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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文治武功一度达到鼎盛的大隋王朝，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二世而亡？我们或许可以扶隋朝粮仓的建立与管理翩度中找翻一点端倪。
唐贞观二年（628年）的一天，年轻的唐太宗又一次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探讨隋朝灭亡的教训。对他来说，一个萦绕在自己和整个唐王朝心头的重大历史问题便是：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文治武功一度达到鼎盛的大隋王朝，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二世而亡的？这对百废待兴的唐王朝来说，至关重要。
对这个问题，黄门侍郎王珪讲了这样一件旧事：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多饥乏。文帝遂命令百姓东去洛阳寻找粮食救命。
对这次灾荒，史书上有明确纪录。《隋书·五行志》载：“开皇十四年五月，京师地震……是岁关中饥，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年五月，长安刚刚发生地震，接着就是旱灾来袭、遍地饥馑，百姓东去洛阳似乎是无奈之举。
史书对于隋文帝宵衣旰食，为民父母的“仁君之举”也有着生动的记载。《资治通鉴·隋纪二》这样描述：隋文帝派遣官员查看民食，得到的却是一团团“豆屑杂糠”。自责之下，隋文帝痛哭流涕，遍示群臣，很长时间不再吃肉。到了八月，隋文帝亲自率领长安吏民东去洛阳就食。途中，隋文帝严令沿途官吏对百姓不得催逼，看到扶老携幼，蹒跚而行的饥民队伍，隋文帝自己经常“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行走到艰险之处，遇到挑担的羸弱百姓，他还“令左右扶助之”……
且慢为隋文帝与黎民百姓的“鱼水深情”掬？目一把。
说到这里，王珪话锋一转，戳穿了这场“真情表演”背后的真相：“是时（关中）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糧。”（《贞观政要·卷八》）一面是天降大旱，饥民遍地，一面却是府库充盈，吝惜如金。“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王硅给隋文帝下了这样的断语，同时指出，正是因为隋王朝本末倒置的政策，导致其灭亡之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历史给短命的隋王朝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隋文帝殚精竭虑、惨淡经营积累的巨大财富并没有成为隋王朝长治久安的物质屏障，反而成了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雄厚资本。此后，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巡塞外、征高丽，耗尽了民力，丧尽了人心，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的隋王朝最终在民众造反的漫天烽火中灰飞烟灭，只留下一个个巨大的粮仓，无言诉说着这个“短命”王朝的兴衰成败。
隋朝疆域图
不夸张地说，唐太宗君臣讨论隋政得失的当口，吃的还是几十年前隋文帝时积累的粮食。而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也正是建立在隋王朝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基础之上。
讲完故事，王硅这样总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朝上大臣中，持相似观点的不在少数。贞观十一年，御使马周也上疏唐太宗：“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贞观政要·卷六》）
在马周看来，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便是在百姓困顿、国力耗竭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建立了大批粮仓。客观上说，这些粮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王朝支撑作用，反而成了隋王朝快速灭亡的“加速器”。
马周之言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的。
纵观隋末历史，几乎每一场反叛和暴乱都和粮仓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联。
大业九年，隋炀帝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悍然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又备受隋炀帝猜忌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以云集黎阳，准备运往高丽前线的粮草补给为依凭，杨玄感迅速集结起十几万人马，发动了对东都洛阳的进攻。虽然杨玄感最终由于策略失当、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给了隋王朝以沉重打击，也开启了关陇贵族集团抛弃隋王朝、另寻代言人的历史进程。
值得说明的是，隋炀帝对一呼百应、从者云集的杨玄感十分愤恨，对跟随杨玄感起兵造反的部众痛下杀手，大兴株连，“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资治通鉴·隋纪六》）。杨玄感围困洛阳时，曾经开仓赈济百姓，隋炀帝连这些饥民也不放过，明令“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结果四方哗然，“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隋书·食货志》）原本为恫吓天下百姓染指粮仓之心，却不想在大乱之后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也将民众彻底推向了王朝对立面，刺激起更大规模的反叛。而同时，遍布两河、关中的粮仓也成为各割据势力竞相追逐的对象，隋末乱局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李密、李渊、刘武周、王世充、罗艺等原隋朝体制内精英眼见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预见到隋朝必亡的趋势，加入反叛阵营，意图于乱世中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饥民充塞、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也成为这些有志之士野心得以膨胀、图谋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
李密
以刘武周为例，刘武周本是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财主，后在突厥支持下公开造反，甚至号称皇帝。究其根源，当时当地百姓饥馑、饿殍遍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不肯开仓放粮，给了刘武周造反的绝佳借口。武周于郡中慷慨陈词：“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旧唐书·刘武周传》）王仁恭百口莫辩，被刘武周率领暴民杀死，刘武周顺势“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加入了隋末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行列。 而更加典型的，莫过于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了。李密是原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之后，与李渊同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杨玄感起兵后，李密立即前往投效，并提出袭涿郡、据关中、攻洛阳“上中下”三策。杨玄感采纳了攻打洛阳的“下策”，最终失败。此后，李密辗转于两河各造反势力，最终加入了翟让的瓦岗军，自此，才开启了自己杀伐决断、纵横天下的快意人生。
凭借李密的周密筹谋，瓦岗军大败隋军大将张须陀、刘长恭，收降了裴仁基、柴孝和等隋军将领，声威大震。为进一步壮大瓦岗军力量，李密又将目光投向了洛阳周边的两大国家战略储备粮库——洛口仓和回洛仓。《资治通鉴》记载，洛口仓和回洛仓都建立于大业二年，储粮总量超过两千六百万石，足够四百万人吃整整一年。
李密将攻占这两大粮仓提升到了推翻隋室、再造王朝的战略高度。
他指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资治通鉴·隋纪七》）果然，瓦岗军以极小的代价攻占了两大粮仓，此后“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兵力迅速达到百万以上，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武装集团。
在李密主持下，从两河到江淮，群盗莫不响应，李密旋即“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大胜之下，李密传檄洛阳远近州县，祖君彦痛斥暴君隋炀帝的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自此传遍天下。无疑，在瓦岗军一日千里的进展中，攻占粮仓、赈济百姓成为其关键节点。
作为建立新朝的真正胜利者，李渊起兵之初，自然也将开仓赈济作为其收揽民心、增强实力的必备戏码，“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资治通鉴·隋纪八》），自此一路向关中进军，李渊并没有遇到多大险阻。临近长安，他又“至永丰仓劳军，开仓赈饥民”，结果“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从而打下了攻取长安、定鼎天下的民意基础。
由此可见，遍览隋末风云，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地方势力，抑或草莽英雄，凡举兵造反者，莫不以开仓放粮为招兵手段和善后措施，这说明隋王朝粮食满仓和民众造反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从隋文帝开始，隋王朝积聚粮食、充实府库绝不是为了资助反叛者，但客观上却使这些粮仓成为反叛者和割据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结果，越是关中、两河这样的王朝腹心、重中之重，只因为设立着堆积如山的粮仓，越是成为隋王朝和造反军队之间反复争夺的四战之地，也成为王朝社稷最先倾覆的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为什么隋朝末年会出现粮仓堆积如山、饥民饿毙如蚁、百姓思乱日甚的局面？隋王朝在粮仓管理制度上又存在怎样的问题？
《隋書·张须陀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
张须陀要开仓赈济灾民，但属官认为不能擅自赈济，须要先向朝廷请示，得到皇帝准许后方能开仓。可见，皇帝授权是地方官开仓赈济的制度规定。但正如张须陀所言，此时皇帝正在辽东亲征高丽，等诏旨传来，必然迁延时日，难解百姓饥饿的“倒悬之急”。最终，张须陀宁愿自己获罪而开仓济民，所幸最终皇帝也没有责怪他。
史料记载，隋朝末年“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隋书·食货志》）。刚开始百姓还有树叶吃，没多久就发展成了人吃人，但官吏惧法，不敢开仓赈济。就连守着几个大粮仓的洛阳，在饱受杨玄感、李密等势力的围攻之际，也不能充分利用洛口仓、回洛仓的巨量存粮，坐视其被瓦岗军据为己有，进而大举围城。
那么，如此悖谬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朝时期，国家管理粮仓的形式有很多种，除去大型国家粮库，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在抗灾中作用最明显的，便是“义仓”。这种粮仓形式发源于民间推行已久的社仓，是开皇五年，由长孙平提议，得到皇帝支持的新制。“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
社仓本是民间结社进行公共积累和自发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火纷争考验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机制，而隋朝的义仓则把社仓的经验推广到国家层面。但是，民间自发经验一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就必然体现国家意志。
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场大旱，隋王朝自然把手也伸向了义仓。文帝下诏：“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隋文帝首先否定了百姓因灾自救、自我赈济的合理性，反而说他们“不思久计，轻尔费捐”，没有长远眼光，进而将各州义仓“并纳本州”，还明确规定，如果真发生因灾缺粮的情况，可以先赈以杂粮和旧年陈粮，这就等于将百姓本来具有的自我救济措施完全剥夺。此后，隋文帝还以上中下三等税，规定了百姓各家各户上交义仓的粮食定额。这就必然导致救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与蔓延迅速的灾情实际之间的脱节。
对于隋朝粮仓制度运行的问题，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着清晰的论断：“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市籴考二》）
将本属民间的义仓收为国有，一旦有水旱之灾，文书往来路途遥远，程序繁琐，再加上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大发国难财，或者逢迎上意，粉饰太平，视民命如草芥，“守着粮仓饿肚子”的情况自然普遍存在。中小义仓尚且如此，国家大型粮仓情况必然更加复杂，管理更加严苛繁琐，赈济之功难以兑现。而此时若有一二黔首振臂一呼，四方民众应者云集的景象也就不难想象了。
隋朝粮仓遗址
然而，隋朝两代皇帝置“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政治许诺于不顾，将仓库管理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最终导致民众反叛，王朝覆灭，这只是制度上能看得到的弊病和表现，其背后，还有着隋王朝短命而亡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动因。
清代史学家赵翼论及历代兴替，曾指出王朝鼎革“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廿二史札记》）。
简单说，禅让，就是权臣篡位，和平收编，改朝换代；征诛，就是斩蛇起义，胜者为王。而刀头舔血、九死一生的“改天换地”，自然比以权压人、以臣欺君的“改换门庭”更能对社会结构进行有效重构和整合，在臣民潜意识中也更加具有合法性。
众所周知，隋文帝是以外戚和权臣身份篡位北周而建立隋朝的。这在信奉“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时代自然显得不具备合法性。为防止别人效仿自己再行篡弑，隋文帝大杀北周宗室，并对反抗势力和拥戴自己的功臣集团一并清洗，引得天下风声鹤唳，臣民噤若寒蝉。
隋文帝晚年猜忌重臣高颎，本欲杀之，结果自己都感叹：“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杀王世积，现在如果再杀高颎，天下是不是会骂我太也无情了？”文帝为人之刻薄寡恩、残忍好杀由此可見一斑。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曾经主持制定了著名的《开皇律》，相对于北周不仅减轻了刑罚，而且“刑网简要”，但隋文帝猜忌臣下，喜怒无常，公然令有司于律外行杖，使各级官吏笼罩在残酷刑罚的阴影之下。是以隋王朝诸司属官，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隋书-刑法志》）
对功臣的猜忌诛杀，对朝野的绝对控制，必然让隋文帝将法网扩张到全体臣民头上。开皇十七年，垂暮之年的隋文帝甚至命令“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隋书·刑法志》）法令之严苛，民众之惶恐令历代史家瞠目。隋朝灭亡的原因，其实在此时就已经种下了。
对于粮仓管理，《隋书·刑法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皇十六年，有司上奏合川地区仓库储粮少了七千石。在得到“主典所窃”的审理结果后，隋文帝明令将主管官员斩首示众，并将其全家没为奴婢。不仅如此，还命令其家人买粮来填补粮库亏空。
判决已然酷烈，隋文帝随后的一道命令更让人心惊：以后盗取边粮者，一升以上皆处死，家人没入官奴。可以想象，在如此严苛无情的皇权专制氛围之下，管理粮仓的官员岂敢拿身家性命开玩笑，擅自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更为不幸的是，继隋文帝后，靠搞掉太子而登上皇位的隋炀帝同样有着“得位不正”的先天不足。为表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隋炀帝登基伊始便以“大业”为年号，表明了自己意欲有所作为、比肩秦皇汉武的政治决心。
其后，隋炀帝更是营建洛阳、大造江都、开凿运河、三征高丽，把父亲留下的巨量财富作为成就自己“千古一帝”的筹码，只以事功为先，不以百姓为念，结果却操之过急，役民过重，最终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民心，输掉了天下。
一纸青史，掩卷长叹。
可以说，正是因为隋朝两代帝王由于王朝自身的先天缺陷和执政之过，造成了国家意志强大而民众权利卑微，最终导致了王朝的二世而亡。而粮仓，由于被赋予了太多治乱兴亡的时代意义，成为了这个短命王朝最为典型、也最为悲情的注脚。
引子：一桩旧事，一则谎言
唐贞观二年（628年）的一天，年轻的唐太宗又一次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探讨隋朝灭亡的教训。对他来说，一个萦绕在自己和整个唐王朝心头的重大历史问题便是：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文治武功一度达到鼎盛的大隋王朝，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二世而亡的？这对百废待兴的唐王朝来说，至关重要。
对这个问题，黄门侍郎王珪讲了这样一件旧事：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多饥乏。文帝遂命令百姓东去洛阳寻找粮食救命。
对这次灾荒，史书上有明确纪录。《隋书·五行志》载：“开皇十四年五月，京师地震……是岁关中饥，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年五月，长安刚刚发生地震，接着就是旱灾来袭、遍地饥馑，百姓东去洛阳似乎是无奈之举。
史书对于隋文帝宵衣旰食，为民父母的“仁君之举”也有着生动的记载。《资治通鉴·隋纪二》这样描述：隋文帝派遣官员查看民食，得到的却是一团团“豆屑杂糠”。自责之下，隋文帝痛哭流涕，遍示群臣，很长时间不再吃肉。到了八月，隋文帝亲自率领长安吏民东去洛阳就食。途中，隋文帝严令沿途官吏对百姓不得催逼，看到扶老携幼，蹒跚而行的饥民队伍，隋文帝自己经常“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行走到艰险之处，遇到挑担的羸弱百姓，他还“令左右扶助之”……
且慢为隋文帝与黎民百姓的“鱼水深情”掬？目一把。
说到这里，王珪话锋一转，戳穿了这场“真情表演”背后的真相：“是时（关中）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糧。”（《贞观政要·卷八》）一面是天降大旱，饥民遍地，一面却是府库充盈，吝惜如金。“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王硅给隋文帝下了这样的断语，同时指出，正是因为隋王朝本末倒置的政策，导致其灭亡之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历史给短命的隋王朝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隋文帝殚精竭虑、惨淡经营积累的巨大财富并没有成为隋王朝长治久安的物质屏障，反而成了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雄厚资本。此后，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巡塞外、征高丽，耗尽了民力，丧尽了人心，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的隋王朝最终在民众造反的漫天烽火中灰飞烟灭，只留下一个个巨大的粮仓，无言诉说着这个“短命”王朝的兴衰成败。
隋朝疆域图
不夸张地说，唐太宗君臣讨论隋政得失的当口，吃的还是几十年前隋文帝时积累的粮食。而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也正是建立在隋王朝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基础之上。
溯源：一处粮仓，一座火山
讲完故事，王硅这样总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朝上大臣中，持相似观点的不在少数。贞观十一年，御使马周也上疏唐太宗：“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贞观政要·卷六》）
在马周看来，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便是在百姓困顿、国力耗竭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建立了大批粮仓。客观上说，这些粮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王朝支撑作用，反而成了隋王朝快速灭亡的“加速器”。
马周之言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的。
纵观隋末历史，几乎每一场反叛和暴乱都和粮仓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联。
大业九年，隋炀帝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悍然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又备受隋炀帝猜忌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以云集黎阳，准备运往高丽前线的粮草补给为依凭，杨玄感迅速集结起十几万人马，发动了对东都洛阳的进攻。虽然杨玄感最终由于策略失当、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给了隋王朝以沉重打击，也开启了关陇贵族集团抛弃隋王朝、另寻代言人的历史进程。
值得说明的是，隋炀帝对一呼百应、从者云集的杨玄感十分愤恨，对跟随杨玄感起兵造反的部众痛下杀手，大兴株连，“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资治通鉴·隋纪六》）。杨玄感围困洛阳时，曾经开仓赈济百姓，隋炀帝连这些饥民也不放过，明令“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结果四方哗然，“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隋书·食货志》）原本为恫吓天下百姓染指粮仓之心，却不想在大乱之后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也将民众彻底推向了王朝对立面，刺激起更大规模的反叛。而同时，遍布两河、关中的粮仓也成为各割据势力竞相追逐的对象，隋末乱局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李密、李渊、刘武周、王世充、罗艺等原隋朝体制内精英眼见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预见到隋朝必亡的趋势，加入反叛阵营，意图于乱世中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饥民充塞、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也成为这些有志之士野心得以膨胀、图谋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
李密
以刘武周为例，刘武周本是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财主，后在突厥支持下公开造反，甚至号称皇帝。究其根源，当时当地百姓饥馑、饿殍遍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不肯开仓放粮，给了刘武周造反的绝佳借口。武周于郡中慷慨陈词：“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旧唐书·刘武周传》）王仁恭百口莫辩，被刘武周率领暴民杀死，刘武周顺势“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加入了隋末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行列。 而更加典型的，莫过于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了。李密是原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之后，与李渊同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杨玄感起兵后，李密立即前往投效，并提出袭涿郡、据关中、攻洛阳“上中下”三策。杨玄感采纳了攻打洛阳的“下策”，最终失败。此后，李密辗转于两河各造反势力，最终加入了翟让的瓦岗军，自此，才开启了自己杀伐决断、纵横天下的快意人生。
凭借李密的周密筹谋，瓦岗军大败隋军大将张须陀、刘长恭，收降了裴仁基、柴孝和等隋军将领，声威大震。为进一步壮大瓦岗军力量，李密又将目光投向了洛阳周边的两大国家战略储备粮库——洛口仓和回洛仓。《资治通鉴》记载，洛口仓和回洛仓都建立于大业二年，储粮总量超过两千六百万石，足够四百万人吃整整一年。
李密将攻占这两大粮仓提升到了推翻隋室、再造王朝的战略高度。
他指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资治通鉴·隋纪七》）果然，瓦岗军以极小的代价攻占了两大粮仓，此后“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兵力迅速达到百万以上，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武装集团。
在李密主持下，从两河到江淮，群盗莫不响应，李密旋即“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大胜之下，李密传檄洛阳远近州县，祖君彦痛斥暴君隋炀帝的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自此传遍天下。无疑，在瓦岗军一日千里的进展中，攻占粮仓、赈济百姓成为其关键节点。
作为建立新朝的真正胜利者，李渊起兵之初，自然也将开仓赈济作为其收揽民心、增强实力的必备戏码，“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资治通鉴·隋纪八》），自此一路向关中进军，李渊并没有遇到多大险阻。临近长安，他又“至永丰仓劳军，开仓赈饥民”，结果“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从而打下了攻取长安、定鼎天下的民意基础。
由此可见，遍览隋末风云，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地方势力，抑或草莽英雄，凡举兵造反者，莫不以开仓放粮为招兵手段和善后措施，这说明隋王朝粮食满仓和民众造反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从隋文帝开始，隋王朝积聚粮食、充实府库绝不是为了资助反叛者，但客观上却使这些粮仓成为反叛者和割据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结果，越是关中、两河这样的王朝腹心、重中之重，只因为设立着堆积如山的粮仓，越是成为隋王朝和造反军队之间反复争夺的四战之地，也成为王朝社稷最先倾覆的所在。
追问：一项国策，一朝失衡
那么问题来了。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为什么隋朝末年会出现粮仓堆积如山、饥民饿毙如蚁、百姓思乱日甚的局面？隋王朝在粮仓管理制度上又存在怎样的问题？
《隋書·张须陀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
张须陀要开仓赈济灾民，但属官认为不能擅自赈济，须要先向朝廷请示，得到皇帝准许后方能开仓。可见，皇帝授权是地方官开仓赈济的制度规定。但正如张须陀所言，此时皇帝正在辽东亲征高丽，等诏旨传来，必然迁延时日，难解百姓饥饿的“倒悬之急”。最终，张须陀宁愿自己获罪而开仓济民，所幸最终皇帝也没有责怪他。
史料记载，隋朝末年“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隋书·食货志》）。刚开始百姓还有树叶吃，没多久就发展成了人吃人，但官吏惧法，不敢开仓赈济。就连守着几个大粮仓的洛阳，在饱受杨玄感、李密等势力的围攻之际，也不能充分利用洛口仓、回洛仓的巨量存粮，坐视其被瓦岗军据为己有，进而大举围城。
那么，如此悖谬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朝时期，国家管理粮仓的形式有很多种，除去大型国家粮库，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在抗灾中作用最明显的，便是“义仓”。这种粮仓形式发源于民间推行已久的社仓，是开皇五年，由长孙平提议，得到皇帝支持的新制。“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
社仓本是民间结社进行公共积累和自发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火纷争考验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机制，而隋朝的义仓则把社仓的经验推广到国家层面。但是，民间自发经验一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就必然体现国家意志。
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场大旱，隋王朝自然把手也伸向了义仓。文帝下诏：“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隋文帝首先否定了百姓因灾自救、自我赈济的合理性，反而说他们“不思久计，轻尔费捐”，没有长远眼光，进而将各州义仓“并纳本州”，还明确规定，如果真发生因灾缺粮的情况，可以先赈以杂粮和旧年陈粮，这就等于将百姓本来具有的自我救济措施完全剥夺。此后，隋文帝还以上中下三等税，规定了百姓各家各户上交义仓的粮食定额。这就必然导致救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与蔓延迅速的灾情实际之间的脱节。
对于隋朝粮仓制度运行的问题，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着清晰的论断：“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市籴考二》）
将本属民间的义仓收为国有，一旦有水旱之灾，文书往来路途遥远，程序繁琐，再加上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大发国难财，或者逢迎上意，粉饰太平，视民命如草芥，“守着粮仓饿肚子”的情况自然普遍存在。中小义仓尚且如此，国家大型粮仓情况必然更加复杂，管理更加严苛繁琐，赈济之功难以兑现。而此时若有一二黔首振臂一呼，四方民众应者云集的景象也就不难想象了。
隋朝粮仓遗址
起底：一种更替，一纸血泪
然而，隋朝两代皇帝置“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政治许诺于不顾，将仓库管理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最终导致民众反叛，王朝覆灭，这只是制度上能看得到的弊病和表现，其背后，还有着隋王朝短命而亡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动因。
清代史学家赵翼论及历代兴替，曾指出王朝鼎革“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廿二史札记》）。
简单说，禅让，就是权臣篡位，和平收编，改朝换代；征诛，就是斩蛇起义，胜者为王。而刀头舔血、九死一生的“改天换地”，自然比以权压人、以臣欺君的“改换门庭”更能对社会结构进行有效重构和整合，在臣民潜意识中也更加具有合法性。
众所周知，隋文帝是以外戚和权臣身份篡位北周而建立隋朝的。这在信奉“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时代自然显得不具备合法性。为防止别人效仿自己再行篡弑，隋文帝大杀北周宗室，并对反抗势力和拥戴自己的功臣集团一并清洗，引得天下风声鹤唳，臣民噤若寒蝉。
隋文帝晚年猜忌重臣高颎，本欲杀之，结果自己都感叹：“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杀王世积，现在如果再杀高颎，天下是不是会骂我太也无情了？”文帝为人之刻薄寡恩、残忍好杀由此可見一斑。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曾经主持制定了著名的《开皇律》，相对于北周不仅减轻了刑罚，而且“刑网简要”，但隋文帝猜忌臣下，喜怒无常，公然令有司于律外行杖，使各级官吏笼罩在残酷刑罚的阴影之下。是以隋王朝诸司属官，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隋书-刑法志》）
对功臣的猜忌诛杀，对朝野的绝对控制，必然让隋文帝将法网扩张到全体臣民头上。开皇十七年，垂暮之年的隋文帝甚至命令“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隋书·刑法志》）法令之严苛，民众之惶恐令历代史家瞠目。隋朝灭亡的原因，其实在此时就已经种下了。
对于粮仓管理，《隋书·刑法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皇十六年，有司上奏合川地区仓库储粮少了七千石。在得到“主典所窃”的审理结果后，隋文帝明令将主管官员斩首示众，并将其全家没为奴婢。不仅如此，还命令其家人买粮来填补粮库亏空。
判决已然酷烈，隋文帝随后的一道命令更让人心惊：以后盗取边粮者，一升以上皆处死，家人没入官奴。可以想象，在如此严苛无情的皇权专制氛围之下，管理粮仓的官员岂敢拿身家性命开玩笑，擅自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更为不幸的是，继隋文帝后，靠搞掉太子而登上皇位的隋炀帝同样有着“得位不正”的先天不足。为表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隋炀帝登基伊始便以“大业”为年号，表明了自己意欲有所作为、比肩秦皇汉武的政治决心。
其后，隋炀帝更是营建洛阳、大造江都、开凿运河、三征高丽，把父亲留下的巨量财富作为成就自己“千古一帝”的筹码，只以事功为先，不以百姓为念，结果却操之过急，役民过重，最终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民心，输掉了天下。
一纸青史，掩卷长叹。
可以说，正是因为隋朝两代帝王由于王朝自身的先天缺陷和执政之过，造成了国家意志强大而民众权利卑微，最终导致了王朝的二世而亡。而粮仓，由于被赋予了太多治乱兴亡的时代意义，成为了这个短命王朝最为典型、也最为悲情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