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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华大使苏和(Mr.Hervé Ladsous)终于有时间去度假了。
推动中法关系完全走出低谷期,1950年出生的苏和今年笑容更多了。“按照中国的算法,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是老虎。”他解开衬衣纽扣,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老虎玉坠,“人家说本命年不好,要格外小心,我很迷信的。”
苏和的中文说得还算流利,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法学系(学习中文、马来文)毕业后,他就开始了外交生涯。
作为法国大使,他的头两年并不算走运。
从2008年到2009年年初,中法关系经历波折。“奥运火炬巴黎传递遭冲击”“欧盟轮值主席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等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政府高层会晤与政经交流被推迟或取消,民间“不买法货”“抵制家乐福”的浪潮在一些城市此起彼伏。
苏和无疑在漩涡之中。他除了积极与中国政府沟通之外,还利用网络对话、媒体见面会等一切机会向公众解释法国立场,寻求谅解和理解;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法国议会和民间代表团多次访华融冰。
他曾携夫人在北京家乐福“危机公关”,萨科齐总统决定给受冲击的奥运火炬手金晶写信之前,也正是咨询了苏和的意见。分析人士认为,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出色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随着中法元首在2009年实现会晤,法国总理菲永当年年底访华,特别是萨科齐携夫人今年4月高调访华、出席世博会开幕式,人们看到中法两国关系终于重返正常轨道。
不久前,苏和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以取代旧王朝的封爵制度。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代表萨科齐亲赴北京主持授勋仪式,他的发言代表了国家的评价:苏和近40年来职业外交官生涯取得优秀成绩,尤其是为中法友谊、中法友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加强中法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各领域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一向乐观”“主张一切向前看”的苏和看来,勋章只是政府的一种认可,他很享受在北京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
7月22日下午,在离开北京度假之前,苏和在使馆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人逢喜事,苏和渐渐收起了外交官的戒心,时而撇嘴,时而咬手指,笑容里流露出孩子般的调皮和狡黠。
外交官的工作就是要向前看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刚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如果让你为自己撰写一篇颁奖词,你会怎么写?
苏和:作为高等公务员,它代表政府对我工作的认可。法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在今年颁发还是有一定原因的,主要是因为我对中法关系作出的贡献,因为我本人担任法国大使已经4年了。当然,面对勋章,人要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成绩?有什么遗憾?
苏和:如果非要说遗憾,就是中法之间有一个比较不愉快的阶段。但是,外交官这样一个职业,不能在遗憾面前较劲,而是要向前看,寻找解决方案,寻找一种前景。
中法关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我个人始终要做的,就是保持信心,坚定信念——中法关系的大方向是很好的,积极向上的,是健康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动摇。举个例子,就像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气团、气流,它会颠簸,但飞机本身有坚固的机身,飞行员也有坚定的信心,技术熟练,会冷静去处理,那么飞机肯定还是往上飞、往前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飞行员吗?还是一个疲劳的救火队员?
苏和:做大使这样一个职业,首先一定要了解你所面对的国家,然后需要去解释自己的立场,寻找解决方案。因为光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什么,这是不够的,必须解决问题,要不然没有意义。
我们不说2008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吧。但我想解释的是,当时有很多问题不是在法国政府控制力之内的,那些制造“火炬事件”的人不是法国人。法国为了能够保护中国火炬传递顺利进行,部署了大量警力和安全措施,但总是人算不如天算,会有一些算不到的地方。
我知道中国老百姓都非常愤怒,我们非常理解,很多法国人也完全理解中国人的心情。
2009年,中法双方高层在伦敦会面,坐下来把问题说清楚,握手言和。关键要保持这种冷静、乐观的态度,因为不这样的话,永远当不好外交官。
中国新闻周刊:你23岁出任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副领事,成为法国当时最年轻有为的驻外官员,那也是你外交生涯的起点吧。最早来中国大陆又是在什么时候?
苏和:我当时来中国,最早是到香港,1973年还是1974年记不清了。那时我一有假期,一星期或是10天的假,我就会到中国内陆来旅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到中国内地旅行过程很复杂,所以我去了北京、上海、广东、杭州,这些对于外国人来说相对容易去的地方。
记得我上街的时候,晚上6点,街上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没有一个人,整个气氛很压抑。我觉得,大家感觉不到生活的愉悦。
而今天,看到中国社会那种繁荣、欣欣向荣的生命力量,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幸福快乐的所在。就算中国社会可能有一部分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每一个人都尽力在享受生活,这种情况在我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很难做到的。当时来中国,外国人和普通老百姓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都有人管着,都有条条框框来守着。
中国新闻周刊:时隔10年之后的1983年,你以政治参赞身份来法国驻华使馆工作。那时候中法之间的交流是一种什么状态?
苏和:19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社会变化非常快,每6个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不同面貌,我还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次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理在钓鱼台吃饭,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接待了他。吃完晚饭,天气很好,没有今天这么多污染,我们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谈中国的改革、进步、现代化,大家对未来充满憧憬。
1983年10月,我记得有报道说,北京郊区的养鸡专业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能够买车的女性,买了辆丰田车。当时整个一个星期,北京电视台每天晚上都播放她的事情,真了不起。但一个星期之后,就没有再播她的节目,因为大家发现那位女性不太会开车。
回到刚才的问题,1980年代中法关系。其实,中法关系总体上从中法决定建交时起,直到今天,一直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可能中间有起伏,但是大趋势是好的、向上的、积极的。
我举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就开始了与中国在核工业方向的合作,这在那个时代非常了不起,因为那时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敢和中国在核这么敏感的领域合作,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法国政府决定和中国合作。
如果说要总结中法关系,它有三种特点——先驱,有表率作用,总是比别国先行一步。
这辈子我就想做两样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到现在,你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你扮演过很多外交角色,对你而言,这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份理想?
苏和:对我而言,这既是职业生涯,又是一种人生理想。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6岁吧,当时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这辈子我就想做两样事情——不是做这个,就是做那个——考古学家和大使。考古从来没有机会做,但我有幸成为了大使,完成了人生目标。不过,要想走到这一步,要有很多很多的耐心,也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苏和:我的家庭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法国家庭。我的曾祖父母生了14个孩子,做各种职业,有人当律师,有人当法官,有人当兵,有人当医生。我父亲就是法国海军军官,我母亲是从事法律工作。
家庭最大的影响在于价值观,让我对国家产生一种深厚的热爱,有了为国家服务的深切愿望。我本来有机会成为海军军官,但数学学得太差了,所以当不了海军。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除了中国之外,对哪个地方印象最深刻?我们知道你也在海地太子港工作过。
苏和: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当外交官,我都觉得很享受,反正没有觉得烦。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都会找到它可爱的地方,或者试图找到可爱之处,包括在北京,也包括在太子港。
中国五千年,不是一个人简单一辈子就能看得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处理中法关系上,现在还存在什么具体障碍?如何解决?
苏和:我觉得当前中法没有什么大的阴影,不存在什么历史遗留问题,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中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差异很大,但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点,抛开别的不说,首先来讲,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再一个都是G20峰会的成员,11月份的时候法国将担任G20主席国,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的支持。
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是具有很深责任感的国家,一些共同因素去推动我们努力合作。不仅仅是在双边问题上,而是在很多全球问题上携手前进,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安全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再比如非洲问题等。
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法国在欧洲又始终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有自己的地位和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法两国共同面对这些问题,对全人类来讲,都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深化中法经贸关系的问题上很在行,做出很多努力。目前,和法国一样,中国也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在经贸合作方面,你有什么设想和建议?
苏和:要共同合作应对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危机接近尾声,如何来处理当前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当初引发危机的因素,我们怎么样把它控制住,让这种恶性循环不要再产生。
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管理的改革,再有国际货币政策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11月份法国当G20峰会的轮值主席时,我们再具体谈。
无论是中国、法国还是欧洲,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中国新闻周刊:本刊不久前曾在法国驻华使馆采访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拉法兰先生表示,希望培养更多年轻的法国领导人,了解中国,推动中法友好。你觉得了解中国最佳的途径是什么?
苏和:了解中国,要学中文。法国有差不多25000名中学生在学中文,这个数额每年以15%～20%的比例在增加。
我念中学的时候,最好的班是德语班,而现在是学中文的班。法国高校,不论是专科学校还是大学,任何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中,都开设中文课程,这说明大家充分认识到中文的重要作用。它不光是未来的语言,更是今天的语言。
我自己的3个孩子,都学习了中文,两个已经工作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中国通”,中国还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神秘?
苏和:太多了。像中国这样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这么深厚的底蕴,不是说一个人简单一辈子就能看得懂、都了解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会离开北京吗?
苏和:去度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我们要搬到新使馆了。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有什么设想?
苏和:享受这一切,希望更好。★
推动中法关系完全走出低谷期,1950年出生的苏和今年笑容更多了。“按照中国的算法,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是老虎。”他解开衬衣纽扣,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老虎玉坠,“人家说本命年不好,要格外小心,我很迷信的。”
苏和的中文说得还算流利,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法学系(学习中文、马来文)毕业后,他就开始了外交生涯。
作为法国大使,他的头两年并不算走运。
从2008年到2009年年初,中法关系经历波折。“奥运火炬巴黎传递遭冲击”“欧盟轮值主席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等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政府高层会晤与政经交流被推迟或取消,民间“不买法货”“抵制家乐福”的浪潮在一些城市此起彼伏。
苏和无疑在漩涡之中。他除了积极与中国政府沟通之外,还利用网络对话、媒体见面会等一切机会向公众解释法国立场,寻求谅解和理解;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法国议会和民间代表团多次访华融冰。
他曾携夫人在北京家乐福“危机公关”,萨科齐总统决定给受冲击的奥运火炬手金晶写信之前,也正是咨询了苏和的意见。分析人士认为,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出色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随着中法元首在2009年实现会晤,法国总理菲永当年年底访华,特别是萨科齐携夫人今年4月高调访华、出席世博会开幕式,人们看到中法两国关系终于重返正常轨道。
不久前,苏和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以取代旧王朝的封爵制度。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代表萨科齐亲赴北京主持授勋仪式,他的发言代表了国家的评价:苏和近40年来职业外交官生涯取得优秀成绩,尤其是为中法友谊、中法友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加强中法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各领域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一向乐观”“主张一切向前看”的苏和看来,勋章只是政府的一种认可,他很享受在北京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
7月22日下午,在离开北京度假之前,苏和在使馆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人逢喜事,苏和渐渐收起了外交官的戒心,时而撇嘴,时而咬手指,笑容里流露出孩子般的调皮和狡黠。
外交官的工作就是要向前看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刚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如果让你为自己撰写一篇颁奖词,你会怎么写?
苏和:作为高等公务员,它代表政府对我工作的认可。法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在今年颁发还是有一定原因的,主要是因为我对中法关系作出的贡献,因为我本人担任法国大使已经4年了。当然,面对勋章,人要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成绩?有什么遗憾?
苏和:如果非要说遗憾,就是中法之间有一个比较不愉快的阶段。但是,外交官这样一个职业,不能在遗憾面前较劲,而是要向前看,寻找解决方案,寻找一种前景。
中法关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我个人始终要做的,就是保持信心,坚定信念——中法关系的大方向是很好的,积极向上的,是健康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动摇。举个例子,就像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气团、气流,它会颠簸,但飞机本身有坚固的机身,飞行员也有坚定的信心,技术熟练,会冷静去处理,那么飞机肯定还是往上飞、往前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飞行员吗?还是一个疲劳的救火队员?
苏和:做大使这样一个职业,首先一定要了解你所面对的国家,然后需要去解释自己的立场,寻找解决方案。因为光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什么,这是不够的,必须解决问题,要不然没有意义。
我们不说2008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吧。但我想解释的是,当时有很多问题不是在法国政府控制力之内的,那些制造“火炬事件”的人不是法国人。法国为了能够保护中国火炬传递顺利进行,部署了大量警力和安全措施,但总是人算不如天算,会有一些算不到的地方。
我知道中国老百姓都非常愤怒,我们非常理解,很多法国人也完全理解中国人的心情。
2009年,中法双方高层在伦敦会面,坐下来把问题说清楚,握手言和。关键要保持这种冷静、乐观的态度,因为不这样的话,永远当不好外交官。
中国新闻周刊:你23岁出任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副领事,成为法国当时最年轻有为的驻外官员,那也是你外交生涯的起点吧。最早来中国大陆又是在什么时候?
苏和:我当时来中国,最早是到香港,1973年还是1974年记不清了。那时我一有假期,一星期或是10天的假,我就会到中国内陆来旅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到中国内地旅行过程很复杂,所以我去了北京、上海、广东、杭州,这些对于外国人来说相对容易去的地方。
记得我上街的时候,晚上6点,街上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没有一个人,整个气氛很压抑。我觉得,大家感觉不到生活的愉悦。
而今天,看到中国社会那种繁荣、欣欣向荣的生命力量,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幸福快乐的所在。就算中国社会可能有一部分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每一个人都尽力在享受生活,这种情况在我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很难做到的。当时来中国,外国人和普通老百姓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都有人管着,都有条条框框来守着。
中国新闻周刊:时隔10年之后的1983年,你以政治参赞身份来法国驻华使馆工作。那时候中法之间的交流是一种什么状态?
苏和:19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社会变化非常快,每6个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不同面貌,我还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次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理在钓鱼台吃饭,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接待了他。吃完晚饭,天气很好,没有今天这么多污染,我们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谈中国的改革、进步、现代化,大家对未来充满憧憬。
1983年10月,我记得有报道说,北京郊区的养鸡专业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能够买车的女性,买了辆丰田车。当时整个一个星期,北京电视台每天晚上都播放她的事情,真了不起。但一个星期之后,就没有再播她的节目,因为大家发现那位女性不太会开车。
回到刚才的问题,1980年代中法关系。其实,中法关系总体上从中法决定建交时起,直到今天,一直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可能中间有起伏,但是大趋势是好的、向上的、积极的。
我举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就开始了与中国在核工业方向的合作,这在那个时代非常了不起,因为那时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敢和中国在核这么敏感的领域合作,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法国政府决定和中国合作。
如果说要总结中法关系,它有三种特点——先驱,有表率作用,总是比别国先行一步。
这辈子我就想做两样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到现在,你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你扮演过很多外交角色,对你而言,这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份理想?
苏和:对我而言,这既是职业生涯,又是一种人生理想。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6岁吧,当时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这辈子我就想做两样事情——不是做这个,就是做那个——考古学家和大使。考古从来没有机会做,但我有幸成为了大使,完成了人生目标。不过,要想走到这一步,要有很多很多的耐心,也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苏和:我的家庭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法国家庭。我的曾祖父母生了14个孩子,做各种职业,有人当律师,有人当法官,有人当兵,有人当医生。我父亲就是法国海军军官,我母亲是从事法律工作。
家庭最大的影响在于价值观,让我对国家产生一种深厚的热爱,有了为国家服务的深切愿望。我本来有机会成为海军军官,但数学学得太差了,所以当不了海军。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除了中国之外,对哪个地方印象最深刻?我们知道你也在海地太子港工作过。
苏和: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当外交官,我都觉得很享受,反正没有觉得烦。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都会找到它可爱的地方,或者试图找到可爱之处,包括在北京,也包括在太子港。
中国五千年,不是一个人简单一辈子就能看得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处理中法关系上,现在还存在什么具体障碍?如何解决?
苏和:我觉得当前中法没有什么大的阴影,不存在什么历史遗留问题,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中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差异很大,但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点,抛开别的不说,首先来讲,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再一个都是G20峰会的成员,11月份的时候法国将担任G20主席国,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的支持。
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是具有很深责任感的国家,一些共同因素去推动我们努力合作。不仅仅是在双边问题上,而是在很多全球问题上携手前进,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安全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再比如非洲问题等。
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法国在欧洲又始终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有自己的地位和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法两国共同面对这些问题,对全人类来讲,都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深化中法经贸关系的问题上很在行,做出很多努力。目前,和法国一样,中国也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在经贸合作方面,你有什么设想和建议?
苏和:要共同合作应对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危机接近尾声,如何来处理当前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当初引发危机的因素,我们怎么样把它控制住,让这种恶性循环不要再产生。
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管理的改革,再有国际货币政策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11月份法国当G20峰会的轮值主席时,我们再具体谈。
无论是中国、法国还是欧洲,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中国新闻周刊:本刊不久前曾在法国驻华使馆采访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拉法兰先生表示,希望培养更多年轻的法国领导人,了解中国,推动中法友好。你觉得了解中国最佳的途径是什么?
苏和:了解中国,要学中文。法国有差不多25000名中学生在学中文,这个数额每年以15%～20%的比例在增加。
我念中学的时候,最好的班是德语班,而现在是学中文的班。法国高校,不论是专科学校还是大学,任何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中,都开设中文课程,这说明大家充分认识到中文的重要作用。它不光是未来的语言,更是今天的语言。
我自己的3个孩子,都学习了中文,两个已经工作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中国通”,中国还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神秘?
苏和:太多了。像中国这样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这么深厚的底蕴,不是说一个人简单一辈子就能看得懂、都了解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会离开北京吗?
苏和:去度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我们要搬到新使馆了。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有什么设想?
苏和:享受这一切,希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