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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了三个阶段的变迁。运用支持联盟框架分析，发现围绕“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这一深层核心信在政策子系统内形成了政府、学校、市场三大联盟。但三大联盟又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理念，且伴随着政策子系统外部的变化，因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正是基于三大联盟内部变化与外部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支持联盟框架
一、理论基础：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学者保罗·A·萨巴蒂尔、汉克·C·詹金斯-史密斯正是提出支持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简称ACF）。经过不断地修正与发展，他们将支持联盟框架定义为：“来自不同职位的人们，他们共享一个特定的信念系统，一套基本价值观、因果假设和问题感知，并且在长时间内显示出具有较强协调程度的活动”。[1]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不断发展变化。通过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梳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探索起步阶段（1978-1995）、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全面发展阶段（1996-2004）、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内涵式发展阶段（2005-至今）。
（一）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探索起步阶段（1978-1995）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除了社会急需在生活和技术各领域拥有合格的人员外，高等教育缺乏足够的资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积极制定政策。1985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规定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若干高等职业大学，以满足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这使高等职业教育正式开始了探索式的发展阶段，通过分析这一阶段的高职教育政策，发现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集中于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办学主体等方面的初步尝试和探索。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调整发展阶段（1996-2004）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育处于重要位置，相应的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发展良机。这一阶段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特色化发展，不但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方面做了新的调整，同样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提出了“产教结合”、“双证”结合、“订单”模式等。在这一阶段政策的推动下，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相应的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以及在校生数量大幅增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内涵式发展阶段（2005-至今）
伴随着国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这一背景下，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但目前我国高级技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注重内涵式发展。通过对这一阶段政策分析，发现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人才培养评估等方面的完善。
三、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子系统联盟划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子系统不同于其他子系统，政策变迁过程中未出现明显的反对联盟，只是有各自立场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信念体系、政策目标、价值取向形成不同联盟，如表2。
（二）基于支持联盟框架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变迁
支持联盟框架的突出特征是提出区分主要政策变化和次要政策变化的标准：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变化可以从主要的政策变化和次要的政策变化两方面加以分析。[3]
1、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的政策变迁
根据支持联盟框架理论，内部震荡跟政策学习是导致政策核心方面变迁的显著原因。内部震荡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扩招，根据统计数字，1998年至2003年，高职教育入学人数从43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52.3%，即一半以上。然而政府推行扩招政策之后带来的课程设置与市场脱节、学生质量下降、师资队伍不足、就业困难等问题十分显著，学校聯盟与市场联盟开始不满政府联盟。政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信念的调整，既包括联盟内的学习，也包括联盟间的学习。一方面在联盟内的学习之中，针对这些问题，三大联盟内部进行了各自的商议与对话，如成立于2002年的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每年会召开专题研讨会共同总结高职教育取得的成果和探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等。另一方面关于联盟之间的学习，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变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重要原因就在于倡导联盟秉持各自的政策核心，互不妥协。
2、高等职业教育的次要政策变迁
从支持联盟的框架中可以发现除了政策子系统内部变化所引起的政策变迁，系统外部的变化也可以带来次要方面的变化。首先，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到“市场”，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也从一开始的“政府全权负责”到“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1978-1985年，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但学校联盟认为政府对高校管的过死，高等教育无法正常进行，鉴于此，中央开始下放权力。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建立并逐步完善了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由国务院领导，分级管理，集中在地方一级，并由政府协调，社会参与。最后，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由支持联盟框架可知，文化具有稳定性，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因此对高职教育的观念改变是不易的。
四、结论
运用支持联盟框架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受到外部阻力、跨联盟学习困难、路径依赖等主要问题，因此推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应减少影响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阻力与推动跨联盟之间的学习。为了促进政策变迁，必须积极推行联盟间的互动，同时完善外部系统，摆脱对政策变迁道路的依赖。当政策僵局出现时，作为三大联盟中的主导联盟，政府要在政策僵局中要主动发挥调节作用，使政策变迁朝着更有利于大众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
参考文献：
[1][美]保罗.A.萨巴蒂尔， 汉克.C.詹金斯-史密斯. 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M]. 邓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陈友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历史、结构与动力[J].教育学术月刊，2018（12）：12-21.
作者简介：
张晓娟（1994.11-），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在读硕士，河北大学。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支持联盟框架
一、理论基础：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学者保罗·A·萨巴蒂尔、汉克·C·詹金斯-史密斯正是提出支持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简称ACF）。经过不断地修正与发展，他们将支持联盟框架定义为：“来自不同职位的人们，他们共享一个特定的信念系统，一套基本价值观、因果假设和问题感知，并且在长时间内显示出具有较强协调程度的活动”。[1]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不断发展变化。通过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梳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探索起步阶段（1978-1995）、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全面发展阶段（1996-2004）、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内涵式发展阶段（2005-至今）。
（一）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探索起步阶段（1978-1995）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除了社会急需在生活和技术各领域拥有合格的人员外，高等教育缺乏足够的资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积极制定政策。1985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规定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若干高等职业大学，以满足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这使高等职业教育正式开始了探索式的发展阶段，通过分析这一阶段的高职教育政策，发现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集中于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办学主体等方面的初步尝试和探索。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调整发展阶段（1996-2004）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育处于重要位置，相应的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发展良机。这一阶段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特色化发展，不但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方面做了新的调整，同样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提出了“产教结合”、“双证”结合、“订单”模式等。在这一阶段政策的推动下，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相应的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以及在校生数量大幅增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内涵式发展阶段（2005-至今）
伴随着国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这一背景下，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但目前我国高级技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注重内涵式发展。通过对这一阶段政策分析，发现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人才培养评估等方面的完善。
三、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子系统联盟划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子系统不同于其他子系统，政策变迁过程中未出现明显的反对联盟，只是有各自立场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信念体系、政策目标、价值取向形成不同联盟，如表2。
（二）基于支持联盟框架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变迁
支持联盟框架的突出特征是提出区分主要政策变化和次要政策变化的标准：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变化可以从主要的政策变化和次要的政策变化两方面加以分析。[3]
1、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的政策变迁
根据支持联盟框架理论，内部震荡跟政策学习是导致政策核心方面变迁的显著原因。内部震荡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扩招，根据统计数字，1998年至2003年，高职教育入学人数从43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52.3%，即一半以上。然而政府推行扩招政策之后带来的课程设置与市场脱节、学生质量下降、师资队伍不足、就业困难等问题十分显著，学校聯盟与市场联盟开始不满政府联盟。政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信念的调整，既包括联盟内的学习，也包括联盟间的学习。一方面在联盟内的学习之中，针对这些问题，三大联盟内部进行了各自的商议与对话，如成立于2002年的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每年会召开专题研讨会共同总结高职教育取得的成果和探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等。另一方面关于联盟之间的学习，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变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重要原因就在于倡导联盟秉持各自的政策核心，互不妥协。
2、高等职业教育的次要政策变迁
从支持联盟的框架中可以发现除了政策子系统内部变化所引起的政策变迁，系统外部的变化也可以带来次要方面的变化。首先，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到“市场”，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也从一开始的“政府全权负责”到“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1978-1985年，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但学校联盟认为政府对高校管的过死，高等教育无法正常进行，鉴于此，中央开始下放权力。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建立并逐步完善了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由国务院领导，分级管理，集中在地方一级，并由政府协调，社会参与。最后，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由支持联盟框架可知，文化具有稳定性，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因此对高职教育的观念改变是不易的。
四、结论
运用支持联盟框架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受到外部阻力、跨联盟学习困难、路径依赖等主要问题，因此推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应减少影响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阻力与推动跨联盟之间的学习。为了促进政策变迁，必须积极推行联盟间的互动，同时完善外部系统，摆脱对政策变迁道路的依赖。当政策僵局出现时，作为三大联盟中的主导联盟，政府要在政策僵局中要主动发挥调节作用，使政策变迁朝着更有利于大众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
参考文献：
[1][美]保罗.A.萨巴蒂尔， 汉克.C.詹金斯-史密斯. 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M]. 邓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陈友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历史、结构与动力[J].教育学术月刊，2018（12）：12-21.
作者简介：
张晓娟（1994.11-），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在读硕士，河北大学。研究方向：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