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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春天，北京，空气里有一股欲望的气息。
张楚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寻求发展，他并不感到孤独，相反，他觉得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当张培仁第一次听到张楚的声音，他就决定和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北漂男孩签约。
1989年，张培仁和贾敏恕来到北京。北京，和台北是多么不同，这里的音乐，有强烈的叛逆气息，重金属、长发、电吉他，在地下暗潮涌动。
他连续签了黑豹、唐朝、超载、后来成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和何勇等等，让摇滚北京浮出水面，惊艳世界。
除了崔健，写进中国摇滚音乐史的专辑，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
那时候，我们记住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魔岩·中国火。这是他们唱片的品牌，台湾滚石的子公司，他们开创的中国摇滚乐的辉煌，无人能及。
它的总经理，叫张培仁，李宗盛亲切地称之为“亲爱的Landy，我的弟弟”的那个人。在10年之后，因经营不善败退台湾，魔岩三杰连同中国火的传奇，都成为永远的记忆。
今年的10月4日至6日，为期三天的“简单生活节”成为国庆上海最火爆的去处。
郑秀文、刘若英、许巍、窦靖童等等新人老将，人气爆棚，超过60组艺人登台表演，约100个来自华人地区的创意品牌缤纷亮相，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前来观看，光通过腾讯视频直播观看简单生活节的用户浏览量，就历史性地突破千万大关。
在这一切背后，是李宗盛、张培仁和贾敏恕三个老男人的创意和努力。没错，中国音乐的传奇人物张培仁，又杀回来了。
和李宗盛成为莫逆之交
H：1989年的时候，你本人唱了一首《老情人》，这是你唯一唱的一首歌吗？怎么会唱这首歌？
Z：对，那是我唯一唱过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也天天唱歌。我当时在台湾看了一本书，写的是一群在美国华人的心境，当时我十七八岁，热情勃发，很有感触，偶尔也会乱哼乱唱一下，年纪轻也不害怕，胆量很大，不像现在自我的私心很多，当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说我们几个可不可以有一张唱片？这是很“文青”的考虑，把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说出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而不管我现在写的这首歌有没有市场。于是，请了很多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创作歌手出席，讨论说要出一张唱片，最后大家说：“张培仁你做这张唱片啊，你有写歌啊，你要唱，我们就做！”当时年轻气盛，我就说：“要唱就唱，谁怕谁？”现在我后悔至极。我就是一个不大适合唱歌的人。
H：后来李宗盛在那首《和自己赛跑的人》中把你写进歌里，你是什么感觉？
Z：这是很早的歌了，我想他就为了押韵吧。当然，这也是兄弟情深！你知道李宗盛写歌会在生活里面找很多的素材。
H：你和李宗盛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滚石唱片的时候？
Z：在滚石以前就见过几次，1985年我进滚石的时候，他还不算是正牌制作人，还是算执行制作人，是计划助理，我们两个人在那时候就结为莫逆，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从滚石到魔岩
H：90年代你到北京创办魔岩唱片，你们在北京的时候，出版的唱片也在台湾销售吗？
Z：在台湾当然也会发行，也会打广告。当时台湾对于北京或者是大陆音乐文化的了解都非常少，但是在一些热爱摇滚乐的爱好者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这就导致音乐自然而然有很多受众，《唐朝》专辑当年在台湾也卖了三四万张，这是很不错的销售量，虽然当年台湾主流唱片都是三十四万张。
H：网上说，1994年何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炮轰四大天王，这是你授意的，这是真的吗？
Z：是也不是，反正我们聊天时聊到过，有聊到这个部分，可是我并没叫他说啊。其实大家都想得太多了，我们当时也都在摸索，很多事情都是摸索着做。像1994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摇滚演唱会，风险很大，其实当时窦唯张楚他们去得了去不了香港，幕后还有很多故事，到现在我都不能说的。
H：中国火后期，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超载”，这次“简单生活节”上“超载”主唱高旗要和杨乃文合作出场，大家都非常期待。
Z：当时我们的工作其实有很多困难。可以想象，每一个时期，接触到的人，他完成的一些作品，在当时都会变成一个系列，然后在同一时间发行，困难很多很多……我们第一个阶段接触到的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第二个阶段接触到的主要是窦唯、张楚跟何勇，高旗一直都在，“超载”作品的完成是比较晚一点，但非常有特色，旋律性也非常好，是非常优秀的乐队，我非常喜欢。我们也为他们制作了三张唱片：《超载》、《魔幻蓝天》和《生命是一次奇遇》。
H：当时《中国火》的内地合辑，滚石在台湾就做了很多合辑，是滚石想法的延续？
Z：不是，其实滚石当时还没有合辑的风潮，滚石真正做合辑，其实是我们当时有一张《美丽新世界》之后，滚石大量做合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H：北京公司出现问题后，在上海还是想做“中国火”这个品牌？
Z：对，我觉得，当时我们对上海的理解还没那么深，可是认识了一群人，认识了安栋，其实我们更希望在上海做起一个比较接近古典、更接近上海调性的品牌，和北京的还不太一样。安栋和我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同时也是编曲上、音乐上的伙伴。
辉煌与遗憾
H：魔岩创造了太多辉煌和传奇，可是后来怎么会败退台湾的？
Z：我觉得这当然是很悲伤的事情，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提到这件事。我回到台湾的过程，有很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得不回去。我也说，当年的我如果是在现在，可能结局就不同。因为当时很多事我还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太年轻了，很多事情抵挡不了。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延续我们当年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的同一个看法。
窦唯他们当然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且他们的音乐创作，即使今天来听，很多现在的音乐家的作品也不一定达到他们当时的深度。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专注、潜能，都让人心生敬意。可是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者说，我们还能一起把遗憾弥补完吗？我也很想在未来去发现，有机会能够补上。 H：我知道当时你同时还要照顾重病的父亲，心情是不是特别低落，心情低落的时期怎么挺过来的？
Z：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谁能抗拒命运的挑战。我在2001年底决定离开滚石，离开工作了17年的一个公司，一个原因，正是我的父亲在医院，我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时间。回头想想之前做过的事，你曾经非常有热情，那么以后我要怎么去做？我碰到的困难都是之前想象不到的，曾经让我非常茫然无措。那段时间，医院让我有一个反省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所以当时我就买了一本讲财务的书，在我父亲住医院的时候，我开始自学，以前从不懂财务，从那时候我从头开始学习。
H：也是不是因为当时魔岩在北京，财务上有一些问题，才会结束北京的公司而回到台湾？
Z：也不只是财务的问题，主要是总集团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各式各样的难以说明的原因吧。所以，不懂财务肯定不行。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看财务报表，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我其实自己不知道。今天比那个时候好了那么一点点。
H：魔岩唱片从北京回到台湾，有政治上的压力吗？
Z：没有碰到什么政治上的压力，否则在红磡体育馆是怎么办魔岩三杰的演唱会的？
H：从北京回到台湾，在台湾的魔岩唱片仍然发行了非常多的唱片，包括杨乃文、陈绮贞都是这一时期由你们发掘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已经在考虑转变？
Z：在台湾魔岩唱片2001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个时代的变化。我跟当时很多的伙伴说，你不要去开公司，不要进大公司，面对创作过程，大公司会怎么样；做独立的工作室，自己的公司，把小事做好；谈到了音乐的表演形式、video的创意，网络经营好，就会有自己的受众，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期间他们去做创意公司，或者小的品牌，其实这些人换了一个公司在做而已。你看过去十年，在华语流行乐坛，正牌大唱片公司创造出来的新人成功的案例非常稀有，其他的，都是独立品牌，要么就是选秀节目。
H：到了这个年纪，您怎么看面包和理想的关系？
Z：对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来说，如果我今天回答面包不重要，他们可能就会很担忧。说实话，我人生没什么太大的需求，我的人生愿景只要山中的一座小木屋就好。可能就是比较简单，我的欲望比较简单，然后文化上也是遗憾，遗憾其实一直都在，总希望找到各种方法弥补，然后按心目中比较好的文化路径，去做出一点尝试。
每个城市要有自己的节日
H：你是怎么想到把简单生活节带进内地的，是考察到了内地音乐节的市场之后，觉得这个时机不错？
Z：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常常觉得，不同的节日应该跟着城市走，每个城市有它自己特殊的节日才是对的，要是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节，就有一点问题了。
我们在台湾也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大的市场。前几年，大陆陆续有很多城市和朋友都来邀请我们，我们去看了之后，发觉我们不一定有能力来完成。我们观察不够，理解也不够，这一切主要还是浦东新区的努力，以及上海白玉兰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欣欣向荣公司和我们的合作，才使得我们能和年轻人在一起来做成这件事，把简单生活节带到内地。年轻人都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工作的过程会很快乐，如果这事刚好还很有价值的话，那会更快乐。我的大陆朋友们认为，在大陆年轻人里面，有一种渴望发现自己内心想法的趋势。我和年轻人交谈，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在内地办简单生活节。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很多事情，很多落地的事务都是由他们来负责的，我们希望把舞台的特点呈现得好一些，这里还有很多工程需要学会完成。这些部分是我们现在比较花力气在学习的。
H：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们做摇滚，现在你们回归到了简单，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Z：我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被问到。我现在做的事，都是对我当年没有做好的事的反省。如果我当年就了解生活形态，或者我当年就了解财务规划和市场策略以及管理模组，可能很多事情我都会比当年做得要好，而且还可以延续。当年我才29、30岁，还有很多东西不会，当年我们以为摇滚就是摇滚，却不知道摇滚不只是音乐上的摇滚，而是时代的特征，虽然它很特别，可是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思想方式。
我不见得只做“简单生活节”，我在台湾做了很多的节，我们有不同的机制和长期的计划，而当很多人问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会回答说，我在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早期在滚石，经过北京的“中国火”时代，回到台湾做唱片，到后来，我们都在寻找让当代青年的作品在当代被理解的方式。以前我通过唱片这种方式，可以让当时社会人才的作品被听见，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变得非常艰难。到底风格是什么？甚至问我们生活怎么下定义，我们都很难回答。我们重新找了一个原点，希望从这里找到每一个时代的青年，对当下的时代和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样貌唱出他们自己的歌声。当年的摇滚和现在的简单生活，我不觉得是两件事，虽然看起来像两件事，但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
张楚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寻求发展，他并不感到孤独，相反，他觉得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当张培仁第一次听到张楚的声音，他就决定和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北漂男孩签约。
1989年，张培仁和贾敏恕来到北京。北京，和台北是多么不同，这里的音乐，有强烈的叛逆气息，重金属、长发、电吉他，在地下暗潮涌动。
他连续签了黑豹、唐朝、超载、后来成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和何勇等等，让摇滚北京浮出水面，惊艳世界。
除了崔健，写进中国摇滚音乐史的专辑，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
那时候，我们记住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魔岩·中国火。这是他们唱片的品牌，台湾滚石的子公司，他们开创的中国摇滚乐的辉煌，无人能及。
它的总经理，叫张培仁，李宗盛亲切地称之为“亲爱的Landy，我的弟弟”的那个人。在10年之后，因经营不善败退台湾，魔岩三杰连同中国火的传奇，都成为永远的记忆。
今年的10月4日至6日，为期三天的“简单生活节”成为国庆上海最火爆的去处。
郑秀文、刘若英、许巍、窦靖童等等新人老将，人气爆棚，超过60组艺人登台表演，约100个来自华人地区的创意品牌缤纷亮相，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前来观看，光通过腾讯视频直播观看简单生活节的用户浏览量，就历史性地突破千万大关。
在这一切背后，是李宗盛、张培仁和贾敏恕三个老男人的创意和努力。没错，中国音乐的传奇人物张培仁，又杀回来了。
和李宗盛成为莫逆之交
H：1989年的时候，你本人唱了一首《老情人》，这是你唯一唱的一首歌吗？怎么会唱这首歌？
Z：对，那是我唯一唱过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也天天唱歌。我当时在台湾看了一本书，写的是一群在美国华人的心境，当时我十七八岁，热情勃发，很有感触，偶尔也会乱哼乱唱一下，年纪轻也不害怕，胆量很大，不像现在自我的私心很多，当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说我们几个可不可以有一张唱片？这是很“文青”的考虑，把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说出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而不管我现在写的这首歌有没有市场。于是，请了很多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创作歌手出席，讨论说要出一张唱片，最后大家说：“张培仁你做这张唱片啊，你有写歌啊，你要唱，我们就做！”当时年轻气盛，我就说：“要唱就唱，谁怕谁？”现在我后悔至极。我就是一个不大适合唱歌的人。
H：后来李宗盛在那首《和自己赛跑的人》中把你写进歌里，你是什么感觉？
Z：这是很早的歌了，我想他就为了押韵吧。当然，这也是兄弟情深！你知道李宗盛写歌会在生活里面找很多的素材。
H：你和李宗盛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滚石唱片的时候？
Z：在滚石以前就见过几次，1985年我进滚石的时候，他还不算是正牌制作人，还是算执行制作人，是计划助理，我们两个人在那时候就结为莫逆，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从滚石到魔岩
H：90年代你到北京创办魔岩唱片，你们在北京的时候，出版的唱片也在台湾销售吗？
Z：在台湾当然也会发行，也会打广告。当时台湾对于北京或者是大陆音乐文化的了解都非常少，但是在一些热爱摇滚乐的爱好者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这就导致音乐自然而然有很多受众，《唐朝》专辑当年在台湾也卖了三四万张，这是很不错的销售量，虽然当年台湾主流唱片都是三十四万张。
H：网上说，1994年何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炮轰四大天王，这是你授意的，这是真的吗？
Z：是也不是，反正我们聊天时聊到过，有聊到这个部分，可是我并没叫他说啊。其实大家都想得太多了，我们当时也都在摸索，很多事情都是摸索着做。像1994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摇滚演唱会，风险很大，其实当时窦唯张楚他们去得了去不了香港，幕后还有很多故事，到现在我都不能说的。
H：中国火后期，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超载”，这次“简单生活节”上“超载”主唱高旗要和杨乃文合作出场，大家都非常期待。
Z：当时我们的工作其实有很多困难。可以想象，每一个时期，接触到的人，他完成的一些作品，在当时都会变成一个系列，然后在同一时间发行，困难很多很多……我们第一个阶段接触到的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第二个阶段接触到的主要是窦唯、张楚跟何勇，高旗一直都在，“超载”作品的完成是比较晚一点，但非常有特色，旋律性也非常好，是非常优秀的乐队，我非常喜欢。我们也为他们制作了三张唱片：《超载》、《魔幻蓝天》和《生命是一次奇遇》。
H：当时《中国火》的内地合辑，滚石在台湾就做了很多合辑，是滚石想法的延续？
Z：不是，其实滚石当时还没有合辑的风潮，滚石真正做合辑，其实是我们当时有一张《美丽新世界》之后，滚石大量做合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H：北京公司出现问题后，在上海还是想做“中国火”这个品牌？
Z：对，我觉得，当时我们对上海的理解还没那么深，可是认识了一群人，认识了安栋，其实我们更希望在上海做起一个比较接近古典、更接近上海调性的品牌，和北京的还不太一样。安栋和我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同时也是编曲上、音乐上的伙伴。
辉煌与遗憾
H：魔岩创造了太多辉煌和传奇，可是后来怎么会败退台湾的？
Z：我觉得这当然是很悲伤的事情，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提到这件事。我回到台湾的过程，有很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得不回去。我也说，当年的我如果是在现在，可能结局就不同。因为当时很多事我还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太年轻了，很多事情抵挡不了。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延续我们当年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的同一个看法。
窦唯他们当然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且他们的音乐创作，即使今天来听，很多现在的音乐家的作品也不一定达到他们当时的深度。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专注、潜能，都让人心生敬意。可是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者说，我们还能一起把遗憾弥补完吗？我也很想在未来去发现，有机会能够补上。 H：我知道当时你同时还要照顾重病的父亲，心情是不是特别低落，心情低落的时期怎么挺过来的？
Z：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谁能抗拒命运的挑战。我在2001年底决定离开滚石，离开工作了17年的一个公司，一个原因，正是我的父亲在医院，我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时间。回头想想之前做过的事，你曾经非常有热情，那么以后我要怎么去做？我碰到的困难都是之前想象不到的，曾经让我非常茫然无措。那段时间，医院让我有一个反省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所以当时我就买了一本讲财务的书，在我父亲住医院的时候，我开始自学，以前从不懂财务，从那时候我从头开始学习。
H：也是不是因为当时魔岩在北京，财务上有一些问题，才会结束北京的公司而回到台湾？
Z：也不只是财务的问题，主要是总集团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各式各样的难以说明的原因吧。所以，不懂财务肯定不行。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看财务报表，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我其实自己不知道。今天比那个时候好了那么一点点。
H：魔岩唱片从北京回到台湾，有政治上的压力吗？
Z：没有碰到什么政治上的压力，否则在红磡体育馆是怎么办魔岩三杰的演唱会的？
H：从北京回到台湾，在台湾的魔岩唱片仍然发行了非常多的唱片，包括杨乃文、陈绮贞都是这一时期由你们发掘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已经在考虑转变？
Z：在台湾魔岩唱片2001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个时代的变化。我跟当时很多的伙伴说，你不要去开公司，不要进大公司，面对创作过程，大公司会怎么样；做独立的工作室，自己的公司，把小事做好；谈到了音乐的表演形式、video的创意，网络经营好，就会有自己的受众，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期间他们去做创意公司，或者小的品牌，其实这些人换了一个公司在做而已。你看过去十年，在华语流行乐坛，正牌大唱片公司创造出来的新人成功的案例非常稀有，其他的，都是独立品牌，要么就是选秀节目。
H：到了这个年纪，您怎么看面包和理想的关系？
Z：对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来说，如果我今天回答面包不重要，他们可能就会很担忧。说实话，我人生没什么太大的需求，我的人生愿景只要山中的一座小木屋就好。可能就是比较简单，我的欲望比较简单，然后文化上也是遗憾，遗憾其实一直都在，总希望找到各种方法弥补，然后按心目中比较好的文化路径，去做出一点尝试。
每个城市要有自己的节日
H：你是怎么想到把简单生活节带进内地的，是考察到了内地音乐节的市场之后，觉得这个时机不错？
Z：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常常觉得，不同的节日应该跟着城市走，每个城市有它自己特殊的节日才是对的，要是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节，就有一点问题了。
我们在台湾也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大的市场。前几年，大陆陆续有很多城市和朋友都来邀请我们，我们去看了之后，发觉我们不一定有能力来完成。我们观察不够，理解也不够，这一切主要还是浦东新区的努力，以及上海白玉兰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欣欣向荣公司和我们的合作，才使得我们能和年轻人在一起来做成这件事，把简单生活节带到内地。年轻人都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工作的过程会很快乐，如果这事刚好还很有价值的话，那会更快乐。我的大陆朋友们认为，在大陆年轻人里面，有一种渴望发现自己内心想法的趋势。我和年轻人交谈，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在内地办简单生活节。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很多事情，很多落地的事务都是由他们来负责的，我们希望把舞台的特点呈现得好一些，这里还有很多工程需要学会完成。这些部分是我们现在比较花力气在学习的。
H：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们做摇滚，现在你们回归到了简单，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Z：我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被问到。我现在做的事，都是对我当年没有做好的事的反省。如果我当年就了解生活形态，或者我当年就了解财务规划和市场策略以及管理模组，可能很多事情我都会比当年做得要好，而且还可以延续。当年我才29、30岁，还有很多东西不会，当年我们以为摇滚就是摇滚，却不知道摇滚不只是音乐上的摇滚，而是时代的特征，虽然它很特别，可是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思想方式。
我不见得只做“简单生活节”，我在台湾做了很多的节，我们有不同的机制和长期的计划，而当很多人问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会回答说，我在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早期在滚石，经过北京的“中国火”时代，回到台湾做唱片，到后来，我们都在寻找让当代青年的作品在当代被理解的方式。以前我通过唱片这种方式，可以让当时社会人才的作品被听见，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变得非常艰难。到底风格是什么？甚至问我们生活怎么下定义，我们都很难回答。我们重新找了一个原点，希望从这里找到每一个时代的青年，对当下的时代和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样貌唱出他们自己的歌声。当年的摇滚和现在的简单生活，我不觉得是两件事，虽然看起来像两件事，但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