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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依赖创业经济复兴的关键，一是民间创业风气，二是是否拥有“创业家的政府”
美日经济与创业民风反思
加州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全球第五大经济实体，但是加州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使我感到震惊。加州政府网站在《小企业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事实上加州经济的所有成长都是由1975以后小企业引起的。加州的小企业是州经济的脊梁，小企业是州最大的雇主。加州的平均5.8位职员的小企业包含州的98％的所有生意，提供82％的私人部门工作和75％的总州产品。小企业非常有柔性而且能很快地回应在经济的情况方面的改变。美国新经济崛起于加州的中小高科技风险企业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外源性的资源开发招商引资发展，一手抓内源性的资源开发扶植本土中小成长型企业创业发展，互相促进，最终形成本土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
前几年我去日本访问，拜访了日本工业重镇大阪市政府，跟大阪市政府的经济官员进行了交流，他们有一种反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对日美经济活力作了比较，认为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充满活力。日本经济是以大企业为主体，市民都想到大公司工作，小公司运作艰难。美国经济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中小企业充满活力，最有活力的大企业都是由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美国社会的创业民风浓厚，每年有成千上万新的小企业注册诞生，虽然同时也要死掉一批小企业，但是美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就差多了。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社会的创业民风不同。
长沙路径
在中国，其实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创业民风差异也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这其实也是两个区域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的根源之一。以长沙和温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地方百姓打牌赌博的多，温州地方百姓创业投资的多。
在广州考察时，我问一位湘籍企业家“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差异?”他告诉我说：“岭南文化：开放、重商、容富。湖湘文化：封闭、轻商、仇富。”他在广州办企业十多年。当地老百姓对他很宽容。在他湖南老家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多次邀请下，他满腔热情回到家乡投了一个大项目，市委常委会都开了七八次，就是不解决问题，他深深感到家乡从部门领导到办事员，从乡到村，从干部到村民，大家都来“敲竹杠”，存在一种浓厚的“轻商仇富”的文化，企业很难办。
上海与深圳相比本土企业的创业环境要差些，这就是华为、中兴为什么不生在上海而生于深圳的原因。上海工商联党组书记带了一班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到长沙考察时我作陪，对此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上海忽视民营企业创业扶持可能是一个战略性的缺失。
但长沙实践了一条很独特的路径。长沙有一批高技术背景的创业企业走到了全国行业的前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是1992年以来在中部省会长沙长起来的一个产业集群，是中国唯一长在省会城市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长沙是唯一没有工程机械核心配套企业的城市，它主要是以本土一批专家教授创业的高科技公司为主体，以三个本土创业成长的上市公司为核心：中联重工、三一重工、山河智能。
三个上市公司的本土创业者一直都是公司的董事长。它是由29个本土的规模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它以年均40％的速度，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已形成了300多亿元以上的规模(2007年中联145.9亿，自1992年成立以来以年均增幅60％的速度发展，三一135亿，山河智能11.5亿)，今年可突破500亿，市值曾过千亿的优势产业集群。它是长沙目前最大的产业集群。它在中国城市中排在第一、二名。它走出了一条既优于家电产业集群，又优于汽车产业集群，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的独特的发展之路。工程机械三个上市公司就把长沙推到了该产业的全国前列。如果我们每年培养五到十个上市公司，持续十年培养出五十到一百家上市公司，长沙的经济将是另一番格局。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创业发展的成功案例给了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高科技背景的本土中小企业的创业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产业支撑。
在长沙独特的经济现象背后无法忽略的推动力量之一是中南大学强劲的创业校风。
一位中南大学教授告诉我，看到自己的技术转让使得一些原来只有30万—50万的温州小老板几年就过亿了，自己于是就下海创业。一个人成功，同学、师兄师弟也就跟着跳下海来了，于是渐成大势。1999年，他以技术八股创业，企业送了他一台车，他不敢要，向学校报告，学校支持。2000年，专利成果产业化，个人与学校7:3分成，在学校引起了关于国资流失的激烈争论，黄校长拍板：发展是硬道理，不产业化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能产业化的专家是国家的最大资产，研发与教学同等地位。中南大学涌现出了一批以山河智能何清华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教授创业典范，以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中科智董事长张楷雍为代表的学生创业典范。
中南大学现在在科技成果的获奖上和师生的创业财富排名榜上都是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此外。湖南大学创业校风的营造、国防科大的重要技术平台、湖南农大的隆平高科等，使一个政产学研一体化互动平台正在成型。
美国同力基金把它的中国代表处落户于长沙而不落户于中国的其他城市是因为它看好长沙创业企业的发展潜力。现在国外的风险基金发现了长沙的机会，正大批地进入长沙。
“创业家的政府”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道：
本世纪初，移民们总是在给他们家乡的亲戚朋友的信中写道：“美国遍地是黄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对，遍地是黄金般的机会，即任何背景的人只要努力工作，机灵能干，就可以获得新机缘，开创新生活。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们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的美国梦，它是美国契约的首要部分。
日本作家水野隆德在《美国经济为什么持续强劲》一书中称克林顿政府是发扬创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的小政府。是“创业家的政府”。“现代日本人的价值观。是从一流的大学毕业后，进一流机关或一流企业。”“美国充满旺盛的创业家精神”，“美国人的理想，想成为一名创业家”。“年轻的创业家是美国发展的动力”，“微软是美国强盛的象征”，“人人都能成为比尔·盖茨”这个梦把美国社会搞活了。
“创业经营”的理念应该是政府的基本理念。“创业是发展之源”。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是政府的核心目标，也是“企业创业制度”生成的基本理念。政府应该把“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作为自己工作的核心目标和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就是以“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发展机会”为本，激发每个人的创业发展才智，肯定每个人的创业发展成就，保障每个人的创业发展财富，救济没有创业发展能力的弱者，创造一个“整体效率优胜，社会公正区配”的和谐创业社会。
改革开放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在“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上的社会进步，在“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上的任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这是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实了的。政府转型要重树理念。政府工作的目标定位要从市场的投资主体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创造和维护者转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特别注意企业竞争性市场创业环境的构建和维护。当我国企业竞争性市场创业环境和全民族浓厚的创业民风形成的时候，也就是我国经济常胜不衰之时。自觉推动我国企业竞争性的市场创业体制的生成，形成成长型高科技风险企业、风险资本市场和政府开放、竞争的市场政策的一种良性互动格局，是形成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体系的关键。要树立创业英雄标杆，培养重商创业民风，构建创业投资体制，构建重商创业机制。
美日经济与创业民风反思
加州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全球第五大经济实体，但是加州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使我感到震惊。加州政府网站在《小企业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事实上加州经济的所有成长都是由1975以后小企业引起的。加州的小企业是州经济的脊梁，小企业是州最大的雇主。加州的平均5.8位职员的小企业包含州的98％的所有生意，提供82％的私人部门工作和75％的总州产品。小企业非常有柔性而且能很快地回应在经济的情况方面的改变。美国新经济崛起于加州的中小高科技风险企业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外源性的资源开发招商引资发展，一手抓内源性的资源开发扶植本土中小成长型企业创业发展，互相促进，最终形成本土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
前几年我去日本访问，拜访了日本工业重镇大阪市政府，跟大阪市政府的经济官员进行了交流，他们有一种反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对日美经济活力作了比较，认为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充满活力。日本经济是以大企业为主体，市民都想到大公司工作，小公司运作艰难。美国经济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中小企业充满活力，最有活力的大企业都是由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美国社会的创业民风浓厚，每年有成千上万新的小企业注册诞生，虽然同时也要死掉一批小企业，但是美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就差多了。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社会的创业民风不同。
长沙路径
在中国，其实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创业民风差异也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这其实也是两个区域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的根源之一。以长沙和温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地方百姓打牌赌博的多，温州地方百姓创业投资的多。
在广州考察时，我问一位湘籍企业家“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差异?”他告诉我说：“岭南文化：开放、重商、容富。湖湘文化：封闭、轻商、仇富。”他在广州办企业十多年。当地老百姓对他很宽容。在他湖南老家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多次邀请下，他满腔热情回到家乡投了一个大项目，市委常委会都开了七八次，就是不解决问题，他深深感到家乡从部门领导到办事员，从乡到村，从干部到村民，大家都来“敲竹杠”，存在一种浓厚的“轻商仇富”的文化，企业很难办。
上海与深圳相比本土企业的创业环境要差些，这就是华为、中兴为什么不生在上海而生于深圳的原因。上海工商联党组书记带了一班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到长沙考察时我作陪，对此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上海忽视民营企业创业扶持可能是一个战略性的缺失。
但长沙实践了一条很独特的路径。长沙有一批高技术背景的创业企业走到了全国行业的前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是1992年以来在中部省会长沙长起来的一个产业集群，是中国唯一长在省会城市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长沙是唯一没有工程机械核心配套企业的城市，它主要是以本土一批专家教授创业的高科技公司为主体，以三个本土创业成长的上市公司为核心：中联重工、三一重工、山河智能。
三个上市公司的本土创业者一直都是公司的董事长。它是由29个本土的规模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它以年均40％的速度，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已形成了300多亿元以上的规模(2007年中联145.9亿，自1992年成立以来以年均增幅60％的速度发展，三一135亿，山河智能11.5亿)，今年可突破500亿，市值曾过千亿的优势产业集群。它是长沙目前最大的产业集群。它在中国城市中排在第一、二名。它走出了一条既优于家电产业集群，又优于汽车产业集群，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的独特的发展之路。工程机械三个上市公司就把长沙推到了该产业的全国前列。如果我们每年培养五到十个上市公司，持续十年培养出五十到一百家上市公司，长沙的经济将是另一番格局。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创业发展的成功案例给了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高科技背景的本土中小企业的创业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产业支撑。
在长沙独特的经济现象背后无法忽略的推动力量之一是中南大学强劲的创业校风。
一位中南大学教授告诉我，看到自己的技术转让使得一些原来只有30万—50万的温州小老板几年就过亿了，自己于是就下海创业。一个人成功，同学、师兄师弟也就跟着跳下海来了，于是渐成大势。1999年，他以技术八股创业，企业送了他一台车，他不敢要，向学校报告，学校支持。2000年，专利成果产业化，个人与学校7:3分成，在学校引起了关于国资流失的激烈争论，黄校长拍板：发展是硬道理，不产业化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能产业化的专家是国家的最大资产，研发与教学同等地位。中南大学涌现出了一批以山河智能何清华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教授创业典范，以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中科智董事长张楷雍为代表的学生创业典范。
中南大学现在在科技成果的获奖上和师生的创业财富排名榜上都是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此外。湖南大学创业校风的营造、国防科大的重要技术平台、湖南农大的隆平高科等，使一个政产学研一体化互动平台正在成型。
美国同力基金把它的中国代表处落户于长沙而不落户于中国的其他城市是因为它看好长沙创业企业的发展潜力。现在国外的风险基金发现了长沙的机会，正大批地进入长沙。
“创业家的政府”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道：
本世纪初，移民们总是在给他们家乡的亲戚朋友的信中写道：“美国遍地是黄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对，遍地是黄金般的机会，即任何背景的人只要努力工作，机灵能干，就可以获得新机缘，开创新生活。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们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的美国梦，它是美国契约的首要部分。
日本作家水野隆德在《美国经济为什么持续强劲》一书中称克林顿政府是发扬创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的小政府。是“创业家的政府”。“现代日本人的价值观。是从一流的大学毕业后，进一流机关或一流企业。”“美国充满旺盛的创业家精神”，“美国人的理想，想成为一名创业家”。“年轻的创业家是美国发展的动力”，“微软是美国强盛的象征”，“人人都能成为比尔·盖茨”这个梦把美国社会搞活了。
“创业经营”的理念应该是政府的基本理念。“创业是发展之源”。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是政府的核心目标，也是“企业创业制度”生成的基本理念。政府应该把“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作为自己工作的核心目标和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就是以“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发展机会”为本，激发每个人的创业发展才智，肯定每个人的创业发展成就，保障每个人的创业发展财富，救济没有创业发展能力的弱者，创造一个“整体效率优胜，社会公正区配”的和谐创业社会。
改革开放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在“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上的社会进步，在“给人民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上的任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这是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实了的。政府转型要重树理念。政府工作的目标定位要从市场的投资主体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创造和维护者转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特别注意企业竞争性市场创业环境的构建和维护。当我国企业竞争性市场创业环境和全民族浓厚的创业民风形成的时候，也就是我国经济常胜不衰之时。自觉推动我国企业竞争性的市场创业体制的生成，形成成长型高科技风险企业、风险资本市场和政府开放、竞争的市场政策的一种良性互动格局，是形成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体系的关键。要树立创业英雄标杆，培养重商创业民风，构建创业投资体制，构建重商创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