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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费尼希日报》的老板托尔姆当选为联邦德国雇主协会新任主席，因而受到警方严厉的特别保护，以防恐怖分子袭击。
这位托尔姆先生想到村子里去散散步。这个村子是他诞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村子里住着他初恋时的情人，有他经常去忏悔的教堂，还有他双亲的墓地。然而他不能前往，因为几个警察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带着一群保镖去重访旧地，抒发幽思呢！他只得留在家里，他的家等于一座监牢。
有一个问题经常萦绕在托尔姆的心头，使他不能平静：他当上了雇主协会主席，那么将在什么时候、由何许人来杀害自己这个头面人物呢？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儿媳妇，还是流浪在中东的他的八岁小孙子？他把自己所有的朋友、敌人一一想遍，看看谁最可能来充当凶手。
托尔姆爱看空中的飞鸟，可他对飞鸟也不能放心，也许有人会研制遥控的假鸟，飞进窗户把他炸死。每当看到鸟儿飞来，他就心惊肉跳。可是他不敢声张，他怕警察会用铁丝网把他家花园的天空笼罩起来，隔断了他同大自然的最后一点联系。他不敢要铺子里送来的面包点心，他不敢拆香烟的包装纸，这里面都可能装着炸药，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托尔姆对警方的一切保安措施都百依百顺，无论它们是如何过分、不近情理，他都接受照办。他“甘心当个囚徒，甘心安安全全地死去，甘心死于追求安全之中。”
这是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他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里描述的联邦德国当前社会的一幅阴森森的图画。伯尔把联邦德国上层人士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心理作了荒诞的夸大。可是，书中描写的荒诞不经的天下奇闻后来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作家不是预言家，作品也不是论证历史发展的科学著作，然而立足现实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作家会写出真实反映一个较长时期社会风貌和精神心理状态的佳作。《保护网下》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海因里希·伯尔是在联邦德国文坛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译成四十五种语言。在伯尔卷幅浩瀚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线：分析研究他所处时代和他生活的国家中的问题。尤其自一九五三年发表小说《不吭一声》以来，伯尔作品总是以当前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题材。所谓“当前现实”就是作家写作时眼前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保护网下》一书几乎以新闻报道的速度反映了联邦德国社会的现状。联邦德国社会在七十年代末期所存在的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态、能源、褐煤开发、知识青年脱离父母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失业、恐怖活动、政治丑闻等等，小说中都囊括无遗。
对于社会现实，伯尔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评价。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历史就是受难，只有在权力消失之后人们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道德观决定了他对联邦德国恐怖分子的态度。伯尔的态度曾在联邦德国几次掀起轩然大波，使他遭到围攻和迫害。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联邦德国凯斯劳滕市的一所银行被抢，联邦德国丑名昭著的报纸《图片报》马上捕风捉影发表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这次杀人抢劫事件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分子集团的新暴行。抢劫事件后三周，伯尔在《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批评《图片报》的行为。他认为，联邦德国是一个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是一个只有六个人的反对社会政治体制的组织。如果夸大这个集团的罪行，那么反动势力就可以利用这种情绪，宣布处于非常状态，人民的基本权利就要受到侵犯，联邦德国的警察和司法界都有长期的反动历史，他们常常把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混为一谈。他还认为《图片报》用谎言、挑拨等无耻手段蛊惑人心，煽动歇斯底里情绪，这是一种鼓动私刑的法西斯行为。在法制国家里不能容忍报刊利用没有根据的直觉来煽动公众。伯尔的文章发表后，右派报刊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许多漫画攻击伯尔，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包庇恐怖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伯尔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是一本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它的副标题叫作“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报刊的垄断组织为了赚钱，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制造假新闻。一个人不顺从时势，就可能被污蔑为恐怖分子，声誉遭到破坏，人身受到威胁；许多暴力活动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产生的。
一九七七年，联邦德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三大恐怖案件：杀害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杀害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庞托，最引人注目的是劫持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他被劫持后经多方拯救无效仍被杀害，联邦德国为他举行国葬。三大案件之后，联邦德国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权势集团与商人更加胆战心惊，各个保镖公司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联邦德国当局扩建了联邦刑事局，使它成为欧洲最现代化的缉捕中心；惩治恐怖分子的刑法也越来越严，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控制住恐怖活动，它反而越演越烈，组织得更为出色。《保护网下》的某些情节即和施莱尔案件相似。《保护网下》用辛辣的笔调说明：警方的保护网似乎是天衣无缝，实际上在对付恐怖分子时毫无用处，但是警方可以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控制个人的私生活，扼杀人性。
《保护网下》的基调忧郁而富有同情心，伯尔对于反对联邦德国政治社会体制的激进派表示了明显的同情态度，但是他并不同情他们的暴力行动。《保护网下》有一段话：“他们(指恐怖分子)虽然威胁人身安全，劫持人员，杀害人命，但是自己心中却有一股冷漠的悲哀，或者说冷漠悲哀之情正是由此而起的。他们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犯罪；也可以说，他们在哲学上、理论上、逻辑上犯了罪。因为他们向这个制度提供了强身剂，提供了最最不该给他的东西——牺牲者、殉难者。”这也是伯尔对德国历史的总结：个别人的恐怖行动不仅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为统治者提供了实行白色恐怖的借口。伯尔一直希望恐怖分子自首，然后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处理他们。小说中薇罗妮卡的最后行动形象地说明了伯尔的态度。
应该说明，伯尔并不反对一切安全措施，一个社会应该有安全保障，然而伯尔看到联邦德国的保卫系统有追求尽善尽美万无一失的倾向，他认为这是危险的，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对社会的危害超过对社会的保护作用。伯尔说，《保护网下》有一个词是全书的关键，他希望读者能够找到隐藏在书里的这把钥匙，从而开启通往理解全书含义的大门，它就是“安全措施受害者”。这个词在小说中出自埃尔娜之口，她不是恐怖分子，因而不是安全网的监视对象；她也不是权贵，因而，也没有资格受到安全网的保护；但是她是扎比内的邻居，而扎比内是保护对象，因此埃尔娜也被扯进保护网下，成了“安全措施受害者”。“安全措施受害者”正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的直接后果，在《保护网下》里面几乎人人都是“安全措施受害者”：托尔姆夫妇及其女儿扎比内是警方保护对象，在保护网下失去个人自由；托尔姆的儿子罗尔夫是嫌疑分子，他的一家在保护网下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糊口；扎比内的邻居们在保护网下生活受到干扰，经济受到损失，名誉遭到诋毁；甚至安全措施的执行者警察也成了安全措施的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由，终日处于紧张状态。总而言之，一个“尽善尽美”的安全系统尽管漏洞百出远非万无一失，但是它已经剥夺了许多人的自主权利，使他们成为无法活动的囚犯，安全措施成了一种强制措施，一种强制行为，伯尔能够从人人习以为常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中找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他确实是独具只眼。
伯尔的创作生涯已有将近四十年历史，他的作品在思想、主题与手法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独特风格。
伯尔的小说主人公多是弱者、无能的人。伯尔认为，在当今联邦德国这个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只有这些弱者还保持人性。伯尔的小说很少描写人物的发展过程，他着意描写的是无辜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不公正的社会破坏了无辜者的幸福。《保护网下》写了百万富翁托尔姆一家的遭遇，按其实质托尔姆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个醉心艺术、不会理财、性格温和的自由派。他的《贝费尼希日报》在战后三十年中吞并了许许多多其他报纸，财产增长十万倍，这完全违背了托尔姆的意愿。托尔姆希望新闻界保持公允和不偏不倚的传统，可是权势集团却假借他的威望去消灭这种传统。托尔姆只是一个在权势者统治下的傀儡，他想把自己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罗尔夫，安排在归他所有的报社里当个更夫或者清洁工，可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权势集团为了让他当傀儡，迫使他流落他乡，他们给了托尔姆无数的钱，但是钱不能医治心灵的创伤。托尔姆一夜之间成了叛逆者，这是三十年痛苦积聚的结果。托尔姆最后说，“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他道出了激奋的伯尔的心声。但伯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并不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比现有社会公正合理一些的朦胧理想而已。
伯尔除了初期创作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外，其余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批判了拜金主义。他认为金钱的力量会把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完全毁灭掉。《保护网下》认为金钱是产生恐怖活动的渊薮。他写道：“这个社会不知从哪个遥远的地方得来高额利润，使得他们(恐怖分子)也能分享一点儿残羹剩饭。”可是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个人权力不断被剥夺，人格商业化，生活被金钱所支配。象勃韦洛，他是有非凡才能的银行高级职员，一直平步青云备受赞赏。他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是因为他憎恨那“狂长的财富、不断增长的财富、无穷无尽的财富，谁也无法利用它，它对人毫无好处，它是乱伦的产物，是九头妖蛇，勃韦洛决心砍下它的全部脑袋。”在勃韦洛的心理上，疯狂增长的财富是使他无能为力的外部世界，毁灭世界乃是为了拯救自己免于毁灭而作的最后的绝望挣扎。联邦德国前总统谢尔在追悼被恐怖分子杀害的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国葬仪式上说：“过去我们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使技术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未充分考虑是伤害人性的那段时间实在太久了。”这段话是《保护网下》很好的题解。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追求技术、追求物质财富，结果是生活富裕的人们普遍感染了严重的“空虚性神经官能症”：生活没有意义，感到绝望、无聊，要挣扎摆脱这个工业社会。
伯尔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虚构出一幅世外桃源图，那里的人们过着安逸、愉快、恬静的生活。这种乌托邦式的脱离尘世的生活不仅表明伯尔留恋资本主义前期生活的怀古情绪；而且作为作者的理想生活，它是对疯狂追求成就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但到了《保护网下》，罗尔夫在神甫花园里所过的简朴生活看起来虽然依旧是安逸恬静的，可是却已经充满忧郁情绪，这预示着作者的桃源之梦已经趋于破灭了。
伯尔尊重下层人民，认为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工作和喜怒哀乐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把街头巷尾的普通市民作为自己想象中的读者，努力对他们推心置腹，或者用小说、杂文的形式把他已经看到的东西告诉他们。伯尔使用的语言有时十分粗俗，似乎是未经加工的街头语。其实作者能毫不走样地运用各种类型人物的语言去表现人物，正是一种艺术。
评论家普遍认为伯尔是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伯尔已经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的书记官”，他无意按照生活的本来模样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伯尔认为，文学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是绝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另一种是写作时不以经验为根据的想象文学，这两种文学都是合理的。伯尔更加推崇的是“想象文学”，他认为现实有“所谓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两种。“所谓现实”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现实，包括人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历史事件、个人经历等等。对于“所谓现实”伯尔持轻视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表面的、片面的，不需要人们积极观察就能得到的东西。写小说的人如果只会堆砌事实，那就成了统计学家，不成其为文学家。伯尔在论文《同时代人和现实》中指出：“真正的现实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的想象也是真实的，它是我们天生的现实才能，使我们能够从事实中认出现实。”伯尔追求的是运用想象力透过事实的表面洞悉事物的本质，找到真正的现实。
《保护网下》是以当前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题材的，是反映联邦德国社会现状的。正因为伯尔的意图不在再现历史，而是利用这些事实作为素材发挥想象力，达到表现作家观点、感情、情绪的目的，因此《保护网下》常常使事实变形、扭曲，利用夸张、想象的手法把主题更加鲜明地表达出来。《保护网下》反映的“事实”只是历史事实的幻影，犹如中国画中的写意画，既似现实又不似现实。中国画有“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之说，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伯尔作品的特点。
《保护网下》是一部人物众多、故事枝蔓纷繁的小说。它完全破除了以时间为序，以主人公为中心、有头有尾叙述故事的传统方法。小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多视角叙述法。这些都是现代派的典型手法。《保护网下》的鲜明艺术特点就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手法的结合。
伯尔在小说中对托尔姆的内心独白处理十分细腻。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了托尔姆接见记者时的双轨思维方式：在一条思维轨道上，他侃侃而谈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另一条思维轨道上他研究自己从恐惧转为好奇的过程。这种立体的内心独白在伯尔的其他作品中是罕见的。同时，伯尔又用自由联想来加深和扩大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将现在、过去和将来，将此处和彼地交织在一起。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幅度都因此得到扩展。伯尔的创作，是传统方法和现代派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在德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中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伯尔已经逝去了，但他和他笔下的联邦德国社会图景会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引起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
(《保护网下》，〔德〕伯尔著，刊《外国文学季刊》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这位托尔姆先生想到村子里去散散步。这个村子是他诞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村子里住着他初恋时的情人，有他经常去忏悔的教堂，还有他双亲的墓地。然而他不能前往，因为几个警察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带着一群保镖去重访旧地，抒发幽思呢！他只得留在家里，他的家等于一座监牢。
有一个问题经常萦绕在托尔姆的心头，使他不能平静：他当上了雇主协会主席，那么将在什么时候、由何许人来杀害自己这个头面人物呢？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儿媳妇，还是流浪在中东的他的八岁小孙子？他把自己所有的朋友、敌人一一想遍，看看谁最可能来充当凶手。
托尔姆爱看空中的飞鸟，可他对飞鸟也不能放心，也许有人会研制遥控的假鸟，飞进窗户把他炸死。每当看到鸟儿飞来，他就心惊肉跳。可是他不敢声张，他怕警察会用铁丝网把他家花园的天空笼罩起来，隔断了他同大自然的最后一点联系。他不敢要铺子里送来的面包点心，他不敢拆香烟的包装纸，这里面都可能装着炸药，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托尔姆对警方的一切保安措施都百依百顺，无论它们是如何过分、不近情理，他都接受照办。他“甘心当个囚徒，甘心安安全全地死去，甘心死于追求安全之中。”
这是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他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里描述的联邦德国当前社会的一幅阴森森的图画。伯尔把联邦德国上层人士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心理作了荒诞的夸大。可是，书中描写的荒诞不经的天下奇闻后来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作家不是预言家，作品也不是论证历史发展的科学著作，然而立足现实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作家会写出真实反映一个较长时期社会风貌和精神心理状态的佳作。《保护网下》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海因里希·伯尔是在联邦德国文坛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译成四十五种语言。在伯尔卷幅浩瀚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线：分析研究他所处时代和他生活的国家中的问题。尤其自一九五三年发表小说《不吭一声》以来，伯尔作品总是以当前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题材。所谓“当前现实”就是作家写作时眼前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保护网下》一书几乎以新闻报道的速度反映了联邦德国社会的现状。联邦德国社会在七十年代末期所存在的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态、能源、褐煤开发、知识青年脱离父母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失业、恐怖活动、政治丑闻等等，小说中都囊括无遗。
对于社会现实，伯尔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评价。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历史就是受难，只有在权力消失之后人们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道德观决定了他对联邦德国恐怖分子的态度。伯尔的态度曾在联邦德国几次掀起轩然大波，使他遭到围攻和迫害。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联邦德国凯斯劳滕市的一所银行被抢，联邦德国丑名昭著的报纸《图片报》马上捕风捉影发表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这次杀人抢劫事件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分子集团的新暴行。抢劫事件后三周，伯尔在《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批评《图片报》的行为。他认为，联邦德国是一个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是一个只有六个人的反对社会政治体制的组织。如果夸大这个集团的罪行，那么反动势力就可以利用这种情绪，宣布处于非常状态，人民的基本权利就要受到侵犯，联邦德国的警察和司法界都有长期的反动历史，他们常常把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混为一谈。他还认为《图片报》用谎言、挑拨等无耻手段蛊惑人心，煽动歇斯底里情绪，这是一种鼓动私刑的法西斯行为。在法制国家里不能容忍报刊利用没有根据的直觉来煽动公众。伯尔的文章发表后，右派报刊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许多漫画攻击伯尔，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包庇恐怖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伯尔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是一本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它的副标题叫作“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报刊的垄断组织为了赚钱，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制造假新闻。一个人不顺从时势，就可能被污蔑为恐怖分子，声誉遭到破坏，人身受到威胁；许多暴力活动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产生的。
一九七七年，联邦德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三大恐怖案件：杀害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杀害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庞托，最引人注目的是劫持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他被劫持后经多方拯救无效仍被杀害，联邦德国为他举行国葬。三大案件之后，联邦德国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权势集团与商人更加胆战心惊，各个保镖公司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联邦德国当局扩建了联邦刑事局，使它成为欧洲最现代化的缉捕中心；惩治恐怖分子的刑法也越来越严，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控制住恐怖活动，它反而越演越烈，组织得更为出色。《保护网下》的某些情节即和施莱尔案件相似。《保护网下》用辛辣的笔调说明：警方的保护网似乎是天衣无缝，实际上在对付恐怖分子时毫无用处，但是警方可以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控制个人的私生活，扼杀人性。
《保护网下》的基调忧郁而富有同情心，伯尔对于反对联邦德国政治社会体制的激进派表示了明显的同情态度，但是他并不同情他们的暴力行动。《保护网下》有一段话：“他们(指恐怖分子)虽然威胁人身安全，劫持人员，杀害人命，但是自己心中却有一股冷漠的悲哀，或者说冷漠悲哀之情正是由此而起的。他们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犯罪；也可以说，他们在哲学上、理论上、逻辑上犯了罪。因为他们向这个制度提供了强身剂，提供了最最不该给他的东西——牺牲者、殉难者。”这也是伯尔对德国历史的总结：个别人的恐怖行动不仅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为统治者提供了实行白色恐怖的借口。伯尔一直希望恐怖分子自首，然后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处理他们。小说中薇罗妮卡的最后行动形象地说明了伯尔的态度。
应该说明，伯尔并不反对一切安全措施，一个社会应该有安全保障，然而伯尔看到联邦德国的保卫系统有追求尽善尽美万无一失的倾向，他认为这是危险的，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对社会的危害超过对社会的保护作用。伯尔说，《保护网下》有一个词是全书的关键，他希望读者能够找到隐藏在书里的这把钥匙，从而开启通往理解全书含义的大门，它就是“安全措施受害者”。这个词在小说中出自埃尔娜之口，她不是恐怖分子，因而不是安全网的监视对象；她也不是权贵，因而，也没有资格受到安全网的保护；但是她是扎比内的邻居，而扎比内是保护对象，因此埃尔娜也被扯进保护网下，成了“安全措施受害者”。“安全措施受害者”正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的直接后果，在《保护网下》里面几乎人人都是“安全措施受害者”：托尔姆夫妇及其女儿扎比内是警方保护对象，在保护网下失去个人自由；托尔姆的儿子罗尔夫是嫌疑分子，他的一家在保护网下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糊口；扎比内的邻居们在保护网下生活受到干扰，经济受到损失，名誉遭到诋毁；甚至安全措施的执行者警察也成了安全措施的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由，终日处于紧张状态。总而言之，一个“尽善尽美”的安全系统尽管漏洞百出远非万无一失，但是它已经剥夺了许多人的自主权利，使他们成为无法活动的囚犯，安全措施成了一种强制措施，一种强制行为，伯尔能够从人人习以为常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中找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他确实是独具只眼。
伯尔的创作生涯已有将近四十年历史，他的作品在思想、主题与手法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独特风格。
伯尔的小说主人公多是弱者、无能的人。伯尔认为，在当今联邦德国这个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只有这些弱者还保持人性。伯尔的小说很少描写人物的发展过程，他着意描写的是无辜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不公正的社会破坏了无辜者的幸福。《保护网下》写了百万富翁托尔姆一家的遭遇，按其实质托尔姆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个醉心艺术、不会理财、性格温和的自由派。他的《贝费尼希日报》在战后三十年中吞并了许许多多其他报纸，财产增长十万倍，这完全违背了托尔姆的意愿。托尔姆希望新闻界保持公允和不偏不倚的传统，可是权势集团却假借他的威望去消灭这种传统。托尔姆只是一个在权势者统治下的傀儡，他想把自己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罗尔夫，安排在归他所有的报社里当个更夫或者清洁工，可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权势集团为了让他当傀儡，迫使他流落他乡，他们给了托尔姆无数的钱，但是钱不能医治心灵的创伤。托尔姆一夜之间成了叛逆者，这是三十年痛苦积聚的结果。托尔姆最后说，“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他道出了激奋的伯尔的心声。但伯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并不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比现有社会公正合理一些的朦胧理想而已。
伯尔除了初期创作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外，其余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批判了拜金主义。他认为金钱的力量会把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完全毁灭掉。《保护网下》认为金钱是产生恐怖活动的渊薮。他写道：“这个社会不知从哪个遥远的地方得来高额利润，使得他们(恐怖分子)也能分享一点儿残羹剩饭。”可是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个人权力不断被剥夺，人格商业化，生活被金钱所支配。象勃韦洛，他是有非凡才能的银行高级职员，一直平步青云备受赞赏。他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是因为他憎恨那“狂长的财富、不断增长的财富、无穷无尽的财富，谁也无法利用它，它对人毫无好处，它是乱伦的产物，是九头妖蛇，勃韦洛决心砍下它的全部脑袋。”在勃韦洛的心理上，疯狂增长的财富是使他无能为力的外部世界，毁灭世界乃是为了拯救自己免于毁灭而作的最后的绝望挣扎。联邦德国前总统谢尔在追悼被恐怖分子杀害的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国葬仪式上说：“过去我们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使技术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未充分考虑是伤害人性的那段时间实在太久了。”这段话是《保护网下》很好的题解。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追求技术、追求物质财富，结果是生活富裕的人们普遍感染了严重的“空虚性神经官能症”：生活没有意义，感到绝望、无聊，要挣扎摆脱这个工业社会。
伯尔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虚构出一幅世外桃源图，那里的人们过着安逸、愉快、恬静的生活。这种乌托邦式的脱离尘世的生活不仅表明伯尔留恋资本主义前期生活的怀古情绪；而且作为作者的理想生活，它是对疯狂追求成就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但到了《保护网下》，罗尔夫在神甫花园里所过的简朴生活看起来虽然依旧是安逸恬静的，可是却已经充满忧郁情绪，这预示着作者的桃源之梦已经趋于破灭了。
伯尔尊重下层人民，认为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工作和喜怒哀乐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把街头巷尾的普通市民作为自己想象中的读者，努力对他们推心置腹，或者用小说、杂文的形式把他已经看到的东西告诉他们。伯尔使用的语言有时十分粗俗，似乎是未经加工的街头语。其实作者能毫不走样地运用各种类型人物的语言去表现人物，正是一种艺术。
评论家普遍认为伯尔是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伯尔已经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的书记官”，他无意按照生活的本来模样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伯尔认为，文学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是绝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另一种是写作时不以经验为根据的想象文学，这两种文学都是合理的。伯尔更加推崇的是“想象文学”，他认为现实有“所谓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两种。“所谓现实”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现实，包括人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历史事件、个人经历等等。对于“所谓现实”伯尔持轻视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表面的、片面的，不需要人们积极观察就能得到的东西。写小说的人如果只会堆砌事实，那就成了统计学家，不成其为文学家。伯尔在论文《同时代人和现实》中指出：“真正的现实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的想象也是真实的，它是我们天生的现实才能，使我们能够从事实中认出现实。”伯尔追求的是运用想象力透过事实的表面洞悉事物的本质，找到真正的现实。
《保护网下》是以当前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题材的，是反映联邦德国社会现状的。正因为伯尔的意图不在再现历史，而是利用这些事实作为素材发挥想象力，达到表现作家观点、感情、情绪的目的，因此《保护网下》常常使事实变形、扭曲，利用夸张、想象的手法把主题更加鲜明地表达出来。《保护网下》反映的“事实”只是历史事实的幻影，犹如中国画中的写意画，既似现实又不似现实。中国画有“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之说，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伯尔作品的特点。
《保护网下》是一部人物众多、故事枝蔓纷繁的小说。它完全破除了以时间为序，以主人公为中心、有头有尾叙述故事的传统方法。小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多视角叙述法。这些都是现代派的典型手法。《保护网下》的鲜明艺术特点就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手法的结合。
伯尔在小说中对托尔姆的内心独白处理十分细腻。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了托尔姆接见记者时的双轨思维方式：在一条思维轨道上，他侃侃而谈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另一条思维轨道上他研究自己从恐惧转为好奇的过程。这种立体的内心独白在伯尔的其他作品中是罕见的。同时，伯尔又用自由联想来加深和扩大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将现在、过去和将来，将此处和彼地交织在一起。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幅度都因此得到扩展。伯尔的创作，是传统方法和现代派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在德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中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伯尔已经逝去了，但他和他笔下的联邦德国社会图景会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引起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
(《保护网下》，〔德〕伯尔著，刊《外国文学季刊》一九八四年第三期)