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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4日，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一场名为“旅行、地图及自然历史”的拍卖会上，2组以中国为主题的原版蛋白照片，引人瞩目。2组影像作品中，第185号拍品由著名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约1833～1907）于1860年拍摄，里面包括历史上第一幅北京全景图（注：在北京午门上拍摄，为世界上第一张北京全景图，由6张图片拼接而成）。这2组原版蛋白照片（注：第2组为202号拍品，1871年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汕头、厦门和台湾拍摄的71张照片）分别以21.85万英镑（含买家佣金，约合人民币210万元）和13.45万英镑（含买家佣金，约合人民币126万元）的价格成交。
19世纪的原版蛋白照片在摄影收藏市场上很受买家青睐，也是中国早期摄影收藏的主要品种之一。作为藏品，其价值、价格如何，以及对正在形成的中国摄影收藏市场中影像艺术品的价格体系的影响，是很多收藏者感兴趣的事。
原版蛋白照片的稀缺性
原版老照片（Vintage Print）是指拍摄后短时间内洗印的照片。蛋白印相法在1850年前后开始流行，是利用蛋清将成像所需的化合物涂抹于纸基上，并用接触印相法让紫外线直接作用于感光材料显影，再经过定影制作出影调细腻、棕褐色调的照片。
在收藏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收藏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认为照片是可以复制的。事实上，原版蛋白照片复制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印相技术在中国已失传许久，直至近几年才有当代摄影艺术家试图重拾这门古老的技术。因此，收藏市场上出现的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值得重新发现、认识和挖掘。
目前，收藏市场上也出现过一些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的复制品。不过这批照片颗粒粗糙、层次缺失，影调过度生硬，清晰度也较差，具备专业摄影知识的收藏者可以辨别出好坏。虽然这些高仿复制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价格上应与原版蛋白照片差别较大。以这次伦敦苏富比拍卖的费利斯·比托的作品为例，这是摄影师1860年在北京洗印的原版蛋白照片，更准确的说法是第一版原作，十分珍贵。国外各大博物馆也收藏有原版照片，但很多是在此之后，于1862年伦敦洗印制作的版本。可以说，这次伦敦苏富比拍卖的是该影像在摄影史上的第一版原作，不算是复制品。
与其他收藏品种一样，摄影收藏也讲究藏品来源。同样的影像，同样的版本，由不同的藏家收藏过，其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会有所不同。据伦敦苏富比介绍，此次拍卖的照片为英军中尉考特尼（Lieut.E.H.Courtney）当年在北京向费利斯·比托购得后，又转藏于现藏家并由其提供的拍品。所以该作品的收藏过程可谓传承有序，来源清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拍卖价格。
此外，近年来在国内收藏市场上出现的原版蛋白照片的品种，还有CDV名片照（注：源于法语Carte de Viste，意指名片格式的肖像照，其尺寸基本都在10×6 厘米左右）、立体蛋白照片和早期照相馆出品的大幅橱窗照，等等。
艺术价值大于史料价值
摄影收藏品的价值可大致分为3个层面：史料价值、古董价值和艺术价值。
这组由费利斯·比托于1860年拍摄的北京影像，曾在不少出版物上发表过，其史料价值已被充分挖掘。而拍出的21.85万英镑，体现的是承载有摄影技术技法的文物实体，及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
可以说，影像流传越广，刊登转载越多，知名度越高，其原作的价值也可能会随之提升。以上面提到的185号拍品为例，这组照片因证明了费利斯·比托是“摄影史早期最优秀的拍摄全景连接片的摄影家”而被许多博物馆所收藏。
艺术品收藏最为重要的是收藏艺术家及其代表作。目前出现在市场上的19世纪的原版蛋白照片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出自著名摄影家之手的艺术品；未知摄影家的史料原版照片。
一般来说，在收藏市场上，名家拍摄的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价格都在万元以上。由于从事摄影收藏的研究人员比较短缺，且研究时间不长，市场上众多未曾考证的“未知摄影家”的原版蛋白照片，都有可能出自名家。只是，现在收藏市场上，对影像史料价值的追捧之风让很多收藏者忽略了照片作为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而导致影像史料的价格和艺术品价格倒挂。
19世纪的“指标摄影家”
近年来，欧美大小拍卖行拍出的19世纪中国原版蛋白照片的数量有所增加，品种也更为丰富。比如法国Yann Le Mouel拍卖行在2013年春拍中推出约60个涉及中国原版蛋白照片的拍品，包括有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ders）， 阿芳等人的作品。
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古籍善本部负责人理查德·法托里尼（Richard Fattorini）表示：“中国早期的原版蛋白照片已变得极其宝贵，收藏界开始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在经历了8年影像拍卖，特别是2013年春季伦敦/纽约/巴黎和北京的摄影拍卖后，市场上出现了一些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拍卖的“指标摄影家”。
比如费利斯·比托，他留有中国最早的战地影像记录和长卷照片，并记录下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被称为“摄影界的马可·波罗”的约翰·汤姆逊，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拍摄了大量沿海港口和城市，如香港/广州/潮汕/福州/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北京/武汉/四川等地，并在回到英国后出版包含200多幅照片的《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像》（Illustration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0年受雇于中国海关稽查总局的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本刊2013年第5期曾介绍），他留下了宝贵的圆明园和颐和园被摧毁后的遗址场景；被称为清末在华最成功的商业摄影师的威廉·桑德斯；以及中国摄影家阿芳（本名为黎华芳，英文名Lai Afong），他于1859 年在香港开办“阿芳照相馆”，并拍摄大量香港、广州的早期照片，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
这些“指标性摄影家”的作品，都是摄影史上珍贵的艺术品。这些作品的公开拍卖及交易记录，为同类原版蛋白照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很多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都被留存在国外。这些年，国内收藏市场对摄影艺术品愈发关注，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同时，国内各种类型的摄影博物馆在逐步筹划与建设中。可见，市场对于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的需求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本文图片由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影像部提供）
19世纪的原版蛋白照片在摄影收藏市场上很受买家青睐，也是中国早期摄影收藏的主要品种之一。作为藏品，其价值、价格如何，以及对正在形成的中国摄影收藏市场中影像艺术品的价格体系的影响，是很多收藏者感兴趣的事。
原版蛋白照片的稀缺性
原版老照片（Vintage Print）是指拍摄后短时间内洗印的照片。蛋白印相法在1850年前后开始流行，是利用蛋清将成像所需的化合物涂抹于纸基上，并用接触印相法让紫外线直接作用于感光材料显影，再经过定影制作出影调细腻、棕褐色调的照片。
在收藏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收藏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认为照片是可以复制的。事实上，原版蛋白照片复制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印相技术在中国已失传许久，直至近几年才有当代摄影艺术家试图重拾这门古老的技术。因此，收藏市场上出现的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值得重新发现、认识和挖掘。
目前，收藏市场上也出现过一些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的复制品。不过这批照片颗粒粗糙、层次缺失，影调过度生硬，清晰度也较差，具备专业摄影知识的收藏者可以辨别出好坏。虽然这些高仿复制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价格上应与原版蛋白照片差别较大。以这次伦敦苏富比拍卖的费利斯·比托的作品为例，这是摄影师1860年在北京洗印的原版蛋白照片，更准确的说法是第一版原作，十分珍贵。国外各大博物馆也收藏有原版照片，但很多是在此之后，于1862年伦敦洗印制作的版本。可以说，这次伦敦苏富比拍卖的是该影像在摄影史上的第一版原作，不算是复制品。
与其他收藏品种一样，摄影收藏也讲究藏品来源。同样的影像，同样的版本，由不同的藏家收藏过，其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会有所不同。据伦敦苏富比介绍，此次拍卖的照片为英军中尉考特尼（Lieut.E.H.Courtney）当年在北京向费利斯·比托购得后，又转藏于现藏家并由其提供的拍品。所以该作品的收藏过程可谓传承有序，来源清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拍卖价格。
此外，近年来在国内收藏市场上出现的原版蛋白照片的品种，还有CDV名片照（注：源于法语Carte de Viste，意指名片格式的肖像照，其尺寸基本都在10×6 厘米左右）、立体蛋白照片和早期照相馆出品的大幅橱窗照，等等。
艺术价值大于史料价值
摄影收藏品的价值可大致分为3个层面：史料价值、古董价值和艺术价值。
这组由费利斯·比托于1860年拍摄的北京影像，曾在不少出版物上发表过，其史料价值已被充分挖掘。而拍出的21.85万英镑，体现的是承载有摄影技术技法的文物实体，及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
可以说，影像流传越广，刊登转载越多，知名度越高，其原作的价值也可能会随之提升。以上面提到的185号拍品为例，这组照片因证明了费利斯·比托是“摄影史早期最优秀的拍摄全景连接片的摄影家”而被许多博物馆所收藏。
艺术品收藏最为重要的是收藏艺术家及其代表作。目前出现在市场上的19世纪的原版蛋白照片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出自著名摄影家之手的艺术品；未知摄影家的史料原版照片。
一般来说，在收藏市场上，名家拍摄的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价格都在万元以上。由于从事摄影收藏的研究人员比较短缺，且研究时间不长，市场上众多未曾考证的“未知摄影家”的原版蛋白照片，都有可能出自名家。只是，现在收藏市场上，对影像史料价值的追捧之风让很多收藏者忽略了照片作为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而导致影像史料的价格和艺术品价格倒挂。
19世纪的“指标摄影家”
近年来，欧美大小拍卖行拍出的19世纪中国原版蛋白照片的数量有所增加，品种也更为丰富。比如法国Yann Le Mouel拍卖行在2013年春拍中推出约60个涉及中国原版蛋白照片的拍品，包括有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ders）， 阿芳等人的作品。
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古籍善本部负责人理查德·法托里尼（Richard Fattorini）表示：“中国早期的原版蛋白照片已变得极其宝贵，收藏界开始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在经历了8年影像拍卖，特别是2013年春季伦敦/纽约/巴黎和北京的摄影拍卖后，市场上出现了一些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拍卖的“指标摄影家”。
比如费利斯·比托，他留有中国最早的战地影像记录和长卷照片，并记录下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被称为“摄影界的马可·波罗”的约翰·汤姆逊，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拍摄了大量沿海港口和城市，如香港/广州/潮汕/福州/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北京/武汉/四川等地，并在回到英国后出版包含200多幅照片的《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像》（Illustration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0年受雇于中国海关稽查总局的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本刊2013年第5期曾介绍），他留下了宝贵的圆明园和颐和园被摧毁后的遗址场景；被称为清末在华最成功的商业摄影师的威廉·桑德斯；以及中国摄影家阿芳（本名为黎华芳，英文名Lai Afong），他于1859 年在香港开办“阿芳照相馆”，并拍摄大量香港、广州的早期照片，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
这些“指标性摄影家”的作品，都是摄影史上珍贵的艺术品。这些作品的公开拍卖及交易记录，为同类原版蛋白照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很多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都被留存在国外。这些年，国内收藏市场对摄影艺术品愈发关注，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同时，国内各种类型的摄影博物馆在逐步筹划与建设中。可见，市场对于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的需求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本文图片由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影像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