贤惠的夫人小陈不是忙着倒茶，而是先端出一杯酒来待客。小文是湘潭人，烟、酒、槟榔，样样都行且烟瘾极大，最喜爱冲劲十足的三五牌香烟。一次，小文感冒住院，我们前去看望，有人笑着提议，千万别买水果，送两条香烟最好。我们恶作剧照此办理，病床上的小文笑纳后竟说，知我者，诸君也。
小文来自矿山企业，调到省厅机关工作后，虽然所任秘书工作繁忙，但仍很喜欢自己动手捣鼓，家庭音响，闹钟手表，台灯鱼缸，没完没了。一年春节过后，他对我说，大事不好，卧室里的大窗户“爆炸”，没地方睡觉了。我听得莫名其妙，跑到他家一探究竟。原来他把卧室的向阳大窗户全部打掉了，改造成一个整体玻璃鱼缸。春节期间，他一家回老家去了，低气温加上高水压，鱼缸自暴了，一个多立方的水流了一屋，几十条金鱼暴尸满地。我没好气的笑着说，你是自作自受。
一件突发事情令大家对小文刮目相看。一次，有个人以落实政策为由到机关无理取闹。此事不该小文处理，闹事的人吵到小文办公室后，小文和他理论起来。那人一看小文个子不高，自己有身高体大的优势，以为好欺负，想把事情闹大，竟和小文扭打起来。两人一齐倒在走廊上，小文自然斗不过那个人，我们跑过去拉扯的时候，被压在下面的小文双手还死死卡着那个人的脖子。从那以后，再也不见那个人到机关来闹事了，文大侠的外号也不胫而走。
对小文最大的打击是夫人小陈突发脑溢血，48岁的年纪便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我正在出差。等我回到长沙见到小文，只见他精神崩溃，眼泪双流，伤心已极。他战战兢兢地抓住我的双手说，你知道，我在家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扫帚倒了也懒得扶的人，她走了，我连天天抽的香烟也不知道摆在那个柜子里，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啊。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倾诉，想起每次到小文家时小陈笑盈盈的模样，我也落泪了。
工业厅局改设行业办公室，机关人员大精简，年龄五十但工龄蛮长、位居正处干得正起劲的小文提前退休了。闲不住的小文虽然做了外公，还是选择到老家帮人打工去了，只有周末，我才能见到他。
一晃眼，好多年又过去了，文大侠，好在还是个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