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张旭的最初印象，还是在1989年他刚入新华社不久的业务培训班上。那时的张旭，一张娃娃脸略显青涩，发言时声音却很大，不知是因为容易激动还是人多害羞，经常会脸红。人说“相由心生”，张旭看上去不像摄影记者，反而像一介书生，文雅还有点心重。接触时间长了，会发现他做事非常认真。他说，自从走上了摄影这条路，就全身心投入进去，这一做就是23年。
　　一幅独家新闻照片
　　对一名记者来说，在事件发生时，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在现场，而是你在现场做什么。同样是记者，同样在现场，有人是看客，有人是过客，有人则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
　　2002年6月16日凌晨2：40，北京市海淀区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致25人死亡，13人受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在火灾中人数最多的群死群伤事件。新华社北京分社于事发当日清晨5时左右得知情况，迅速派记者赶往现场，并发出快讯。
　　当时，张旭作为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与分社对外记者李煦来到火灾现场，这时现场已封锁，警戒线内外满是公安、武警及其车辆，周围还有不少围观群众，包括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均被拦在警戒线外。但张旭并没有着急，而是静下心来，和李煦一起观察起周边的人群，寻找能有所突破的地方。
　　这时，一位神情肃穆深沉的高个子男士引起了张旭的注意，他主动与这位先生聊了起来。那人在得知张旭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后，主动提出“有东西”让他看看。他回到附近家中拿来一台小型数码相机，里面正是火灾现场的照片。
　　张旭马上带着这位先生乘分社采访车直奔总社，将他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上传摄影部编辑系统。就这样，“6·16”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现场独家新闻照片由新华社发布出来，随后各媒体纷纷采用转载。
　　照片中，烈焰翻腾，火光映衬下的铁护栏更加刺目，它阻挡了年轻人的逃生之路。新华社发布这样的现场照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向“网吧黑洞”，全国各地迅速开展清查网吧、消除安全隐患的行动。事后，张旭颇有感触地说：“在突发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发生时，记者现场采访难度很大，所遇阻挠很多。在没有什么线索可寻的情况下，更要充分发挥记者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潜能调动起来，让大脑里的新闻雷达高速运转，全方位、多角度搜索可能出现的新闻线索。在现场一定要保持活跃而富有韧性的采访情绪，这样才不会空手而归。”
　　有时候，新闻事件在瞬间发生，现场的变化也在瞬间。一个记者，在这变化的场景中，是前进一步？还是后退半步？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后退半步也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时，记者应该怎么办？所谓媒体人良心，需要记者自己作出选择。
　　从上述事件的采访过程看，“前进一步”似乎是巧遇，或者并无大的艰难险阻，但行家都知道，关键时刻上前一步，却包含着一名记者日积月累的磨砺与经验。
　　选择决定命运
　　1985年，张旭即将高中毕业。一天学校通知张旭参加一个座谈会，到了会场才得知是新华社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一个新闻摄影班，全国统一招生，代为培养30名摄影记者，希望有意向的同学积极报名。当时，新华社的摄影报道相对较弱，委托人民大学培养摄影人才，是新华社为落实老社长穆青提出的文字与摄影共同发展，“两翼齐飞”的举措。
　　在北京长大的张旭，想过学法律，学中文，学历史，唯独没有想过学新闻，而且还是新闻摄影。这个行业他不了解，对新华社也不甚了了，只记得在上初中时，一次骑车路过宣武门西大街57号，看到一个很庄严的大门，挂着“新华通讯社”的牌子，门口有军人站岗。当时他突发奇想“以后要能在这里工作就好了”。少年时那新奇、懵懂，甚至已被淡忘的念头就这样被这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激活了。
　　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张旭觉得新华社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有这样的机会学新闻摄影，将来还有可能到国外去采访，当驻外记者……对于年少的他来说，这些真是太新奇太刺激了。他选择了这个机会，报了名。高考后，他被人大新闻系摄影专业录取。
　　上大学后，张旭学习很认真，即使是枯燥的理论课，他也坚持课课不落。到了大学二年级，学校发给摄影班学生每人一台配备标准镜头的海鸥DF相机，班上还有一只全班共用的长焦镜头，张旭经常去商店买便宜的黑白乐凯胶卷，用来练习、做作业。一次，班里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套彩色正片胶卷，在当时，彩色正片很贵。张旭如获至宝，很兴奋，立刻燃起了去拍故宫的念头。
　　那是个秋天，一大早张旭就到了故宫门口，看到收票的老师傅就说：“老师，我是人大新闻系学生，正在实习，想进去拍几张照片，让我进去吧！”老师傅见他态度诚恳，就让他进去了。张旭在故宫里待了整整一天，一卷正片胶卷也没舍得用完—他打算把剩下的胶卷用来拍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外的银杏林的秋色美景。
　　夯实专业基础
　　大学毕业前，张旭在新华社摄影部实习。他的指导老师是部里的段文华和吕淑梅。张旭记得，每次他写完图片说明，两位老师都会进行字斟句酌的修改，有些照片还要进行剪裁处理。每次修改，张旭都要做详细的笔记。
　　张旭参加当时编辑部的评稿会以后，很有触动。他说：“以前我以为只有摄影技术是很重要的，其实新闻价值和影像价值同样重要，这让我对新闻摄影的本质，对记者职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敬重这个职业。”
　　1989年秋季毕业分配时，总社摄影部准备让张旭留下来当编辑。可是，因为人事调配变动，北京分社向总社要摄影记者，张旭就被分到了北京分社。
　　张旭其实很想留在总社，但他不善于表达，没敢说出自己的愿望。不过，这样的性格在他当了多年记者后，多少有了些改变。
　　到分社以后，张旭的工作主要是采访农村。那时农村鲜有电视，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张旭白天采访，晚上就和村干部一起聊天。学生时代不会喝酒的他，当记者后也略有酒量了。那段时间，张旭在生活上也很是不修边幅。记得有一次到京郊顺义采访麦收，天气很热，张旭几天没能洗澡换衣服，搞得浑身脏兮兮的，坐长途汽车回到城里，竟然在东直门被联防队员当成“盲流”盘查半天。 　　1992年7月，张旭参加摄影部组织的小分队，去黑龙江黑河采访。黑河是中国最北边的开放城市，边贸经济发展已显雏形。采访小分队由当时摄影部对外编辑组组长谢琍带队。那时小分队8个人只买到一张卧铺票，其他人都是硬座。一天一夜的行程，大家轮流到卧铺睡觉。到了目的地后，4个人住一间房间，厕所是公用的，没有卫生间，也不能洗澡。那次采访陆续编发了《中国最北的开放城市黑河》等专题图片稿，小分队的采编实践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单纯而又浓厚的业务氛围。
　　张旭说，那时很充实，很快乐，不知道累，只知道干活。张旭在此后的新闻摄影实践中逐步体会到：以专注的精神打牢专业的基础，是一个人业务成长的必由之路。
　　面对非典挑战
　　2003年的北京，在一个阳光与阴霾交替的春天，出现了一场抗击“非典”的生命保卫战。这场战斗没有硝烟，却有生与死的较量。
　　众多媒体记者纷纷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记录报道着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表现出媒体人的良心和可贵的责任感、使命感。
　　作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张旭也面临着这一严峻挑战。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有关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的当天，北京街头行人明显减少。此时，为让中央及时了解北京的社情民意，张旭穿梭在街头巷尾、大型商场、药店，采访拍摄人们抢购口罩、消毒用品，百货商店顾客寥寥，外地在京务工经商人员对“非典”心存惶恐的内参图片。之后，由于封城谣言的出现，北京出现抢购风潮，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作为新华社记者，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把这个情况及时、准确地反映上去。
　　张旭拍摄了一位北京居民指着自己花高价买来的一斤“硌窝鸡蛋”时的愤怒表情。这位老大妈生气地指责那些商贩“发国难财”，因为一夜之间，鸡蛋的价格从2元左右一斤暴涨到4元多。张旭还拍摄下心虚的商贩面对镜头赶紧背过身，用苫布盖上鸡蛋筐的“典型瞬间”。这组图片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出，引起中央及北京市领导的重视，北京市政府紧急调运物资，保障市场供应，确保社会稳定。
　　张旭说：“当我第一次站在住有非典病人的‘重症监护病房’外，看着‘全副武装’的医生、护士在病区穿行，我真切地意识到SARS病毒的危险性。我当时想，在走出大学校门拿起相机的那一天，是我选择了职业；现在面临危险度这样高的采访，是职业选择了我。在挑战面前，我只有往前冲，履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职责。”
　　张旭在一篇总结非典报道的文章中写道：“在一个习惯了和平生活的国度，在一个繁花似锦的季节里，我突然会问自己，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生死较量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我恐惧吗？我对死亡是什么看法？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考验，而作为记者，就是要争取把更多准确、科学的信息告诉受众；在国家、人民面临疫病灾难的危机时刻，媒体所担负的责任不言而喻，亲临现场，这是职业的要求。对摄影记者而言，既然去了，就要拍到第一手资料。”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5年春节前，海峡两岸共同商定，由台商包机，接送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回台湾过春节，从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直飞台湾。这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后首次实现民航直飞，这次直航飞越56年的时空与隔阂，深受海内外瞩目。
　　2005年1月29日，第一架台商包机将从北京的首都机场起飞，直飞台北。1月28日晚，新华社摄影部报道组提前入驻机场附近的宾馆，29日凌晨4：00，记者们身背重达30余斤的器材赶赴机场安检。此前，摄影部发稿中心召开专题会，研究台商春节包机报道，在明确报道重要政治意义的同时，根据记者到机场踩点带回的资料，绘制了现场图示，周密安排部署记者的采访任务。
　　踩点时，张旭根据首都机场一个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策划了 “机库大门开启”的创意，并确定了拍摄位置。
　　1月29日，在首都机场，当机库大门左右开启，停机坪上第一架准备直飞台北的班机显露机身时，身处最佳拍摄位置的张旭连续按动快门。画面展现出一个历史性瞬间：机库大门处在敞开的过程中，天空晨光熹微，让人浮想联翩，非常有象征意义。照片中瞬间、构图、色调等形象元素完整而且准确，晨光中飞机的剪影、欢送包机嘉宾的姿态、机库大门上“首航台北”的字样，如同新闻的各种要素，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便没有文字说明，照片也可阐明新闻事件。当时这张照片为各大网站和报纸争相采用，对头版照片颇为挑剔的《新京报》在头版大幅刊登。
　　思想大于技术
　　张旭相信天道酬勤。干摄影不能偷懒，不能投机取巧，要钻研，还不能唯器材论。张旭说，在大学时代，他听过《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讲课，其中一句话始终记在心中：“思想大于技术。”
　　2005年4月29日15：06，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这里历史性握手，这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见。连战应邀率团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引发世界舆论和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和积极评价。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中，《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拍摄下的一幅胡/连二人在红地毯上相向而行、手将握未握的照片，照片题为《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成为一个“决定性瞬间”，受到广泛好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张照片体现了贺延光对这一重大新闻的深度理解，对于如何在时政新闻中融入记者的思考，如何把握新闻瞬间，值得学习和借鉴。
　　胡锦涛与连战会面时，张旭也在现场，而且去得很早，抢占了记者席一排正中位置，他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发稿时效，现场用网线发稿的笔记本电脑早已调试妥当，张旭也作到了第一个发出照片，两人正面握手亮相的照片中规中矩。第二天，张旭看到中国青年报头版《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的照片，回想当时贺延光是站在记者席梯子最高处正中位置上，由此明白了贺从高处往下俯拍的用意：拍摄人物全身，表现领导人步态动作及神态表情，传递出一种可以意会的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画面语言张力。张旭自己反思说：这个报道事先也做了策划安排，但局限在发稿时效和程序报道等范畴内，对新闻事件的深度开掘没有更深的思考。当然这也和时政新闻发稿体制有关，每逢重大报道，程序性的画面必不可缺，规定性动作要完成到位，日久天长这种工作要求形成的惯性思维方式限制了一些编辑、记者的发散性思维，容易把记者的棱角打磨没了，对创新不利。
　　通过这次事件，张旭对贺延光所说“思想大于技术”的道理，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也看到了自己在图片新闻价值与形象价值把握上与大师之间的差距。
　　张旭写过一篇业务文章，讨论“摄影思维”的问题。在摄影步入数码时代的今天，摄影不再是一门高超的“手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摄影记者”，他认为“决定性瞬间”这个看似传统的经典理论，也日益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
　　在信息传播相当发达的当今社会，新闻图片在传播上较以往更为快捷、广泛，同时也在面对受众日益提高的要求。当普通百姓手持家用数码相机也能拍出像模像样的纪实照片时，摄影记者的图片质量和影像表现力如果流于一般，那将是职业的悲哀。
　　美国资深新闻摄影师凯希·瑞安（Kathy Ryan）认为：“造成新闻摄影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摄影师的思维，特别是其观察事物的态度。”而纽约大学艺术与艺术教育专业副教授吉拉德·普莱尔（Geraid Pryor）则更简洁地概括：“自由的镜头是主观的。”
　　对此张旭是这样总结的：面对数码时代和摄影器材装备日新月异的形势，新闻摄影实践告诉我们“思想大于技术”。抓取“决定性瞬间”是许多新闻摄影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要到达瞬间世界的理想国，则需要摄影师的头脑有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