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可能是暂时的，更多受到外在因素的左右
　　在现代世界，存在着一系列死结式国际冲突，无论什么人，用什么方法，目前都找不到一种圆满的结局，让人一筹莫展。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就是其中一例。
　　这场地区冲突至今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曾经有政治家殚精竭虑寻找和平之路，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依然归于失败。它让人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形势比人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巴以关系是由世界政治格局大板块走向所决定的，置身于其中，冲突双方都没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果检视历史记载，很难看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到了今天都难以心平气和。不仅如此，历史记载还说明了相反情况的存在。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什么时期，在欧洲人的统治下，从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时期，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犹太人都不断受到反犹主义的歧视与仇恨，遭到驱逐与迫害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人具有一种要彻底同化自己统治范围内任何异族文化的强烈欲望，而犹太人又偏偏是世界上最顽固坚守自己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的一群。
　　与之相比，在亚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虽然亡国，但起码也有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的自由。而到公元7世纪以后，在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犹太人获得某种自治权，虽然没有复国，但是生命、财产和宗教自由却获得了保障。其间，在穆斯林统治西班牙时期，犹太人还拥有过一段黄金岁月，他们幸福、光辉和受人尊敬地生活，诞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比如有诗人哲学家哈列维、思想家迈蒙尼德等。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被视为异教徒而遭到排斥，而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欧洲犹太人又从政治上被视为异族，而依然面临要么同化、要么离开的命运选择。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裔法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虽然证据并不充分，却判为有罪，引发了法国反犹浪潮。这是一道分水岭。犹太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的欧洲对犹太人也越来越无法容忍，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一新的出路就是民族主义的思路：犹太人是同一个民族，需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诞生。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屠杀，成为犹太复国运动最后一道强大的推力，大批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终于在1948年建国。
　　犹太人有太多理由证明自己建国的紧迫性与正当性，但是，这时，阿拉伯人已不再仅仅是穆斯林与闪族兄弟了，他们正在变成越来越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古代阿拉伯人就生活在包括巴基斯坦的这片土地上，他们才有权建立国家。同时，犹太人固然在欧洲受到了迫害与排挤，但是，犹太人又是仰仗着欧洲殖民侵略者，仰仗着当时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人，才得以重返巴勒斯坦建国的。因此，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眼里，犹太人的回迁建国运动，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殖民侵略行为。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直到今天还看不到停歇的势头。
　　在当代世界，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使对自身文化与社会都有着极大的伤害与消极作用，但人们仍然不得不以欧美主流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来思考和行事。民族主义思潮，欧洲人用它来摧毁封建社会支离破碎的统治形态，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随之殖民地人民也借用这一思想来追求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与统一。在当代世界，民族主义依然是各国、各民族独立、自主的护身符，谁也不敢轻言放弃。
　　可以说，巴以冲突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以民族主义观念和立场扭成的一道结，而巴以背后现代世界政治秩序与利益冲突的刚性结构，又使这道结变成为了一道政治死结。因此，如果这个世界的政治观念不发生根本改变，政治秩序与利益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巴以冲突这道难题就始终处于无解状态。
　　正因为如此，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预言：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可能是暂时的，更多受到外在因素的左右，一旦这些因素消失，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将随之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