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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业保险在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财政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保险参保率比较低，商业保险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构造Probit和Tobit模型，在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市场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商业保险保费支出越大，保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越高。此外，居民幸福感会与主观态度形成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信任;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2-0045-09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财富水平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商业保险市场中来，通过保险的形式配置自己的资产，在获得风险保障的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在行业层面，由于保险的特殊性，保险资金的使用期限相对较长，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层面，商业保险业的发展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基于此，2014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使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明确了商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中的地位。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自1980年我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迅速发展。2017年，我国原保费收入36 581亿元，同比增长18%，全国保险深度达到4.42%，保险密度2 646元/人。但我国商业保险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分别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6%和53%，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行业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居民投保意识不强。因此，对我国居民参与商业保险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家庭资产配置行为，而且能为宏观政策的完善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关于商业保险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人口统计特征和一些前人研究的显著变量的归纳，而从某一变量或某一视角分析其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更有针对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注重高质量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幸福经济学也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兴趣。幸福感综合反映了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评价，源自于人们对自身生存质量的关注和感受，会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1-3]。因此，本文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与商业保险购买结合起来，利用目前较为权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其商业保险市场参与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商業保险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家庭财富状况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影响。Albouy et al.[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对其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孙祁祥等[5]的研究，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其次，人口特征因素，如年龄、家庭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金融知识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商业保险参与决策。Showers et al.[6]的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增加以及家庭规模的扩大都会增加其对商业保险的需求。樊纲治等[7]认为中国家庭人口结构会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产生影响。刘宏等[8]发现，年龄越大，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居民更倾向于投保商业保险。秦芳等[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再次，居民的主观态度也是影响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有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及风险偏好程度。Durlauf[10]指出，对于商业保险的购买比例，社会互动水平高的居民显著高于互动水平低的居民;而何兴强等[11]通过广东省微观数据的研究则没有发现这一现象，通过其研究表明对居民的保险购买起到推动作用的是社会资本水平。田瑶等[12]的研究表明风险态度正向影响着商业保险的参与。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一种主观的综合心理反应指标，将影响个体行为的很多方面。幸福经济学是当前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以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早期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收入，Easterlin[13]将幸福感由心理学领域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发现了“幸福-收入”悖论。之后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量涌现，主要有消费水平[14]、年龄和性别特征[15]、婚姻状况[16]、教育以及心理和身体健康水平[17]等。
学者在研究幸福感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Graham et al.[18]发现收入和健康状况不仅能影响幸福感，幸福感的提升反过来也能显著提高居民的收入和健康水平。Jin[19]和Oswald et al.[20]分别用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发现幸福满意度与总体和个人的生产率显著正向相关。此外，幸福感还能对失业后的再就业和创业产生重要影响[21]。但是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经济行为决策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与本文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储蓄消费行为及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Guven[22]指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幸福感的增强能显著增加居民的储蓄并减弱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Hermalin et al.[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不同消费决策来源于主观幸福感强的人，其消费的边际效用显著不同。国内的研究中，叶德珠等[23]实证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会对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居民参与低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并降低了购买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肖忠意等[24]在农户家庭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国内外关于商业保险购买和幸福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但是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对居民某一经济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关于幸福感影响居民参与商业保险市场决策的研究。基于此，为了准确剖析幸福满意度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本文选取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以及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与参与程度的影响。同时，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购买决策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影响，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最近五年气温的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在传统解释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主观情绪和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理论提供一定现实基础，同时也为商业保险产品经营者和宏观决策制定者提供了促进市场发展的新视角。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源自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为了控制抽样误差，该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数据代表性好，质量高。样本涵盖了29个省份的262个县（市）、1 048个社区，共获得28 010户家庭微观数据，提供了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市场、家庭的资产与收入、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由于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些信息的缺漏，本文研究的是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数据清理过程中，删除了商业保险购买情况、主观幸福感和控制变量有缺失值的个体后，使用14 110个家庭进行研究分析，其中包括城镇家庭9 304个、农村家庭4 806个。处理前，总体样本中商业保险购买比例为18.44%，处理后为17.43%，且主观幸福感分布状况在处理前后也基本一致，数据处理不影响估计结果。
（二）变量选取
1. 商业保险市场参与。本文研究的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包含了家庭中每个成员商业保险购买的基本情况。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家庭主观幸福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划分的，同样，商业保险的参保情况也以家庭为单位，即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拥有一项商业保险，则认为该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按种类划分，家庭购买的商业保险主要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和财产保险，表1给出了按参保种类划分的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保率较低，只占到总体的17.43%，并且各种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平衡。
2. 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主观心理体验，学者在研究幸福经济学的过程中一般把幸福感作为一个变量，并在不同的个体间进行比较。目前，主要采用各种幸福量表，进行大样本调查，直接进行心理学测度。在CHFS数据中，采用受访者自我评价的幸福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度指标，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到5，数值越大幸福水平越高。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基本分布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3.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中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主要因素，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控制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层面、户主特征以及主观态度三个方面。
首先，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总资产、家庭年收入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财富的增加会提高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力。本文采用家庭净资产的对数和家庭年收入的对数控制家庭财富。家庭規模代表家庭的人口数。
其次，人口统计特征因素会影响商业保险购买，采用户主的特征因素进行控制。主要有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工作情况以及户籍地。
再次，为了控制主观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研究采用投资风险态度和对初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两个问题进行衡量。投资风险态度赋值1至5，分别代表“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对初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由“完全不可以相信”到“完全相信”分别赋值1至5，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
为了控制家庭的社会保障情况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加入社会保障情况的虚拟变量。主要的社会保障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若户主拥有这两种社会保障，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3介绍了研究中用到的变量名及其解释说明。
（三）模型设定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ins_hh的均值为0.17，表明总体来说有17%的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家庭商业保险的保费均值为764.64元，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1.4%。SWB均值为3.62，样本整体幸福感较强。
进一步，本文按照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将样本分为两组，比较两组个体在基本统计特征上的差异，如表5所示。最后一列报告了两组样本所包含变量的均值之差，结果表明：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保费均值为4 387.6元，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8.06%;相对于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幸福感更强，资产水平和收入更高，户主年龄更小，健康状况偏差，教育水平更高。除此以外，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
（二）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
本部分主要讨论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为虚拟变量，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核心解释变量家庭幸福感是一种综合的主观心理反应，可能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造成一定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引入五年内家庭所在省份年平均气温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和内生变量的相关性且与误差项不相关。根据Frijters et al.的发现，气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25]。为了进一步检验其相关性，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这种相关性均成立。说明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回归的误差项是不可以直接观测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一般无法进行直接检验。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温度的标准差，外生性是显然的。因此工具变量应该具备的两个特征都满足，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表6显示了引入工具变量前后的回归结果，并用Wald检验主观幸福感内生性的结果，全国和城镇的数据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Probit-IV的回归结果更加可靠，农村数据则接受普通Probit的回归结果。同时为了结果的准确，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地区因素的影响。 表6第（1）、第（2）列显示了总体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的影响，在控制了家庭基本情况和主观态度等变量后，根据Probit-IV模型估计结果，家庭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参与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主观幸福感越强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更高，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主观幸福感比较强的家庭更加关注长期效用，保险恰好是对未来风险的保障。除此以外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与主观态度产生交互作用，对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研究中的重点。
进一步，按照城镇和农村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Probit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第（3）、第（4）和第（5）、第（6）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比较稳健。
接下来，我们关注传统解释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决策的影响。总体来说，随着家庭资产和年收入的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增加，这种财富效应相对来说在农村更加显著。健康水平较差的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更高，这种负向影响在城镇居民中更加显著，也符合保险购买的逆向选择理论。年龄因素在商业保险购买中表现出正向选择，即年龄越小，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更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保险公司为了控制商业保险在购买时的逆向选择，可能对购买年龄有一定限制，如出售商业健康险的公司一般将参保年龄控制在60岁以下，并且年龄相对健康状况更容易控制，因此表现出一定的正向选择效应。在农村，女性户主更倾向购买商业保险。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教育水平都对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规模越大，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总体来说，社会保障对商业保险存在一定的挤出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显著。社会保障在功能性上和商业保险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商业保险，同时，社会保障健全的家庭有更好的工作和更稳定的收入，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力也更强，所以社会保障对商业保险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相反作用的结果。
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在城镇和农村，风险态度都与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也更高。这与传统理论中购买保险为了规避风险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与国内一些学者的发现一致[9，11]。有观点认为，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在对未来的收入和健康有了保障之后，可能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同时，我国当前商业保险市场上产品种类复杂，投资型保险和保障型保险很难区分，购买不同商业保险类型的家庭风险偏好也很可能不同。
（三）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程度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能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概率。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分别用保费支出及保费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作为解释变量，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为了控制内生性，引入五年内家庭所在省份年平均气温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并且控制地区因素，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Wald檢验，保费支出及保费占比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保费支出还是保费占比作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均对商业保险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收入的财富效应、年龄的逆向选择作用和社会保障的挤出作用对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更加显著。除此以外，家庭资产、健康状况、户主的性别及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的结果与Probit模型基本一致。
五、幸福感与主观态度的共同作用
上述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已有的文献表明居民的主观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也具有重要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和综合情绪的反映，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其与主观态度的交互作用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同时，主观态度的内涵又是丰富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为了研究主观幸福感与主观态度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本文选择风险偏好和信任感对人们的主观态度进行衡量。
如变量介绍中提到的，衡量风险偏好的问题是投资风险态度，取值在1至5之间，取值越大代表越偏好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在原有的Probit和Tobit模型中加入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互项，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和Wald检验，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故只列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第（1）列的结果，主观幸福感与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都与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正相关，这与前文Probit-IV的回归结果一致。值得关注的是，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风险偏好在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第（2）、第（3）列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越强、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和占收入的比重都增加，但是占收入的比重系数不显著。与第（1）列结果类似，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乘项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主观幸福感越强的人，如果风险偏好的程度也很高，则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很可能选择股票等其他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选择保险等保障型产品的可能性降低。这与之前研究中的结论相一致，即风险规避的个体购买保险的意愿显著高于风险偏好的个体。
主观态度中除了风险偏好的不同会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外，信任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1]。在变量介绍部分已经提到，CHFS中衡量信任感的问题是“对初次见面的人信任程度如何”，答案由“完全不可以相信”到“完全相信”分别赋值1至5，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被解释变量为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还是参与程度，在主观幸福感和信任感都与其正向相关的前提下，其交乘项系数为负数，且在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与保费支出时显著。说明幸福感越强的人，如果信任程度也很高，则相对来说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接受度和信任感变高了。 对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幸福感能与主观态度形成一定的交互作用，共同对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产生影响。文中提出了可能的解释，但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论与建议
商业保险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保障需求，完善社会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目前我国保险参保率比较低，商业保险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影响居民商业保险购买的因素是政策制定者及市场参与者的关注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均显著。在此基础上，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程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家庭，花费的保费越多，保费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也越高。在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传统因素方面，家庭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扩大都会显著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此外，户主年龄及健康程度也会对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主观幸福感会与主观态度形成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居民的主观情绪和态度也在居民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中扮演者重要作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断提升，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从而推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如何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坚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幸福指标作为经济发展成果的衡量标准之一，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同时，保险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商业保险市场环境和产品的监管，提高保险产品销售和理赔的正规性，增加商业保险的可信任感。此外，经营商业保险产品的公司应不断创新，抓住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关键因素，实现供给侧改革，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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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冬年
Abstract： Commercial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lieving financial pressure and other aspects. But at present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our country is quite low，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also quite backward.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ial survey （CHF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bit and Tobit models， and on the basis of controlling endogeneity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market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husiasm and degree of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the more likely the family is to buy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the higher the premium expenditure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premium expenditure in the income is. Furthermore， residents' happiness will interact with their subjective attitudes and jointly affect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 behavior of the family.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risk attitude; trust; commercial insurance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信任;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2-0045-09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财富水平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商业保险市场中来，通过保险的形式配置自己的资产，在获得风险保障的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在行业层面，由于保险的特殊性，保险资金的使用期限相对较长，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层面，商业保险业的发展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基于此，2014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使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明确了商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中的地位。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自1980年我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迅速发展。2017年，我国原保费收入36 581亿元，同比增长18%，全国保险深度达到4.42%，保险密度2 646元/人。但我国商业保险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分别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6%和53%，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行业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居民投保意识不强。因此，对我国居民参与商业保险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家庭资产配置行为，而且能为宏观政策的完善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关于商业保险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人口统计特征和一些前人研究的显著变量的归纳，而从某一变量或某一视角分析其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更有针对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注重高质量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幸福经济学也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兴趣。幸福感综合反映了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评价，源自于人们对自身生存质量的关注和感受，会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1-3]。因此，本文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与商业保险购买结合起来，利用目前较为权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其商业保险市场参与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商業保险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家庭财富状况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影响。Albouy et al.[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对其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孙祁祥等[5]的研究，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其次，人口特征因素，如年龄、家庭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金融知识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商业保险参与决策。Showers et al.[6]的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增加以及家庭规模的扩大都会增加其对商业保险的需求。樊纲治等[7]认为中国家庭人口结构会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产生影响。刘宏等[8]发现，年龄越大，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居民更倾向于投保商业保险。秦芳等[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再次，居民的主观态度也是影响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有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及风险偏好程度。Durlauf[10]指出，对于商业保险的购买比例，社会互动水平高的居民显著高于互动水平低的居民;而何兴强等[11]通过广东省微观数据的研究则没有发现这一现象，通过其研究表明对居民的保险购买起到推动作用的是社会资本水平。田瑶等[12]的研究表明风险态度正向影响着商业保险的参与。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一种主观的综合心理反应指标，将影响个体行为的很多方面。幸福经济学是当前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以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早期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收入，Easterlin[13]将幸福感由心理学领域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发现了“幸福-收入”悖论。之后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量涌现，主要有消费水平[14]、年龄和性别特征[15]、婚姻状况[16]、教育以及心理和身体健康水平[17]等。
学者在研究幸福感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Graham et al.[18]发现收入和健康状况不仅能影响幸福感，幸福感的提升反过来也能显著提高居民的收入和健康水平。Jin[19]和Oswald et al.[20]分别用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发现幸福满意度与总体和个人的生产率显著正向相关。此外，幸福感还能对失业后的再就业和创业产生重要影响[21]。但是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经济行为决策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与本文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储蓄消费行为及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Guven[22]指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幸福感的增强能显著增加居民的储蓄并减弱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Hermalin et al.[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不同消费决策来源于主观幸福感强的人，其消费的边际效用显著不同。国内的研究中，叶德珠等[23]实证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会对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居民参与低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并降低了购买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肖忠意等[24]在农户家庭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国内外关于商业保险购买和幸福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但是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对居民某一经济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关于幸福感影响居民参与商业保险市场决策的研究。基于此，为了准确剖析幸福满意度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本文选取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以及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与参与程度的影响。同时，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购买决策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影响，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最近五年气温的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在传统解释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主观情绪和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理论提供一定现实基础，同时也为商业保险产品经营者和宏观决策制定者提供了促进市场发展的新视角。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源自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为了控制抽样误差，该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数据代表性好，质量高。样本涵盖了29个省份的262个县（市）、1 048个社区，共获得28 010户家庭微观数据，提供了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市场、家庭的资产与收入、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由于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些信息的缺漏，本文研究的是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数据清理过程中，删除了商业保险购买情况、主观幸福感和控制变量有缺失值的个体后，使用14 110个家庭进行研究分析，其中包括城镇家庭9 304个、农村家庭4 806个。处理前，总体样本中商业保险购买比例为18.44%，处理后为17.43%，且主观幸福感分布状况在处理前后也基本一致，数据处理不影响估计结果。
（二）变量选取
1. 商业保险市场参与。本文研究的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包含了家庭中每个成员商业保险购买的基本情况。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家庭主观幸福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划分的，同样，商业保险的参保情况也以家庭为单位，即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拥有一项商业保险，则认为该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按种类划分，家庭购买的商业保险主要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和财产保险，表1给出了按参保种类划分的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保率较低，只占到总体的17.43%，并且各种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平衡。
2. 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主观心理体验，学者在研究幸福经济学的过程中一般把幸福感作为一个变量，并在不同的个体间进行比较。目前，主要采用各种幸福量表，进行大样本调查，直接进行心理学测度。在CHFS数据中，采用受访者自我评价的幸福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度指标，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到5，数值越大幸福水平越高。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基本分布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3.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中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主要因素，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控制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层面、户主特征以及主观态度三个方面。
首先，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总资产、家庭年收入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财富的增加会提高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力。本文采用家庭净资产的对数和家庭年收入的对数控制家庭财富。家庭規模代表家庭的人口数。
其次，人口统计特征因素会影响商业保险购买，采用户主的特征因素进行控制。主要有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工作情况以及户籍地。
再次，为了控制主观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研究采用投资风险态度和对初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两个问题进行衡量。投资风险态度赋值1至5，分别代表“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对初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由“完全不可以相信”到“完全相信”分别赋值1至5，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
为了控制家庭的社会保障情况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加入社会保障情况的虚拟变量。主要的社会保障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若户主拥有这两种社会保障，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3介绍了研究中用到的变量名及其解释说明。
（三）模型设定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ins_hh的均值为0.17，表明总体来说有17%的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家庭商业保险的保费均值为764.64元，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1.4%。SWB均值为3.62，样本整体幸福感较强。
进一步，本文按照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将样本分为两组，比较两组个体在基本统计特征上的差异，如表5所示。最后一列报告了两组样本所包含变量的均值之差，结果表明：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保费均值为4 387.6元，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8.06%;相对于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幸福感更强，资产水平和收入更高，户主年龄更小，健康状况偏差，教育水平更高。除此以外，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
（二）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
本部分主要讨论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为虚拟变量，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核心解释变量家庭幸福感是一种综合的主观心理反应，可能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造成一定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引入五年内家庭所在省份年平均气温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和内生变量的相关性且与误差项不相关。根据Frijters et al.的发现，气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25]。为了进一步检验其相关性，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这种相关性均成立。说明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回归的误差项是不可以直接观测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一般无法进行直接检验。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温度的标准差，外生性是显然的。因此工具变量应该具备的两个特征都满足，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表6显示了引入工具变量前后的回归结果，并用Wald检验主观幸福感内生性的结果，全国和城镇的数据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Probit-IV的回归结果更加可靠，农村数据则接受普通Probit的回归结果。同时为了结果的准确，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地区因素的影响。 表6第（1）、第（2）列显示了总体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的影响，在控制了家庭基本情况和主观态度等变量后，根据Probit-IV模型估计结果，家庭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参与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主观幸福感越强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更高，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主观幸福感比较强的家庭更加关注长期效用，保险恰好是对未来风险的保障。除此以外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与主观态度产生交互作用，对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研究中的重点。
进一步，按照城镇和农村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Probit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第（3）、第（4）和第（5）、第（6）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比较稳健。
接下来，我们关注传统解释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决策的影响。总体来说，随着家庭资产和年收入的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增加，这种财富效应相对来说在农村更加显著。健康水平较差的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更高，这种负向影响在城镇居民中更加显著，也符合保险购买的逆向选择理论。年龄因素在商业保险购买中表现出正向选择，即年龄越小，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更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保险公司为了控制商业保险在购买时的逆向选择，可能对购买年龄有一定限制，如出售商业健康险的公司一般将参保年龄控制在60岁以下，并且年龄相对健康状况更容易控制，因此表现出一定的正向选择效应。在农村，女性户主更倾向购买商业保险。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教育水平都对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规模越大，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总体来说，社会保障对商业保险存在一定的挤出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显著。社会保障在功能性上和商业保险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商业保险，同时，社会保障健全的家庭有更好的工作和更稳定的收入，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力也更强，所以社会保障对商业保险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相反作用的结果。
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在城镇和农村，风险态度都与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也更高。这与传统理论中购买保险为了规避风险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与国内一些学者的发现一致[9，11]。有观点认为，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在对未来的收入和健康有了保障之后，可能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同时，我国当前商业保险市场上产品种类复杂，投资型保险和保障型保险很难区分，购买不同商业保险类型的家庭风险偏好也很可能不同。
（三）主观幸福感与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程度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能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概率。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分别用保费支出及保费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作为解释变量，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为了控制内生性，引入五年内家庭所在省份年平均气温标准差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并且控制地区因素，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Wald檢验，保费支出及保费占比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保费支出还是保费占比作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均对商业保险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收入的财富效应、年龄的逆向选择作用和社会保障的挤出作用对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更加显著。除此以外，家庭资产、健康状况、户主的性别及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的结果与Probit模型基本一致。
五、幸福感与主观态度的共同作用
上述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已有的文献表明居民的主观态度对商业保险购买也具有重要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和综合情绪的反映，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其与主观态度的交互作用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同时，主观态度的内涵又是丰富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为了研究主观幸福感与主观态度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本文选择风险偏好和信任感对人们的主观态度进行衡量。
如变量介绍中提到的，衡量风险偏好的问题是投资风险态度，取值在1至5之间，取值越大代表越偏好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在原有的Probit和Tobit模型中加入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互项，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和Wald检验，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故只列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第（1）列的结果，主观幸福感与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都与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正相关，这与前文Probit-IV的回归结果一致。值得关注的是，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风险偏好在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第（2）、第（3）列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越强、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和占收入的比重都增加，但是占收入的比重系数不显著。与第（1）列结果类似，主观幸福感和风险偏好的交乘项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主观幸福感越强的人，如果风险偏好的程度也很高，则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很可能选择股票等其他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选择保险等保障型产品的可能性降低。这与之前研究中的结论相一致，即风险规避的个体购买保险的意愿显著高于风险偏好的个体。
主观态度中除了风险偏好的不同会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外，信任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1]。在变量介绍部分已经提到，CHFS中衡量信任感的问题是“对初次见面的人信任程度如何”，答案由“完全不可以相信”到“完全相信”分别赋值1至5，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被解释变量为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可能性还是参与程度，在主观幸福感和信任感都与其正向相关的前提下，其交乘项系数为负数，且在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与保费支出时显著。说明幸福感越强的人，如果信任程度也很高，则相对来说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接受度和信任感变高了。 对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幸福感能与主观态度形成一定的交互作用，共同对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产生影响。文中提出了可能的解释，但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论与建议
商业保险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保障需求，完善社会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目前我国保险参保率比较低，商业保险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影响居民商业保险购买的因素是政策制定者及市场参与者的关注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均显著。在此基础上，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程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家庭，花费的保费越多，保费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也越高。在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传统因素方面，家庭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扩大都会显著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积极性。此外，户主年龄及健康程度也会对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主观幸福感会与主观态度形成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居民的主观情绪和态度也在居民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中扮演者重要作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断提升，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从而推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如何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坚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幸福指标作为经济发展成果的衡量标准之一，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同时，保险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商业保险市场环境和产品的监管，提高保险产品销售和理赔的正规性，增加商业保险的可信任感。此外，经营商业保险产品的公司应不断创新，抓住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关键因素，实现供给侧改革，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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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冬年
Abstract： Commercial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lieving financial pressure and other aspects. But at present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our country is quite low，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also quite backward.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ial survey （CHF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bit and Tobit models， and on the basis of controlling endogeneity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market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husiasm and degree of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the more likely the family is to buy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the higher the premium expenditure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premium expenditure in the income is. Furthermore， residents' happiness will interact with their subjective attitudes and jointly affect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 behavior of the family.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risk attitude; trust; commercial insu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