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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科特·斯洛维克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生态批评界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之一。他不仅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生态批评理念，致力于生态批评学科的理论建构，而且还为推动生态批评学术的国际化、多元化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总的来看，斯洛维克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大体与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同步。本文试图将斯洛维克迄今为止的生态批评学术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抑或三个方面，即自然书写研究、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跨文化生态对话，并分别就这三个方面给予较为全面的阐释，以期对西方生态批评发展的脉络有个更为清晰、具体的认识。
[关键词]斯洛维克;生态批评;自然书写研究;生态理论建构;跨文化生态对话
[中图分类号]I3/7-005;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21-17
[作者简介]胡志红（1966— ），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学、文化与生态批评研究;赵琳（1991— ），女，山西太原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欧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化与生态批评的学习和研究（四川成都 61006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项目”（20150851002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Scott Slovic on Ecocriticism： From Nature Writing Research to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s
By： Hu Zhihong & Zhao Lin
Abstract： Scott Slovic is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American ecocritical movement， and also the most dynamic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critic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cocritical field. His academic writings aim at interpreting his ecocritical thought and engaging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ism. Slovic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ty of ecocriticism. Generally speaking， Slovic’s academic journey roughly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Therefore， we try to divide his academic activities of ecocriticism into three stages or three aspects， i.e. the nature writing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al theories， and the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s. Meanwhile， we offer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aspects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Key words： Slovic;Ecocriticism;nature writing research;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ism;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
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生态批评界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之一。他不仅著书立说，发表学术演讲，阐明自己的生态批评观，致力于生态批评学科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积极从事跨文化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传播生态理念，与非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倾听他们别样的生态之声，推动生态批评研究的国际化、多元化，为国际生态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斯洛维克个人的生态学术之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走向。本文将概要介绍斯洛维克的生态学术之旅，并对其主要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作较为详细的梳理，以期窥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脉络及其未来趋势。
一、斯洛维克生态批评学术之旅：知行合一
斯洛维克是美国爱达荷大学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作家与环境保护活动家，是当今生态批评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并担任首任会长（1992—1995），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帮助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批评学者筹建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分会。自1996以来，他一直担任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旗舰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ISLE）主编，出版专著《美国自然书写中的意识探寻》（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Henry Thoreau，Annie Dillard，Edward Abbey，Wendell Berry，Barry Lopez，1992）和《走出去思考》（Going Away to Think，2008）①，主编环境文学教材、生态批评学术文集等20多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斯洛维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学术行动主义者，其生态学术的最大特点是知行合一，也即生态意识的培养与环境行动主义实践的结合，形而上生态中心主义理想追求与环境公正现实诉求的融合。为此，他积极从事生态学术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交流与对话，先后应邀在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生态批评学术讲座或在生态批评会议上作主旨演讲，并以富布莱特教授或客座教授的身份先后在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广州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以及法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讲学。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斯洛维克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到过中国20多个学术机构，在我国多所高等院校开设并讲授生态批评课程，与中国大陆许多生态批评学者都是好友并与他们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交流，也有多位中国学者曾经、正在或即将到斯洛维克任教的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在进行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学术活动期间，斯洛维克不仅主动友好地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从事不同职业、关心生态问题的人士真诚平等地交流，探讨生态问题，广泛汇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作家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生态之声，而且还对青年学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学术指导与帮助。在他看来，多元的、有时甚至冲突的生态观，实际上反映的是生态系统的生态限制，其最终结果不是强者吃掉或消灭弱者，抑或各种冲突势力的消亡，而是各物种力量间利益的相互妥协，求得互利共存的局面，或曰生态平衡。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学术之旅显示出生态谦卑与生态包容的精神。
当然，如果我们要梳理斯洛维克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笔者认为，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然书写研究为重心，视生态意识的提升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对策，这与西方生态批评第一阶段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与文化策略大体是一致的②，带有乌托邦色彩，这种观点反映在其多部早期的编著之中，当然最为集中地体现在《美国自然写作中的意识探寻》一书中。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以叙事学术为重心的生态批评策略，也对生态批评概念、内涵及研究范围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指导性的描述。第三阶段：他提出了生态批评第三阶段理论，强调生态批评的多种族视野，即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凸显生态批评的政治属性。重要的是，斯洛维克将其宽地域、宽视界的跨文化生态学术之旅转化为生态学术成果，集中凝炼在其与印度学者合作编著并分别于2014年、2015年问世的两部作品之中，即《生态多义性、社群及发展》（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2014）和《全球南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s，2015）。这两部著作试图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透过多文化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生态议题之间的纠葛，揭示引发环境危机及其日益恶化的历史与现实根源，谴责国际环境种族主义与环境殖民主义行径，彰显因文化多元性而衍生出的环境经验的多样性，进而说明解决环境问题的对话性与艰巨性。
二、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一阶段：视生态意识的提升为应对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策略
大约在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头10年中期这段时间里，深处环境焦虑漩涡中的斯洛维克也像其他生态学术界同仁一样，对人类中心主义充满了仇恨，视其为导致环境危机的最大的罪魁祸首，疾呼以人与自然万物共栖的生态意识或曰生态中心主义意识取而代之，进而迅速扭转生态恶化之态势。在此期间，其学术思想浸染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学术著作自然大多也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在此期间，斯洛维克出版了第一部专著《美国自然书写中的意识探寻》，主编或合作编辑了多部有一定学术影响的著作/（文集），包括《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方向》（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1998）、《超越绿色：当代西南部环境文学》（Getting Over the Color Gree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of the Southwest，2001）、《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2002）、《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读本：生态批评，1993—2003》（The ISLE Reader：Ecocriticism，2003）、《何谓自然的价值？环境价值的叙事表达》（What’s Nature Worth？Narrative Expressions of Environmental Values，2004）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读本：生态批评，1993—2003》，该著是对美国生态批评10年发展的理论概括，由斯洛维克与迈克尔·P.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合作编辑。文集从1993—2003年间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中精选了19篇文章，并在导言中精要地总结了以美国生态批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龙头的美国或西方生态批评运动兴起的背景、1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其“繁茂芜杂的现状”①。
斯洛维克还与他人合作主编了多部自然书写教材，其中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的有两部，即《立足世界：环境写作读本》（Being in the World： An Environmental Reader for Writers，1993）与《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1999）。前者是他与美国特雷尔·迪克森（Terrell Dixon）教授合作编写的一部非小说环境写作文集，也是一部广为流行的生态写作教材，进而开辟了生态写作新领域;后者是他与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奥格雷迪（John P. O’Grady） 合作编写的教材，该文集成了美国最为畅销的学习环境主题文学的入门教材之一。 当然，《探寻美国自然书写中的觉醒意识》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斯洛维克在此阶段的生态批评理念，那就是：自然书写文本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意识或曰生态中心主义意识，因而研读自然书写作品是提高生态意识的关键文化策略。该著主要研究了五位美国著名非小说自然作家，即亨利·戴维·梭罗、安妮·迪拉德、爱德华·阿比、温德尔·贝利和巴里·洛佩兹，因为他们特别关注意识的心理现象，尤其是人类心灵如何意识到自身及外部世界。在斯洛维克看来，这些自然作家不仅对自然而且也对人性（或曰人性自然 / human nature）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五位作家成了美国生态批评研究的经典，成了不少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甚至也成了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文学源头。比如梭罗就是布伊尔《环境想象》一著中“放弃美学”的基础，书中同时也有大量对其他四位作家进行生态探讨的精彩片段。总的来看，斯洛维克在该著中试图透过生态中心主义的视野，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探讨作家心灵与自然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从自然中探寻指导人类精神生活的食粮，以建构应对环境危机的文化策略。更为精彩的是，斯洛维克的研究路径与布依尔的相似，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将梭罗看成美国自然书写的一个参照点，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自然作家进行考察。斯洛维克认为，梭罗表达了回应自然的两个极端：“疏离自然与融入自然”，其他的自然作家对自然的反应就在这个两个极端的意识之间滑动①。他与许多第一波生态批评学者都认为，自然书写可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而意识的提高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策略。
梭罗研究学者卡梅伦（Sharon Cameron）对梭罗这样评价道：他“书写自然实际上是书写心灵如何看待自然，有时是书写心灵如何看待自身”②。斯洛维克认为这一评价对梭罗的许多追随者也同样适用。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等自然作家不仅是自然的研究者、欣赏者，而且还是“人类心灵的研究者与文学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意识的心理现象”③。自然作家不断地“探索、折磨、刺激与安抚”他们自己的心灵，进而，也影响读者的心灵，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意识本身，而且也理解意识，这样能让自己的心灵常处于“苏醒”“意识”或“警觉”状态④，随时高度关注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关注自己的存在，不至于因为闲散懒惰、意志衰退或麻痹大意而忘却自然、忘却自我、忘却生活的真谛，从而导致精神生态失衡以及随之导致自然生态失衡。
至于自然书写作家如何达到一种“清醒的意识”常态，根据斯洛维克的分析，“从梭罗到现在的多数自然作家都走一条窄路，或更准确地说，他们都在陶醉与独立、审美欣赏与科学解释之间摇摆不定”⑤，旨在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一种既亲近自然又疏离自然的适当平衡，从而导致一种可贵的意识张力。这些自然书写作家甚至将遭遇自然的“他者性”看成是自我及自我与被体验为他者的自然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可能路径。换句话说，在自然书写文学中，人与自然的遭遇成了作家理解自我、变革自我，甚至调整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路径，这种心理意识层次上的变化进而就可影响读者，以实现生态批评所倡导的文化变革的生态疗效，这正是斯洛维克反复强调的生态批评的生态涟漪效应。
在分析梭罗如何保持意识的苏醒状态时，斯洛维克主要分析了梭罗的日记。根据他的研究，对当代所有美国自然作家来说，梭罗的日记是文学研究自然与心灵之间关系的原型，梭罗的日记与其在世时出版的作品相比，“绝非艺术贫乏或平淡无奇，恰好相反，是最为纯粹的自然书写佳作”，因为它没有刻意表现“遮蔽与神秘化”强烈亲近自然或疏离自然的意图，似乎一切皆来得自然而然。在梭罗的日记中，“梭罗对自然的亲近更为频繁、更为具体，也更为明确地试验自我与自然他者世界的边界”①。梭罗明确地表达了回应自然的两个极端的方式，即“断裂与连续”②。在斯洛维克看来，梭罗以后的所有自然作家几乎都传承了他同时醉心于内在意识与外在自然的心理机制，他选择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等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清楚地再现了梭罗的“两个极端方式”。准确地说，迪拉德与阿比在努力刺激我们关注自然、关注我们自己心灵的弱点与我们对确定性的幻想时，也竭力唤起、搅浑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机制，以获得不确定带来的兴奋。因而，他们特别强调自然世界那令人惊奇、有时甚至让人绝望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让人生厌、让人恐惧、让人愤怒、令人惊奇，也真让人（至少在回味的时候）过瘾。”③
在谈到迪拉德时，斯洛维克认为，迪拉德的《廷克湾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中惹眼的时髦语言常常让批评家感到措手不及，大出所料。她是一位非常自觉、细心的观察者，能平中见奇，能欣赏世界的新奇与他者性。“通过与自然的遭遇和艺术地运用语言，她能明白自己亲身参与或远离有机世界，明白自己的心灵状况”④。
至于阿比，斯洛维也发现他常被那些希望从其作品中寻找支撑的读者误解，其原因在于阿比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都难以归类，其语言也扑朔迷离，难以准确把握。斯洛维克在分析了阿比的名篇《孤独的沙漠》（Desert Solitaire）与《故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之后指出，批评家及广大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解读常常都不够准确。前者常常被许多读者理解为纯粹的叙事诗，或正在消逝的原始野性的挽歌;而后者常常被解读为呼吁环境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资源保护主义团体——像“地球第一者们！”（Earth Firsters！）直接行动的宣言书，甚至被他们奉为环境行动主义的“圣经”。实际上，阿比的真正意图是要告诉我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取决于纯美学与复杂多变的道德问题（荒野、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公有土地的适当运用）的结合。这种美学与道德冲突之间的张力在阿比作品中比比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阿比的“小说通过呈现让人不安的两个极端——土地保护与土地开发之间的冲突，提升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鲜有明显的说教，与此同时，在文学语境中也让人快乐”⑤。也就是说，阿比的小说融审美快乐与道德问题于一体，真可谓寓教于乐之审美原则的现实表达。《故意破坏帮》是一部小说，不能算是日记，然而，“它大胆拓展、延伸了《孤独的沙漠》对人的意识的探索，是对梭罗的心理日记的一次直接的回应”①。 在分析贝利与洛佩兹的作品②时，斯洛维克指出，“如果说迪拉德与阿比在试图提升意识的时候，习惯强调断裂与不可预测性，那么贝利与洛佩兹则采取相反的观点，试图反映梭罗精神中人与自然一致的一面”③。迪拉德与阿比试图通过变幻莫测、惊险出奇、打破常规，给人以强烈刺激，从而让人保持高度的警觉。然而，贝利与洛佩兹首先佯装无知或认识有限，然后逐渐、甚至几乎是直线式地深化意识，他们追求对外在世界的明确认识，注重精神的成长过程，而与迪拉德和阿比令人炫目的乖谬相悖。
在贝利看来，地方将其秘密透露给人类观察者，但需要长时间的接触，“唯一的条件是人要在那儿，还要留心观察”。对贝利来说，“意识或留心”确是一个高层次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极乐世界，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方能做到“留心”，这样才能从观察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地方中获得快乐。在斯洛维克看来，“自然作家反映问题未必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激发自己及读者的意识是第一步，关键的第一步”④。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唤醒或提升我们沉睡或衰退的生态意识，激发我们对环境的关注，这是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没有生态意识的觉醒，一切皆为空谈。由此可见，在该著中斯洛维克的生态观带有浓郁的生态乌托邦色彩。
斯洛维克在分析洛佩兹的名篇《北极梦》（Arctic Dreams，1986）时指出：“他真正要做的是将学术思考的片段凝聚在生动形象的经验核心周围，以表明他深层介入地方，由此也引导读者的想象介入，这是走向积极关注的第一步。”⑤洛佩兹首先通过探索自己意识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响读者意识的变革，这是自然作家发动文化变革的文学策略。其次，斯洛维克也探讨了洛佩兹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即学术思考与实践行动的结合，或者说“学术的出世”与“行动的入世”的结合是自然作家、评论家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有效策略。就洛佩兹而言，他远走异国他乡，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描写他乡的风土人情、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然后，怀着敬畏之情，以讲故事的方式详细地将所见所闻回报给他的北美读者，旨在激发读者对叙述的特有题材的关注，以及对读者自身周围环境的关注，这不仅是个行动的过程，而且是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意识传递、影响甚至转变的过程。《北极梦》冷峻客观、注重事实、冷静预测的章节中，洛佩兹常常在忽然在冰天雪地的风景中呈现出跳动火热的心，让理解超越数学与智力的藩篱。该著描写了不安、孤独，甚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惊奇。与此同时，也对地方表达了深沉的敬意，既意识到地方及其居民的脆弱，也意识到其自身的力量。斯洛维克认为：“通过糅合学术研究与个人对北极的他者性及其独立的非人类现实的亲身体验，洛佩兹终于对其了然于心。他讲述个人的轶闻趣事，栩栩如生地再现真情实景，让读者产生共鸣，由此引导他们完成意识转变。”①洛佩兹的这种社会生态责任观从多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斯洛维克，影响了他的学术观点，如叙事学术观，出世与入世的责任意识等，其集中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一书中。
作家、生态批评家要成功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走出去，方有助于自身和读者了解异域风情及自己熟悉的家园，这就要求读者发掘自己的联想能力，将自己的风景与作家的风景相联系，将自己的语言和观念模式与故事相联系。在《北极梦》及其他作品中，洛佩兹将多学科、多文化的视野与万花筒般的物理环境编织在一起，旨在让我们认识到静态观点的局限。
简言之，在《探寻美国自然书写中的觉醒意识》中，斯洛维克阐明了梭罗以来美国自然书写中“留心”的目的及其过程，阐明了关注自然的物理机制、心理机制及社会生态价值，并将梭罗看成美国自然书写的基点。因为，在记录梭罗意识成长的心理日记中，已经呈现了人之心灵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两层主要关系，即一致或相通（correspondence）与他者性。以后的自然作家们，包括当代作家，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这种“一致与他者性”之间的张力，为此，斯洛维克“将梭罗的日记看成是开启美国自然书写心理传统的起点，因为它记录了作者亲身体验其对世界的内在反映”②。尽管梭罗、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中有人提出了政治议程，但斯洛维克认为，他们主要是认识论者、人类心理的研究者，而不是行动主义者。由此看来，他们更是理想主义，他们深信“意识的提升可以引起健康的政治变革”。斯洛维克认为，“自然书写文学涉及，也许主要涉及内在风景，即心灵本身”，因此，“自然书写是希望的文学”③。该著中探讨的五位自然作家所倡导的文学体验与亲身的感性体验相得益彰的做法，深刻影响了斯洛维克，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作为批评家的斯洛维克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批评观，而且也亲身践行他的学术主张，以期实现从意识到行动的过渡，这种转变体现在《走出去思考》一书中。
从总体上看，以上探讨的著作大体都是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议题，揭露文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种种表现，倡导以生态中心主义范式取而代之，拒斥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承认自然万物本身的固有价值，拒绝按人的标准、人的尺度来判定自然内在价值或自然风景之美，而倡导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自然万物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三、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理论建构
斯洛维克不是一个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个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态主义者，他倡导生态理想、生态学术及生态责任相结合的原则，或者说“知行合一”的原则。这是一种生态学术行动主义原则，集中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走出去思考》之中，下文将对该著作作较为详细的探讨。
《走出去思考》是斯洛维克的一部精彩的生态批评学术文集，充分体现了其生态叙事学术原则。在他看来，所谓叙事学术，是指生态批评旨在将个人的生存经验、故事、感受融入学术研究之中，赋予学术以生命力，拒斥远离自然、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玩弄文字、经院哲学式的学术研究。每篇文章几乎都由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开启学术话题，娓娓道来，让玄奥的学术不再高深，让活生生的个人经验融入抽象的学术探讨，让海市蜃楼般的学术殿堂变成了海边的小屋，让冷冰冰的学术显得“平易近人”，简洁明了，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在该著中，斯洛维克透过生态批评视角，采取了叙事手法探讨了很多严峻的环境话题，也提出不少应对危机的文学文化对策与实践策略。斯洛维克倡导的生态批评责任，就是“入世”的积极介入与“出世”的深沉思考的融合。具体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人的社会公民，生态批评家要介入社会，既要品味生活、欣赏丰富的自然、体验多彩的文化，还要拯救濒危的自然、呵护衰退的文化;另一方面，生态批评家也要远离尘嚣，或融入自然，或进行深层的学术探讨。下文对其中的几个话题作简要介绍。 在该著的头两篇文章《品味、拯救及践行生态批评的责任》与《走出去思考——旅行、居家及学术生活》中①，斯洛维克主要阐明了“品味、拯救、生态批评责任的内涵”及其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当代一批重要的环境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思索。斯洛维克描述了自己生活中两种相辅相成的动力：投身社会做有益于世界的事;享受生活并品味其最为浓情的时刻。再简单一点说，生态批评家的职责就是如何平衡好“品味生活与拯救生活”②的两种冲动，检视为平衡这二者所产生的张力。与此同时，在该著中，他也综合了“入世与出世的叙事”，既探讨了诸如城市的扩张、干细胞研究、全球化等现实社会问题，也对主要的环境作家、批评家的作品开展评论，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探讨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环境文学中的叙事话语之间的关联，以克服数据化世界对人之情感的麻痹作用。
在斯洛维克看来，作为一位自觉的生态批评学者，他的生活方式——入世和出世——与他的学术观点——叙事学术，是密切相关的。“我喜欢在入世与出世及认认真真地生活与离群索居地思考之间进退自如的生活过程。这种节奏——亲近与出走——的魅力在于吸引我既能写个人化的随笔，也能从事正规的、探讨性的学术写作，有时将它们合二为一，融合在所谓的‘叙事学术’中，也许这种节奏与‘走出去思考’，然后返回家园以新眼光看习以为常事物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③。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生活方式是互为补充的，“出世”是为了深化学术思考，“入世”是为了践行学术理念，品味生活，拯救生命。
《做最坏打算：爱恋、可能的失落及环境价值》一文是斯洛维克的“叙事学术”观在生态学术方面的最佳运用，在该文中，斯洛维克成功地将个人的故事、广泛的哲学思考及文学评论编织在一起，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亲人之爱、爱之失落、怀旧、环境退化、美学、拯救、环境公正、环境行动主义”等诸多议题及其相互关系，娓娓道来，推己及人，推及环境，真切感人，催人行动。在此，仅简要地分析斯洛维克对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文化与真理》（Culture and Truth）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乡愁”的环境阐释。罗萨尔多将帝国主义乡愁界定为：“指人们对他们亲手破坏了的一切的哀叹”，或是对已遭自己破坏了的事物的一种“天真的向往”。就环境而言，“人们破坏了它们，然后开始崇拜自然”。不管何种版本的帝国主义乡愁，“它们都是用一种天真向往的姿态，既刺激人们的想象，也掩盖其常常粗暴统治的共谋”④。斯洛维克认为，帝国主义乡愁的概念既适用于文化，也适用于环境，其中隐含了一个悖论，潜藏着危险，那就是将环境之罪“从自我推卸给无名的罪人”，常常用“他们干的”开脱，“将道德的愤怒转化成消极审美快乐”，企图常常用“难道不伤感美丽吗？”取而代之。了解了“乡愁”隐喻中可能存在的这种帝国主义怀旧情结，就能将其提升为强大的社会改革动力，拒斥帝国主义乡愁的逃避主义，甚至生态东方主义倾向。斯洛维克的这番分析带有深刻的环境公正诉求。在分析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和里克·巴斯（Rick Bass）的环境作品以后，斯洛维克指出了乡愁隐喻的环境价值。在尼科尔斯的作品中哀怨忧伤的“乡愁语言背后隐藏着行动主义与环境责任”①;而在巴斯的作品中表现出“审美交换”的诉求，也就是，他渴求用“语言交换地方，艺术之美交换野性之美，这种交换最终也许能导致政治的重构，从而实现艺术与行动，荒野与伐木共存。总体上来说，人类经验必须涵盖生与死，新生与失落。有鉴于此，乡愁的语言与情绪对艺术家表达切肤之痛就显得至关重要”②。
在《墨西哥城市宣言》一文中，斯洛维克谈到，尽管作家、批评家与科学家都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在如何应对环境问题时难以达成共识，不可能发表一个统一的“宣言”，从而说明环境问题之复杂。因为，在“环境”一词上聚集了太多的分歧、利益、权利、权力，这些差异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文化的、有的是学科的，有的差异也许是可以调和的，然而不少差异间的鸿沟是难以填平的。比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认为，应该首先考虑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而自然科学家和一些美国作家认为环境问题是首要问题，因此解决环境危机是艰难的③。这进一步说明了作为一种革命性绿色文化思潮的生态批评进行创造性文化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及长期性。
在《“9·11”之际及其后的生态批评》一文中，斯洛维克简要探讨了“9·11”事件以后生态批评的社会转向议题，甚至更广泛地说，探讨环境书写在应对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与价值。生态批评家与环境作家不是在历史与政治的真空中工作，因此不可能置身于可怕的充满恐怖主义与动荡不安的社会语境之外。“9·11”恐怖事件已经戳穿了所有隐逸田园的梦想，为此，生态批评家必须考量生态学术的社会维度，必须介入社会，必须有“入世”的勇气、语言与行动。“生态批评与环境文学必须存在于社会语境中，这意味着这些活动、思维方式与交流方式必须存在于‘9·11’事件及其后的语境中，并有这种自觉的意识”④。也就是说，“9·11”后的生态批评尽管还得继续探讨其自然维度，但必须具有社会维度，必须考量社会公正、战争及全球化等社会关切的议题。生态批评家要发掘文学中的生态内涵以提供处理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斯洛维克在分析了美国奇卡诺作家鲁道夫·阿纳亚（Rudolfo Anaya）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 Me，Ultima，1972）之后指出该小说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必须敏锐地认识到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世界观的存在，我们必须学会宽容，不要让愤怒、恐惧、绝望演变成仇恨。而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主要就是培养对他者的敏感性与欣赏他者。”⑤从这个层面上看，生态批评本身就具有社会维度的指向，具有社会价值与功能。而从导致“9·11”事件的原因以及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其后续反应来看，都有悖于对“他者”的宽容与欣赏，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的根源。由此看来，斯洛维克的生态建议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9·11”后的生态批评与环境书写必须兼容“希望与恐惧”，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因为胸怀“恐惧”，“我们会更关切、更努力、更充分地介入形形色色的世界不公问题。但是，如果不爱恋我们的血肉之躯穿行大地的感受，生态批评还有何意义？黑暗中满怀希望，生活有滋有味，也有风险，人之想象既向往生命，也不忘却死亡。品味与拯救，这就是‘9·11’后的生态批评状况”①。 在《气候变化的故事》一文中，斯洛维克提出并尝试了运用叙事语言。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探讨诸如气候变化、人口爆炸、物种灭绝及生物多样性等抽象复杂的议题②。在他看来，“语言在探讨甚至形成我们个人价值观以及传播这些价值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语言在传播不断演变的科学思想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些科学知识对理解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现象尤为必要。不密切关注语言，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何以由某些话语所建构——也有人说是操控。科学界主要靠纯统计数据或量化的方式发布其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而政府官员及公众对这些技术行话难以理解，因此，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恶果是我们一同踏上环境灾难之路”③。
与此同时，斯洛维克也分析了几部对气候变化现象持不同立场的小说或作品，以说明“气候变化的故事”的复杂性，其间凝聚了各种利益、力量、话语、文化之间的纠葛与较量。在讲述气候变化故事时，斯洛维克反对西方强势文化借科学话语之名对各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的排斥与打击，反对科学话语垄断气候变化客观现实的阐释权利。“全球气候变暖理论宣称自己是普遍的科学真理，其他的气候阐释，像森密诺尔人的或华利利部落（Wariri）的，被看成是地方信仰系统，或至多是种族气象学”。因此，“全球气候理论的兴起实际上代表西方科学的权利运作”，反映的是“白色科学”与其他文化或土著文化之间在理解自然方面不平等的“知识/权利关系”，从而进一步边缘了理解自然的其他方式④。但是，斯洛维克也并不认为所有的气候阐释是等效的，而是认为在杂语丛生、众声喧哗的气候故事中，“全世界人民应该探寻一种带有怀疑精神的开明与包容，不要苛求一劳永逸的信仰，还应该不断收集信息，以求得可靠、实际的理解”⑤。总之，气候变化的故事不能由科学垄断，必须有人文学科的参与，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尽管科学家能精确界定碳的物理来源，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制造碳的社会以及促使这些社会生产碳的道德力量，而这些问题“就植根于文化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我们的伦理信仰中”⑥。为此，这就必须有人文学科的广泛参与，必须有生态批评进行深度阐释，必须倾听生态批评学者的呐喊：“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地球要可持续地生存，经济体系必须照地球生态系统确定的规则运行——也需要即刻行动。”⑦
生态批评追求的是人类文化绿化的系统工程，为此，我们还应该找到恰当的语言讲述棘手的、极富争议性的环境关注问题，找到新的讨论环境问题的词汇或方法，旨在帮助各行业，尤其是“帮助在政治、经济、法律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人士超越各自领域的话语限制，理解承载丰富价值内涵的故事与意象的语言”⑧，提高整个公众，尤其是官员们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对此，斯洛维克在《你的话里有种我听不见的东西——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生态批评》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旨在阐释通过实施语言的绿化工程进而绿化法律、政治及政府等领域的可能文化路径。在斯洛维克看来，“将那些曾经冷冰冰的、契约般的法律、经济及政府等部门官样条文的语言转变成带着同情并能从田鼠的视角看待森林之丰饶的故事，确实需要不凡的雄心与高超的语言艺术，然而这也许一直就是探讨自然与文化关系的作家与批评家的终极追求，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洛佩兹甚至寄予环境书写更高的希望，他认为，“总有一天，环境书写不仅能产生一类主要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美国文学，而且也能提供重组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础”①。接着，斯洛维克列举了生态批评界在推动非生态批评学界语言绿化转变的诸多尝试，让更多生态批评学术走近经济学家、法律人士及政策专家，甚至直接为政府官员写作，参与环境组织，直接面向广大受众。与此同时，斯洛维克也对那种忽视环境现实的当代美国通俗小说中的非自然倾向给予了揭露与谴责。用环境作家桑德斯（Scott Russell Sanders）的话说，就是：“无论它（文学）多么准确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表面，不超越人的领域的文学就是虚假的，因此是病态的。因为，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地城市化，也无论我们对自然多么地不在乎，我们永远是动物，是由两条腿、血肉与骨头构成的躯体，要靠整个活生生的星球而生存。”②
在斯洛维克看来，“我们需要文学，或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需要艺术，这有助于更充分、更强烈地使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需要克服抽象的生态意识，学会体验这种意识，感觉我们在世界的存在……密切关注环境文学与环境艺术必然将我们纳入感性生态学领域——理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存在与其他存在之间的联系”③。环境文学对个体亲身感性经验的重视有助于理解庞大的生态过程，最终以关系的话语将我们自己的地方与其他的地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与其他时代，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甚至通过密切关注“家园”（我们在任何时候的所在地），我们还能将“生物圈也带回家”，能理解生物圈的广阔图景，这是一种“生物圈认识”。“生物圈认识”强调的是关注日常经验，通过故事与形象理解，探索记忆与想象，密集的感性关注，与不同民族的交往，吸纳标准科学理论以及现象学与存在问题的深层追问等④。在斯洛维克看来，以上生物圈认识过程的各种要素也是环境文学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生物圈认识有几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天下”的意蕴，更与老子论“身、家、乡、邦及天下”之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⑤老子以上的探讨无非是从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身、家、乡、邦及天下”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关系及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经验、家的感受、乡的认识对正确理解、处理与普天下或曰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性。
环境文学对绿化公共政策领域如此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环境文学的叙事话语浸透了诞生于具体风景、具体家园的价值，因而它在世界各处的平凡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生态学术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将源于经验与希望的环境故事转变成“权力殿堂能听懂”⑥的故事。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生态策略具有较强的生态政治属性，是一种“入世”的生态思想行动主义。 在《在数据世界里探寻环境敏感性话语》①一文中，斯洛维克继续进行他的文化绿化之旅，具体来说，就是走出学术象牙之塔，面对广阔的现实世界，发动生态批评学者、环境文学家进行环境学术行动主义。斯洛维克解释了环境作家如何在理性化数据泛滥成灾、使人精神麻木、甚至萎缩的世界里培养我们的环境敏感性，以缓解或阻止世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实现“拯救”之目的。在该文中，斯洛维克主要以两位当代美国环境作家——约翰·亚洛维（John Janovy）和比尔·迈克吉本（Bill Mckibben）为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环境作家们如何苦心孤诣，创造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以讲故事的方式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甚至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简明扼要、风趣幽默地解释庞杂、缓慢、不确定的环境现象，向他们传播重要的科学和伦理信息，以唤醒或刺激他们沉睡的环境敏感性，这就是环境文学对当代社会的重要贡献。
面对无处不在的让人神经麻木的数据话语、令人炫目的新闻图片强塞给我们的环境灾难，我们变得麻木不仁、无能为力，甚至沦为听之任之、消极无为、坐以待毙的弱智者，或干脆卷入到这种世界末日前的绝望狂欢盛宴中，加速灾难的来临。但这不是我们的最后选择，我们要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狂傲与勇气克服令人窒息的麻木、软弱与无能。为此，生态批评家、环境文学家们一直在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回应危机，主动出击，与各学科领域专家沟通对话，力争达成某些共识，“探索新的话语模式——描写经验的新方式、将统计数据转变成故事的新策略”②，以便能让大众了解真实的生态状况，接受环境教育，获得一种新层次的环境敏感性，这种尝试可称为“生态批评行动主义”。
至于当今社会患上“集体环境神经麻痹症”的原因，有环境作家们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我们远离了一种简单、直接、未中介化的现实感，接纳了一种全面中介化、浸透了信息与潜在信息的意识……我们已经用虚拟现实取代了真实的现实”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获得一种新的环境敏感性，以取代我们祖先那种简单、直接的、手到擒来的环境敏感，重新想象人与自然那种亲密的关系，克服恐惧感与疏离感。那么，如何获得这种环境敏感性呢？这就要借助环境文学或自然书写。斯洛维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亚洛维的《10分钟速成生态学家：为忙碌的人解答20个环境问题》与迈克吉本的《也许只生一个：支持独生子女家庭的环境思考》④，旨在说明作家如何运用形象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向普通的人群阐明复杂的环境问题，其中既接纳了复杂的数据信息，也解释了信息的语境，可以“帮助读者获得一种新的地方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超越了死气沉沉的信息的单纯堆砌”⑤。
在斯洛维克看来，“环境作家、学者及教师的挑战性工作就是跨越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激发读者对自然之兴趣，并让人与星球长期共存的理念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⑥。
斯洛维克最具环境学术行动主义特征的文章还是最后一篇《比真的还要好》⑦，该文主要由斯洛维克给北美可口可乐公司写的两封信与该公司的两封回信及由此所触发的斯洛维克的思考组成。其背景是斯洛维克在印度学术之行过程中，遭遇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相关的饮料公司与当地农民和居民之间关于水资源权利及水的私有化问题的冲突。在了解情况以后，斯洛维克拿起手中的笔，开始了他为这些受害的弱势群体争取水资源权利的斗争，甚至更广泛来说，是关于生存权的斗争。斯洛维克的信所涉及的人，不只是受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饮料公司直接侵害的印度当地居民，还提到了生活在拉美、南亚、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弱势群体，竭力呼吁环境公正。他警告可口可乐公司，如果它不履行该公司的环境责任和关注它所处社群的生存状况，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他将无限期地抵制这些公司的产品，还将以“世界旅行”学者的身份宣传这些公司的环境不道德行为，呼吁更多的学者、教师及学生进行抵制，发挥生态批评的涟漪效应作用。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做法带有很强的生态政治属性。这篇文章既是他“入世”“拯救”等主张的具体落实，也是他“叙事学术”策略的具体运用，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
通过与可口可乐公司的多次交锋，斯洛维克得出了这样结论：“某些行动比真的还要好。”欣赏自然及文化之美与拯救“美”的行动有时一致，但并非一以贯之，“要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就要不断地调整这种艺术（或学术）与行动主义间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补充、一致、呼应，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存在整体”。因此，一位具有社会责任的生态批评家，或任何一位学者，“必须始终如一地寻求恰当的方式协调审美意趣、情感需求与政治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断变化，也一定因人而异，然而，追求这种平衡就是责任的内涵”①。斯洛维克的以上体会，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生态批评的责任需要“入世的参与和出世的深思”②。
四、宽泛的生态批评界定与开放的生态批评空间
1994年10月6日在盐湖城召开的美国西部文学年会上，生态批评学者迈克尔·P.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与肖恩·奥格雷迪（Sean O’Grady）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大约20位学者参加，其中既有老学者，也有研究生，会议主持者要求参会学者提供一页简要“界定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的文字材料，最终有16位学者提供了材料以阐明自己的生态批评立场③。根据这些学者们所提供的材料来看，他们除了原则上都同意生态批评是一个研究某些具体艺术作品中的非人类世界的学术观点以外，在其他方面则鲜有契合④。斯洛维克也是其中一位，他以《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观、沟通与接触》⑤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生态批评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批评策略。
首先，斯洛维克提出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生态批评概念。在他看来，“生态批评要么指运用任何学术观点研究自然书写，要么指考察任何文学文本，抑或乍一看似乎指与非人类世界无关的文本中的生态内涵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批评热潮不仅是对引人注目的美国自然书写审美成就的回应，而且也表明了当代社会逐渐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价值与脆弱”⑥。199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邀请了10多个生态批评学者就《环境文学论坛》为题发表自己的生态批评观点，斯洛维克也在其文中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其生态批评的内涵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世界观指导生态批评实践——在生态批评学术与教学中，无单一的策略统摄一切”，“假如一个学术研究方法可用于某些类型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也可为生态批评所用。另一方面，没有一部完全不能从生态批评视角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也无作品处于绿色阅读范围之外”①。简而言之，生态批评的领域不仅要研究文学中明确涉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而且还要阅读任何类型的文学作品，以发掘其环境内涵，甚至“每部文学作品都可透过绿色视野进行解读，任何非文学学科所提出的语言的、观念的及分析的框架都可纳入生态批评阐释的范围”②。由此可见，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的界定是极其宽泛的，它为生态批评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并为生机勃勃的生态批评学术实践所证明。 要赋予生态批评活力与意义，斯洛维克提出了几个批评原则或策略：
第一，生态批评学者应该讲故事，应该将叙事当成一个常用的文学批评策略，其旨在阐明或理解阅读的背景，也就是将文学文本看成有助于我们在外部世界生活的语言。而不应该将学术研究还原成为“无色无味、脱离现实经验、索然无味的超智力游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解析文学可以表明，我们与世界的接触方式如何影响我们对文本的反应。
第二，价值观问题。也就是说，价值问题是文学研究的分内之事，从根本的层面上讲，文学研究及文学本身就是涉及人的价值与态度，因而对待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家不应该持所谓中立的态度，更不能回避，而应该担负生态责任，“应该考量文学表现如何激励、引导读者裁定人世间何谓有意义/有价值之事”。
第三，沟通。生态批评家的学术要务之一就是用优美流畅、明晰易懂的语言传达生态理念，感染读者。
第四，接触。也就是说，生态批评不仅要接触文学，要相互交流，而且还要亲近自然，倾听自然的声音，感觉自然的呼吸。千万不要待在象牙之塔，浸泡在文山会海之中，而忘却活生生的自然本身。
第五，“生态叙事学术”观。在1995年10月11—14日召开的美国西部文学学会年会期间，斯洛维克与伊恩·马歇尔（Ian Marshall）组织19位生态批评学者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就“叙事学术：生态批评中的讲故事”议题各抒己见。斯洛维克也以《有无叙事的生态批评：有意识体验的语言与无意识的语言》③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该文中，他率先将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融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中，阐明叙事对生态批评的价值。在他看来，“如果生态批评家要做真正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要超越为支撑自己的学术职业而对那些明白易懂的文学文本作一些不必要的评论，就必须对沉浸在个体叙事中的作家有所超越，以更广泛、更深刻、更明了的方式向读者阐释环境文学的内涵。生态批评卓有成效地整合思想观念、文本及作者于一体的关键是认识到我们的身份与位置，也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何处及为何要写作。通过讲故事，再配以明晰的阐释，批评家就会写出最具感染力、最为生动犀利的学术论文”④。
“叙事”对于生态批评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因而成功的生态批评学者总是善用个人所经历的关于人与地方的故事及其相互关系，让它们进入文本阐释过程之中，融入生态批评学术，让“阅读活动”语境化，让那些宏大、崇高、抽象的生态理念变得平易近人，明白易懂，真切感人，从而达到“真实的交流”，让生态批评真正成为推动文化变革的重要策略。
简言之，生机勃勃、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生态学术研究必须融合批评家个人对自然世界的亲身体验及其对自然世界的关注。为此，他必须用适当的基于大地的、有意识的语言;而故事的语言，因其饱含深情与身体的感觉，所以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五、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三阶段：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理论
2010年斯洛维克在其《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hase of the Discipline”）一文中提出了生态批评第三波或第三阶段的理论，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这是他对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该文是对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洛维克二人于2009年为《多种族美国文学》（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 MELUS）杂志的生态批评特辑《种族性与生态批评》（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①共同撰写的导言《我们站在别人的肩上：种族性与生态批评导言》（“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的进一步发展，该特辑由亚当森与斯洛维克做客座编辑。他们在导言中这样写道：
该特辑基于这样的前提：长期以来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多元化的声音有助于人们理解人与星球的关系。当然，像其他写作类型一样，文学对环境经验的表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直到最近，生态批评界相对来说就不是多样化的，也许是受限于过分狭隘地将“白种人”与“非白种人”看成主要的种族性范畴建构，因此，该特辑将探讨似乎可称为新的第三波的生态批评，它将承认种族与民族特征，然而也超越种族与民族的边界。第三波生态批评将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②
在该导言中，亚当森和斯洛维克已提及第三波生态批评，并特别强调新一波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族性与跨种族性问题，还列举了一系列多种族生态批评的研究成果，其中，亚当森等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2002）、德里斯（Donelle N. Dreese）的专著《生态批评： 在环境和美洲印第安文学中的自我与地方的建构》（2002）、杰弗里·迈尔斯（Jeffrey Myers）的《故事会：种族、生态学及美国文学中的环境公正》（2005）及芬塞思（Ian Frederick Finseth）的《绿之色彩：在美国奴隶制文学中的多自然视野》（2009）都是研究种族性与环境关系的代表之作。当然，在该文中，两位作者并未明确界定第三波生态批评的特征。直到2010年，斯洛维克才明确地提出了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概念，并较为明晰地勾勒出其研究范围。
2010年，西班牙生态批评研究社（Group for Research on Ecocriticism in Spain / GIECO）与欧洲文学、文化及环境研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Culture and Environment/EASLCE）联合创办了欧洲文学、文化及环境网络生态批评杂志Ecozon@，每年两期，即春、秋季各发行一期。在其发刊的第一期第一卷《生态批评新视野：欧洲与跨国生态批评》（New Ecocritical Perspectives： European and Transnational Ecocriticism）上刊登了28篇生态批评论文，重点突出了欧洲生态批评。这些论文大多出自生态批评名家之手，主要用英语写成，当然也有一些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写成。作为知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也在该刊第一期第一卷的开篇以《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为题，简要总结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第三波（第三阶段）的理论，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指出环境文学中种族性的研究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种族性研究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 布伊尔在描述西方生态批评发展状况时采用了“波”（wave）的隐喻，并认为西方生态批评经历了两波，第一波和第二波。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批评术语，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建构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①。生态批评界通常认为该文标志着生态批评第一阶段的开始，其时间大约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的学者也主要集中在北美，研究重心主要包括非小说自然书写，非人类自然和荒野体验，英美文学，“话语”生态女性主义（即女性和非人类自然具有特殊的关系）。第二波生态批评大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英语世界生态批评中出现了一些特征明显的新现象、新趋势，诸如突破了非小说重心的研究，开始对多文学文类的研究;提出了“绿色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关注艺术再现环境条件和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社群的环境体验，像日本文学与墨西哥文学对自然的书写;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出现;不只是赞美荒野，也开始关注城市及郊区的环境新体验等。其中，英国批评家劳伦斯·库普（Laurence Coupe）的生态批评文集《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2000）、卡拉·安布鲁斯特（Karla Armbruster）和凯思林·R.华莱士（Kathleen R. Wallace）共同编辑出版的《超越自然书写：扩大生态批评的边界》（2001）及亚当森等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2002）都是第二波的代表之作。在此基础上，斯洛维克借用了布伊尔关于“波的隐喻”，并对其进一步推进，认为千禧年之初，即2000年之初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波，其主要特征是：探讨全球地方概念与基于具体地方的新区域主义情结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也生发出诸如“新全球主义”“植根大地的全球主义”“全球灵魂”及“跨地方性”等新词汇;对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视野的强烈渴求，探求建构人类环境经验的后民族、后种族视野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将种族经验置于广阔的比较语境的前提下，考量保持种族身份的重要意义;前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个别派别已发展为“物质性的”新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中的性别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从生态男性主义（eco-masculinism）研究发展到绿色怪异理论（green queer theory）研究;环境公正范围进一步拓展，以至于涵盖非人类物种及其权利;生态批评的“内部的批评”，也就是生态批评学者对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检视，指出其成败得失。最后，第三波生态批评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多元行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生态批评学者和教师运用新、旧方法将学术、教学与社会统一起来，致力于生活、学术及社会变革的一体化建构。墨菲2000年出版的专著《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天地》可谓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杰作，因为该书不仅探讨了有色族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与环境的关系，而且还试图将环境文学置入国际比较视野下进行研究。
2010年以后，斯洛维克为了践行他的第三阶段理论，他更为频繁地穿梭于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地方举办的大型生态学术会议常常都能听到斯洛维克的声音。与此同时，他与更多的第三世界学者开展对话与合作，并与他们合作编写了反映第三世界生态批评理念的学术著作，其集中凝练于与印度学者合作编辑，分别于2014、2015年出版的两部学术著作《生态多义性、社群及发展》和《全球南方生态批评》。这两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国际环境公正视野和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生态对话性。前一部作品凸显生态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比较文学视野（跨学科、跨文化）是该书的指导思想，论文所涉内容不仅包括南非、中国、印度、日本的生态问题，而且还包括对前苏联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及其衍生出的切尔诺贝利文类的种种思考;对环境灾难的生态反思让人痛心疾首，对环境殖民主义的揭露令人义愤填膺，因为环境殖民主义不仅表现在对第三世界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还表现在对第三世界人民身体的殖民与身体器官的消费，也称之为生物殖民主义，让第三世界人民的身体器官也成为第一世界有钱人消费的商品①。第二部作品大胆突破生态批评第一世界专属的藩篱，让远离世界中心（发达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被淡忘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畅谈自己的生态问题，回击来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声音，阐发不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凸显“生态与生存政治”的重要性，谴责国际环境殖民主义②。
总而言之，第三波生态批评特别强调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视野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行动主义宗旨的结合，是生态乌托邦主义与生态现实主义的结合，其视野更宽广、现实基础更扎实、行动主义热情更浓烈，因而，更能激发、凝聚多层次、多种族、多文化的潜力，将解决生态问题作为真实旨归的文化力量。
六、结语
总之，通过对斯洛维克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学术旅行，以及他主编或与其他生态批评学者合作编写的多部生态批评文集或相关生态文集的分析可知，他广泛参与了生态批评的理论探讨、理论建构、学术研究，生态理念的传播及跨文化、甚至跨文明对话与交流，致力于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世界文化的绿化工程，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探寻应对环境危机的生态文化对策，这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惯性思维的超越。因而，我们可以说，斯洛维克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大致反映了美国乃至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斯洛维克;生态批评;自然书写研究;生态理论建构;跨文化生态对话
[中图分类号]I3/7-005;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21-17
[作者简介]胡志红（1966— ），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学、文化与生态批评研究;赵琳（1991— ），女，山西太原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欧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化与生态批评的学习和研究（四川成都 61006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项目”（20150851002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Scott Slovic on Ecocriticism： From Nature Writing Research to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s
By： Hu Zhihong & Zhao Lin
Abstract： Scott Slovic is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American ecocritical movement， and also the most dynamic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critic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cocritical field. His academic writings aim at interpreting his ecocritical thought and engaging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ism. Slovic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ty of ecocriticism. Generally speaking， Slovic’s academic journey roughly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Therefore， we try to divide his academic activities of ecocriticism into three stages or three aspects， i.e. the nature writing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al theories， and the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s. Meanwhile， we offer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aspects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Key words： Slovic;Ecocriticism;nature writing research;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ism; cross-cultural ecological dialogue
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生态批评界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之一。他不仅著书立说，发表学术演讲，阐明自己的生态批评观，致力于生态批评学科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积极从事跨文化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传播生态理念，与非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倾听他们别样的生态之声，推动生态批评研究的国际化、多元化，为国际生态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斯洛维克个人的生态学术之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走向。本文将概要介绍斯洛维克的生态学术之旅，并对其主要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作较为详细的梳理，以期窥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脉络及其未来趋势。
一、斯洛维克生态批评学术之旅：知行合一
斯洛维克是美国爱达荷大学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作家与环境保护活动家，是当今生态批评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并担任首任会长（1992—1995），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帮助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批评学者筹建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分会。自1996以来，他一直担任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旗舰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ISLE）主编，出版专著《美国自然书写中的意识探寻》（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Henry Thoreau，Annie Dillard，Edward Abbey，Wendell Berry，Barry Lopez，1992）和《走出去思考》（Going Away to Think，2008）①，主编环境文学教材、生态批评学术文集等20多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斯洛维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学术行动主义者，其生态学术的最大特点是知行合一，也即生态意识的培养与环境行动主义实践的结合，形而上生态中心主义理想追求与环境公正现实诉求的融合。为此，他积极从事生态学术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交流与对话，先后应邀在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生态批评学术讲座或在生态批评会议上作主旨演讲，并以富布莱特教授或客座教授的身份先后在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广州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以及法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讲学。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斯洛维克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到过中国20多个学术机构，在我国多所高等院校开设并讲授生态批评课程，与中国大陆许多生态批评学者都是好友并与他们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交流，也有多位中国学者曾经、正在或即将到斯洛维克任教的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在进行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学术活动期间，斯洛维克不仅主动友好地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从事不同职业、关心生态问题的人士真诚平等地交流，探讨生态问题，广泛汇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作家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生态之声，而且还对青年学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学术指导与帮助。在他看来，多元的、有时甚至冲突的生态观，实际上反映的是生态系统的生态限制，其最终结果不是强者吃掉或消灭弱者，抑或各种冲突势力的消亡，而是各物种力量间利益的相互妥协，求得互利共存的局面，或曰生态平衡。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学术之旅显示出生态谦卑与生态包容的精神。
当然，如果我们要梳理斯洛维克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笔者认为，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然书写研究为重心，视生态意识的提升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对策，这与西方生态批评第一阶段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与文化策略大体是一致的②，带有乌托邦色彩，这种观点反映在其多部早期的编著之中，当然最为集中地体现在《美国自然写作中的意识探寻》一书中。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以叙事学术为重心的生态批评策略，也对生态批评概念、内涵及研究范围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指导性的描述。第三阶段：他提出了生态批评第三阶段理论，强调生态批评的多种族视野，即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凸显生态批评的政治属性。重要的是，斯洛维克将其宽地域、宽视界的跨文化生态学术之旅转化为生态学术成果，集中凝炼在其与印度学者合作编著并分别于2014年、2015年问世的两部作品之中，即《生态多义性、社群及发展》（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2014）和《全球南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s，2015）。这两部著作试图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透过多文化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生态议题之间的纠葛，揭示引发环境危机及其日益恶化的历史与现实根源，谴责国际环境种族主义与环境殖民主义行径，彰显因文化多元性而衍生出的环境经验的多样性，进而说明解决环境问题的对话性与艰巨性。
二、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一阶段：视生态意识的提升为应对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策略
大约在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头10年中期这段时间里，深处环境焦虑漩涡中的斯洛维克也像其他生态学术界同仁一样，对人类中心主义充满了仇恨，视其为导致环境危机的最大的罪魁祸首，疾呼以人与自然万物共栖的生态意识或曰生态中心主义意识取而代之，进而迅速扭转生态恶化之态势。在此期间，其学术思想浸染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学术著作自然大多也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在此期间，斯洛维克出版了第一部专著《美国自然书写中的意识探寻》，主编或合作编辑了多部有一定学术影响的著作/（文集），包括《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方向》（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1998）、《超越绿色：当代西南部环境文学》（Getting Over the Color Gree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of the Southwest，2001）、《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2002）、《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读本：生态批评，1993—2003》（The ISLE Reader：Ecocriticism，2003）、《何谓自然的价值？环境价值的叙事表达》（What’s Nature Worth？Narrative Expressions of Environmental Values，2004）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读本：生态批评，1993—2003》，该著是对美国生态批评10年发展的理论概括，由斯洛维克与迈克尔·P.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合作编辑。文集从1993—2003年间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中精选了19篇文章，并在导言中精要地总结了以美国生态批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龙头的美国或西方生态批评运动兴起的背景、1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其“繁茂芜杂的现状”①。
斯洛维克还与他人合作主编了多部自然书写教材，其中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的有两部，即《立足世界：环境写作读本》（Being in the World： An Environmental Reader for Writers，1993）与《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1999）。前者是他与美国特雷尔·迪克森（Terrell Dixon）教授合作编写的一部非小说环境写作文集，也是一部广为流行的生态写作教材，进而开辟了生态写作新领域;后者是他与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奥格雷迪（John P. O’Grady） 合作编写的教材，该文集成了美国最为畅销的学习环境主题文学的入门教材之一。 当然，《探寻美国自然书写中的觉醒意识》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斯洛维克在此阶段的生态批评理念，那就是：自然书写文本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意识或曰生态中心主义意识，因而研读自然书写作品是提高生态意识的关键文化策略。该著主要研究了五位美国著名非小说自然作家，即亨利·戴维·梭罗、安妮·迪拉德、爱德华·阿比、温德尔·贝利和巴里·洛佩兹，因为他们特别关注意识的心理现象，尤其是人类心灵如何意识到自身及外部世界。在斯洛维克看来，这些自然作家不仅对自然而且也对人性（或曰人性自然 / human nature）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五位作家成了美国生态批评研究的经典，成了不少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甚至也成了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文学源头。比如梭罗就是布伊尔《环境想象》一著中“放弃美学”的基础，书中同时也有大量对其他四位作家进行生态探讨的精彩片段。总的来看，斯洛维克在该著中试图透过生态中心主义的视野，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探讨作家心灵与自然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从自然中探寻指导人类精神生活的食粮，以建构应对环境危机的文化策略。更为精彩的是，斯洛维克的研究路径与布依尔的相似，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将梭罗看成美国自然书写的一个参照点，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自然作家进行考察。斯洛维克认为，梭罗表达了回应自然的两个极端：“疏离自然与融入自然”，其他的自然作家对自然的反应就在这个两个极端的意识之间滑动①。他与许多第一波生态批评学者都认为，自然书写可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而意识的提高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文化策略。
梭罗研究学者卡梅伦（Sharon Cameron）对梭罗这样评价道：他“书写自然实际上是书写心灵如何看待自然，有时是书写心灵如何看待自身”②。斯洛维克认为这一评价对梭罗的许多追随者也同样适用。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等自然作家不仅是自然的研究者、欣赏者，而且还是“人类心灵的研究者与文学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意识的心理现象”③。自然作家不断地“探索、折磨、刺激与安抚”他们自己的心灵，进而，也影响读者的心灵，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意识本身，而且也理解意识，这样能让自己的心灵常处于“苏醒”“意识”或“警觉”状态④，随时高度关注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关注自己的存在，不至于因为闲散懒惰、意志衰退或麻痹大意而忘却自然、忘却自我、忘却生活的真谛，从而导致精神生态失衡以及随之导致自然生态失衡。
至于自然书写作家如何达到一种“清醒的意识”常态，根据斯洛维克的分析，“从梭罗到现在的多数自然作家都走一条窄路，或更准确地说，他们都在陶醉与独立、审美欣赏与科学解释之间摇摆不定”⑤，旨在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一种既亲近自然又疏离自然的适当平衡，从而导致一种可贵的意识张力。这些自然书写作家甚至将遭遇自然的“他者性”看成是自我及自我与被体验为他者的自然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可能路径。换句话说，在自然书写文学中，人与自然的遭遇成了作家理解自我、变革自我，甚至调整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路径，这种心理意识层次上的变化进而就可影响读者，以实现生态批评所倡导的文化变革的生态疗效，这正是斯洛维克反复强调的生态批评的生态涟漪效应。
在分析梭罗如何保持意识的苏醒状态时，斯洛维克主要分析了梭罗的日记。根据他的研究，对当代所有美国自然作家来说，梭罗的日记是文学研究自然与心灵之间关系的原型，梭罗的日记与其在世时出版的作品相比，“绝非艺术贫乏或平淡无奇，恰好相反，是最为纯粹的自然书写佳作”，因为它没有刻意表现“遮蔽与神秘化”强烈亲近自然或疏离自然的意图，似乎一切皆来得自然而然。在梭罗的日记中，“梭罗对自然的亲近更为频繁、更为具体，也更为明确地试验自我与自然他者世界的边界”①。梭罗明确地表达了回应自然的两个极端的方式，即“断裂与连续”②。在斯洛维克看来，梭罗以后的所有自然作家几乎都传承了他同时醉心于内在意识与外在自然的心理机制，他选择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等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清楚地再现了梭罗的“两个极端方式”。准确地说，迪拉德与阿比在努力刺激我们关注自然、关注我们自己心灵的弱点与我们对确定性的幻想时，也竭力唤起、搅浑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机制，以获得不确定带来的兴奋。因而，他们特别强调自然世界那令人惊奇、有时甚至让人绝望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让人生厌、让人恐惧、让人愤怒、令人惊奇，也真让人（至少在回味的时候）过瘾。”③
在谈到迪拉德时，斯洛维克认为，迪拉德的《廷克湾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中惹眼的时髦语言常常让批评家感到措手不及，大出所料。她是一位非常自觉、细心的观察者，能平中见奇，能欣赏世界的新奇与他者性。“通过与自然的遭遇和艺术地运用语言，她能明白自己亲身参与或远离有机世界，明白自己的心灵状况”④。
至于阿比，斯洛维也发现他常被那些希望从其作品中寻找支撑的读者误解，其原因在于阿比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都难以归类，其语言也扑朔迷离，难以准确把握。斯洛维克在分析了阿比的名篇《孤独的沙漠》（Desert Solitaire）与《故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之后指出，批评家及广大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解读常常都不够准确。前者常常被许多读者理解为纯粹的叙事诗，或正在消逝的原始野性的挽歌;而后者常常被解读为呼吁环境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资源保护主义团体——像“地球第一者们！”（Earth Firsters！）直接行动的宣言书，甚至被他们奉为环境行动主义的“圣经”。实际上，阿比的真正意图是要告诉我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取决于纯美学与复杂多变的道德问题（荒野、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公有土地的适当运用）的结合。这种美学与道德冲突之间的张力在阿比作品中比比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阿比的“小说通过呈现让人不安的两个极端——土地保护与土地开发之间的冲突，提升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鲜有明显的说教，与此同时，在文学语境中也让人快乐”⑤。也就是说，阿比的小说融审美快乐与道德问题于一体，真可谓寓教于乐之审美原则的现实表达。《故意破坏帮》是一部小说，不能算是日记，然而，“它大胆拓展、延伸了《孤独的沙漠》对人的意识的探索，是对梭罗的心理日记的一次直接的回应”①。 在分析贝利与洛佩兹的作品②时，斯洛维克指出，“如果说迪拉德与阿比在试图提升意识的时候，习惯强调断裂与不可预测性，那么贝利与洛佩兹则采取相反的观点，试图反映梭罗精神中人与自然一致的一面”③。迪拉德与阿比试图通过变幻莫测、惊险出奇、打破常规，给人以强烈刺激，从而让人保持高度的警觉。然而，贝利与洛佩兹首先佯装无知或认识有限，然后逐渐、甚至几乎是直线式地深化意识，他们追求对外在世界的明确认识，注重精神的成长过程，而与迪拉德和阿比令人炫目的乖谬相悖。
在贝利看来，地方将其秘密透露给人类观察者，但需要长时间的接触，“唯一的条件是人要在那儿，还要留心观察”。对贝利来说，“意识或留心”确是一个高层次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极乐世界，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方能做到“留心”，这样才能从观察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地方中获得快乐。在斯洛维克看来，“自然作家反映问题未必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激发自己及读者的意识是第一步，关键的第一步”④。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唤醒或提升我们沉睡或衰退的生态意识，激发我们对环境的关注，这是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没有生态意识的觉醒，一切皆为空谈。由此可见，在该著中斯洛维克的生态观带有浓郁的生态乌托邦色彩。
斯洛维克在分析洛佩兹的名篇《北极梦》（Arctic Dreams，1986）时指出：“他真正要做的是将学术思考的片段凝聚在生动形象的经验核心周围，以表明他深层介入地方，由此也引导读者的想象介入，这是走向积极关注的第一步。”⑤洛佩兹首先通过探索自己意识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响读者意识的变革，这是自然作家发动文化变革的文学策略。其次，斯洛维克也探讨了洛佩兹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即学术思考与实践行动的结合，或者说“学术的出世”与“行动的入世”的结合是自然作家、评论家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有效策略。就洛佩兹而言，他远走异国他乡，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描写他乡的风土人情、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然后，怀着敬畏之情，以讲故事的方式详细地将所见所闻回报给他的北美读者，旨在激发读者对叙述的特有题材的关注，以及对读者自身周围环境的关注，这不仅是个行动的过程，而且是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意识传递、影响甚至转变的过程。《北极梦》冷峻客观、注重事实、冷静预测的章节中，洛佩兹常常在忽然在冰天雪地的风景中呈现出跳动火热的心，让理解超越数学与智力的藩篱。该著描写了不安、孤独，甚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惊奇。与此同时，也对地方表达了深沉的敬意，既意识到地方及其居民的脆弱，也意识到其自身的力量。斯洛维克认为：“通过糅合学术研究与个人对北极的他者性及其独立的非人类现实的亲身体验，洛佩兹终于对其了然于心。他讲述个人的轶闻趣事，栩栩如生地再现真情实景，让读者产生共鸣，由此引导他们完成意识转变。”①洛佩兹的这种社会生态责任观从多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斯洛维克，影响了他的学术观点，如叙事学术观，出世与入世的责任意识等，其集中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一书中。
作家、生态批评家要成功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走出去，方有助于自身和读者了解异域风情及自己熟悉的家园，这就要求读者发掘自己的联想能力，将自己的风景与作家的风景相联系，将自己的语言和观念模式与故事相联系。在《北极梦》及其他作品中，洛佩兹将多学科、多文化的视野与万花筒般的物理环境编织在一起，旨在让我们认识到静态观点的局限。
简言之，在《探寻美国自然书写中的觉醒意识》中，斯洛维克阐明了梭罗以来美国自然书写中“留心”的目的及其过程，阐明了关注自然的物理机制、心理机制及社会生态价值，并将梭罗看成美国自然书写的基点。因为，在记录梭罗意识成长的心理日记中，已经呈现了人之心灵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两层主要关系，即一致或相通（correspondence）与他者性。以后的自然作家们，包括当代作家，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这种“一致与他者性”之间的张力，为此，斯洛维克“将梭罗的日记看成是开启美国自然书写心理传统的起点，因为它记录了作者亲身体验其对世界的内在反映”②。尽管梭罗、迪拉德、阿比、贝利及洛佩兹中有人提出了政治议程，但斯洛维克认为，他们主要是认识论者、人类心理的研究者，而不是行动主义者。由此看来，他们更是理想主义，他们深信“意识的提升可以引起健康的政治变革”。斯洛维克认为，“自然书写文学涉及，也许主要涉及内在风景，即心灵本身”，因此，“自然书写是希望的文学”③。该著中探讨的五位自然作家所倡导的文学体验与亲身的感性体验相得益彰的做法，深刻影响了斯洛维克，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作为批评家的斯洛维克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批评观，而且也亲身践行他的学术主张，以期实现从意识到行动的过渡，这种转变体现在《走出去思考》一书中。
从总体上看，以上探讨的著作大体都是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议题，揭露文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种种表现，倡导以生态中心主义范式取而代之，拒斥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承认自然万物本身的固有价值，拒绝按人的标准、人的尺度来判定自然内在价值或自然风景之美，而倡导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自然万物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三、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理论建构
斯洛维克不是一个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个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态主义者，他倡导生态理想、生态学术及生态责任相结合的原则，或者说“知行合一”的原则。这是一种生态学术行动主义原则，集中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走出去思考》之中，下文将对该著作作较为详细的探讨。
《走出去思考》是斯洛维克的一部精彩的生态批评学术文集，充分体现了其生态叙事学术原则。在他看来，所谓叙事学术，是指生态批评旨在将个人的生存经验、故事、感受融入学术研究之中，赋予学术以生命力，拒斥远离自然、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玩弄文字、经院哲学式的学术研究。每篇文章几乎都由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开启学术话题，娓娓道来，让玄奥的学术不再高深，让活生生的个人经验融入抽象的学术探讨，让海市蜃楼般的学术殿堂变成了海边的小屋，让冷冰冰的学术显得“平易近人”，简洁明了，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在该著中，斯洛维克透过生态批评视角，采取了叙事手法探讨了很多严峻的环境话题，也提出不少应对危机的文学文化对策与实践策略。斯洛维克倡导的生态批评责任，就是“入世”的积极介入与“出世”的深沉思考的融合。具体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人的社会公民，生态批评家要介入社会，既要品味生活、欣赏丰富的自然、体验多彩的文化，还要拯救濒危的自然、呵护衰退的文化;另一方面，生态批评家也要远离尘嚣，或融入自然，或进行深层的学术探讨。下文对其中的几个话题作简要介绍。 在该著的头两篇文章《品味、拯救及践行生态批评的责任》与《走出去思考——旅行、居家及学术生活》中①，斯洛维克主要阐明了“品味、拯救、生态批评责任的内涵”及其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当代一批重要的环境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思索。斯洛维克描述了自己生活中两种相辅相成的动力：投身社会做有益于世界的事;享受生活并品味其最为浓情的时刻。再简单一点说，生态批评家的职责就是如何平衡好“品味生活与拯救生活”②的两种冲动，检视为平衡这二者所产生的张力。与此同时，在该著中，他也综合了“入世与出世的叙事”，既探讨了诸如城市的扩张、干细胞研究、全球化等现实社会问题，也对主要的环境作家、批评家的作品开展评论，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探讨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环境文学中的叙事话语之间的关联，以克服数据化世界对人之情感的麻痹作用。
在斯洛维克看来，作为一位自觉的生态批评学者，他的生活方式——入世和出世——与他的学术观点——叙事学术，是密切相关的。“我喜欢在入世与出世及认认真真地生活与离群索居地思考之间进退自如的生活过程。这种节奏——亲近与出走——的魅力在于吸引我既能写个人化的随笔，也能从事正规的、探讨性的学术写作，有时将它们合二为一，融合在所谓的‘叙事学术’中，也许这种节奏与‘走出去思考’，然后返回家园以新眼光看习以为常事物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③。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生活方式是互为补充的，“出世”是为了深化学术思考，“入世”是为了践行学术理念，品味生活，拯救生命。
《做最坏打算：爱恋、可能的失落及环境价值》一文是斯洛维克的“叙事学术”观在生态学术方面的最佳运用，在该文中，斯洛维克成功地将个人的故事、广泛的哲学思考及文学评论编织在一起，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亲人之爱、爱之失落、怀旧、环境退化、美学、拯救、环境公正、环境行动主义”等诸多议题及其相互关系，娓娓道来，推己及人，推及环境，真切感人，催人行动。在此，仅简要地分析斯洛维克对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文化与真理》（Culture and Truth）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乡愁”的环境阐释。罗萨尔多将帝国主义乡愁界定为：“指人们对他们亲手破坏了的一切的哀叹”，或是对已遭自己破坏了的事物的一种“天真的向往”。就环境而言，“人们破坏了它们，然后开始崇拜自然”。不管何种版本的帝国主义乡愁，“它们都是用一种天真向往的姿态，既刺激人们的想象，也掩盖其常常粗暴统治的共谋”④。斯洛维克认为，帝国主义乡愁的概念既适用于文化，也适用于环境，其中隐含了一个悖论，潜藏着危险，那就是将环境之罪“从自我推卸给无名的罪人”，常常用“他们干的”开脱，“将道德的愤怒转化成消极审美快乐”，企图常常用“难道不伤感美丽吗？”取而代之。了解了“乡愁”隐喻中可能存在的这种帝国主义怀旧情结，就能将其提升为强大的社会改革动力，拒斥帝国主义乡愁的逃避主义，甚至生态东方主义倾向。斯洛维克的这番分析带有深刻的环境公正诉求。在分析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和里克·巴斯（Rick Bass）的环境作品以后，斯洛维克指出了乡愁隐喻的环境价值。在尼科尔斯的作品中哀怨忧伤的“乡愁语言背后隐藏着行动主义与环境责任”①;而在巴斯的作品中表现出“审美交换”的诉求，也就是，他渴求用“语言交换地方，艺术之美交换野性之美，这种交换最终也许能导致政治的重构，从而实现艺术与行动，荒野与伐木共存。总体上来说，人类经验必须涵盖生与死，新生与失落。有鉴于此，乡愁的语言与情绪对艺术家表达切肤之痛就显得至关重要”②。
在《墨西哥城市宣言》一文中，斯洛维克谈到，尽管作家、批评家与科学家都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在如何应对环境问题时难以达成共识，不可能发表一个统一的“宣言”，从而说明环境问题之复杂。因为，在“环境”一词上聚集了太多的分歧、利益、权利、权力，这些差异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文化的、有的是学科的，有的差异也许是可以调和的，然而不少差异间的鸿沟是难以填平的。比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认为，应该首先考虑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而自然科学家和一些美国作家认为环境问题是首要问题，因此解决环境危机是艰难的③。这进一步说明了作为一种革命性绿色文化思潮的生态批评进行创造性文化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及长期性。
在《“9·11”之际及其后的生态批评》一文中，斯洛维克简要探讨了“9·11”事件以后生态批评的社会转向议题，甚至更广泛地说，探讨环境书写在应对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与价值。生态批评家与环境作家不是在历史与政治的真空中工作，因此不可能置身于可怕的充满恐怖主义与动荡不安的社会语境之外。“9·11”恐怖事件已经戳穿了所有隐逸田园的梦想，为此，生态批评家必须考量生态学术的社会维度，必须介入社会，必须有“入世”的勇气、语言与行动。“生态批评与环境文学必须存在于社会语境中，这意味着这些活动、思维方式与交流方式必须存在于‘9·11’事件及其后的语境中，并有这种自觉的意识”④。也就是说，“9·11”后的生态批评尽管还得继续探讨其自然维度，但必须具有社会维度，必须考量社会公正、战争及全球化等社会关切的议题。生态批评家要发掘文学中的生态内涵以提供处理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斯洛维克在分析了美国奇卡诺作家鲁道夫·阿纳亚（Rudolfo Anaya）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 Me，Ultima，1972）之后指出该小说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必须敏锐地认识到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世界观的存在，我们必须学会宽容，不要让愤怒、恐惧、绝望演变成仇恨。而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主要就是培养对他者的敏感性与欣赏他者。”⑤从这个层面上看，生态批评本身就具有社会维度的指向，具有社会价值与功能。而从导致“9·11”事件的原因以及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其后续反应来看，都有悖于对“他者”的宽容与欣赏，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的根源。由此看来，斯洛维克的生态建议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9·11”后的生态批评与环境书写必须兼容“希望与恐惧”，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因为胸怀“恐惧”，“我们会更关切、更努力、更充分地介入形形色色的世界不公问题。但是，如果不爱恋我们的血肉之躯穿行大地的感受，生态批评还有何意义？黑暗中满怀希望，生活有滋有味，也有风险，人之想象既向往生命，也不忘却死亡。品味与拯救，这就是‘9·11’后的生态批评状况”①。 在《气候变化的故事》一文中，斯洛维克提出并尝试了运用叙事语言。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探讨诸如气候变化、人口爆炸、物种灭绝及生物多样性等抽象复杂的议题②。在他看来，“语言在探讨甚至形成我们个人价值观以及传播这些价值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语言在传播不断演变的科学思想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些科学知识对理解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现象尤为必要。不密切关注语言，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何以由某些话语所建构——也有人说是操控。科学界主要靠纯统计数据或量化的方式发布其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而政府官员及公众对这些技术行话难以理解，因此，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恶果是我们一同踏上环境灾难之路”③。
与此同时，斯洛维克也分析了几部对气候变化现象持不同立场的小说或作品，以说明“气候变化的故事”的复杂性，其间凝聚了各种利益、力量、话语、文化之间的纠葛与较量。在讲述气候变化故事时，斯洛维克反对西方强势文化借科学话语之名对各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的排斥与打击，反对科学话语垄断气候变化客观现实的阐释权利。“全球气候变暖理论宣称自己是普遍的科学真理，其他的气候阐释，像森密诺尔人的或华利利部落（Wariri）的，被看成是地方信仰系统，或至多是种族气象学”。因此，“全球气候理论的兴起实际上代表西方科学的权利运作”，反映的是“白色科学”与其他文化或土著文化之间在理解自然方面不平等的“知识/权利关系”，从而进一步边缘了理解自然的其他方式④。但是，斯洛维克也并不认为所有的气候阐释是等效的，而是认为在杂语丛生、众声喧哗的气候故事中，“全世界人民应该探寻一种带有怀疑精神的开明与包容，不要苛求一劳永逸的信仰，还应该不断收集信息，以求得可靠、实际的理解”⑤。总之，气候变化的故事不能由科学垄断，必须有人文学科的参与，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尽管科学家能精确界定碳的物理来源，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制造碳的社会以及促使这些社会生产碳的道德力量，而这些问题“就植根于文化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我们的伦理信仰中”⑥。为此，这就必须有人文学科的广泛参与，必须有生态批评进行深度阐释，必须倾听生态批评学者的呐喊：“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地球要可持续地生存，经济体系必须照地球生态系统确定的规则运行——也需要即刻行动。”⑦
生态批评追求的是人类文化绿化的系统工程，为此，我们还应该找到恰当的语言讲述棘手的、极富争议性的环境关注问题，找到新的讨论环境问题的词汇或方法，旨在帮助各行业，尤其是“帮助在政治、经济、法律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人士超越各自领域的话语限制，理解承载丰富价值内涵的故事与意象的语言”⑧，提高整个公众，尤其是官员们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对此，斯洛维克在《你的话里有种我听不见的东西——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生态批评》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旨在阐释通过实施语言的绿化工程进而绿化法律、政治及政府等领域的可能文化路径。在斯洛维克看来，“将那些曾经冷冰冰的、契约般的法律、经济及政府等部门官样条文的语言转变成带着同情并能从田鼠的视角看待森林之丰饶的故事，确实需要不凡的雄心与高超的语言艺术，然而这也许一直就是探讨自然与文化关系的作家与批评家的终极追求，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洛佩兹甚至寄予环境书写更高的希望，他认为，“总有一天，环境书写不仅能产生一类主要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美国文学，而且也能提供重组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础”①。接着，斯洛维克列举了生态批评界在推动非生态批评学界语言绿化转变的诸多尝试，让更多生态批评学术走近经济学家、法律人士及政策专家，甚至直接为政府官员写作，参与环境组织，直接面向广大受众。与此同时，斯洛维克也对那种忽视环境现实的当代美国通俗小说中的非自然倾向给予了揭露与谴责。用环境作家桑德斯（Scott Russell Sanders）的话说，就是：“无论它（文学）多么准确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表面，不超越人的领域的文学就是虚假的，因此是病态的。因为，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地城市化，也无论我们对自然多么地不在乎，我们永远是动物，是由两条腿、血肉与骨头构成的躯体，要靠整个活生生的星球而生存。”②
在斯洛维克看来，“我们需要文学，或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需要艺术，这有助于更充分、更强烈地使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需要克服抽象的生态意识，学会体验这种意识，感觉我们在世界的存在……密切关注环境文学与环境艺术必然将我们纳入感性生态学领域——理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存在与其他存在之间的联系”③。环境文学对个体亲身感性经验的重视有助于理解庞大的生态过程，最终以关系的话语将我们自己的地方与其他的地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与其他时代，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甚至通过密切关注“家园”（我们在任何时候的所在地），我们还能将“生物圈也带回家”，能理解生物圈的广阔图景，这是一种“生物圈认识”。“生物圈认识”强调的是关注日常经验，通过故事与形象理解，探索记忆与想象，密集的感性关注，与不同民族的交往，吸纳标准科学理论以及现象学与存在问题的深层追问等④。在斯洛维克看来，以上生物圈认识过程的各种要素也是环境文学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生物圈认识有几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天下”的意蕴，更与老子论“身、家、乡、邦及天下”之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⑤老子以上的探讨无非是从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身、家、乡、邦及天下”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关系及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经验、家的感受、乡的认识对正确理解、处理与普天下或曰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性。
环境文学对绿化公共政策领域如此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环境文学的叙事话语浸透了诞生于具体风景、具体家园的价值，因而它在世界各处的平凡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生态学术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将源于经验与希望的环境故事转变成“权力殿堂能听懂”⑥的故事。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生态策略具有较强的生态政治属性，是一种“入世”的生态思想行动主义。 在《在数据世界里探寻环境敏感性话语》①一文中，斯洛维克继续进行他的文化绿化之旅，具体来说，就是走出学术象牙之塔，面对广阔的现实世界，发动生态批评学者、环境文学家进行环境学术行动主义。斯洛维克解释了环境作家如何在理性化数据泛滥成灾、使人精神麻木、甚至萎缩的世界里培养我们的环境敏感性，以缓解或阻止世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实现“拯救”之目的。在该文中，斯洛维克主要以两位当代美国环境作家——约翰·亚洛维（John Janovy）和比尔·迈克吉本（Bill Mckibben）为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环境作家们如何苦心孤诣，创造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以讲故事的方式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甚至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简明扼要、风趣幽默地解释庞杂、缓慢、不确定的环境现象，向他们传播重要的科学和伦理信息，以唤醒或刺激他们沉睡的环境敏感性，这就是环境文学对当代社会的重要贡献。
面对无处不在的让人神经麻木的数据话语、令人炫目的新闻图片强塞给我们的环境灾难，我们变得麻木不仁、无能为力，甚至沦为听之任之、消极无为、坐以待毙的弱智者，或干脆卷入到这种世界末日前的绝望狂欢盛宴中，加速灾难的来临。但这不是我们的最后选择，我们要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狂傲与勇气克服令人窒息的麻木、软弱与无能。为此，生态批评家、环境文学家们一直在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回应危机，主动出击，与各学科领域专家沟通对话，力争达成某些共识，“探索新的话语模式——描写经验的新方式、将统计数据转变成故事的新策略”②，以便能让大众了解真实的生态状况，接受环境教育，获得一种新层次的环境敏感性，这种尝试可称为“生态批评行动主义”。
至于当今社会患上“集体环境神经麻痹症”的原因，有环境作家们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我们远离了一种简单、直接、未中介化的现实感，接纳了一种全面中介化、浸透了信息与潜在信息的意识……我们已经用虚拟现实取代了真实的现实”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获得一种新的环境敏感性，以取代我们祖先那种简单、直接的、手到擒来的环境敏感，重新想象人与自然那种亲密的关系，克服恐惧感与疏离感。那么，如何获得这种环境敏感性呢？这就要借助环境文学或自然书写。斯洛维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亚洛维的《10分钟速成生态学家：为忙碌的人解答20个环境问题》与迈克吉本的《也许只生一个：支持独生子女家庭的环境思考》④，旨在说明作家如何运用形象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向普通的人群阐明复杂的环境问题，其中既接纳了复杂的数据信息，也解释了信息的语境，可以“帮助读者获得一种新的地方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超越了死气沉沉的信息的单纯堆砌”⑤。
在斯洛维克看来，“环境作家、学者及教师的挑战性工作就是跨越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激发读者对自然之兴趣，并让人与星球长期共存的理念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⑥。
斯洛维克最具环境学术行动主义特征的文章还是最后一篇《比真的还要好》⑦，该文主要由斯洛维克给北美可口可乐公司写的两封信与该公司的两封回信及由此所触发的斯洛维克的思考组成。其背景是斯洛维克在印度学术之行过程中，遭遇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相关的饮料公司与当地农民和居民之间关于水资源权利及水的私有化问题的冲突。在了解情况以后，斯洛维克拿起手中的笔，开始了他为这些受害的弱势群体争取水资源权利的斗争，甚至更广泛来说，是关于生存权的斗争。斯洛维克的信所涉及的人，不只是受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饮料公司直接侵害的印度当地居民，还提到了生活在拉美、南亚、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弱势群体，竭力呼吁环境公正。他警告可口可乐公司，如果它不履行该公司的环境责任和关注它所处社群的生存状况，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他将无限期地抵制这些公司的产品，还将以“世界旅行”学者的身份宣传这些公司的环境不道德行为，呼吁更多的学者、教师及学生进行抵制，发挥生态批评的涟漪效应作用。由此可见，斯洛维克的做法带有很强的生态政治属性。这篇文章既是他“入世”“拯救”等主张的具体落实，也是他“叙事学术”策略的具体运用，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
通过与可口可乐公司的多次交锋，斯洛维克得出了这样结论：“某些行动比真的还要好。”欣赏自然及文化之美与拯救“美”的行动有时一致，但并非一以贯之，“要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就要不断地调整这种艺术（或学术）与行动主义间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补充、一致、呼应，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存在整体”。因此，一位具有社会责任的生态批评家，或任何一位学者，“必须始终如一地寻求恰当的方式协调审美意趣、情感需求与政治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断变化，也一定因人而异，然而，追求这种平衡就是责任的内涵”①。斯洛维克的以上体会，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生态批评的责任需要“入世的参与和出世的深思”②。
四、宽泛的生态批评界定与开放的生态批评空间
1994年10月6日在盐湖城召开的美国西部文学年会上，生态批评学者迈克尔·P.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与肖恩·奥格雷迪（Sean O’Grady）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大约20位学者参加，其中既有老学者，也有研究生，会议主持者要求参会学者提供一页简要“界定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的文字材料，最终有16位学者提供了材料以阐明自己的生态批评立场③。根据这些学者们所提供的材料来看，他们除了原则上都同意生态批评是一个研究某些具体艺术作品中的非人类世界的学术观点以外，在其他方面则鲜有契合④。斯洛维克也是其中一位，他以《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观、沟通与接触》⑤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生态批评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批评策略。
首先，斯洛维克提出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生态批评概念。在他看来，“生态批评要么指运用任何学术观点研究自然书写，要么指考察任何文学文本，抑或乍一看似乎指与非人类世界无关的文本中的生态内涵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批评热潮不仅是对引人注目的美国自然书写审美成就的回应，而且也表明了当代社会逐渐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价值与脆弱”⑥。199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邀请了10多个生态批评学者就《环境文学论坛》为题发表自己的生态批评观点，斯洛维克也在其文中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其生态批评的内涵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世界观指导生态批评实践——在生态批评学术与教学中，无单一的策略统摄一切”，“假如一个学术研究方法可用于某些类型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也可为生态批评所用。另一方面，没有一部完全不能从生态批评视角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也无作品处于绿色阅读范围之外”①。简而言之，生态批评的领域不仅要研究文学中明确涉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而且还要阅读任何类型的文学作品，以发掘其环境内涵，甚至“每部文学作品都可透过绿色视野进行解读，任何非文学学科所提出的语言的、观念的及分析的框架都可纳入生态批评阐释的范围”②。由此可见，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的界定是极其宽泛的，它为生态批评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并为生机勃勃的生态批评学术实践所证明。 要赋予生态批评活力与意义，斯洛维克提出了几个批评原则或策略：
第一，生态批评学者应该讲故事，应该将叙事当成一个常用的文学批评策略，其旨在阐明或理解阅读的背景，也就是将文学文本看成有助于我们在外部世界生活的语言。而不应该将学术研究还原成为“无色无味、脱离现实经验、索然无味的超智力游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解析文学可以表明，我们与世界的接触方式如何影响我们对文本的反应。
第二，价值观问题。也就是说，价值问题是文学研究的分内之事，从根本的层面上讲，文学研究及文学本身就是涉及人的价值与态度，因而对待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家不应该持所谓中立的态度，更不能回避，而应该担负生态责任，“应该考量文学表现如何激励、引导读者裁定人世间何谓有意义/有价值之事”。
第三，沟通。生态批评家的学术要务之一就是用优美流畅、明晰易懂的语言传达生态理念，感染读者。
第四，接触。也就是说，生态批评不仅要接触文学，要相互交流，而且还要亲近自然，倾听自然的声音，感觉自然的呼吸。千万不要待在象牙之塔，浸泡在文山会海之中，而忘却活生生的自然本身。
第五，“生态叙事学术”观。在1995年10月11—14日召开的美国西部文学学会年会期间，斯洛维克与伊恩·马歇尔（Ian Marshall）组织19位生态批评学者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就“叙事学术：生态批评中的讲故事”议题各抒己见。斯洛维克也以《有无叙事的生态批评：有意识体验的语言与无意识的语言》③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该文中，他率先将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融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中，阐明叙事对生态批评的价值。在他看来，“如果生态批评家要做真正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要超越为支撑自己的学术职业而对那些明白易懂的文学文本作一些不必要的评论，就必须对沉浸在个体叙事中的作家有所超越，以更广泛、更深刻、更明了的方式向读者阐释环境文学的内涵。生态批评卓有成效地整合思想观念、文本及作者于一体的关键是认识到我们的身份与位置，也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何处及为何要写作。通过讲故事，再配以明晰的阐释，批评家就会写出最具感染力、最为生动犀利的学术论文”④。
“叙事”对于生态批评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因而成功的生态批评学者总是善用个人所经历的关于人与地方的故事及其相互关系，让它们进入文本阐释过程之中，融入生态批评学术，让“阅读活动”语境化，让那些宏大、崇高、抽象的生态理念变得平易近人，明白易懂，真切感人，从而达到“真实的交流”，让生态批评真正成为推动文化变革的重要策略。
简言之，生机勃勃、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生态学术研究必须融合批评家个人对自然世界的亲身体验及其对自然世界的关注。为此，他必须用适当的基于大地的、有意识的语言;而故事的语言，因其饱含深情与身体的感觉，所以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五、斯洛维克学术发展的第三阶段：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理论
2010年斯洛维克在其《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hase of the Discipline”）一文中提出了生态批评第三波或第三阶段的理论，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这是他对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该文是对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洛维克二人于2009年为《多种族美国文学》（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 MELUS）杂志的生态批评特辑《种族性与生态批评》（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①共同撰写的导言《我们站在别人的肩上：种族性与生态批评导言》（“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的进一步发展，该特辑由亚当森与斯洛维克做客座编辑。他们在导言中这样写道：
该特辑基于这样的前提：长期以来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多元化的声音有助于人们理解人与星球的关系。当然，像其他写作类型一样，文学对环境经验的表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直到最近，生态批评界相对来说就不是多样化的，也许是受限于过分狭隘地将“白种人”与“非白种人”看成主要的种族性范畴建构，因此，该特辑将探讨似乎可称为新的第三波的生态批评，它将承认种族与民族特征，然而也超越种族与民族的边界。第三波生态批评将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②
在该导言中，亚当森和斯洛维克已提及第三波生态批评，并特别强调新一波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族性与跨种族性问题，还列举了一系列多种族生态批评的研究成果，其中，亚当森等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2002）、德里斯（Donelle N. Dreese）的专著《生态批评： 在环境和美洲印第安文学中的自我与地方的建构》（2002）、杰弗里·迈尔斯（Jeffrey Myers）的《故事会：种族、生态学及美国文学中的环境公正》（2005）及芬塞思（Ian Frederick Finseth）的《绿之色彩：在美国奴隶制文学中的多自然视野》（2009）都是研究种族性与环境关系的代表之作。当然，在该文中，两位作者并未明确界定第三波生态批评的特征。直到2010年，斯洛维克才明确地提出了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概念，并较为明晰地勾勒出其研究范围。
2010年，西班牙生态批评研究社（Group for Research on Ecocriticism in Spain / GIECO）与欧洲文学、文化及环境研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Culture and Environment/EASLCE）联合创办了欧洲文学、文化及环境网络生态批评杂志Ecozon@，每年两期，即春、秋季各发行一期。在其发刊的第一期第一卷《生态批评新视野：欧洲与跨国生态批评》（New Ecocritical Perspectives： European and Transnational Ecocriticism）上刊登了28篇生态批评论文，重点突出了欧洲生态批评。这些论文大多出自生态批评名家之手，主要用英语写成，当然也有一些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写成。作为知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也在该刊第一期第一卷的开篇以《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为题，简要总结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第三波（第三阶段）的理论，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指出环境文学中种族性的研究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种族性研究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 布伊尔在描述西方生态批评发展状况时采用了“波”（wave）的隐喻，并认为西方生态批评经历了两波，第一波和第二波。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批评术语，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建构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①。生态批评界通常认为该文标志着生态批评第一阶段的开始，其时间大约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的学者也主要集中在北美，研究重心主要包括非小说自然书写，非人类自然和荒野体验，英美文学，“话语”生态女性主义（即女性和非人类自然具有特殊的关系）。第二波生态批评大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英语世界生态批评中出现了一些特征明显的新现象、新趋势，诸如突破了非小说重心的研究，开始对多文学文类的研究;提出了“绿色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关注艺术再现环境条件和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社群的环境体验，像日本文学与墨西哥文学对自然的书写;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出现;不只是赞美荒野，也开始关注城市及郊区的环境新体验等。其中，英国批评家劳伦斯·库普（Laurence Coupe）的生态批评文集《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2000）、卡拉·安布鲁斯特（Karla Armbruster）和凯思林·R.华莱士（Kathleen R. Wallace）共同编辑出版的《超越自然书写：扩大生态批评的边界》（2001）及亚当森等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2002）都是第二波的代表之作。在此基础上，斯洛维克借用了布伊尔关于“波的隐喻”，并对其进一步推进，认为千禧年之初，即2000年之初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波，其主要特征是：探讨全球地方概念与基于具体地方的新区域主义情结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也生发出诸如“新全球主义”“植根大地的全球主义”“全球灵魂”及“跨地方性”等新词汇;对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视野的强烈渴求，探求建构人类环境经验的后民族、后种族视野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将种族经验置于广阔的比较语境的前提下，考量保持种族身份的重要意义;前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个别派别已发展为“物质性的”新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中的性别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从生态男性主义（eco-masculinism）研究发展到绿色怪异理论（green queer theory）研究;环境公正范围进一步拓展，以至于涵盖非人类物种及其权利;生态批评的“内部的批评”，也就是生态批评学者对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检视，指出其成败得失。最后，第三波生态批评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多元行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生态批评学者和教师运用新、旧方法将学术、教学与社会统一起来，致力于生活、学术及社会变革的一体化建构。墨菲2000年出版的专著《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天地》可谓是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杰作，因为该书不仅探讨了有色族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与环境的关系，而且还试图将环境文学置入国际比较视野下进行研究。
2010年以后，斯洛维克为了践行他的第三阶段理论，他更为频繁地穿梭于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地方举办的大型生态学术会议常常都能听到斯洛维克的声音。与此同时，他与更多的第三世界学者开展对话与合作，并与他们合作编写了反映第三世界生态批评理念的学术著作，其集中凝练于与印度学者合作编辑，分别于2014、2015年出版的两部学术著作《生态多义性、社群及发展》和《全球南方生态批评》。这两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国际环境公正视野和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生态对话性。前一部作品凸显生态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比较文学视野（跨学科、跨文化）是该书的指导思想，论文所涉内容不仅包括南非、中国、印度、日本的生态问题，而且还包括对前苏联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及其衍生出的切尔诺贝利文类的种种思考;对环境灾难的生态反思让人痛心疾首，对环境殖民主义的揭露令人义愤填膺，因为环境殖民主义不仅表现在对第三世界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还表现在对第三世界人民身体的殖民与身体器官的消费，也称之为生物殖民主义，让第三世界人民的身体器官也成为第一世界有钱人消费的商品①。第二部作品大胆突破生态批评第一世界专属的藩篱，让远离世界中心（发达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被淡忘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畅谈自己的生态问题，回击来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声音，阐发不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凸显“生态与生存政治”的重要性，谴责国际环境殖民主义②。
总而言之，第三波生态批评特别强调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视野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行动主义宗旨的结合，是生态乌托邦主义与生态现实主义的结合，其视野更宽广、现实基础更扎实、行动主义热情更浓烈，因而，更能激发、凝聚多层次、多种族、多文化的潜力，将解决生态问题作为真实旨归的文化力量。
六、结语
总之，通过对斯洛维克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学术旅行，以及他主编或与其他生态批评学者合作编写的多部生态批评文集或相关生态文集的分析可知，他广泛参与了生态批评的理论探讨、理论建构、学术研究，生态理念的传播及跨文化、甚至跨文明对话与交流，致力于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世界文化的绿化工程，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探寻应对环境危机的生态文化对策，这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惯性思维的超越。因而，我们可以说，斯洛维克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大致反映了美国乃至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