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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辉煌
19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势力伸展到中国东北，不仅进行残酷掠夺，还开办各类学校，实施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1921年春，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的张作霖，采纳了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长谢荫昌“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意见，作为抵制侵略的一项举措。是年10月25日，奉天省会议根据张作霖建议，通过了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北大学的议案。然而就在筹备处设立后不久，兴办东北大学一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向当时奉天省公署提出“劝告”：“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要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专，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说后很是气恼：“小鬼子是怕我们自强啊，那就更得非办不可，而且我们也能把大学办好，我就不信那个劲儿。”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在随后数年里，历经王永江、刘尚清两任校长。1928年8月，张学良兼第三任校长。张学良任职后不久，就着手大学的改革与扩充。扩建校舍需要巨款，省库负担困难，张学良就慨然捐私款近200万元。当年国内兵荒马乱，北平、南京均不安定，北平各校经常欠薪、减薪。东北大学相对安定，办学经费常年居全国之首。校秘书长宁恩承回忆：“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元，天津南开大学240元，北大、清华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联袂出关不是无因的。”1928年4月26日，梁启超给正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写了一封信，言及正在筹划他和儿媳林徽因回国后的职业，一是“为势最顺”的东北大学，一是清华学校。6月19日，梁思成夫妇还在旅途中，东北大学先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后来梁思成夫妇来到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1930年，章士钊欧游归来，受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月薪800银元，为教授中最高者。
张学良明确指出，东大办学目的在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的野心”。他曾表示：武的要靠办好讲武堂，文的要靠办好东北大学。此外，张学良还打破男尊女卑思想，在各系招收女生，给妇女界以研究高深学术之机会，“表现了男女地位平等，开东北风气之先”。
张学良思想开放，致力革新，尤其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此广聘留学欧美的专家、教授到东北大学任教，购置外国先进教学设备和仪器，理、工两学院的专业课教学均采用英美等国的大学教材。张学良还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在被选派的学生出国之前，校长会亲自与他们谈话，以作鼓励。张学良曾让即将留洋的学生在他的北陵别墅住上一段日子，教学生打网球、吃西餐，学习西方风俗礼节。为了让留学生了解外国发展情况和风土人情，甚至还津贴旅行参观费用。
东北大学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到1930年秋，已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3000多人（超过北大1000人），教职员工400余人。校舍壮丽，设备充足，良师荟萃，学风淳朴，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然而世事难料，好景不长，正值东北大学气象蓬勃，光辉璀璨之际，“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让盛景转瞬即逝。
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校秘书长宁恩承（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政）从外面返回北陵校园时，路经工业区接近日本附属地，看见有日本巡捕三三两两，拿着灯笼，沿街巡察。汽车经过时，他们提起灯笼看着，但并未阻车。日警巡查街道是常有的事，没有引起宁恩承留意。到家后，宁恩承按平时一样10时就寝。刚进入睡梦，忽然一个极大的爆炸声，震动屋宇，把宁恩承惊醒了。他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立即打电话询问工厂看守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工厂平安无事。他大为惊异，于是披衣出门，在门口大道上西望，只见新月当空，寂静如常，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再打电话问学校各部门，也没什么消息。宁恩承沿着大中路走向校长办公楼的灰楼，心思起伏，踽踽独行。后来，他在回忆录《百年回首》中写道：“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
宁恩承进入办公室，接连打电话给大帅府、省政府、教育厅，得到省主席臧士毅、教育厅长兼省府秘书长金毓黼的接话，回复都是日本人进攻北大营的确切消息。宁恩承回忆，“‘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一句话，比大炮弹由头上飞过更可怕”。东北大学邻近北大营，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应付危局。宁恩承立即召集事务人员，吩咐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排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部打开。计划是一旦学校电源被日军破坏，全校昏黑，就把孔明灯点起来，由女生宿舍沿路设灯，把200个女生领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建筑物，可以防枪防弹。宁恩承想：“女生宿舍中200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险品，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
11时后，夜色渐渐阴沉。日军炮弹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次，每次都经东北大学上空飞过。假如炮弹落下校园，必定引燃房屋，伤及人员。宁恩承找到东大校医，请他留守家里，听候电话，预备救急。11时半以后，宁恩承巡察了女生宿舍。事实上，大多数女生已沉入梦乡，因为炮声在十里以外，门窗紧闭，已酣睡的年轻姑娘这时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大事。
12時，宁恩承再打电话给各级部门，均没有人接应。12时半，宁恩承走出办公楼返回校长宿舍，途中遇见几个学生问长问短，只好强颜为笑告诉他们，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与我们无关，一切措置已有办法，不必害怕。凌晨以后，炮声停息，只听见远方的机关枪声。校园里万籁无声，宁恩承独坐房中，心绪万端。2时以后，才和衣而睡。
士报国恩
9月19日清晨，许多教授来到校长宿舍打听消息，有些惊惶失措。5时后，宁恩承客厅已挤满了惊慌的师生。万幸的是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也没有抢劫，表面上一切平安，好像处于台风眼中的一小块安静之地，但四周狂风暴雨冲杀之力正在施虐。 宁恩承决定6时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未到6点，理工大楼已挤满了人，学生、教职员、工人、巡警全都到来。宁恩承开始郑重讲话：“昨晚10点半日军攻打北大营。半夜12时以后，大帅府、省政府已没有人接电话。现在北大营火光冲天，正在燃烧之中，你们全可看见。我的消息，只是这一点点。日本在沈阳驻军只3000人，攻打北大营、兵工厂，占领省政、大帅府，尚感人手不足，大概不会派兵攻占我们大学文化机关。我们目前的安全不成问题，将来如何发展，会发生什么危险，那就不可知了。”宁恩承许诺尽一切能力维护学校和师生安全，安抚了众人，并且说：“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全场听众寂静无声。60年后，还有学生记得“士报国恩”的讲话。
散会后，宁恩承让会计主任把伙食费发还给学生。东北大学规定开学之初学生须把学费膳费交给会计处保管，每月伙食费由会计领取应用。9月是开学的第一个月，膳费全在学校铁柜之中。膳费发还以后，铁柜空空如也。宁恩承又令会计主任把铁柜永久打开，以示存款已空，校内之人不能求借，校外强徒放弃抢劫意图。
一夜之后，沈阳全市已陷入敌手，人们四处奔逃。北边陶然里有两三家的女孩被奸污，财产抢夺一空；一见青年男子，硬说是匪，强行绑走；南边浪树通（日本人住区）附近地方更险，浪人拿着刀枪杀抢。宁恩承最放心不下200名女生，传谕女生部主任，凡家在沈阳或市内有亲友可投奔者，任其自由回家或投靠亲友，其余人全部送入小河沿的英国人医学院躲避。黄昏降临，一些学生说流氓可能乘夜入校抢劫。宁恩承召集部分学生组成三支义勇队，称为棒子队，预备抗击土匪。队员多数是体育系学生，包括刘长春等。棒子队共30人，分在各处守夜防贼，但并没发生任何事故。
到了23日上午，东大校园才真的来了日本人，不过不是军人，而是文人。他是南满中学堂校长中岛守人。中岛说本庄繁司令官请他前来慰问，如有可帮忙的地方一定尽力云云。宁恩承说：“我是中国官方人员，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而且我们大学之中的教授学生多已离校了，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外援，谢谢你的好意。”中岛听罢很是失望，留下名片就悻悻地走了。
9月24日，东大校园已人去楼空，学生们四方星散了。同日，宁恩承家的老小随同教授大队去了北平，学校里只有事务处几个职员了。翌日，宁恩承令工友们把各处门窗全部关闭锁上，然后独自离校，步行入城。
“九一八”事变给东北大学造成的有形损失约8亿美元之巨。然而，最大损失莫过于对师资队伍的严重破坏。东北大学在事变前的300名教授中，9成以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其中有一大批各学科的学术泰斗、鼻祖和大师级的学者。但是，日寇的炮火使他们被迫离开，分散各地。
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带着妻女搭乘难民车撤入关内时，火车走走停停，沿途满目所见都是逃难的群众和一簇簇士兵。火车摇晃了三天三夜，他们口渴难耐，只能吞咽一点点干粮。在一次停车时，正好有一批士兵烧了大锅洗澡水，车上的人一拥而下，将这锅未开的水抢得干干净净。在火车上，刘永济一句句地教给6岁女儿唱他写的军歌《满江红》：“禹域尧封，是谁使，金瓯破缺……”
北平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逃难学生先后到北平的不下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生的1/3。师生抵达北平后，张学良在顺成王府召见了逃难而来的教授，安慰了他们，每人发临时补助费现大洋200元。为了复校，校方借到东城南兵马司前税务监督署旧址，乃于11月18日在此勉强复课，后来成为东大第二分校校址。在这里，80余间房舍收容了男女学生300余人，“宿舍中既无床铺，学生以地为席，移砖为枕。饭厅则桌凳皆无，倚室而立食者，阅十月余”，“各级学生各在宿舍上课，教员坐教授，学生环立敬听，遇有笔记，则俯床书写……然师生精神，始终不懈”。东北大学校部后迁入西直门里崇元观五号原陆军大学旧址，以此为总校，以彰仪门大街原国货陈馆为第一分校，校址于是分散三处。宁恩承在1931年10月初到北平，他写道：“由极辉煌大学变成流亡难民，处处辛酸，步步艰苦……好在国难当头学生们义愤填膺，许多人讲杀敌救国，对于饥寒交迫他们全可忍受，他们的热血可抵抗饥寒。”1932年、1933年，东北大学分别收容了东北交通大学和冯庸大学逃难而来的师生，合并两所大学后，办起了北平东北大学。
东大在流亡之中，支离破碎，设备奇缺，图书不全，教授不齐，宁恩承为了让学生继续求学，唯有采用“借读”方法，向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借读，请求三校收容一部分学生，仍由东北大学发给毕业证书。关于借读生活，到南开借读的一位东大化学系学生，在1932年《东北大学校刊》上撰文，难掩借读生活的苦涩和对母校的眷念：“他（东北大学）的孩子太多，因为自己有些照顾不周，所以把一部分送到他的伙伴那里寄养。这些孩子们固然感谢他的伙伴能代为抚养的好意，同时还是想念东北大学。因为只有东北大学一切都如意，一切都舒适……”
农学院学生到北平者20人，起初在彰仪门上课，但没有地方实习。当时中国有农学专业的大学很少，南京金陵大学有农学院，但那是教会学校，不接受东大的学生。开封有河南大学农学院，屡经洽商后把东大这批学生收容了。学生行前来向宁恩承辞行，宁恩承给他们每人10元钱作为火车費，对他们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丢了家乡，丢了学校，离开父母远去河南，我很伤感，《别赋》中有两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生离死别一向是伤心的事。现在你们无依无靠，继续流亡，一切要靠你们自己了。到河南后，务须努力用功，学成专业，将来报效国家……”学生们热泪盈眶。
还有一部分学生被送到南京军校和浙江笕桥空军学校，这两校均不需学费，适于困难窘迫的流亡学生。去南京投笔从戎的学生，其中有抗战时中国第一次飞临日本东京的“飞将军”佟彦博、东北行辕情报首脑章大光等。其他入关学生多自寻出路，设法转入他校。另有一些进步分子愤于国家危亡，组织民族先锋队，加入了共产党。 东北大学在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始于1929年。当年，张学良决定把“军事训练”作为一门课程，受到广大学生热烈回应。连女同学亦不肯示弱，愿作秦良玉第二，踊跃加入。东大流亡北平后不久，又重新开展軍事训练。恢复东北失地是这一时期军训的主题，使流落异乡的东北大学学生，时刻不忘国难家仇之痛。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军训总监部国民军训教育处，对在北平的国立、私立各院校军训进行了总检阅，结果东北大学夺魁。
东大迁入北平后，张学良多方努力，为办学筹备经费。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给予一点补贴，也难以满足需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东大依然对在校学生全部实行公费，除供给吃住费用外，教材也由学校免费提供，没衣服的发给军衣。张学良还亲自安置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为学生安心在校学习，免去失业之忧。
留学生束装归国
东大选派留学生之事，在事变之后戛然而止。大学经费来源中断，留学生不得不束装归国。宁恩承把回国旅费汇给留学生，他们不久就回到北平。宁恩承请他们帮助教学，留学生义愤填膺，说不受薪给，极力要帮助母校，最后拿每月生活费100元，在北平时期的头两年维持残局。
金锡如当年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转入伊利诺斯大学继续攻读机车制造专业博士学位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他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等校任教授，历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长，重庆大学副校长、校长。
陈克孚和白世昌当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了两年半，还没等到毕业，东北沦陷，学习费用中断了。陈克孚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要求辍学回国参加抗日，张学良复信指示他继续学业，并在英国宣传日寇侵略罪行。陈克孚随后获得张学良私人寄来的学习费用，直到硕士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长丘吉尔说：自爱丁堡大学成立以来，陈克孚先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取得硕士学位荣誉的人。陈克孚回国后成为东北大学教授，后出任文学院院长。
1932年2月，应德田和十几个留美同学一道返回硝烟弥漫的祖国。张学良在北平张将军公馆举行宴会，欢迎这一批归国留学生。学生们回忆，3年多不见的张学良无论是形容面貌还是思想行动都出人意表。参加宴会的约30人，共4桌。作为主人的张学良将军姗姗来迟，本来定在12时午餐，一直等到下午2时才出席。而且张学良面色苍白，形容枯槁，衣冠不整，连领带都歪歪斜斜，尽是一副颓唐潦倒的样子。应德田回国后除了在东大任职教授外，还创办了念一中学，担任校长。
张学良出国，宁恩承辞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3个月，东北全部沦陷。张学良在当年12月16日解除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后，于翌年1月5日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月，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同年11月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春，日军攻陷山海关，热河失守，威胁平津。天津各界救国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追究热河失守之主将。3月7日，监察委员邵鸿基等向监察院弹劾张学良。同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准免各职，以示惩儆”。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接着飞抵上海，准备赴欧考察。临行前于3月10日下午在北平召集部下集会，指示“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他慨叹“当初的目的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谁知变起仓卒，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指示必须保存东北大学，“在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在国内同胞可借此睹物伤情”。
就在张学良准备出国前夕，宁恩承恳辞其秘书长之职。宁恩承是1931年3月张学良特邀出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的。当时宁恩承连夜赶去天津，找到其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坦承难当重任的疑虑。张伯苓鼓励他“士为知己者死”，为张学良解决困难。宁恩承才决意接受委任，此后协助张学良把东北大学推进到了鼎盛时期，而一夜之间，东北大学却毁于一旦。宁恩承辞职后，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
“九一八”的炮声，让东北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从此，东北大学师生背井离乡，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南渡潼川，及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复员沈阳，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最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解体。18年的流亡路，让东北大学成为中国流亡时间最长的大学，堪称中国最苦难的大学。东北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东北沦陷、华北危局、西安事变，直到迎接北平解放，都有东大的身影。东北大学的命运，就是东三省的命运。东北大学的流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难史。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势力伸展到中国东北，不仅进行残酷掠夺，还开办各类学校，实施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1921年春，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的张作霖，采纳了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长谢荫昌“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意见，作为抵制侵略的一项举措。是年10月25日，奉天省会议根据张作霖建议，通过了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北大学的议案。然而就在筹备处设立后不久，兴办东北大学一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向当时奉天省公署提出“劝告”：“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要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专，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说后很是气恼：“小鬼子是怕我们自强啊，那就更得非办不可，而且我们也能把大学办好，我就不信那个劲儿。”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在随后数年里，历经王永江、刘尚清两任校长。1928年8月，张学良兼第三任校长。张学良任职后不久，就着手大学的改革与扩充。扩建校舍需要巨款，省库负担困难，张学良就慨然捐私款近200万元。当年国内兵荒马乱，北平、南京均不安定，北平各校经常欠薪、减薪。东北大学相对安定，办学经费常年居全国之首。校秘书长宁恩承回忆：“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元，天津南开大学240元，北大、清华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联袂出关不是无因的。”1928年4月26日，梁启超给正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写了一封信，言及正在筹划他和儿媳林徽因回国后的职业，一是“为势最顺”的东北大学，一是清华学校。6月19日，梁思成夫妇还在旅途中，东北大学先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后来梁思成夫妇来到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1930年，章士钊欧游归来，受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月薪800银元，为教授中最高者。
张学良明确指出，东大办学目的在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的野心”。他曾表示：武的要靠办好讲武堂，文的要靠办好东北大学。此外，张学良还打破男尊女卑思想，在各系招收女生，给妇女界以研究高深学术之机会，“表现了男女地位平等，开东北风气之先”。
张学良思想开放，致力革新，尤其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此广聘留学欧美的专家、教授到东北大学任教，购置外国先进教学设备和仪器，理、工两学院的专业课教学均采用英美等国的大学教材。张学良还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在被选派的学生出国之前，校长会亲自与他们谈话，以作鼓励。张学良曾让即将留洋的学生在他的北陵别墅住上一段日子，教学生打网球、吃西餐，学习西方风俗礼节。为了让留学生了解外国发展情况和风土人情，甚至还津贴旅行参观费用。
东北大学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到1930年秋，已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3000多人（超过北大1000人），教职员工400余人。校舍壮丽，设备充足，良师荟萃，学风淳朴，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然而世事难料，好景不长，正值东北大学气象蓬勃，光辉璀璨之际，“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让盛景转瞬即逝。
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校秘书长宁恩承（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政）从外面返回北陵校园时，路经工业区接近日本附属地，看见有日本巡捕三三两两，拿着灯笼，沿街巡察。汽车经过时，他们提起灯笼看着，但并未阻车。日警巡查街道是常有的事，没有引起宁恩承留意。到家后，宁恩承按平时一样10时就寝。刚进入睡梦，忽然一个极大的爆炸声，震动屋宇，把宁恩承惊醒了。他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立即打电话询问工厂看守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工厂平安无事。他大为惊异，于是披衣出门，在门口大道上西望，只见新月当空，寂静如常，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再打电话问学校各部门，也没什么消息。宁恩承沿着大中路走向校长办公楼的灰楼，心思起伏，踽踽独行。后来，他在回忆录《百年回首》中写道：“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
宁恩承进入办公室，接连打电话给大帅府、省政府、教育厅，得到省主席臧士毅、教育厅长兼省府秘书长金毓黼的接话，回复都是日本人进攻北大营的确切消息。宁恩承回忆，“‘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一句话，比大炮弹由头上飞过更可怕”。东北大学邻近北大营，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应付危局。宁恩承立即召集事务人员，吩咐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排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部打开。计划是一旦学校电源被日军破坏，全校昏黑，就把孔明灯点起来，由女生宿舍沿路设灯，把200个女生领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建筑物，可以防枪防弹。宁恩承想：“女生宿舍中200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险品，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
11时后，夜色渐渐阴沉。日军炮弹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次，每次都经东北大学上空飞过。假如炮弹落下校园，必定引燃房屋，伤及人员。宁恩承找到东大校医，请他留守家里，听候电话，预备救急。11时半以后，宁恩承巡察了女生宿舍。事实上，大多数女生已沉入梦乡，因为炮声在十里以外，门窗紧闭，已酣睡的年轻姑娘这时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大事。
12時，宁恩承再打电话给各级部门，均没有人接应。12时半，宁恩承走出办公楼返回校长宿舍，途中遇见几个学生问长问短，只好强颜为笑告诉他们，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与我们无关，一切措置已有办法，不必害怕。凌晨以后，炮声停息，只听见远方的机关枪声。校园里万籁无声，宁恩承独坐房中，心绪万端。2时以后，才和衣而睡。
士报国恩
9月19日清晨，许多教授来到校长宿舍打听消息，有些惊惶失措。5时后，宁恩承客厅已挤满了惊慌的师生。万幸的是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也没有抢劫，表面上一切平安，好像处于台风眼中的一小块安静之地，但四周狂风暴雨冲杀之力正在施虐。 宁恩承决定6时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未到6点，理工大楼已挤满了人，学生、教职员、工人、巡警全都到来。宁恩承开始郑重讲话：“昨晚10点半日军攻打北大营。半夜12时以后，大帅府、省政府已没有人接电话。现在北大营火光冲天，正在燃烧之中，你们全可看见。我的消息，只是这一点点。日本在沈阳驻军只3000人，攻打北大营、兵工厂，占领省政、大帅府，尚感人手不足，大概不会派兵攻占我们大学文化机关。我们目前的安全不成问题，将来如何发展，会发生什么危险，那就不可知了。”宁恩承许诺尽一切能力维护学校和师生安全，安抚了众人，并且说：“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全场听众寂静无声。60年后，还有学生记得“士报国恩”的讲话。
散会后，宁恩承让会计主任把伙食费发还给学生。东北大学规定开学之初学生须把学费膳费交给会计处保管，每月伙食费由会计领取应用。9月是开学的第一个月，膳费全在学校铁柜之中。膳费发还以后，铁柜空空如也。宁恩承又令会计主任把铁柜永久打开，以示存款已空，校内之人不能求借，校外强徒放弃抢劫意图。
一夜之后，沈阳全市已陷入敌手，人们四处奔逃。北边陶然里有两三家的女孩被奸污，财产抢夺一空；一见青年男子，硬说是匪，强行绑走；南边浪树通（日本人住区）附近地方更险，浪人拿着刀枪杀抢。宁恩承最放心不下200名女生，传谕女生部主任，凡家在沈阳或市内有亲友可投奔者，任其自由回家或投靠亲友，其余人全部送入小河沿的英国人医学院躲避。黄昏降临，一些学生说流氓可能乘夜入校抢劫。宁恩承召集部分学生组成三支义勇队，称为棒子队，预备抗击土匪。队员多数是体育系学生，包括刘长春等。棒子队共30人，分在各处守夜防贼，但并没发生任何事故。
到了23日上午，东大校园才真的来了日本人，不过不是军人，而是文人。他是南满中学堂校长中岛守人。中岛说本庄繁司令官请他前来慰问，如有可帮忙的地方一定尽力云云。宁恩承说：“我是中国官方人员，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而且我们大学之中的教授学生多已离校了，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外援，谢谢你的好意。”中岛听罢很是失望，留下名片就悻悻地走了。
9月24日，东大校园已人去楼空，学生们四方星散了。同日，宁恩承家的老小随同教授大队去了北平，学校里只有事务处几个职员了。翌日，宁恩承令工友们把各处门窗全部关闭锁上，然后独自离校，步行入城。
“九一八”事变给东北大学造成的有形损失约8亿美元之巨。然而，最大损失莫过于对师资队伍的严重破坏。东北大学在事变前的300名教授中，9成以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其中有一大批各学科的学术泰斗、鼻祖和大师级的学者。但是，日寇的炮火使他们被迫离开，分散各地。
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带着妻女搭乘难民车撤入关内时，火车走走停停，沿途满目所见都是逃难的群众和一簇簇士兵。火车摇晃了三天三夜，他们口渴难耐，只能吞咽一点点干粮。在一次停车时，正好有一批士兵烧了大锅洗澡水，车上的人一拥而下，将这锅未开的水抢得干干净净。在火车上，刘永济一句句地教给6岁女儿唱他写的军歌《满江红》：“禹域尧封，是谁使，金瓯破缺……”
北平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逃难学生先后到北平的不下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生的1/3。师生抵达北平后，张学良在顺成王府召见了逃难而来的教授，安慰了他们，每人发临时补助费现大洋200元。为了复校，校方借到东城南兵马司前税务监督署旧址，乃于11月18日在此勉强复课，后来成为东大第二分校校址。在这里，80余间房舍收容了男女学生300余人，“宿舍中既无床铺，学生以地为席，移砖为枕。饭厅则桌凳皆无，倚室而立食者，阅十月余”，“各级学生各在宿舍上课，教员坐教授，学生环立敬听，遇有笔记，则俯床书写……然师生精神，始终不懈”。东北大学校部后迁入西直门里崇元观五号原陆军大学旧址，以此为总校，以彰仪门大街原国货陈馆为第一分校，校址于是分散三处。宁恩承在1931年10月初到北平，他写道：“由极辉煌大学变成流亡难民，处处辛酸，步步艰苦……好在国难当头学生们义愤填膺，许多人讲杀敌救国，对于饥寒交迫他们全可忍受，他们的热血可抵抗饥寒。”1932年、1933年，东北大学分别收容了东北交通大学和冯庸大学逃难而来的师生，合并两所大学后，办起了北平东北大学。
东大在流亡之中，支离破碎，设备奇缺，图书不全，教授不齐，宁恩承为了让学生继续求学，唯有采用“借读”方法，向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借读，请求三校收容一部分学生，仍由东北大学发给毕业证书。关于借读生活，到南开借读的一位东大化学系学生，在1932年《东北大学校刊》上撰文，难掩借读生活的苦涩和对母校的眷念：“他（东北大学）的孩子太多，因为自己有些照顾不周，所以把一部分送到他的伙伴那里寄养。这些孩子们固然感谢他的伙伴能代为抚养的好意，同时还是想念东北大学。因为只有东北大学一切都如意，一切都舒适……”
农学院学生到北平者20人，起初在彰仪门上课，但没有地方实习。当时中国有农学专业的大学很少，南京金陵大学有农学院，但那是教会学校，不接受东大的学生。开封有河南大学农学院，屡经洽商后把东大这批学生收容了。学生行前来向宁恩承辞行，宁恩承给他们每人10元钱作为火车費，对他们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丢了家乡，丢了学校，离开父母远去河南，我很伤感，《别赋》中有两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生离死别一向是伤心的事。现在你们无依无靠，继续流亡，一切要靠你们自己了。到河南后，务须努力用功，学成专业，将来报效国家……”学生们热泪盈眶。
还有一部分学生被送到南京军校和浙江笕桥空军学校，这两校均不需学费，适于困难窘迫的流亡学生。去南京投笔从戎的学生，其中有抗战时中国第一次飞临日本东京的“飞将军”佟彦博、东北行辕情报首脑章大光等。其他入关学生多自寻出路，设法转入他校。另有一些进步分子愤于国家危亡，组织民族先锋队，加入了共产党。 东北大学在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始于1929年。当年，张学良决定把“军事训练”作为一门课程，受到广大学生热烈回应。连女同学亦不肯示弱，愿作秦良玉第二，踊跃加入。东大流亡北平后不久，又重新开展軍事训练。恢复东北失地是这一时期军训的主题，使流落异乡的东北大学学生，时刻不忘国难家仇之痛。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军训总监部国民军训教育处，对在北平的国立、私立各院校军训进行了总检阅，结果东北大学夺魁。
东大迁入北平后，张学良多方努力，为办学筹备经费。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给予一点补贴，也难以满足需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东大依然对在校学生全部实行公费，除供给吃住费用外，教材也由学校免费提供，没衣服的发给军衣。张学良还亲自安置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为学生安心在校学习，免去失业之忧。
留学生束装归国
东大选派留学生之事，在事变之后戛然而止。大学经费来源中断，留学生不得不束装归国。宁恩承把回国旅费汇给留学生，他们不久就回到北平。宁恩承请他们帮助教学，留学生义愤填膺，说不受薪给，极力要帮助母校，最后拿每月生活费100元，在北平时期的头两年维持残局。
金锡如当年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转入伊利诺斯大学继续攻读机车制造专业博士学位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他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等校任教授，历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长，重庆大学副校长、校长。
陈克孚和白世昌当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了两年半，还没等到毕业，东北沦陷，学习费用中断了。陈克孚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要求辍学回国参加抗日，张学良复信指示他继续学业，并在英国宣传日寇侵略罪行。陈克孚随后获得张学良私人寄来的学习费用，直到硕士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长丘吉尔说：自爱丁堡大学成立以来，陈克孚先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取得硕士学位荣誉的人。陈克孚回国后成为东北大学教授，后出任文学院院长。
1932年2月，应德田和十几个留美同学一道返回硝烟弥漫的祖国。张学良在北平张将军公馆举行宴会，欢迎这一批归国留学生。学生们回忆，3年多不见的张学良无论是形容面貌还是思想行动都出人意表。参加宴会的约30人，共4桌。作为主人的张学良将军姗姗来迟，本来定在12时午餐，一直等到下午2时才出席。而且张学良面色苍白，形容枯槁，衣冠不整，连领带都歪歪斜斜，尽是一副颓唐潦倒的样子。应德田回国后除了在东大任职教授外，还创办了念一中学，担任校长。
张学良出国，宁恩承辞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3个月，东北全部沦陷。张学良在当年12月16日解除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后，于翌年1月5日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月，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同年11月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春，日军攻陷山海关，热河失守，威胁平津。天津各界救国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追究热河失守之主将。3月7日，监察委员邵鸿基等向监察院弹劾张学良。同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准免各职，以示惩儆”。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接着飞抵上海，准备赴欧考察。临行前于3月10日下午在北平召集部下集会，指示“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他慨叹“当初的目的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谁知变起仓卒，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指示必须保存东北大学，“在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在国内同胞可借此睹物伤情”。
就在张学良准备出国前夕，宁恩承恳辞其秘书长之职。宁恩承是1931年3月张学良特邀出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的。当时宁恩承连夜赶去天津，找到其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坦承难当重任的疑虑。张伯苓鼓励他“士为知己者死”，为张学良解决困难。宁恩承才决意接受委任，此后协助张学良把东北大学推进到了鼎盛时期，而一夜之间，东北大学却毁于一旦。宁恩承辞职后，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
“九一八”的炮声，让东北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从此，东北大学师生背井离乡，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南渡潼川，及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复员沈阳，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最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解体。18年的流亡路，让东北大学成为中国流亡时间最长的大学，堪称中国最苦难的大学。东北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东北沦陷、华北危局、西安事变，直到迎接北平解放，都有东大的身影。东北大学的命运，就是东三省的命运。东北大学的流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难史。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