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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丽华在《藏北游历》里曾说，藏北在她的视野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意味、一种境界。就此而言，藏北是马丽华行走的心灵发现，是融汇着想象和游历的地理空间与心理体验的结构生成。相对于马丽华的游历而言，在作家旦巴亚尔杰的世界中，藏北就是家的所在，羌塘是他的精神命脉和情感皈依所系，亦是他舒展精神想象和放飞心灵激情的基点。尽管旦巴亚尔杰在拉萨生活了二十多年，但羌塘草原对于他的精神建构具有原初性的文化意义，广袤的草原遒劲的风、嘹亮的歌声苍茫的回响，时时浸润他的心灵，塑造了他高原游牧之子的根心与苗情。
旦巴亚尔杰，1962年出生在藏北那曲牧区，1989年毕业于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先后发表了藏文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2004）、《昨天的部落》（2014），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放飞的风筝》、《羌塘美景》等。其中，《遥远的黑帐篷》曾荣获2001年西藏第三届新世纪文学奖、2009年“珠峰文艺奖”金奖，《昨天的部落》荣获2015年全国藏文文学奖、2016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旦巴亚尔杰坚持母语创作，作品多在藏语文学杂志上刊发，一向为其它语种的读者所忽略。但值得欣喜的是，藏族作家、翻译家班丹先生勇挑重担，主动担负起旦巴亚尔杰藏文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的汉译工作，已于日前完成，让更多的汉语读者了解旦巴亚尔杰的藏北情怀，让人们穿越青藏高原的河流、村庄而停留在广袤辽远而又蕴含着生命强力的羌塘草原——高原中的高原、屋脊中的屋脊。
一
《遥远的黑帐篷》是旦巴亚尔杰创作的第一部母语长篇小说。关于小说的创作，旦巴亚尔杰称，1991年夏季，他在天津与两位曾在西藏新闻出版和宣传部门工作多年的“老西藏”相遇，“在宴会上他们让我唱一首藏族酒歌。我不会唱地道的酒歌，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强盗之歌”，在不胜唏嘘中，旦巴亚尔杰反省故乡的人事、过往，这一机缘也促使旦巴亚尔杰“萌生了创作一部反映强盗生活的小说的念头，且在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余，脑子里形成了小说的基本轮廓。”由此看来，旦巴亚尔杰的《遥远的黑帐篷》在他的创作世界中等同于强盗之歌的风韵，他要把强盗之歌中所蕴含的精神伟力借助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演绎羌塘草原生命不屈的传奇，展现羌塘汉子们驰骋草原、纵横往返的生命最强音。1995年，旦巴亚尔杰正式创作《遥远的黑帐篷》，历时五年创作完成该作品，并于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年连载于《西藏文艺》，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就是说，《遥远的黑帐篷》从酝酿到写作，再到正式刊发，历经了十余年，并根据读者的意见将作品名称由《血溅赤峰》改为《遥远的黑帐篷》。
《遥远的黑帐篷》描绘的故事时间直到小说的结尾才出现，如“那些佛敌现在已经到达江孜一带”，再如“他掉转马，跟随如同高举喷焰宝刀的帝释军队的霍尔三十九族军，奔赴在西藏历史上名垂四方的爱国抗英战争前线”，这几句话大致暗示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904年江孜保卫战前后，也就是说，旦巴亚尔杰叙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羌塘草原上的故事。但是，即便我们知晓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对于我们的阅读而言，并无实际的帮助，因为旦巴亚尔杰写作《遥远的黑帐篷》的目的，并非为了展现藏族群众爱国抗英的英勇才铺叙藏北草原所发生的故事，他的目的就是小说题目中所谓的“遥远”，时间上的遥远，那是发生在百年前的草场纷争，那是未曾经过所谓的现代化侵袭之前的藏北草原上发生的爱恨情仇，那是张扬着血性、饱蘸着强力的生命赞歌;而至于“黑帐篷”，则是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它是牧民们用牦牛毛手工编织而成，既是藏族牧民抵御风霜雪雨的工具，更是牧民之家的所在，因而，黑帐篷是家的代名词，是温馨安宁幸福生活的象征。当“遥远”与“黑帐篷”组合在一起，旦巴亞尔杰试图呈现羌塘草原上牧民对于家的思考，确切地说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企盼，“黑帐篷”不仅以物的形态从过去走向了现在，还作为家的意象恒久地矗立在牧人的心头。因此，《遥远的黑帐篷》是一曲家园的赞歌。
《遥远的黑帐篷》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以原央秋部落长旺钦和其子占堆的逃难流浪历险及最后实现荣归故乡的历程为线索，采取故事嵌套的形式，展现了旺钦流亡之路上所遇到的各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及他们之间合流后精彩纷呈的草原生活景象，为我们描绘了藏北草原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们内在世界的丰富隐微，塑造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向世人展现了所谓的“强盗”风范，形塑出羌塘牧区别样的地域风情和人文景观。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指称的强盗主要是指凭借强力劫掠他人财物的人，但强盗往往有两种面相，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只以劫掠为目的，可称之为匪盗，如果是讲究盗亦有道者，或劫富济贫者，可称之为侠盗或义盗。而在《遥远的黑帐篷》中，所谓的强盗指称的是《强盗之歌》所吟唱的强盗：
强盗我没有帐篷，蓝天是强盗帐篷。强盗我没有伙伴，叉子枪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坐骑，白脸野驴是强盗坐骑。强盗我没有伙伴，蓝色子弹是强盗伙伴。
以及：
强盗我没有帐篷住，白片石是强盗的帐篷。强盗我没有伙伴，叉子枪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伙伴，骏马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头领，蓝天是强盗的头领。
由以上两首较为相似的《强盗之歌》，我们或会发现所谓的强盗指的是缺乏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而行走、漂泊、流浪在草原各地，借助叉子枪而获得生活资源的人。第一首《强盗之歌》是旺钦在冰天雪地中为了抒泄内心的愤懑，在仇恨的驱使下，在苍茫天地间吁喊《强盗之歌》;第二首《强盗之歌》是不修边幅、骄纵蛮横的匪徒们面对官府的质问而对自我身份的吟唱，他们并不以身为强盗而感到羞耻，反而认为这种行为体现出草原男子的勇力和威武。因此，在《遥远的黑帐篷》中，强盗既指的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懑的内在表达，渴望突破既有的伦理规程而实现愿望的这种草原强人，也指的是处处以强盗的行径自处的匪盗。于是，当旺钦看到尼夏所放牧的驮牛群时，生发出觊觎之心，以强盗的行为自处，并以“盐驮子不是恩重的父母施与的，而是家财”为借口，试图抢夺尼夏的坐骑和放牧的驮牛，这明显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当发现尼夏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反而是个“胆子很大，不怕死的人”，旺钦一时竟然惺惺相惜，要与尼夏结为朋友，并许诺要给他一个女人，以此俘获尼夏的信任。对于尼夏而言，自身的经历非常悲惨，在旺钦的鼓动下，选择了背叛部落主，以实际的行动完成了强盗身份的蜕变。但是，当旺钦所栖身的绒巴德萨部落遭到强盗劫掠，旺钦等人则站在正义的一面，组织人马跟踪、追杀匪徒，其理由“家财”被四个土匪打劫了，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财物，旺钦等人不得不与土匪抗争。同样的行为，同样的性质，在不同的个体中为何会产生如此明显的伦理差异呢？同样的问题也在旺钦的仇人赞贵喀肖的行为中有所体现。首先，赞贵喀肖因豁嘴求爱不成将怒火转嫁到旺钦、央姆等人，流浪多时的赞贵喀肖竟然勾结土匪血洗旺钦所在的央秋部落，几将央秋夷为平地，手段极其残忍，明显就是不择手段的强盗行为。然而，在外出参加宴席时，赞贵喀肖与同座的富家子弟起争执，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其埋伏，先是哀告，但在富家子弟“你从我们胯下来回爬三次，我们就饶你不死”的凌辱以及上嘴唇的被拉破，赞贵喀肖奋力与对手抗争，最终杀死了对方三人，自己身受重伤，强挺着骑马回家，最终亡于马上。赞贵喀肖行为的前后对照，让我们看到了他刚烈、英武的一面，也体现出他的土匪行径和强盗心性扭结在一起的特点。 由此来看《遥远的黑帐篷》中所谓的强盗之歌，更应该是强人之歌，讴赞的不仅是身体强壮、武器精良、技艺精湛之人，也是指精神世界坚忍劲健、乐天知命、勇于也乐于践行草原伦理的人，更是生命强力的体现。
二
作为草原强人代表的旺钦的生命历程反映出草原伦理的实践性意义。从旺钦的生命轨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个体的成长与央秋部落的盛衰、携带儿子占堆的流浪生活和完成复仇后的幸福生活。
第一个阶段的旺钦是草原伦理的认知和幸福部落的营造。旺钦从小生活在央秋部落，尽管所在的部落偏远，甚少受到明显的藏地文化的熏染，但草原的习俗规约着央秋部落子民的成长。如旺钦的童年时代遭遇病患，在流浪瑜伽师的指点下，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这其中有明显的隐喻意义，个体的生命与草原的信仰是统一的，缺乏明确的草原伦理的心理塑造，草原儿女的生活乃至生命都是脆弱的，是无法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扰的，只有把身心与草原融为一体，才能接受草原的加持，才能迎来生命的新生。为此，旺钦家庭的搬迁就具有了与草原亲密接触，服从草原意志的隐含意义。而接受瑜伽师的建议，央秋部落的族人们历经千险攀爬上格念伦吉孜莫山，祭奠护法神纽觉坚，从内心深处接受护法神拉格念神的庇佑，就成为族人们获得福泽之力。再看旦巴亚尔杰关于格念伦吉孜莫山的描述：
从远处看，这个雪峰细如矛尖。但上面有一湾面积与牧民的小畜圈差不多的湖泊，清澈干净，圆如十五的月亮。形状如曼荼罗一般非常神奇，到处都像天然花园般神奇的这座山令人神往。一时间人们纷纷议论着欣赏起这座山的美景，说：这不是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吗？会不会是世界中心的须弥山？
自然形态的峰峦在牧民的世界中转变成精神的象征，藏北的山水以神圣的面相进入到牧民的内在世界，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依恋。我们暂且抛开山水自然信仰的现代观念，先追随着牧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生活的周遭世界，充满神奇的力量，弥漫信仰的伟力。这种力量使得牧民们对自然心怀感恩，融入到自然的怀抱中，因此，旺钦的强力之一就是藏北草原所赋予他的与自然融通合一的信仰之力。故而，在旺钦以后的生活中，一旦有所祜求，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乡护法神的庇佑，渴望精神世界的安宁。
成为央秋部落首领后的旺钦，率领着族人们在自然的怀抱中，不仅依照祖辈留存的生活习俗恬适地生活，而且根据部落的实际情况，“旺钦继承祖业以来，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冬夏两季牧场大伙儿共用，家庭贫富相互调剂，男女佣人也不分你家我家，谁家忙，就帮谁家干活。”因此，部落一天天强盛起来。直到次公如本带领藏兵的进驻。在旺钦们的眼中，藏兵使用的武器闻所未闻，“那些戍边军携带着叫叉子枪的武器。这种有两个角、用木头和钢铁打制的武器，那一带的牧民别说是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枪装上火药和铅弹一射，能打死三箭程以外的动物。”相对于使用传统的弓刀工具的央秋部落而言，叉子枪是先进的武器，新式强力的象征;另外，来自圣地拉萨的这些戍边藏兵，让部落的牧民们心怀敬畏，认为他们是高贵的种群，故此旺钦们竭尽全力地侍奉他們。但这些藏兵们的所作所为令央秋牧民渐生反感，他们的胡作非为打破了草原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因此，旺钦们设计清除了他们。
牧民们以被蒙蔽、被欺骗的孩童自居，而将藏兵们的行为视为忘恩负义，是对草原伦理秩序的挑战。为此，牧民们的报复行为就具有了合法性，为了谋求幸福安宁的生活，即便是将藏兵们残忍处死的行为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而更大的灾祸是部族的罹难。因赞贵喀肖的私欲，央秋部落遭受了灭顶之灾，旺钦的家园被偷袭，妻子被掳掠。盗匪不择手段的行径，又一次破坏了草原的伦理秩序。旺钦在逃亡时，选择首先救护稚子占堆，而不是首先救护妻子央姆，这一行为暗示着在旺钦的草原伦理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即便恩爱，也是可以重新选择的，而儿子是家族血脉的传承，首当其冲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草原强人伦理的又一个表现即是家族的传承。而旺钦的逃亡本身也说明在草原伦理中，面对强敌，适当的退避乃至逃亡是合理的，等待力量蓄积后，再来完成人生的翻转是被认可的。
旺钦的流浪生涯是携带着儿子、胸怀着仇恨开始的。在逃亡的过程中，旺钦和儿子占堆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旺钦和占堆强人品质的又一次锤炼，这父子俩经受住了严苛自然的考验，坚定了活下去就能实现复仇还乡的信念。为此，射杀野狐狸、猎杀野牦牛，在男人的强力游戏中，他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模式。
流浪的过程中，旺钦父子在马熊的引导下邂逅孤苦无依的沃玛吉。这一戏剧性情节的设计，反映出旦巴亚尔杰在处理旺钦父子流亡生涯中的尴尬境遇，既要让这父子俩在浓茶谷获得暂时的休憩，又让他们的心志因无法走出浓茶谷而变得恍惚和无力，于是采取因信仰护法神拉格念神而获得新生的解脱方式，将马熊带走叉子枪而不伤人设定为是护法神的指示，试图强化草原信仰的稳固性。但在邂逅沃玛吉的过程中，旺钦先是表现得非常谨慎，后知道沃玛吉孤身一人后，竟然生出了通过与沃玛吉组织家庭的方式以度过难关。要知道，此时的旺钦父子俩离开央秋部落走上逃亡之路，只有一个月有余。旺钦的决定看似荒唐，实则反映出草原伦理中维系生命强力的特点，即活着就有希望。而对于沃玛吉、尼夏而言，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与旺钦组合在一起，也是由于各自所遭受的生活的磨难。旦巴亚尔杰隐含的意味可能是，只有在困境中、磨难中，人们才有可能同仇敌忾，因为相同的目的组合在一起，为实现生命和生活的强人草原伦理奠定基石。因此，《遥远的黑帐篷》在随后的章节中，设计了沃玛吉生产的过程。在众多的藏族文学中，女人的生产很少能成为作品着力书写的重点所在，因为女人生产被视为不洁的象征，但在旦巴亚尔杰的草原伦理中，女人们的生产恰是保存生命、延嗣生命的体现，是表达强人伦理前后承继性的有效方式。如此一来，旺钦的家庭成员越发增加，他的家庭实力也相应地获得增强，正如尼夏所谓“一次生两个孩子真是奇迹。这个也许是我们人畜兴旺的好兆头。”而家庭凝聚力的表现，旦巴亚尔杰通过剪羊毛的家庭劳作方式加以体现： 平日里十分寂寥的这一隅羌塘小地方，今天剪羊毛的现场极其活跃。这给了辽阔无垠的大地以一线生机。
旺钦的两只袖子都脱掉后，一如生锈的红铜似的上身，肌肉泥塑般鼓突。上面的青筋暴露，似一条蛇蜿蜒而行……他唱起剪绵羊毛歌，把羊毛刀在磨石上象征性地磨三下，将身子弯成弓一般，开始剪起绵羊毛。尼夏也把两只袖子脱掉，在腹部打个结，带有挑战性地朝旺钦看一眼……唱毕，一只绵羊的毛也随之剪完了。他把这只绵羊放开，又从羊群里抓一只，把它摔到地上，捆住前后腿，开始剪起毛来。……他们没有标准的羊毛刀，只得用腰刀剪毛。尽管用起来很不方便，效率也很低。但他们三个人个个都干劲十足，没多大工夫，就把一半绵羊的毛剪完了。……旺钦面朝占堆说：“儿子，该你唱剪羊毛歌了。别这样垂头丧气的，高兴点，高兴点没有什么坏处。”占堆毫不谦虚地唱道：“不要把无罪的牲口绑得太久，夏季的草仅仅是三天的過客，夏季的河水也和夏季草一样。”曲终，羊毛落地。那只绵羊被放开。他跑过去，一下子抓起一只绵羊的腿，把它拉了过来。旺钦觉得占堆已经长大成人，跻身男子汉的行列。他为此而感到极大的欣慰。他看了占堆一眼。……经过一天半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剪完了所有绵羊的毛。他们给羊群里最为壮实的种绵羊的犄角缠上绵羊毛，用红土在身上画“卐”符，与羊群间隔一定距离，再泼上酪桨;给羊毛刀缠上绵羊毛，向空中挥舞着，高声呼喊吉祥口号道：“愿战胜敌人！愿远离疾病！愿白财绵羊成百上千地增长。”
家中的三个男人相互竞争，在劳动中展现强力，也表达出丰收的喜悦，最后的吉祥口号更诉说着他们的心声：只要家庭和睦、人畜兴旺就能战胜一切外敌，远离灾祸，家财万贯，朴素的思想正是草原家庭伦理的显现。
当家庭与其它部落发生潜在的摩擦时，旺钦们的表现是一切从家庭利益出发，宁可放低姿态求得谅解，而并非是逞勇斗狠。这就与“无敌八兄弟”的争强好胜、咄咄逼人构成对照。旦巴亚尔杰在此种常见的草场纠纷中体现出如是的草原伦理，若相互谅解，则部落祥和、幸福安康;若恃强凌弱，则家庭破败、家道中落，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对应伦理关系，即和则胜、分则败的草原法则，但看“无敌八兄弟”经过一场斗争后凋零为“无敌三兄弟”，又在旺钦等人的打击下完全灭亡。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当旺钦在无敌兄弟认输后，准备放弃杀害他们的念头时，却被珠塔偷袭，最终被部落长枪杀。这一事件表明在草原伦理中除恶务尽的观念，也即部落长和达娃老人所谓的“‘过于同情，怨恨就断不了’这句话多么有道理。对这种狼一样的人不值得同情”的观念。
而当家庭内部出现纷争，旺钦们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遥远的黑帐篷》中沃玛吉的丈夫尼夏被土匪杀害，当旺钦们擒拿住凶手，几经盘问竟然发现凶手是沃玛吉的前夫次角，如此，旺钦们就要面对既是杀害沃玛吉丈夫的凶手、又是沃玛吉前夫的次角的两难境遇，如果不为兄弟尼夏复仇明显是对不住兄弟，如果为兄弟复仇则会让沃玛吉处于更为艰难的处境。我们由旺钦的心理活动可见其两难抉择，“他是杀害我朋友的凶手。我不报朋友的仇，朋友会不会在中阴狭道上埋怨我，骂我是个无耻之徒？他曾经无情地抛下沃玛吉，一个人走了。要是沃玛吉见了他不但不会高兴，而且因为他是杀害自己两个孩子的父亲的凶手，就跟他拼命怎么办？如果她能忘掉过去的冤仇，不管从衣食住行哪个方面看，次角回到她身边，她和两个孩子都会有个倚靠。这岂不是件好事吗？”在旺钦的思考中，我们还发现一种草原伦理的端倪，即亡者已逝，即便再伤心难过，已成过往，最重要的是生者的问题，因此，旺钦把是否报复次角的权利在事实上已移交给沃玛吉。然而吊诡的是，沃玛吉看到尼夏的尸体“只是哭喊，却没有闹腾”，而看到次角时则“从头到脚连连打量一番，没有露出半点不满情绪，说一声：‘走’，便带上两个孩子，与次角一起回家了”，即便是沃玛吉不知道杀害尼夏的是次角，那么几年前次角对她的伤害也应该在她的心灵深处留有印记，但沃玛吉犹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次角带回家，就像欢迎胜利归来的尼夏一样，难道真如部落长所言：“你不是沃玛吉的男人吗？再说一个女人会有报仇的想法吗？她怎么知道你是杀害她男人的凶手呢？”一样，草原上的女人们在丈夫死亡后，并无像男子一样复仇的勇气和决心，而是顺从地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吗？这岂不是与旺钦的妻子央姆即便被赞贵喀肖所强霸，依然挂念丈夫和儿子构成对照吗？因此，关于沃玛吉的态度问题，我们还应该从《遥远的黑帐篷》所秉持的草原伦理的角度加以解释。次角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抛弃沃玛吉在先，杀死沃玛吉的丈夫在后，他以悔罪的心态接受沃玛吉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惩罚;而沃玛吉表现出草原女性的宽恕品质，即便杀死次角也无法挽回尼夏的生命，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次角承担起尼夏未尽的丈夫职责、父亲职责，共同抚育两个孩子的成长，使雪嘎、鲁嘎的成长过程中不至于缺乏父爱而有所缺失。由此可见，草原女性的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区别于男性的生命强力伦理选择。这就与旺钦与央姆团聚后，不得不承担起抚育赞贵喀肖的幼子有相同之处。
在获悉赞贵喀肖因琐事而亡的消息后，旺钦等人的报复行为戛然而止，旺钦、央姆、占堆一家团聚。而旺钦的感慨：“没有比人的一生更奇妙、更不公平的。有时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有时却变成仇敌儿孙的养父，在一个家庭里，用一口锅吃饭，在同一个炉灶上烤火。”则表现出另一种草原伦理，因为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多舛，更应该珍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使得每一个生命都获得幸福生活的权利。基于此，旺钦的激烈内心斗争是“把我们融酥一样宁静的部落变成血海的是赞贵喀肖，他的财产哪怕是一根细绵羊毛线也不想用。他攥住羊羔皮袍两头，险些把它撕成碎片。但细心一想，自己与心爱的伴侣央姆遭到狂风般的命运的劫难，但是最终得以团圆。所以这次我得依着她。特别是对于这个冤孽鼻涕虫来讲，子承父业是西藏高原人的习俗。如果不给他留些份子，业果上讲不通。于是，他挑选出五六张白色羊羔皮，给那个孩子也做了一件袍子。”认为所有的一切皆是命运的考验，人所能做的只有遵从命运的安排，放下心中的执念，而获得心灵的澄澈。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旺钦、占堆等人迅速放下心中的仇恨，以更为博大的关爱拥抱生活。这又体现出草原伦理中的宽恕与救赎的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知晓“那些佛敌现在已经到达江孜一带，正在施行抢夺寺庙和百姓的财产，奸污妇女，屠杀儿童等过去连做梦也不曾梦见的暴行。所以不仅是政府军，连寺庙僧尼也拿起武器，在与黄头发妖魔军战斗。塔工和纳仓的部队也已经抵达前线。在雪域佛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是出于无法忍受的气愤自愿而来的。”藏北草原的汉子们义愤填膺，不仅选择捐枪，而且参加霍尔三十九部族的队伍，开拔前线。如此一来，藏北草原的生命强力就转化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奋力救亡的民族情怀，个体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他们精神的跃迁。
三
《遥远的黑帐篷》在细节方面的描写也非常引人入胜，这表明作者旦巴亚尔杰熟悉草原生活，并善于从草原生活中择取文学素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反复出现的“虱子”书写。而虱子多出现在沃玛吉身上，如第一次关于虱子的书写着实令人忍俊不止：
这时肚脐下面的丛林间一阵瘙痒，她伸手一探，摸到了一只死到临头，到了该用大拇指和食指夹死的地步的老虱子。可它却要死要活地扇动着两只触角。她把这只老虱子放到手掌里看。老虱子在打转，如同一个盲人在荒野里游荡。她像看到一台不曾看过的节目一般注视它的当儿，刮起一股小小的旋风，弄得老虱子不见踪影。她一边揣摩着老虱子会跑到哪里去，一边找寻。这时它已经跑到旺钦的腮帮上，正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爬。她用拇指和食指抓住它时，它像一个越狱犯重新落入法网一样，在两根手指间挣扎。沃玛吉说：“你这么有能耐的话，给。”她用两手大拇指指甲把它夹死了。
在沃玛吉的视野中，老虱子的游荡正如她内心的激荡一样，而老虱子由她的手上转移到旺钦的脸上，体现出她对旺钦的仰慕。旦巴亚尔杰以俏皮的语调描绘了一幅关于虱子的风情画。第二次出现虱子，体现出沃玛吉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旺钦要教授尼夏打枪的时候，沃玛吉担心丈夫枪法不精，恐怕受到旺钦父子的嘲笑，顺手从头发上拈出一只虱子，而有意思的是，尼夏似乎接收到了妻子传来的信息，竟然“也伸手从颈部捉起一只肥硕的老虱子，塞进枪口，说：‘我把这只虱子也跟野牦牛一起枪毙掉。’”如此，通过一只虱子化解了家庭之间的潜藏的矛盾，虱子本是不干净的表现，在旦巴亚尔杰的笔下却呈现出别样的风味，在他的细致描摹中承担起营造不同的氛围的叙述功能。
另外，《遥远的黑帐篷》中还多次出现歌唱的景象，把藏北牧民的豁达、沧桑、羞涩、智慧在歌声中加以丰富的表现，如旦巴亚尔杰直言：“牧区的男女之间除了情歌没有什么可唱的。自古以来，牧区的青年男女通过情歌这一纽带，争取自由和幸福，繁衍后代，为人类的发展尽了涓埃之力。”并通过珠措与顿珠的对唱将其言说具体化：
珠措想了想，唱了一首情歌：
“骏马在草滩上嘶鸣，黄金花鞍落在家里。只要金鞍情义不变，骏马就会加快步伐。”
她刚一唱完，就羞涩地背对着顿珠坐了下来。
顿珠对了一首歌：
“布谷在印度鸣叫，雁子在门隅啁啾。叫着走近咫尺间，旃檀梢头来相聚。”
唱毕，他就抱住珠措，解开腰带，亲起嘴……
如此这般，他俩彼此相爱，成为了只可死别，不可生离的情人。
表现出了草原青年男女情感奔放、自由无拘、真诚可爱的个性。同时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了关于草原风光的描写，如：天空湛蓝澄净;一丛丛洁白的云团，宛然绵延不绝的雪山，在四面地平線尽头飘动;草地上，蜜蜂歌唱着在天然花园里飞舞;生长在不断向下飞流的澄澈山涧水边的色钦花、色琼花、沉香、红黄白三色奶瓶花、铃铛花、飞燕草等各种野花芬芳四溢;娇艳的蝴蝶仿佛在与野花竞相媲美，忽而飞旋，忽而享用花蕊，扇动着翅翼;那一片锦缎似的草甸、各色鲜花的芳香、小鸟飞旋着“叮叮吱吱呱呱”啁啾的美妙声音、在天空中轻缓飘舞的洁白云朵，安详、自由、悠闲地徜徉在草甸上的畜群等色、声、香、味、触五妙欲无所不包的自然形成的夏之风景，为读者们呈现出一幅藏北草原的风景画卷，体现出作品中人物对草原的深深眷恋。
通过诸如上述类型的书写，旦巴亚尔杰完成了对藏北草原的家园书写，向人们展现出别样的西藏风情，未经人工修饰的淳朴、自然而又朴素的自然之美、人性之美，与其他藏族作家的农区书写、城市书写、革命书写一同构成藏式中国故事的文学景观。
旦巴亚尔杰，1962年出生在藏北那曲牧区，1989年毕业于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先后发表了藏文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2004）、《昨天的部落》（2014），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放飞的风筝》、《羌塘美景》等。其中，《遥远的黑帐篷》曾荣获2001年西藏第三届新世纪文学奖、2009年“珠峰文艺奖”金奖，《昨天的部落》荣获2015年全国藏文文学奖、2016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旦巴亚尔杰坚持母语创作，作品多在藏语文学杂志上刊发，一向为其它语种的读者所忽略。但值得欣喜的是，藏族作家、翻译家班丹先生勇挑重担，主动担负起旦巴亚尔杰藏文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的汉译工作，已于日前完成，让更多的汉语读者了解旦巴亚尔杰的藏北情怀，让人们穿越青藏高原的河流、村庄而停留在广袤辽远而又蕴含着生命强力的羌塘草原——高原中的高原、屋脊中的屋脊。
一
《遥远的黑帐篷》是旦巴亚尔杰创作的第一部母语长篇小说。关于小说的创作，旦巴亚尔杰称，1991年夏季，他在天津与两位曾在西藏新闻出版和宣传部门工作多年的“老西藏”相遇，“在宴会上他们让我唱一首藏族酒歌。我不会唱地道的酒歌，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强盗之歌”，在不胜唏嘘中，旦巴亚尔杰反省故乡的人事、过往，这一机缘也促使旦巴亚尔杰“萌生了创作一部反映强盗生活的小说的念头，且在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余，脑子里形成了小说的基本轮廓。”由此看来，旦巴亚尔杰的《遥远的黑帐篷》在他的创作世界中等同于强盗之歌的风韵，他要把强盗之歌中所蕴含的精神伟力借助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演绎羌塘草原生命不屈的传奇，展现羌塘汉子们驰骋草原、纵横往返的生命最强音。1995年，旦巴亚尔杰正式创作《遥远的黑帐篷》，历时五年创作完成该作品，并于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年连载于《西藏文艺》，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就是说，《遥远的黑帐篷》从酝酿到写作，再到正式刊发，历经了十余年，并根据读者的意见将作品名称由《血溅赤峰》改为《遥远的黑帐篷》。
《遥远的黑帐篷》描绘的故事时间直到小说的结尾才出现，如“那些佛敌现在已经到达江孜一带”，再如“他掉转马，跟随如同高举喷焰宝刀的帝释军队的霍尔三十九族军，奔赴在西藏历史上名垂四方的爱国抗英战争前线”，这几句话大致暗示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904年江孜保卫战前后，也就是说，旦巴亚尔杰叙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羌塘草原上的故事。但是，即便我们知晓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对于我们的阅读而言，并无实际的帮助，因为旦巴亚尔杰写作《遥远的黑帐篷》的目的，并非为了展现藏族群众爱国抗英的英勇才铺叙藏北草原所发生的故事，他的目的就是小说题目中所谓的“遥远”，时间上的遥远，那是发生在百年前的草场纷争，那是未曾经过所谓的现代化侵袭之前的藏北草原上发生的爱恨情仇，那是张扬着血性、饱蘸着强力的生命赞歌;而至于“黑帐篷”，则是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它是牧民们用牦牛毛手工编织而成，既是藏族牧民抵御风霜雪雨的工具，更是牧民之家的所在，因而，黑帐篷是家的代名词，是温馨安宁幸福生活的象征。当“遥远”与“黑帐篷”组合在一起，旦巴亞尔杰试图呈现羌塘草原上牧民对于家的思考，确切地说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企盼，“黑帐篷”不仅以物的形态从过去走向了现在，还作为家的意象恒久地矗立在牧人的心头。因此，《遥远的黑帐篷》是一曲家园的赞歌。
《遥远的黑帐篷》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以原央秋部落长旺钦和其子占堆的逃难流浪历险及最后实现荣归故乡的历程为线索，采取故事嵌套的形式，展现了旺钦流亡之路上所遇到的各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及他们之间合流后精彩纷呈的草原生活景象，为我们描绘了藏北草原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们内在世界的丰富隐微，塑造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向世人展现了所谓的“强盗”风范，形塑出羌塘牧区别样的地域风情和人文景观。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指称的强盗主要是指凭借强力劫掠他人财物的人，但强盗往往有两种面相，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只以劫掠为目的，可称之为匪盗，如果是讲究盗亦有道者，或劫富济贫者，可称之为侠盗或义盗。而在《遥远的黑帐篷》中，所谓的强盗指称的是《强盗之歌》所吟唱的强盗：
强盗我没有帐篷，蓝天是强盗帐篷。强盗我没有伙伴，叉子枪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坐骑，白脸野驴是强盗坐骑。强盗我没有伙伴，蓝色子弹是强盗伙伴。
以及：
强盗我没有帐篷住，白片石是强盗的帐篷。强盗我没有伙伴，叉子枪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伙伴，骏马是强盗的伙伴。强盗我没有头领，蓝天是强盗的头领。
由以上两首较为相似的《强盗之歌》，我们或会发现所谓的强盗指的是缺乏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而行走、漂泊、流浪在草原各地，借助叉子枪而获得生活资源的人。第一首《强盗之歌》是旺钦在冰天雪地中为了抒泄内心的愤懑，在仇恨的驱使下，在苍茫天地间吁喊《强盗之歌》;第二首《强盗之歌》是不修边幅、骄纵蛮横的匪徒们面对官府的质问而对自我身份的吟唱，他们并不以身为强盗而感到羞耻，反而认为这种行为体现出草原男子的勇力和威武。因此，在《遥远的黑帐篷》中，强盗既指的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懑的内在表达，渴望突破既有的伦理规程而实现愿望的这种草原强人，也指的是处处以强盗的行径自处的匪盗。于是，当旺钦看到尼夏所放牧的驮牛群时，生发出觊觎之心，以强盗的行为自处，并以“盐驮子不是恩重的父母施与的，而是家财”为借口，试图抢夺尼夏的坐骑和放牧的驮牛，这明显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当发现尼夏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反而是个“胆子很大，不怕死的人”，旺钦一时竟然惺惺相惜，要与尼夏结为朋友，并许诺要给他一个女人，以此俘获尼夏的信任。对于尼夏而言，自身的经历非常悲惨，在旺钦的鼓动下，选择了背叛部落主，以实际的行动完成了强盗身份的蜕变。但是，当旺钦所栖身的绒巴德萨部落遭到强盗劫掠，旺钦等人则站在正义的一面，组织人马跟踪、追杀匪徒，其理由“家财”被四个土匪打劫了，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财物，旺钦等人不得不与土匪抗争。同样的行为，同样的性质，在不同的个体中为何会产生如此明显的伦理差异呢？同样的问题也在旺钦的仇人赞贵喀肖的行为中有所体现。首先，赞贵喀肖因豁嘴求爱不成将怒火转嫁到旺钦、央姆等人，流浪多时的赞贵喀肖竟然勾结土匪血洗旺钦所在的央秋部落，几将央秋夷为平地，手段极其残忍，明显就是不择手段的强盗行为。然而，在外出参加宴席时，赞贵喀肖与同座的富家子弟起争执，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其埋伏，先是哀告，但在富家子弟“你从我们胯下来回爬三次，我们就饶你不死”的凌辱以及上嘴唇的被拉破，赞贵喀肖奋力与对手抗争，最终杀死了对方三人，自己身受重伤，强挺着骑马回家，最终亡于马上。赞贵喀肖行为的前后对照，让我们看到了他刚烈、英武的一面，也体现出他的土匪行径和强盗心性扭结在一起的特点。 由此来看《遥远的黑帐篷》中所谓的强盗之歌，更应该是强人之歌，讴赞的不仅是身体强壮、武器精良、技艺精湛之人，也是指精神世界坚忍劲健、乐天知命、勇于也乐于践行草原伦理的人，更是生命强力的体现。
二
作为草原强人代表的旺钦的生命历程反映出草原伦理的实践性意义。从旺钦的生命轨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个体的成长与央秋部落的盛衰、携带儿子占堆的流浪生活和完成复仇后的幸福生活。
第一个阶段的旺钦是草原伦理的认知和幸福部落的营造。旺钦从小生活在央秋部落，尽管所在的部落偏远，甚少受到明显的藏地文化的熏染，但草原的习俗规约着央秋部落子民的成长。如旺钦的童年时代遭遇病患，在流浪瑜伽师的指点下，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这其中有明显的隐喻意义，个体的生命与草原的信仰是统一的，缺乏明确的草原伦理的心理塑造，草原儿女的生活乃至生命都是脆弱的，是无法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扰的，只有把身心与草原融为一体，才能接受草原的加持，才能迎来生命的新生。为此，旺钦家庭的搬迁就具有了与草原亲密接触，服从草原意志的隐含意义。而接受瑜伽师的建议，央秋部落的族人们历经千险攀爬上格念伦吉孜莫山，祭奠护法神纽觉坚，从内心深处接受护法神拉格念神的庇佑，就成为族人们获得福泽之力。再看旦巴亚尔杰关于格念伦吉孜莫山的描述：
从远处看，这个雪峰细如矛尖。但上面有一湾面积与牧民的小畜圈差不多的湖泊，清澈干净，圆如十五的月亮。形状如曼荼罗一般非常神奇，到处都像天然花园般神奇的这座山令人神往。一时间人们纷纷议论着欣赏起这座山的美景，说：这不是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吗？会不会是世界中心的须弥山？
自然形态的峰峦在牧民的世界中转变成精神的象征，藏北的山水以神圣的面相进入到牧民的内在世界，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依恋。我们暂且抛开山水自然信仰的现代观念，先追随着牧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生活的周遭世界，充满神奇的力量，弥漫信仰的伟力。这种力量使得牧民们对自然心怀感恩，融入到自然的怀抱中，因此，旺钦的强力之一就是藏北草原所赋予他的与自然融通合一的信仰之力。故而，在旺钦以后的生活中，一旦有所祜求，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乡护法神的庇佑，渴望精神世界的安宁。
成为央秋部落首领后的旺钦，率领着族人们在自然的怀抱中，不仅依照祖辈留存的生活习俗恬适地生活，而且根据部落的实际情况，“旺钦继承祖业以来，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冬夏两季牧场大伙儿共用，家庭贫富相互调剂，男女佣人也不分你家我家，谁家忙，就帮谁家干活。”因此，部落一天天强盛起来。直到次公如本带领藏兵的进驻。在旺钦们的眼中，藏兵使用的武器闻所未闻，“那些戍边军携带着叫叉子枪的武器。这种有两个角、用木头和钢铁打制的武器，那一带的牧民别说是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枪装上火药和铅弹一射，能打死三箭程以外的动物。”相对于使用传统的弓刀工具的央秋部落而言，叉子枪是先进的武器，新式强力的象征;另外，来自圣地拉萨的这些戍边藏兵，让部落的牧民们心怀敬畏，认为他们是高贵的种群，故此旺钦们竭尽全力地侍奉他們。但这些藏兵们的所作所为令央秋牧民渐生反感，他们的胡作非为打破了草原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因此，旺钦们设计清除了他们。
牧民们以被蒙蔽、被欺骗的孩童自居，而将藏兵们的行为视为忘恩负义，是对草原伦理秩序的挑战。为此，牧民们的报复行为就具有了合法性，为了谋求幸福安宁的生活，即便是将藏兵们残忍处死的行为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而更大的灾祸是部族的罹难。因赞贵喀肖的私欲，央秋部落遭受了灭顶之灾，旺钦的家园被偷袭，妻子被掳掠。盗匪不择手段的行径，又一次破坏了草原的伦理秩序。旺钦在逃亡时，选择首先救护稚子占堆，而不是首先救护妻子央姆，这一行为暗示着在旺钦的草原伦理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即便恩爱，也是可以重新选择的，而儿子是家族血脉的传承，首当其冲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草原强人伦理的又一个表现即是家族的传承。而旺钦的逃亡本身也说明在草原伦理中，面对强敌，适当的退避乃至逃亡是合理的，等待力量蓄积后，再来完成人生的翻转是被认可的。
旺钦的流浪生涯是携带着儿子、胸怀着仇恨开始的。在逃亡的过程中，旺钦和儿子占堆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旺钦和占堆强人品质的又一次锤炼，这父子俩经受住了严苛自然的考验，坚定了活下去就能实现复仇还乡的信念。为此，射杀野狐狸、猎杀野牦牛，在男人的强力游戏中，他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模式。
流浪的过程中，旺钦父子在马熊的引导下邂逅孤苦无依的沃玛吉。这一戏剧性情节的设计，反映出旦巴亚尔杰在处理旺钦父子流亡生涯中的尴尬境遇，既要让这父子俩在浓茶谷获得暂时的休憩，又让他们的心志因无法走出浓茶谷而变得恍惚和无力，于是采取因信仰护法神拉格念神而获得新生的解脱方式，将马熊带走叉子枪而不伤人设定为是护法神的指示，试图强化草原信仰的稳固性。但在邂逅沃玛吉的过程中，旺钦先是表现得非常谨慎，后知道沃玛吉孤身一人后，竟然生出了通过与沃玛吉组织家庭的方式以度过难关。要知道，此时的旺钦父子俩离开央秋部落走上逃亡之路，只有一个月有余。旺钦的决定看似荒唐，实则反映出草原伦理中维系生命强力的特点，即活着就有希望。而对于沃玛吉、尼夏而言，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与旺钦组合在一起，也是由于各自所遭受的生活的磨难。旦巴亚尔杰隐含的意味可能是，只有在困境中、磨难中，人们才有可能同仇敌忾，因为相同的目的组合在一起，为实现生命和生活的强人草原伦理奠定基石。因此，《遥远的黑帐篷》在随后的章节中，设计了沃玛吉生产的过程。在众多的藏族文学中，女人的生产很少能成为作品着力书写的重点所在，因为女人生产被视为不洁的象征，但在旦巴亚尔杰的草原伦理中，女人们的生产恰是保存生命、延嗣生命的体现，是表达强人伦理前后承继性的有效方式。如此一来，旺钦的家庭成员越发增加，他的家庭实力也相应地获得增强，正如尼夏所谓“一次生两个孩子真是奇迹。这个也许是我们人畜兴旺的好兆头。”而家庭凝聚力的表现，旦巴亚尔杰通过剪羊毛的家庭劳作方式加以体现： 平日里十分寂寥的这一隅羌塘小地方，今天剪羊毛的现场极其活跃。这给了辽阔无垠的大地以一线生机。
旺钦的两只袖子都脱掉后，一如生锈的红铜似的上身，肌肉泥塑般鼓突。上面的青筋暴露，似一条蛇蜿蜒而行……他唱起剪绵羊毛歌，把羊毛刀在磨石上象征性地磨三下，将身子弯成弓一般，开始剪起绵羊毛。尼夏也把两只袖子脱掉，在腹部打个结，带有挑战性地朝旺钦看一眼……唱毕，一只绵羊的毛也随之剪完了。他把这只绵羊放开，又从羊群里抓一只，把它摔到地上，捆住前后腿，开始剪起毛来。……他们没有标准的羊毛刀，只得用腰刀剪毛。尽管用起来很不方便，效率也很低。但他们三个人个个都干劲十足，没多大工夫，就把一半绵羊的毛剪完了。……旺钦面朝占堆说：“儿子，该你唱剪羊毛歌了。别这样垂头丧气的，高兴点，高兴点没有什么坏处。”占堆毫不谦虚地唱道：“不要把无罪的牲口绑得太久，夏季的草仅仅是三天的過客，夏季的河水也和夏季草一样。”曲终，羊毛落地。那只绵羊被放开。他跑过去，一下子抓起一只绵羊的腿，把它拉了过来。旺钦觉得占堆已经长大成人，跻身男子汉的行列。他为此而感到极大的欣慰。他看了占堆一眼。……经过一天半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剪完了所有绵羊的毛。他们给羊群里最为壮实的种绵羊的犄角缠上绵羊毛，用红土在身上画“卐”符，与羊群间隔一定距离，再泼上酪桨;给羊毛刀缠上绵羊毛，向空中挥舞着，高声呼喊吉祥口号道：“愿战胜敌人！愿远离疾病！愿白财绵羊成百上千地增长。”
家中的三个男人相互竞争，在劳动中展现强力，也表达出丰收的喜悦，最后的吉祥口号更诉说着他们的心声：只要家庭和睦、人畜兴旺就能战胜一切外敌，远离灾祸，家财万贯，朴素的思想正是草原家庭伦理的显现。
当家庭与其它部落发生潜在的摩擦时，旺钦们的表现是一切从家庭利益出发，宁可放低姿态求得谅解，而并非是逞勇斗狠。这就与“无敌八兄弟”的争强好胜、咄咄逼人构成对照。旦巴亚尔杰在此种常见的草场纠纷中体现出如是的草原伦理，若相互谅解，则部落祥和、幸福安康;若恃强凌弱，则家庭破败、家道中落，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对应伦理关系，即和则胜、分则败的草原法则，但看“无敌八兄弟”经过一场斗争后凋零为“无敌三兄弟”，又在旺钦等人的打击下完全灭亡。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当旺钦在无敌兄弟认输后，准备放弃杀害他们的念头时，却被珠塔偷袭，最终被部落长枪杀。这一事件表明在草原伦理中除恶务尽的观念，也即部落长和达娃老人所谓的“‘过于同情，怨恨就断不了’这句话多么有道理。对这种狼一样的人不值得同情”的观念。
而当家庭内部出现纷争，旺钦们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遥远的黑帐篷》中沃玛吉的丈夫尼夏被土匪杀害，当旺钦们擒拿住凶手，几经盘问竟然发现凶手是沃玛吉的前夫次角，如此，旺钦们就要面对既是杀害沃玛吉丈夫的凶手、又是沃玛吉前夫的次角的两难境遇，如果不为兄弟尼夏复仇明显是对不住兄弟，如果为兄弟复仇则会让沃玛吉处于更为艰难的处境。我们由旺钦的心理活动可见其两难抉择，“他是杀害我朋友的凶手。我不报朋友的仇，朋友会不会在中阴狭道上埋怨我，骂我是个无耻之徒？他曾经无情地抛下沃玛吉，一个人走了。要是沃玛吉见了他不但不会高兴，而且因为他是杀害自己两个孩子的父亲的凶手，就跟他拼命怎么办？如果她能忘掉过去的冤仇，不管从衣食住行哪个方面看，次角回到她身边，她和两个孩子都会有个倚靠。这岂不是件好事吗？”在旺钦的思考中，我们还发现一种草原伦理的端倪，即亡者已逝，即便再伤心难过，已成过往，最重要的是生者的问题，因此，旺钦把是否报复次角的权利在事实上已移交给沃玛吉。然而吊诡的是，沃玛吉看到尼夏的尸体“只是哭喊，却没有闹腾”，而看到次角时则“从头到脚连连打量一番，没有露出半点不满情绪，说一声：‘走’，便带上两个孩子，与次角一起回家了”，即便是沃玛吉不知道杀害尼夏的是次角，那么几年前次角对她的伤害也应该在她的心灵深处留有印记，但沃玛吉犹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次角带回家，就像欢迎胜利归来的尼夏一样，难道真如部落长所言：“你不是沃玛吉的男人吗？再说一个女人会有报仇的想法吗？她怎么知道你是杀害她男人的凶手呢？”一样，草原上的女人们在丈夫死亡后，并无像男子一样复仇的勇气和决心，而是顺从地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吗？这岂不是与旺钦的妻子央姆即便被赞贵喀肖所强霸，依然挂念丈夫和儿子构成对照吗？因此，关于沃玛吉的态度问题，我们还应该从《遥远的黑帐篷》所秉持的草原伦理的角度加以解释。次角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抛弃沃玛吉在先，杀死沃玛吉的丈夫在后，他以悔罪的心态接受沃玛吉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惩罚;而沃玛吉表现出草原女性的宽恕品质，即便杀死次角也无法挽回尼夏的生命，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次角承担起尼夏未尽的丈夫职责、父亲职责，共同抚育两个孩子的成长，使雪嘎、鲁嘎的成长过程中不至于缺乏父爱而有所缺失。由此可见，草原女性的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区别于男性的生命强力伦理选择。这就与旺钦与央姆团聚后，不得不承担起抚育赞贵喀肖的幼子有相同之处。
在获悉赞贵喀肖因琐事而亡的消息后，旺钦等人的报复行为戛然而止，旺钦、央姆、占堆一家团聚。而旺钦的感慨：“没有比人的一生更奇妙、更不公平的。有时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有时却变成仇敌儿孙的养父，在一个家庭里，用一口锅吃饭，在同一个炉灶上烤火。”则表现出另一种草原伦理，因为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多舛，更应该珍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使得每一个生命都获得幸福生活的权利。基于此，旺钦的激烈内心斗争是“把我们融酥一样宁静的部落变成血海的是赞贵喀肖，他的财产哪怕是一根细绵羊毛线也不想用。他攥住羊羔皮袍两头，险些把它撕成碎片。但细心一想，自己与心爱的伴侣央姆遭到狂风般的命运的劫难，但是最终得以团圆。所以这次我得依着她。特别是对于这个冤孽鼻涕虫来讲，子承父业是西藏高原人的习俗。如果不给他留些份子，业果上讲不通。于是，他挑选出五六张白色羊羔皮，给那个孩子也做了一件袍子。”认为所有的一切皆是命运的考验，人所能做的只有遵从命运的安排，放下心中的执念，而获得心灵的澄澈。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旺钦、占堆等人迅速放下心中的仇恨，以更为博大的关爱拥抱生活。这又体现出草原伦理中的宽恕与救赎的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知晓“那些佛敌现在已经到达江孜一带，正在施行抢夺寺庙和百姓的财产，奸污妇女，屠杀儿童等过去连做梦也不曾梦见的暴行。所以不仅是政府军，连寺庙僧尼也拿起武器，在与黄头发妖魔军战斗。塔工和纳仓的部队也已经抵达前线。在雪域佛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是出于无法忍受的气愤自愿而来的。”藏北草原的汉子们义愤填膺，不仅选择捐枪，而且参加霍尔三十九部族的队伍，开拔前线。如此一来，藏北草原的生命强力就转化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奋力救亡的民族情怀，个体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他们精神的跃迁。
三
《遥远的黑帐篷》在细节方面的描写也非常引人入胜，这表明作者旦巴亚尔杰熟悉草原生活，并善于从草原生活中择取文学素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反复出现的“虱子”书写。而虱子多出现在沃玛吉身上，如第一次关于虱子的书写着实令人忍俊不止：
这时肚脐下面的丛林间一阵瘙痒，她伸手一探，摸到了一只死到临头，到了该用大拇指和食指夹死的地步的老虱子。可它却要死要活地扇动着两只触角。她把这只老虱子放到手掌里看。老虱子在打转，如同一个盲人在荒野里游荡。她像看到一台不曾看过的节目一般注视它的当儿，刮起一股小小的旋风，弄得老虱子不见踪影。她一边揣摩着老虱子会跑到哪里去，一边找寻。这时它已经跑到旺钦的腮帮上，正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爬。她用拇指和食指抓住它时，它像一个越狱犯重新落入法网一样，在两根手指间挣扎。沃玛吉说：“你这么有能耐的话，给。”她用两手大拇指指甲把它夹死了。
在沃玛吉的视野中，老虱子的游荡正如她内心的激荡一样，而老虱子由她的手上转移到旺钦的脸上，体现出她对旺钦的仰慕。旦巴亚尔杰以俏皮的语调描绘了一幅关于虱子的风情画。第二次出现虱子，体现出沃玛吉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旺钦要教授尼夏打枪的时候，沃玛吉担心丈夫枪法不精，恐怕受到旺钦父子的嘲笑，顺手从头发上拈出一只虱子，而有意思的是，尼夏似乎接收到了妻子传来的信息，竟然“也伸手从颈部捉起一只肥硕的老虱子，塞进枪口，说：‘我把这只虱子也跟野牦牛一起枪毙掉。’”如此，通过一只虱子化解了家庭之间的潜藏的矛盾，虱子本是不干净的表现，在旦巴亚尔杰的笔下却呈现出别样的风味，在他的细致描摹中承担起营造不同的氛围的叙述功能。
另外，《遥远的黑帐篷》中还多次出现歌唱的景象，把藏北牧民的豁达、沧桑、羞涩、智慧在歌声中加以丰富的表现，如旦巴亚尔杰直言：“牧区的男女之间除了情歌没有什么可唱的。自古以来，牧区的青年男女通过情歌这一纽带，争取自由和幸福，繁衍后代，为人类的发展尽了涓埃之力。”并通过珠措与顿珠的对唱将其言说具体化：
珠措想了想，唱了一首情歌：
“骏马在草滩上嘶鸣，黄金花鞍落在家里。只要金鞍情义不变，骏马就会加快步伐。”
她刚一唱完，就羞涩地背对着顿珠坐了下来。
顿珠对了一首歌：
“布谷在印度鸣叫，雁子在门隅啁啾。叫着走近咫尺间，旃檀梢头来相聚。”
唱毕，他就抱住珠措，解开腰带，亲起嘴……
如此这般，他俩彼此相爱，成为了只可死别，不可生离的情人。
表现出了草原青年男女情感奔放、自由无拘、真诚可爱的个性。同时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了关于草原风光的描写，如：天空湛蓝澄净;一丛丛洁白的云团，宛然绵延不绝的雪山，在四面地平線尽头飘动;草地上，蜜蜂歌唱着在天然花园里飞舞;生长在不断向下飞流的澄澈山涧水边的色钦花、色琼花、沉香、红黄白三色奶瓶花、铃铛花、飞燕草等各种野花芬芳四溢;娇艳的蝴蝶仿佛在与野花竞相媲美，忽而飞旋，忽而享用花蕊，扇动着翅翼;那一片锦缎似的草甸、各色鲜花的芳香、小鸟飞旋着“叮叮吱吱呱呱”啁啾的美妙声音、在天空中轻缓飘舞的洁白云朵，安详、自由、悠闲地徜徉在草甸上的畜群等色、声、香、味、触五妙欲无所不包的自然形成的夏之风景，为读者们呈现出一幅藏北草原的风景画卷，体现出作品中人物对草原的深深眷恋。
通过诸如上述类型的书写，旦巴亚尔杰完成了对藏北草原的家园书写，向人们展现出别样的西藏风情，未经人工修饰的淳朴、自然而又朴素的自然之美、人性之美，与其他藏族作家的农区书写、城市书写、革命书写一同构成藏式中国故事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